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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早前闭幕的财新峰会，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关于财新传媒自身。19日晚上，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宣布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入股财新传媒，CMC董事长黎瑞刚将出任财新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CMC取代浙报成为财新第一大股东，成为今年中国最引人关注的媒体转让事件。
 
如果说CMC这个名字让人感到陌生，她身后的发起者则都是鼎鼎大名。2009年成立的CMC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媒体及泛文化产业的大型股权投资基金，主要发起人包括上海东方传媒(原名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简称SMG)集团控股的上海东方惠金、原文汇新民联合报业、国家开发银行等。简而言之，这是一家具有上海市官方背景的文化投资集团。
 
黎瑞刚何许人也？他不仅是CMC的董事长，更是中国传媒业界知名的“大佬”级人物。他是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SMEG）总裁，和人们通常所说的上海文广（SMG）相对，作为其母公司的SMEG被习称为“大文广”。这一集团旗下拥有东方卫视、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传媒等众多媒体，在中国电视和财经新闻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财经新闻的成长有目共睹。梳理中国财经媒体兴起、壮大并逐步分化的全过程，可以一窥中国改革的来路，或可预见中国媒体的未来。限于作者水平所限，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一
“文革”后第一份专业经济类报刊，出现于1978年。这份报纸的名字名为《财贸战线》。
 
《财贸战线》报是当时的国务院财贸小组的报纸，而参与创办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多是原北京《大公报》的人员。当时，“文革”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还在使用。财贸系统也还在开全国性的“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姚依林曾考虑新的报纸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名字，以配合大会召开，但因为名字太长不上口，而国务院财贸办“文革”前曾办过《财贸战线》月刊。财贸小组最终同意报纸定名为《财贸战线》，并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全国会议召开当日创刊，那一天是1978年7月4日。这也成为“文革”后第一份经济类报刊的生日。
 
1981年，《财贸战线》改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以《中国财贸报》为基础又新创办《经济日报》，由国务院主管，成为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并立的四大中央级党报之一。
 
二
1980年年初，中国的经济类报纸增加到三份，除《财贸战线》外，分别是《市场》和《经济生活报》。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社创办了《人民日报》的第一份子报，名为《市场》(1989年，《市场》报更名为《市场报》)。指挥筹办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
 
安岗对于《市场》报有一整套想法，这些想法在当时大胆甚至“出格”。他提出，《市场》不发评论，不强调指导性，以消息报道市场；不写长稿，二三百字，甚至百字新闻，登在头版，甚至头条，鼓励大记者写“豆腐块”的消息。稿酬从优；要敢于报道“封、资、修”的东西，如美容、化妆、服饰、饮食、休闲、花鸟鱼虫等。他还“石破天惊”地提出，要刊登广告；要研究股票、证券，内地没有，可以到香港证券交易所考察学习等。
 
如果说《财贸战线》和《市场》报是当时中国经济类报刊的“国家队”的话，杭州的《经济生活报》是“地方队”。《市场》报创刊后，各界反响强烈。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的吴尧民于1979年11月向时任浙江省长李丰平回报工作时提到此事，李丰平随即说“浙江日报也可以办一张经济类的小报嘛！”《经济生活报》应运而生，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省级经济类报纸。
 
三
创办于1980年6月的《世界经济导报》，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份由中央和地方学术机构联合创办的报纸，在中国财经报道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报纸的主办方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其定位是：“针对我国四化建设中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报道外国经济建设的成败经验，介绍各国经济发展情况，分析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普及世界经济知识，突出知识性（包括学术性）、针对性、战斗性，兼有新闻性、趣味性。”
 
《世界经济导报》的办报探索，在中国经济类媒体的历史上是不能抹去的一页。报纸每期都有一定篇幅刊登知识性文章和资料，增加读者世界经济方面的常识；把专业性、学术性的文章通俗化、普及化，把大量经济数据绘制成图表，以便读者快速了解相关内容。这份报纸从试刊号开始，就规定学者、专家的名字前不加“著名”等帽子，官员只用简单的官衔，名字后面也不加“同志”这一称呼，这些在当时都是很罕见的。
 
《世界经济导报》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报道内容上，都是中国经济类报道兴起早期的珍贵尝试。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因故停刊。
 
四
经济信息是八十年代经济新闻的主体。
 
八十年代的中国媒体，党报党刊仍处在绝对的支配地位。《经济日报》、《市场》报、《经济参考报》等新型党报的探索，悄然改变了中国媒体的经济报道生态。
 
改革开始以后，企业需要发布工商信息的渠道，经济类报刊成为它们的当然选择。与此同时，当时的经济类报道仍未从传统的宣传语境下脱胎，对地方和企业经济的表扬稿也占到相当比例。然而更值得重视的变化是，这些报刊扮演起为经济改革“鼓与呼”的角色，在记录经济事件的同时也传递政策变革的信号。
 
《经济日报》堪称这一时期党报变革的先锋之一。《市场》报的创办者安岗，是《经济日报》定名后的第一任总编辑，安岗的继任者范敬宜，也是知名的开明报人，他1979年在《辽宁日报》上所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捍卫农村的生产队自主权，是改革开放早期的评论名篇。他接任总编辑以后，《经济日报》更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尤以1987年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最为著名，报道探讨了承包租赁改革的性质，直接关系到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
 
当时的《经济时报》的不少年轻人，后来都活跃在新闻宣传领域，现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就曾是《经济日报》记者，1983年他第一次获得“全国好新闻”奖，就是因为一篇名为《工程师三代破屋两间，副局长一家新房四套——市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竟是“分配基本合理”》的批评性报道，该报道揭露了某些人以权谋私的现象，
 
除了企业的经营信息，八十年代的经济类报刊还最早开始刊登“生活服务类信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份征婚启事，就刊登在1981年1月8日的《市场》报上。四川江津地区四十岁的教师丁乃钧，通过这则启事最终和吉林的张姓姑娘喜结连理。
 
除了这些专业的经济类报刊外，在一般的党报上也开始出现经济类报道。胡舒立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人日报》，她早期的成名作，便是1985年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一篇关于华北油田的批评性报道。这一时期党报的财经报道实践，也为此后中国财经新闻界储备了人才。
 
五
1989年秋，中国内地终于出现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
 
《中华工商时报》的创办者是丁望。1989年报纸创办时，他已经63岁。早在1957年，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和工商新闻部主任，当时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当时极富盛名也已有争议的作家刘宾雁。当年“反右”，丁望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批评稿和给团中央领导提意见等原因，被打为右派，因为是“极右”，他被开除出党。80年代，他先后在《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任副总编辑，还参与主办了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
 
1986年，丁望从《经济日报》赋闲，本当离休的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他想办一份有民间色彩的商报，不从主管机关要钱要人，以求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经过两三年的奔走，改组后的全国工商联让丁望实现了这个梦想。1989年4月，《中华工商时报》拿到了刊号，是年10月，报纸创刊。
 
《中华工商时报》早期的办报方针被归结为丁望的几句话：“不做机关报，要办综合性经济大报”；“坚持鼓吹改革、市场经济和维护民营经济”；“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商味、民味、海味”。
 
丁望在《中华工商时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从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那是《中华工商时报》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胡舒立后来回忆，她1992年刚调入《中华工商时报》时采访几位台湾经济界大人物的稿件，第二天全文见报，她“颇觉吃惊”，问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话还没说完，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胡舒立写道：“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10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
 
《中华工商时报》的改革立场十分鲜明，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深圳特区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北京新闻界仍然沉寂之时，《中华工商时报》率先转载该文。当时，这一份不具备党报背景的报纸掌握主流经济媒体的话语权。美国道琼斯集团CEO彼得·凯恩1993年访华时对时任《中华工商时报》记者的胡舒立说：“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刊登综合性新闻的报纸可以有许多，而刊登商业新闻的报纸最后主要只有一家。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看好的是《中华工商时报》！”
 
六
资本市场的初建，在九十年代催生了一批财经类媒体。
 
在这一进程中，“联办”的名字不能不提。“联办”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简称，成立于1989年3月，由全国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联办”成立前，从海外归国的王波明、高西庆等人组成的“证券研究所设计小组”（“联办”前身）就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并送报国务院。创办证交所的提议获得肯定后，“联办”正式成立，王岐山、经叔平等作为发起会员公司的代表，都出席了“联办”成立的签字仪式。此后，“联办”直接参与了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设计和筹建。
 
1991年12月，“联办”全名改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外界仍习称“联办”。1992年，“联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的证券类周刊——《证券市场周刊》。而在此前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相继创办。这些以报道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为主的财经媒体，改变了中国财经报道的格局。
 
1992年“南巡谈话”后的市场经济潮涌，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财经新闻的发展。国务院直属机构也新办了不少经济类报刊，如国研中心的《中国经济时报》、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的《中国经济导报》等。此后，原有的一些专业性报纸也逐渐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商报，《中国经营报》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1995年，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首次定位为“经济为主的综合频道”，中国财经报道“国家队”里也有了电子媒体的身影。
 
七
1998年，《财经》创刊，这一事件在中国新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彼时，《财经》还不是一份拥有独立刊号的杂志，而只是《证券市场周刊》的月末刊，1998年4月18日面世的第一期，刊名也并非后来为人所熟知的《财经》，而是《Money》。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报道题为《谁为琼民源负责？》，以一篇调查性报道作为创刊号的封面，在中国新闻界并不多见。这也预示着，这注定是一家以批评性报道著称的媒体。
 
“联办”主任王波明是《财经》的总编辑，这本新创杂志的主编是《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部主任胡舒立。跟随胡舒立参与《财经》创刊的人并不多，现任财新传媒主编王烁是其中之一。1998年，年仅26岁的他要离开自己呆了近三年的《人民日报》国际部，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参加《财经》团队，二是去当时如日中天的《南方周末》。就在他即将南下广州时，胡舒立慰留他，说“既然你参加了创刊筹备，把第一期做完再定吧”。
 
王烁同意了，并自己写就了《财经》创刊号的《致读者》：“当经济列车隆隆向前的时候，我们将关注在车头里的人们，我们深知，他们的思想、策略和手法，将深刻地影响到前进的速度和方向；我们将关注车厢里的人们，不管他们坐的是软卧还是硬座，哪怕只是手持一张站票，我们知道，经济成就的意义，就在于绝大多数人福祉的进步；我们将眺望前进的方向，也将审视向远方逝去的轨道。我们相信，反省过去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为诚实的成功者鼓掌，我们也向经济生活中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伸出手掌，我们认为，转型的欢乐与痛苦应由公正的规则来衡量。”
 
这段文字诠释了《财经》的使命，成为《财经》史上的一段重要表达。而王烁本人，后来也留在《财经》，担任执行主编，直至今日，和胡舒立共事整整15年。
 
八
《财经》的历史是一部传奇。
 
2000年10月，《财经》以独立刊号独立出版，不再作为《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报道，是“基金黑幕”。此后的2001年，《财经》接连推出“股市忧思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等重磅报道，更巩固了其在资本市场报道，尤其是批评性报道中的领军地位。2002年，《财经》改为半月刊。
 
2003年，在《财经》的历史上又是关键转折。她在中国境内媒体中率先报道“非典”肆虐真相，并凭借SARS系列调查获“2003年度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兴衰”、“卢万里案真相”、“马招德卖官链”的报道，将触角伸向反腐和法治领域。这标志着《财经》作为一家财经媒体，已成为中国政经、社会报道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5年，《财经》改为双周刊。是年，《财经》从松花江水污染等话题开始，开始关注中国的环境与科技问题。2006年，《财经》对上海社保基金案进行系列报道；2007年第一期，又刊出重磅调查《谁的鲁能》，更使其调查报道的深度和声望都达到顶峰。
 
在很大程度上，是“联办”的特殊背景和王波明、胡舒立等人的红色出身，给这份杂志赢得了其他媒体不可比拟的言论尺度和报道空间。《财经》虽然不具备过多的官方背景，但拥有直抵决策高层的渠道，2001年，对银广夏这家明星上市公司的调查报道相当敏感，在《银广夏陷阱》一文刊出前，王波明向他的老朋友、时任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的王岐山打电话，王岐山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出吧。”报道刊出后，银广夏的神话轰然倒塌，公司高管也被送进监狱。
 
然而和其他媒体一样，《财经》并不能超越中国国情。《财经》创刊15周年晚宴上，王波明忆及往事，《财经》创刊号的封面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发表之后，时任副总编辑的戴小京，在证监会写了一个星期检讨。这以后的十几年，《财经》一直在庙堂与江湖间上演走钢丝的平衡术。
 
九
2001年1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正式发行。
 
《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办团队，脱胎于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参与《21世纪经济报道》筹办的沈灏、刘洲伟分别担任过《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和经济部主任。事实上，《21世纪经济报道》在正式发行前的四期试刊，就是通过《南方周末》的渠道投放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南方周末》的全盛期。这份以社会新闻和调查报道著名的报纸，最初涉足经济领域是在1992年12月，稍晚于《证券市场周刊》。当时《南方周末》创办了“经济与人”板块，定位于记录市场经济如何影响人的生活。那一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中国的“市场经济”目标。
 
刘洲伟1994年从大学毕业后到《南方周末》任记者，最初就在“经济和人”板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是《南方周末》唯一的经济记者。他在《南方周末》期间，对其经济报道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时任《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认为，正是刘洲伟所做的VCD系列报道，奠定了《南方周末》经济版的江湖地位。
 
1998年，“经济与人”板块被改为“新经济”，既关注国际上开始兴起的互联网“新经济”，也着力涉足中国经济变革中“新”的制度建设。刘洲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你知道《南方周末》一直是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他们整个一套的理念。但是，经济部的理念跟原来新闻部的理念都已经不太一样的。它更多的从制度的角度开始思考已经发生的事情，试图再通过观察制度的演进可能会引起的社会发展的局势，并帮助精英阶层寻找答案，寻找解决之道，这是它的一个理念，也是逐步发展成《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21世纪经济报道》甫一创立，就持续关注与经济相关的制度建设。《21世纪》不是一份单纯的商业报纸，而有宏观与政经的视野，调查报道和批评性报道也是《21》重要的面向。
 
到2008年，《21世纪经济报道》成为周一到周五连续出版的日报。而以《21世纪经济报道》为首的“21报系”，也拥有了《理财周报》、《商务旅行》、《21世纪商业评论》、《环球企业家》等更多的媒体，成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财经报道组群之一。
 
同年四月，山东三联集团投资创办的《经济观察报》问世。这份报纸随即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财经类周报之一。十一年过去了，《经观》并未像《21》一样改为日报，仍然每周只出一期，但其影响力有目共睹。
 
十
2003年，广电总局批准了一项呼号变更，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和东方广播电台财经频率呼号统一改为“第一财经”（China Business Network，CBN）。
 
“一财系”的出现，给中国财经媒体领域注入新的活力。2004年，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第一财经日报》创刊；2008年，上海东方传媒（原上海文广）主办的《第一财经周刊》面世。“一财系”最终逐渐成为全国仅有同时拥有电视台、日报、周刊、网站、广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的全媒体财经媒体集团。
 
一财隶属于上海东方传媒集团（SMG），和东方卫视、上海卫视等都是兄弟。第一财经更多致力于商业报道，传递有用的商业信息，并讲述好玩有趣的商业故事。第一财经旗下的产品，和竞争对手之间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性。相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依托华东地区的区域性成色更为浓厚，相对于《财经》等老牌的财经类杂志，《第一财经周刊》的风格明显轻松幽默许多。
 
十一
2009年秋天，中国财经媒体开始一轮新的分化。
 
这年11月23日出版的《财经》，刊载了总编辑王波明的社评《理念支撑下的坚持——致读者》。文中他写道：“泛利大厦19层，300个工位，可以算得国内最具现代气息的新闻编辑部，此时已经是空空荡荡。”《财经》时任主编胡舒立此时已决定离开，独立创办一家新的媒体，她带走了《财经》当时编辑团队中的大部分。
 
这本以“独立、独家、独到”为标榜的杂志，走到她的十字路口。王波明对于和胡舒立的“分手”深感遗憾，但他更加坚定地向读者强调：“《财经》不只属于创办者和运营者，甚至不只属于你们——我们最尊敬的读者，《财经》更属于你们所代表的社会正义和良知，《财经》属于更加改革和开放的中国。”
 
七个星期后的2010年1月4日，一期封面报道为《通胀如虎》的《新世纪周刊》悄然登上大城市的报摊。胡舒立所率领的团队注册了新的企业——财新传媒有限公司。他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杂志平台。一周以后，《新世纪周刊》刊出《编者致辞》，这一期被定为正式的“改刊纪念号”。《致辞》中，财新的编辑团队表示，新世纪新十年，将继续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拓进。“因为我们，作为职业新闻人，一如既往地相信，这种努力在转型的中国是可能和可行的，有价值更有需求，而其进展关乎中国的未来。”
 
十二
离开《财经》后，胡舒立团队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获得了原《新世纪周刊》的刊号，又得到了浙报集团以4000万元投资，后者占得40%的股权。2011年中，《新世纪周刊》刊号正式从海南转到浙江，而随着最新一次的股权转让，《新世纪》刊号将移至上海。
 
刊号的辗转只是一个侧面，印证财新团队在创业中面临的阵痛与波折，但其风格与职业诉求没有变。财新针对企业和资本市场的报道依然老练纯熟；从重庆“打黑“到中石油反腐，财新的法治报道有声有色。她挑战了中国媒体不报道媒体的“潜规则”，以《达芬奇“案中案”》、《IPO有偿沉默》等重大报道揭露中国的“新闻寻租”现象，力图提倡行业自律和自净。
 
同一时期的《财经》，迎来了不少的新鲜血液，如王波明当初的设想，基本重回正轨。《财经》在坚持双周刊出刊的同时，还尝试设“评论刊”和“金融刊”，邀请业界和学界人士对热点财经、学术议题展开论衡，丰富了杂志的产品线。
 
十二
北京ＣＢＤ，是中国媒体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央视、人民日报社、北京电视台都聚集于此。
 
离开《财经》之后，胡舒立的团队搬到了光华路东口南侧的温特莱中心。同一条路的西端北侧，是中央电视台的新址。站在财新的办公室走廊，可以透过落地玻璃看到“大裤衩”。财新办公室正对着的是首都经贸大学东校区，这一校区南北长度区区两百多米。穿过首经贸校园，大街的对面就是人民日报社。
 
但财新和上海文广（SMEG）的距离更近。SMEG在北京的办公室，在光华路二号的“阳光１００”，和温特莱中心仅一条十几米的小街相隔。财新的员工常到阳光１００楼下吃饭，如果有在上海文广的朋友，也可以叫到一起。
 
事实上，财新和SMEG之间，并非单单空间上的亲近。财新也透过和后者的合作，实践自己的全媒体理想。“第一财经”和财新联合制作的一档节目“首席评论”一直在“第一财经”旗下的电视台播出，在财新网上可以看到这档节目的往期视频，这档节目开播可以回溯到２０１０年年中，当时财新传媒成立也不过半年多而已。
 
刊、网、视多元融合的传播路径，由“一财”发轫，也为财新所追求。这逐渐成为中国财经媒体界重要的趋势。
 
十三
同样在２００９年年底，一本新的中央级刊物走上报摊，名为《财经国家周刊》。这是新华社在瞭望系列政经刊物中推出的一本新刊。此后一段时期，又有《财经天下周刊》等一系列商业杂志新创，加之《彭博商业周刊》、《哈佛商业评论》等中文版登陆，财经类报章杂志数量又有大幅增长。
 
３５年来财经新闻的发展，仍可看出两大类型媒体的分野。一边是中央部委或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媒体主办的“喉舌”媒体，另一边则是研究机构或者地方兴办的“市场化”媒体。两者的数量总体都呈上升之势，但后者的增长速度明显更快。
 
在财经类媒体数量持续增加的同时，也有一些媒体人开始思考财经类媒体从平面向互联网的转型。自２０１１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财经编辑记者开始出走，投身新媒体创业。这一潮流中不乏在江湖中已有声名的资深编辑记者，而已身为执行总裁的刘洲伟在今年８月离开《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则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他三年前尝言：“如果不出意外，报纸这样的东西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报人手上，已不是什么悬念。我们还年轻，报纸却老了，挽歌隐隐传来，正是仓皇辞庙日。耶稣失去教堂，世界将会怎样？也许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但如果失去的只是锁链，你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美丽世界，新闻不死，报人涅磐”。
 
财经媒体领域的持续裂变在所难免，互联网技术下传播的定制化、个人化、细分化趋势，正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媒体格局。
 
十四
财新牵手CMC，黎瑞刚和胡舒立的“黎胡配”成型，外界并不太意外。
 
自今年十月胡舒立独家专访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以来，关于财新将转投沪上的消息已在坊间流传。在传统媒体遭遇寒冬之际，媒体众人的应对方式颇可玩味。有人主动以个体姿态拥抱新媒体，也有人冀望实现整体性的全媒体转型。前者朝向新一轮的分化，后者则指向不同机构的重组。财新与CMC的联合，乃是这一轮重组中引人注目的事件，未来财经媒体界将呈现何种生态，让人拭目以待。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舒立团队离开《财经》前的倒数第二期杂志，封面报道正是《上海文广突破》。当时，上海文广(SMG)刚刚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制播分离、集团整体转企改制的广电机构。这一改革的推动者正是黎瑞刚。这一篇封面报道对黎瑞刚着墨颇多，这位时年仅40岁，已任厅级干部长达7年的上海文广舵手，被《财经》杂志记者在一个小标题里定义为“少帅”。
 
2012年起，黎瑞刚身兼上海文广影视集团（SMEG）和CMC的老总，他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CMC上。CMC投资项目广泛，包括星空传媒、东方梦工厂、TVB中国等。此番入股财新，对于CMC而言是投资领域的一次拓展。身处艰难爬坡之中的财新，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资本伙伴。
 
十五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财经新闻是中国新闻界成长最快的领域，这一点几乎无人否认。
 
胡舒立如此看待财经新闻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特殊国情下，财经报道的发展有着其他领域报道不可比拟的特殊优势。譬如说，财经报道天然地具有“去宣传化”的色彩，股市的指数涨了就是涨了，跌了就是跌了。正源于此，财经报道成为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得到最充分实践的类型。
 
同时，中国的经济转轨一直处在剧烈的时期，这也给中国的财经、商业报道提供了丰富素材，。相对于时政领域报道，财经领域报道受到的管制较少，新闻空间要大得多，这也使得中国财经报道的整体发育程度，远远高于时政等领域。
 
而更根本的因素，是财经媒体或许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媒体门类，这给了它们更大的资源支持和独立性。
 
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新世纪》，中国的财经媒体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欧美新闻气质”。因而，这些媒体和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率先获得了西方社会的认可。而今，财经类报刊获得国际性新闻奖项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中国媒体，足以见得在国际上，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财经媒体对中国新闻界的特殊价值。
 
十六
2000年，浙江的《经济生活报》停办，刊号转由新创的都市报《今日早报》使用。2009年，《人民日报》的第一家子报《市场报》纸质版停办，转为网络版，原刊号改由新办的《中国能源报》使用。时移世易，中国财经媒体的格局，已同当初大相径庭。
 
但从《经济日报》到《中华工商时报》，从联办再到后来的南方报业、上海文广，中国的财经媒体发展史有一条清晰的脉络。由北京到地方，由中央党报的“官办”到研究机构的拓展，从最初的经济信息，再到后来成型的商业报道、资本市场报道，再到21世纪风行的政经，中国财经媒体报道的领域逐渐拓展，报道的深度也从对企业、地方的宣传稿，延伸到对市场的观察、对商业事件的深度调查，再到对公共事件的关怀、对公共政策的思辨。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中国财经媒体界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精英群体。尤其以丁望时期的《中华工商时报》为代表，俨然成为此后中国财经新闻界的“黄埔军校”。九十年代以后，财经媒体逐渐成为中国新闻“江湖”中一支重要的势力，而当初的这帮人和他们的子弟兵，参与了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变革历程。
 
十七
不可回避的是，财经新闻也是中国媒体分化最大的一个类型。
 
以《财经》、《新世纪》为代表的一部分媒体，在专业水平和调查能力上，都是中国媒体的翘楚。他们奉行采编和经营严格分离的媒体，在采编部门和经营部门之间建立起“防火墙”，以保证报道乃至于媒体本身的独立性。从新闻伦理到新闻实践，在中国所有媒体中，这些财经媒体与全球业界的标杆水平，最为接近。
 
但同时，财经新闻界又是中国新闻界中最为混乱的一个领域。相对于时政、社会等报道，财经报道尤其是商业报道，与企业的商业利益直接相关。这使得财经新闻领域成为新闻腐败的重灾区，媒体和企业之间常以商业利益作为交换，有偿新闻、有偿不闻频发。近两个多月来，全国多地多家媒体的记者因为涉嫌收受贿赂被抓，也从侧面印证这一行业内部存在的问题，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时代给了财经媒体相当的报道空间，她们中的杰出者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空间。而时代同样也释放出资本的力量，缺乏真正独立性的中国财经新闻界，也有相当部分媒体和从业者彻底匍匐于资本之下，成为其附庸甚至奴仆。中国新闻界最硬的脊梁，在财经媒体界。中国新闻界最软的骨头，也在财经新闻界。
 
十八
中国财经媒体将有怎样的未来？
 
当传统媒体的危机同样传导到财经类媒体，似乎人们也有些失落。好像《财经》杂志全盛期那样的业界标杆已经不再那么耀眼。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市场里，谁能得到资本的青睐？谁能保持昔年的荣光？如果无法突破现有的天花板，整个业界将何去何从？
 
答案，需要时代的剧变本身来印证。而我们只能推测其间的趋势。面对细分市场的、面对特定个体的个性化的资讯和服务，将会对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构成挤压，而这些服务将越来越多地由更小型的咨询或信息平台来提供。“内容为王”背景下，大型财经媒体永远不变的优势，是对大时代、大事件乃至大案件的深度介入，这些领域是更小型的机构难以替代的。
 
或许到那时，财经媒体和其他类型媒体的界限会变得更加模糊；或许到那时，财经媒体的精神特质会显得更加突出。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财经媒体本身就恰如《财经》创刊号《致读者》里所说，它们都身处在一列经济列车之上。它们的方向，取决于中国的方向。
 
十九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社会新闻和财经新闻，构成中国新闻界整体进步的一体两翼。
 
社会冷暖的温度，激起人们对于每一寸阳光的渴望。“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是一个时代的最美祝福。从广州兴起的媒体春潮，以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为代表，感动和激励了一整代人。
 
财经震荡的晴雨，关乎人们对价值的判断、对规则的衡量。由一篇篇财经报道出发，市场经济、法治和全球化的理念得以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从《中华工商时报》起，一路走来的财经类报刊，改变的不止是某只股票的涨落，更是中国新闻业界的技术水准和言论空间。
 
一代新闻人创造了过去三十年的传奇，他们留下的身影，至今并未远去。
 
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忙碌，依然意气风发，记录着中国变革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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