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是山头林立、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这种按圈子画线、凭亲疏用人的风气弥漫历久，自然会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化。于是乎“一朝天子一朝臣”，“器惟求新，人惟用旧”等俗言谚语一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这种用人上的圈子意识，不仅普通人摆脱不了，而且连睿智杰出的政治家也无法摈弃。光武帝刘秀在处理功臣问题上是那样的英明宽容，在历史上博得了“允冠百王”的美誉。然而他对马援的纤微过失却穷诘痛责，不假颜色，就反映出其性格上忌刻冷酷的另一面。
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但马援系隗嚣部属，而非南阳首义功臣，君臣关系不够深﹑不够铁，恐怕是缘故之一。唐太宗天纵英武，胸襟博大，玄武门之变后连死对头建成、元吉的部属、亲信都敢起用，像魏征、王圭、韦挺、薛万彻等人就是由此而在贞观朝崭露头角，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的。但是说到底这些人毕竟不能与秦王府的老班底人物（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样为唐太宗所信任、所器重。其受太宗礼遇厚重优渥固然是事实，但权职相对有限同样属实情。遇到册立太子、任命宰相等根本大事，唐太宗愿意与之商量的人，主要还是长孙无忌这样的肺腑之亲，而不是魏征这些闲杂人等。这就是圈内圈外的区别，也是疏不间亲的道理。
明白了这层道理，再来看诸葛亮为什么会高度信任马谡，甚至将他擢拔为第一次北伐中原、兵出祁山战略进攻行动中的前敌总指挥，就能够很容易找到其中的答案了。
刘备蜀地立国，其麾下军政官吏队伍的构成基本上来自于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遂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团体特征。
这首先是涿州起兵到寄寓荆州之前的核心圈子。他们是刘备兵微时便跟随其征战南北、飘泊四方的老兄弟，与刘备有过命的交情。他们人数虽不是很多，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蜀汉政权内部处于位高权重的地位，且深受刘备的信任，所谓无戎宿将，恩宠最厚。其代表人物有关羽、张飞、赵云、简雍、麋竺等。
其次，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期间，所延揽、笼络、收买的荆襄人物。荆州统治者刘表在汉末是士人领袖，被天下士人奉为清流“八俊”之一。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对内兴起儒学，表彰文化，招贤纳能，安抚流亡；对外则以守疆安土为战略方针，想方设法远离中原诸侯厮杀角逐的战火，汲汲于自保。这样，便使得荆州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成为一方相对安宁的土地，收容了不少因躲避中原战乱而流离颠沛的士人。
曹操南下荆州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如王粲等）归附了曹操。另有一部分则在此前后跟随了刘备，这中间最著名的人物便是诸葛亮、庞统等。他们在刘备集团内部虽无涿州首义功臣的根基与声望，但是人多势众。且有诸葛亮这样的角色充任领袖，在蜀汉整个政权结构中无疑属于中坚力量，后来居上，前途未可限量。
蜀汉政权人员构成的第三部分，是刘备进入两川，反客为主，取刘璋为自代，奄有整个巴蜀之地后，所接纳的刘璋部分旧属与益州当地豪强、士人。他们中间有的见刘璋暗弱，禀执乱世之时“君固择臣，臣亦择君”之观念，随时留意为自己找退路、谋多窟，故早早与刘备暗通款曲。等到刘备真的对刘璋兵戈相向，其即主动投向刘备，成为蜀汉重要开国之臣。有的则是当刘备兵临城下，刘璋万念俱灰、束手投降之际，随大流，顺形势而被动地归依新的统治者。但无论是主动投靠的，还是被动胁从的，在蜀汉新政权中，他们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官吏队伍中，他们占了很大的比重，可谓是真正的基础。他们的代表人物第一号自然是法正，其次便是虽非益州籍，但却与两川当地渊源极其深厚的李严。
蜀汉政权人员构成的第四部分，乃是曾令曹操吃足苦头、大伤脑筋的凉州名将马超及其部属（曹操尝云：马儿不死，吾死无葬身之地也）。马超与曹操鏖战潼关，一度杀得对手丢盔弃甲、肝胆俱裂，后因种种原因功败垂成，先依附张鲁，终归顺刘备。虽说是战败亡命归附，但马超本人公侯之后的身份、久经沙场的经历，使得刘备不能对他及其部属等闲视之，而要奉为上宾，优渥有加。事实也正如此，马超的来归，大大地增加了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分量。由马超领衔上表劝进刘备晋爵汉中王一事就证明了马超在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之不可或缺。
当然，在蜀汉政权的整个构成体系中，上述四大部分（也可以说是四个圈子）的地位、实力以及影响是有很大不同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显著。它直接制约和影响着蜀汉政权内部的整合，给蜀汉政治格局的演变、政治生态的嬗递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换言之，四大圈子的彼此消长，实际上影响和决定了蜀汉政权的前途与命运。
在四大圈子中，凉州马氏实力最小，基本上是一种摆设。马超兵败来投，势单力薄，加上参与政权时间短暂，这种现实，决定了马超及其部属拥有众多的头衔、很高的爵位，但是在具体的军政大事上却不可能具有发言权，更不必说有什么决策权了。实际上，马超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归附刘备之后，他便彻底交出兵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着杜门不出、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的半隐居式生活。彭羕找他叙话，其中有“吾主内，君主外，天下不足定也”等言，马超闻后不胜诧异，大惊失色，赶忙向有司举报，绝情寡义地将彭羕送上断头台。这种做法本身就含有深谙自己不受信任，当时时检点留意，但求全身自保的心理。凉州马氏势力的处境以及与蜀汉政权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而随着马超的英年早逝，凉州势力也就很快烟消云散、消亡殆尽。只有马岱等孑遗以个体的身份依附于当时的政权主流之中，保存一些凉州军人的荣耀了。
涿州势力集团的地位与实力较之凉州势力集团自然要强大得多。然而其归宿却与凉州集团并无不同，可谓殊途而同归。导致其势力渐趋削弱，其影响日益式微的主要原因乃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该势力集团的代表人物，随着战事频繁，岁月推移，不是死于非命（如关羽魂断麦城，张飞命丧部属），就是死于疾病或老迈，到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全面主政时，该集团基本上也是凋零殆尽、彻底瓦解了。他们在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大致完成，是到交出权力之棒、淡出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时候了。
所以，经过政治格局的重新整合，自然规律的不断淘汰，蜀汉政权的人事局面逐渐形成了荆襄势力与益州势力的两元并存。它主导着蜀汉社会的政治生态。在这两元政治格局中，荆襄势力是外来力量，益州势力是本土力量。两者的结合，说到底是外来势力与土著势力互相利用，互相弥补，是强龙与地头蛇的一并相处，一并维系。
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是这个规律似乎并不适用于蜀汉政权的政治运作。荆襄势力集团的领袖诸葛亮是深富韬略、具有深远战略与娴熟政治手腕的杰出人物。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于他而言，乃是实至名归、洵非虚辞。而他麾下的荆襄豪杰，也是人多势众、兼资文武。另外，诸葛亮是一个十分强势的政治人物，他长期以来注意从荆襄士人中间培植亲信，丰满羽翼。因此到刘备白帝城托孤前后，荆襄势力实际上业已成为蜀汉朝廷中最强的一支势力，对益州势力构成了较为明显的优势，强龙压倒了地头蛇。
作为整个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刘备，对于朝廷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是了然于心的。他对于诸葛亮的杰出才略以及重用亲信荆襄人士的端倪也是一清二楚，并抱有一定警惕的。为了政局的平稳发展，为了朝廷两大支柱荆襄集团与益州集团的相对平衡、互相制约，他在收取益州后，曾有意扶植以法正、许靖为代表的益州势力。刘备借益州势力来控制、削弱荆襄势力的日益坐大，以防止其主宰政局、掌控一切。这就是他对法正言听计从，优容倚重，而同时相对冷落诸葛亮，让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仅仅担任杂号将军“军师将军”，只负责后方军事勤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的内在缘由。
对于诸葛亮明显亲近荆襄人士的做法，刘备也是洞若观火的。他评论马谡其人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诸葛亮的一种委婉提醒：不可凭感情亲疏用人，更不能按圈子画线排队，专用荆襄人士。而应该从大局出发，搞五湖四海，因能授任。诸葛亮是何等聪明之人。他当然懂得刘备重用法正、许靖等益州集团人士的深厚用意。但是从他的言行看，似乎并没有真正接受刘备的规劝。从夷陵之战后他的言论“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云云，我们仅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失落，而看不到他真正的觉悟。
遗憾的是，刘备平衡荆、益两大集团的良苦用心未能如愿得到最终的落实。法正、许靖等人的过早去世，使益州集团失去了众望所归，可与诸葛亮有效相互制约的领袖人物。而夷陵之战后，刘备忧忿交加，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迅速走向生命尽头的现实，又使得刘备不得不从稳定维系蜀汉政权命运的角度考虑，将托孤的重任交到诸葛亮手中。但是即使如此，刘备还是将与益州集团有渊源的尚书令李严作为托孤的第二号重臣。这样的安排很清楚，仍包含着平衡荆襄与益州两大势力的寓意。
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谁也没有力量再来制约诸葛亮放开手脚经营自己的荆襄核心圈子了。失去了法正这样的政治要角（也可以看作是对手）的竞争，没有了刘备这样的顶头上司的掌控，诸葛亮完全大权在握，可以毫无顾忌地我行我素、生杀予夺。他一方面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击、削弱益州集团的势力，尤其是重点剪除益州势力中任何可能对自己独揽大权、对荆襄势力顺利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的代表性人物。对同为刘备托孤大臣李严的打压、罢官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严当然有缺点、有过失，但是这些过失是否严重到必须罢官、贬黜为庶人的程度，则是可以商榷的。其实，像李严这样的高官，要彻查总是可以查出问题来的。关键在于是否小题大做，借一两个问题为突破口，把对手置于万劫不复的地步。由此可见，诸葛亮在李严的问题处理上，维护法纪、整顿朝纲乃是幌子，将李严整治得身败名裂，从而进一步压缩益州集团的生存空间才是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诸葛亮又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荆襄人士（尤其是与自己关系亲密者）擢以不次，委以重任，进一步巩固荆襄集团的圈子，强化其在蜀汉政权中的主宰地位。
对马谡的器重与任用，就非常典型地透射出诸葛亮这种经营自己势力、打造自己圈子的政治意识。诸葛亮与荆襄宜城马良兄弟关系十分密切。《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称马氏或与诸葛亮结拜为义兄义弟，或与诸葛亮有一定的亲戚关系：
“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
这种亲密关系，自然要在政治安排上体现出来。马良在先主朝即深受重用，官至郎中。但不幸的是，在夷陵之战中，马良随军出征，蜀军惨败，马良亦殁于阵中。诸葛亮失去马良，恸痛之情可以想见，于是把更多的关爱倾注到其弟马谡的身上。
马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对他是器重有加，尽管刘备早已指出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的偏爱与私心，使得他不以刘备的提醒为意，重用马谡不避任何嫌疑：“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
诸葛亮与马谡的亲密，早已超越了工作关系的范畴，而进入到了私人隐蔽的空间：“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真可谓废寝忘食、情深意密，这是一般部属无法想象、无法企求的殊遇。马谡自己也承认他与诸葛亮之间乃是亲如骨肉的父子关系：
“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三国志》本传《注》引《襄阳记》）
这种特殊的关系，加上马谡本人的确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长期以来是将马谡当作自己事业接班人来培养的，在马谡身上寄托着诸葛亮的深切期待。而马谡在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役中建议采用“攻心”之策：
“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这又为诸葛亮的取胜提供了最佳的方案，使诸葛亮得以顺利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消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件事，诸葛亮更加欣赏马谡的才能，认定他是继承自己事业、保持荆襄势力在朝廷政治主宰地位的最佳人选。
为了巩固荆襄势力的圈子，诸葛亮加快了起用马谡的步伐。诸葛亮知道，要进一步提拔重用马谡，光凭马谡充任副手（参谋长）这样的资历是不够的。马谡必须有充任主官、独当一面，并在战场上立有赫赫军功的经历与成就，才可以堵塞天下悠悠之口，为马谡日后担当诸葛亮事业接班人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样的圈子意识，使得诸葛亮在任用马谡问题上犯下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在实施第一次北上祁山、进伐中原的战略时，他弃魏延、赵云等能征惯战的宿将不用，而任用马谡充任前敌主帅。
问题在于优秀的参谋人才，不一定是合格的主帅人选。马谡作为参谋人才，参襄军事、辅佐主将无疑是合格的，但担当一军统帅却力有不逮了。而他又偏偏遇上像张郃这样的名将，于是街亭一战下来，马谡损兵折将，丢失战略要地街亭，使蜀汉整个北伐作战陷入全线的被动，“进无所据”。诸葛亮不得已下令还军汉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北伐就如此以失败告终。而马谡本人也因此战役丧失了自己聪明的脑袋。
马谡在街亭的败北，固然有拘泥兵法教条、不善于具体指挥作战的问题，但关键原因是诸葛亮本人在马谡的任用上没能做到“量才节任，随器付业”，把马谡放置到了他无法适应、无法践行的岗位之上。而诸葛亮如此英明的人物，却会犯这般愚蠢的错误，“授任无方”，其根源则是他脑子里的圈子意识太浓厚，私心太重，在荆襄势力集团经营上过于投入，导致迷惘糊涂的结果。
诸葛亮因经营荆襄势力集团小圈子而在马谡任用问题上摔了大跟头。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表明，他似乎并没有从中真正汲取必要的教训。在荆、益两大势力的平衡方面，很显然他还是依托荆襄集团而有意无意地贬抑益州集团。所以他宁愿起用凉州天水人姜维，而不愿将实权交付到有益州集团背景的人手中。应该说，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对日后蜀汉政治演变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汉政权作为以荆襄人士为主体的外来政权，与当地人士的磨合协同似乎一直存在着问题。巴蜀之地的名流、官绅、豪强、士人对它的认同拥护程度很可能是有一定保留的。
当日后司马昭派遣钟会、邓艾诸将统兵攻蜀时，诸葛瞩（诸葛亮之子）战死绵竹。而巴蜀等当地出身的官吏（如谯周等）却积极鼓动刘禅献城投降，就多少透露出个中的端倪。道理很简单，占主导地位的荆襄集团不甘心丧失自己的权益，自然要殊死抵抗。而对长期受压，甚至多少被边缘化的益州利益集团来说，既然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并非自己的政权，那么对它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必过于关心，改换门庭，转由曹魏来统治未尝就是天大的灾难。因此，当兵临城下之际，举城投降未必不是明智的选择。
（摘自｜黄朴民：《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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