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林彪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９时一封电报：中央并东北局：
“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显然，林彪对和平，对“最后一战”，是怀疑的和有保留的。
１月６日，中央在复电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１月２６日，中央在《对东北和战方针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不但仍然怀疑，而且致电中央，据理力争，说明战争的危险性。“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考虑之。”
“和平在蒋介石的脑筋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他只是在进行欺骗时才偶尔使用它.”“全国的和平是否有可能我们不了解情况，不好说，但在东北肯定没有和平！”当时在“东总”工作过的老人，都说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但在四平保卫战期间，为了宣传和鼓舞士气的需要，林也配合毛泽东说过“化四平为马德里”．但林彪从未讲过“最后一战”）。
秀水河子战斗前，林彪给１师和７旅营以上干部做一次报告，讲东北形势，讲建立根据地．林彪说：“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对这一点不保持警惕，就会陷入被动。”
实践证明，在东北初期，林彪对“战与和”的战略判断是正确的。
2、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彪对于东北局势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意见。即：“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第二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第三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
在第一、二阶段，林彪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人过早的决战，不与敌人计较一日之长短，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坚持集中兵力消灭分散和运动中的敌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东北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并率先夺取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的军队总共也不超过20万，远远少于国民党派到东北的100万军队。但是，林彪在战略决战前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到了战略决战时，敌人就是换了神仙来指挥，也无法挽回败局，用象棋的术语来说，是“中盘获胜”！
“过强无损，过残则可致命”（美国军事家兰沙），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擅于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不放过击败敌人的机会。打胜仗的将军不打无把握之仗，充分了解敌情，有了进攻敌人的机会才会出战。林彪依靠的是正确的战略，使自己处于胜利的战略地位，是大智慧。充分表现了林彪作为一个成熟军事家的的战略眼光。
在淮海战场，我军在战略决战前还处于劣势，虽然最后在决战中获得了胜利，依靠的却是我地下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战场起义（打黄百韬时张克侠起义，打黄维时廖云周起义）和在国民党最高层的情报，以及蒋介石、黄百韬、黄维、杜聿明屡犯低级错误。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侥幸取胜，不足为训。
作为棋手，一个是依靠大智慧在“中盘”稳获胜利，另几个是在“尾盘”时才侥幸取得胜利，哪一个更高明，只有呆子才分辨不出！
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实践证明是有战略眼光的！
4、1948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1948年7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沈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林彪战略的胜利！与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性质上相当。毛泽东要林彪春天南下是错误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也认识到“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比现在一些人懂打仗！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说：“军事知识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办到的。”
同样一只股票，半年前买进和半年后买进结果会完全不同！看好一支股票不等于就要立即买进，选择适当的时机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在战场上与在股市上有相似之处，选择适当的“时机”比选择一个作战的“目标”更重要，也更难。
5、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也是有战略眼光的！
6、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实践证明其是正确的。
毛泽东开始提出的平津战役的总战略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即：北打新保安、绥远、大同，南打塘沽、大沽、芦台，然后再对北平、天津包围歼灭。对这一战略当时上下均认为很高明。但林彪却对这一战略做了根本性的重大调整。即：“放弃两头打中间”。南面放弃打塘沽、大沽，集中兵力包打天津，北面放弃打绥远、大同，调“两杨兵团”参与集中兵力围打北平。林彪担心按毛泽东的打法，在我先打两头时，北平、天津的敌人重点兵团会乘我中间兵力相对薄弱，“以孤注一掷之决心强行突围，以图侥幸之成功。”那样的话，平津战役打成怎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毛泽东立即同意按林彪的要求改变战略部署，集中所有的兵力将北平、天津之敌50余万人团团围住，一着“臭棋”在落子之前终于变成了一着妙棋，而且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的傅作义打也打不过，逃也逃不了，只好举起了白旗，共产党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平津战役的彻底胜利。
打仗就是要抓重要矛盾，只要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就抓住了战争胜负的关键，切忌面面具到因小失大。实践证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抓住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而迅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些暂时逃跑的少量敌人最后大部主动投降了，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暂时逃跑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说明林彪“抓大放小”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瑞士军事家约米尼说过：“一位主将能够迅速而连续地运动他的主力，而又能保持着正确的方向，那么他对于获取胜利和确保而后更大的成果，就可以具有很大的把握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主将”。
粟裕有2次表现出战略眼光，但他同样有2次表现出战略眼光的不足：
1、解放战争初期，粟裕提出先内线歼敌的方针，并以七战七捷的实践证明其正确性。但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后仍然不愿意到山东！认为苏北条件比较好而坚持在苏北打仗，陈毅要他到山东，他叫陈毅到苏北！从1946年7月到12月，两人争来吵去，来往电报有上百份之多，都强调自己重要！还是毛泽东最后决定“集中兵力于鲁南决战”，这才有了宿北战役的胜利。但在宿北战役的胜利后，粟裕不顾毛泽东已经做出“集中兵力于鲁南决战”的决定，又提出在苏北平原地区与74师打仗。宿北战役之后鲁南战役之前，粟裕是主张先打张灵甫以报涟水之败的，而且他说服了陈毅。陈士渠觉得在当时打张灵甫是行不通的，于是他私自改了作战计划为先打鲁南，并绕过陈粟直接报毛主席批准。后来陈毅得知后，还大怪陈士渠向毛主席告他的阴状（因早在宿北战役之前，他们和毛主席就商定先打宿北后打鲁南的），陈士渠说：陈军长呐，不是我们有什么私怨，而是我认为那个作战计划（指先打张灵甫）确实行不通啊！到时我们承担不起那个责任啊！随后毛主席来电同意了陈士渠的作战计划，陈、粟这才释然。
由于苏北与华东的解放军合兵一处，又利用山东的山地不便敌人机械化部队的作战，这才导致张灵埔犯了兵家大忌被歼！从而导致了华东战场形势的根本变化！如果按粟裕的想法，就不会有后来的形势。在这里粟裕的战略眼光还不如陈士榘！
事实上，粟裕在打74师的战略问题上还有一次不为人们注意的错误，即在孟良崮战役前，粟裕看到敌人步步为营，有些沉不住气，提出华野分兵，并命令6纵等部队开始行动。毛泽东知道后发电报表示不同意，要陈毅粟裕不要贸然分兵，集中主力耐心寻找战机。粟裕才放弃了分兵的计划。果然，张灵埔急于立功，孤军深入，而已经在敌后往回赶的6纵正好堵住74师的退路，这才使74师陷入重围。因此，打74师，战略上的功劳主要是毛泽东，陈士榘，在战役指挥方面也有偶然因素（6纵正好堵住74师的退路）。
2、48年初，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而“集中华野、中野主力打大仗，歼敌重兵集团于长江以北”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比较可行而且风险较小的打法，也是正确的。
但粟裕于战略决战前向中央军委的建议的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规模都很小。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的战役目标为攻占两淮（淮阴、淮安）及海州、连云港，称为淮海战役。但两淮、海连并无国民党的精锐兵团，这一作战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选择的是国民党政府军的薄弱环节，以扩张占领区域。其歼敌计划没有包括任何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兵团，与后来的淮海战役相去甚远，是缺乏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提出的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决策才是导致最后真正意义上的“淮海战役”的关键。
因此，粟裕虽然有时也有战略眼光，但另外一些时候又缺乏战略眼光。在解放战争中，即使对林彪严格要求不给满分，林彪在战略问题上至少也能得90分。对粟裕宽容一点，不算他“七月分兵”的战略失误，以及没有发展壮大部队的战略意识，他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也是对错各一半，严格点他只能得50分，宽容一下能得60分就不错了。粟裕的战略眼光有限，与林彪有显著差距。
彭德怀与刘伯承在解放战争中，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战略意见，在战略方面基本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提出的战略见解来看，恐怕还比不过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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