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英时，李怀宇/

 
　　余英时先生今年83岁。一辈子研究历史，结果“返璞归真”。对中国的将来，他不再执著于预言某个特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大变动中，某种新的秩序的建立不是短期的事情。”相反，他强调偶然之力：“历史是偶然加成的，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之类。人生也有许多偶然，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对不可知的未来，余先生唯一强调的是自由；对年轻人，余先生的建议更像警示：“把自己当人。”

　　本报记者 李怀宇

　　陈寅恪诗云：“读史早知今日事。”读史能否预测明日事？史学家唐德刚有言，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他将这两百年的转型期称为“历史三峡”。唐氏的时间表是1840年到2040年，期望走出“历史三峡”之时，国家风平浪静，百姓可以过点太平日子。李慎之则曾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唐、李两人谈到的时间不谋而合，引人深思。

　　史学家余英时认为：“为什么两百年就一定解决呢？是大家把自己的希望混在历史发展中间去了。至少我不可能给出什么时间表。两百年走出历史三峡，这是形象化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只是表示某些人有这样的希望。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大变动中，某种新的秩序的建立不是短期的事情。”

　　对预测未来世界，余英时说：“那是希望的投射。因为大家有同样的希望，希望太平，希望永久的好的秩序出现，以后就是安安定定过日子。这是人的正常愿望，但是整个历史是许多不同的势力在冲突、演变中，有合作，也有冲突，没有办法判断往冲突的地方走，还是往妥协的地方走。”在余英时看来，研究历史的意义就是了解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了解多了，就晓得这些过程对长远有一种智慧的启发性。不是说某一个人看某一本书就跟着改了，会避免从前的错误。但是长期讲，可以产生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对全体社会来讲，社会越进步，还是可以起作用的。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一做公众马上就群起而攻之，这个智慧社会上已经存在了。”

　　余英时认为，大到社会演变，小到个人生活，都有许多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决定。“历史是偶然加成的，不像有什么必然的规律之类。人生也有许多偶然，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有些历史学家自认穷其一生就是要在历史中寻求规律。余英时说：“现在西方史学家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在找规律了。社会上有一个现象，把这个现象搞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这个地方发生？前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要了解这个真实性。”

　　为什么许多人研究历史是想知道未来？余英时说：“未来不可知，因为长期不大动的社会，可以从过去的经验里得到一些教训。实际上得不到什么教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是要给皇帝找教训的，皇帝真的能得到教训吗？皇帝也有七情六欲，等到七情六欲作主的时候，什么教训也忘了，他明明知道女色有害，突然爱起哪个女的来就不顾一切了。他还管教训不教训呢？他把皇帝的责任感给丢掉了。有人说，读历史是要从中得到经验，那是很陈旧的观念。”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中有很多精彩的记录，可是事隔千百年后，司马迁写起来好像是亲身在现场记录一样，到底可信吗？余英时说：“这当然需要旁证和辨别，我们读史书一定要有怀疑的态度，不能一看作者是大家，就全盘接受了。不过，这也涉及到历史的想象力问题，司马迁运用了想象力来重构历史。史学家的想象和小说家的想象是极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学家的想象要在一定的时空之内，并且必须受到证据的限制。你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就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使明清的兴亡遗事复活了，书中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以至虚荣、妒忌、轻薄、负心等心理状态，我们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我写《朱熹的历史世界》，也是尽量根据大量可信的证据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希望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见到历史人物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

　　在历史与现实世界上下求索，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余英时说：“还是为知识而知识。没有一定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就等于喜欢下围棋，就什么都不会想，只想在棋盘上怎么进行变化。打麻将、打桥牌恐怕也是这样。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人类讲真理，过去西方最重要的是讲真、善、美，求真、求善、求美，都是没有目的的。对人家好，并不是希望人家报答你，而是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应该有善意，不应该想害人，能帮的应该尽量去帮他。这就是从前一句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我的快乐从哪儿来？能帮助一个人，心里是最快乐的，并不再有其他想法了。求真善美是人向上的力量，我们并不只是一个动物，就是吃饱饭，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坐好汽车。人一定要有精神要求，宗教最高的追求是真善美。”

　　“尊重不同，才能和谐”

　　时代周报：身在海外，你对祖国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余英时：我们在海外当然希望中国变好。现在海外是一个和平的看法。中国的许多事情是在酝酿中，所以我们看不清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我不能给中国的未来安一个时间表，以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我不知道。要开放才能真正稳定，讲和谐社会不是很容易的。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

　　外国有各种的猜测，这是不可靠，谁能说五十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现在各种地方势力多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都是问题，将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未来中国的变化没法预测，我希望中国好。

　　时代周报：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会引发什么样的观念变化？

　　余英时：现在只看市场是不行的。在中国能赚钱还是因为廉价的劳工，这就是许多外国人愿意去投资的原因。有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东西就卖得多，所以经济增长率很高，那是不错的。但是美国是相当平均的，没有哪个地方城乡差异或者南北差异那么大。美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从事农业，城市吸收农村的劳力。过去中国少数人的生活不错，很安定，不过那时候农村生活简单，欲望也不高，现在欲望高得不得了。最近有人去我的安徽乡下，回来告诉我：年轻人都没有了，都出来打工了。这在我们从前是没有的事情，哪有几个人到城里去找工作的呢？

　　我觉得民主和自由是整体秩序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没有自由，不可能发展。美国唯一的好处就是换一个政权，不需要流血作为代价。从前胡适就对国民党说：实在不行，一党就分成几党好了，自己竞争，这样就实行和平转移。国民党那么强势，在台湾被选民一选就选下去，第二次再选不行，但至少还有机会。如果说霸道能控制局面，短期是可以的，看看历史上，希特勒威风凛凛的时候能够维持多久？这是靠霸道，最后是自己给自己挖坟墓。我们现在要平和一点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也希望自己在文明上赶上别人，不是说发点财就变成暴发户的心理，没有文化。文化要有价值，社会公平就是价值之一。

　　时代周报：在社会财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

　　余英时：价值的问题不能说马马虎虎，把别人的财产无缘无故没收过来。中国说法是“藏富于民”，财富在民间，百姓会好好保护：我创造财富，不会把这个财富浪费的。我记得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穷人没有地方住的话，政府要管，管到最后穷人跑到最贵的旅馆，那就不可能负担。有一批人控制公家所有财产，这批人难道都是圣贤？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在法律上征收很多税。像美国很多的资本家最后设立基金会，回报社会，用于研究学术、艺术各方面。钱没有由个人浪费，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资本主义也接受许多所谓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也有问题，就是保守主义出现，因为穷人完全不做事，也可以让国家养，社会养那么多懒人，工资比拿福利还少，人家就不干了，就没有人生产了。这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政治比重应缩小

　　时代周报：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处理权力制衡的问题？

　　余英时：中国是大一统的政府，没有相对的力量可以跟它平衡，中国没有像西方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在西方中古时代，想做皇帝，要主教同意，要教皇承认，教会与皇权是相并列的，所以皇帝不是至高无上的。

　　中国只有士大夫提倡道，这个道没有组织宗教，佛教、道教都是地方性的宗教，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怎么跟一个有全国性组织的王朝平起平坐呢？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中国儒家已经提出道、理的观念，让皇帝不能做过分的事，因为王朝还是要靠士大夫来维持的，中国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胡作非为也不是事实，这就是说文化还有一个控制的力量。明朝李昆讲：朝廷之上，士最大；理又比士大。中国儒家讲的道理有限制皇权的意思。明朝有一个姓和的太监反对皇帝，皇帝气得不得了：“是哪个指使你的？”“有两个人指使我，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有某一种权威，皇帝也不敢冒犯。

　　中国不是没有精神力量，但是没有组织的精神力量。我到比利时去看国都，国会上写着工会代表、商人代表、封建领主代表，都是对皇权加以限制的。英国的大宪章就是地方诸侯要限制皇权，这是在12世纪，中国是在宋代的时候。换句话说，社会要有多种势力，皇权就相对减低，所以南北朝皇室的力量弱，大族的力量强。有人说，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如果真是封建，皇权就受到限制了。日本是真的有封建，所以它的皇室并没有力量。中国吃亏在没有封建，封建消灭得太早，就没有东西可以跟皇权对抗了。社会上有大的势力，皇权不得不低头。一个人统一了天下，贵为天子，为什么要受限制呢？这不能骂中国不行，因为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的。不是哪个皇帝本事特别大，就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这是有社会基础的。

　　时代周报：在现代化文明的进程中，如何通过法制健全等方法来减少暴力？

　　余英时：现在如果要开创出一个局面来，可以不断地改进。改进是唯一的办法，不是靠革命来解决问题，尤其不能用暴力，不能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还能经得起再来一次革命吗？美国和西方社会主要是靠法律。美国社会最坏的犯罪分子也要有人给他辩护，而且判罪也不是由法官来决定，有一个陪审团，陪审团认为有罪，才能定多少罪，如果认为无罪，明明是犯罪的人，也照样释放。我们现在希望中国的老文明能够更新自己。

　　时代周报：你希望中国的发展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行？

　　余英时：我认为要把政治的比重在一个国家里变得很小。在中国历史上，谁胜利就要拥护谁，百姓就变成顺民了，没有批判能力就是顺民。这种演变趋势是出现一个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一定要维持它的统治，这是最糟糕的。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自己慢慢调整。从美国黑人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开始的时候黑人被压迫得不得了，这几十年来黑人地位不断上升，黑人可以竞选总统了，这就是进步的地方，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就是靠自我调整，如果一个机构不能自我调整，必须外面把它打败了才能取而代之，这就危险了。

　　时代周报：在变革时代，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余英时：我想这些问题你们不要太担心，但是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就感激涕零，就不太好了。我们不是为一个人活着，也不是为一个组织活着，我们是为自己活着，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就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会友集》、《中国文化史通释》、《情怀中国》等。

来源: 时代周报 | 来源日期：20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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