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编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15人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凤凰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此次会议，现以凤凰网大学问特别版刊发部分学者发言。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以“由选举到治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路径转换”为主题发言。徐勇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民主路径，当时中国以选举为突破口，但选举最终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发展优先、维稳至上的治理压倒了选举。
   
    徐勇称全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有效治理，而治理分两条路线：一条是社会动员路线，它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绩效，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但会弱化社会自我治理能力，造成一种依附性社会；另一条是社会参与路线，着力社会建设，极具民主要素，但可能短时期无法见效。
   
    徐勇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第四波民主考验，第四波民主以发达的网络媒体为载体，人人都是参与者，最终可能形成对权威的不信任、不认同和不服从，很难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徐勇预测，没有实际的民主建设，在应对第四波民主时，可能会出现被动，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恐怕仍还很难预测，能否承受网络民主带来的冲击，值得认真对待。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发言实录
   
    选举驱动式民主已经不具社会共识
   
    徐勇：参加这个会议，我有两点体会，一是政治学开始发出声音，二是政治学发出的声音应该具有战略性、预测性、全局性和宏观性。根据这样一个理念，我准备了发言，题目是《由选举到治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路径转换》。
   
    上世纪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发展的设计是从基础民主开始，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先由村到乡，再到县，最后到中央，这是彭真的讲话，后来一直到温家宝总理都按此思路。
   
    从哪里着手？村级选举，中国是一个选举驱动式的民主发展，路径是渐进式，以选举来突破，这是八十年代的设计。现在回过头来评估，选举民主还仅仅停留在村一级，乡镇选举昙花一现。同时，选举空转，从全国的样本看，选举的形式很严密，但与选举的成效远远不成比例，大多数流于形式，根本原因就是治理压倒选举。
   
    后来转变为治理驱动式的民主，起点决定路径，原型决定转型。为什么不是按照原来的路径？取决于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设计实现民主的路线图，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是大民主还是小民主一直有争议。
   
    第二，中国是内生性增长，内生性增长的特点是社会高度党化，党主导社会发展，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缺乏地方自治空间，地方稍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就可能挑战中央权威。
   
    第四，自主性社会发育程度很低，长期以来没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
   
    第五，全盘继承传统的官僚制和农业社会的历史遗产。
   
    这五个原型制约着中国不可能按照选举驱动民主的路线发展。
   
    过程决定路径，什么过程？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两次革命，革命后都更加集权，动员能力更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促使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多样化，社会自主性增强，但是政治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性扩大，社会差距和矛盾加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发展优先，维稳至上，这时根本不可能再去顾及选举。
   
    全社会要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有效治理，选举已经不具备共识性，左中右三种力量都不接受民主选举，因为左派反程序，反精英民主；右派担心大民主，担心一人一票的民主，所谓大企业家都主张经济改革，不主张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中间派绝大多数担忧引起动乱。因为中国的民主记忆只有两个，一是文革大冲突带来的动乱；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所以，民主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讲，可能会等同于动乱。因此，治理就成为全社会能够接受的观点。
   
    治理的两种不同路线
   
    治理有不同的路线，从新世纪以来，可以看出有两种路线：一个是社会动员路线，也是我们传统主义比较熟悉的，包括重庆的30万人次干部“三进三同”，广西的清洁乡村运动等等；第二种是社会参与路线，也就是所谓接地气。
   
    建国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高度发达的治理结构，但是横向治理非常欠缺，上层的大道理实际是整合不了农民的，所以现在就寻找农业所习惯的小习惯，他们可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习惯尊老，遵守基本规则，所以就可以从这方面开始从事社会建设。选举已经流于一种形式，通过治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特点就在于建立民众的参与主体地位。
   
    动员路线是自上而下由党政机构主导的，有群众基础，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绩效，所以得到相当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它进一步弱化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造成一种依附性社会，而依附性社会恰恰是非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很难想像，一个没有自治或者自治力度弱的社会能够搞好民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例子，这种路线看起来是不符合长远利益的。
   
    社会参与路线着力社会建设，努力构造一个民主社会，极具民主要素，当然，它可能不是很短时期就能见效的。
   
    网络民主带来冲击
   
    现在的民主路径确实要转变了，已经在转，不再是渐进式的线性民主，可能是多种民主要素集聚在一起，达到一定临界点以后，引起民主突变。突变式的民主可能也会面临民主的第四波挑战。
   
    第四波民主的特点是以发达的网络媒体为载体。政治是所谓的支配服从关系，传统政治依靠单一信息传递，建立起支配服从关系。现在发达的网络媒体改变了整个政治生态，以前政治生态由人民主权构成，要依靠代表式民主体现，所以才有政党、议会，但是网络媒体使得人民主权变为人人主权，人人都是主权者，都是媒体的接受者，也同样是媒体的发布者，这就有可能形成对权威的不信任，不认同和不服从，所以很难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权威。
   
    有一个故事，某地开群众路线动员大会，领导在台上念了两个小时稿子，念完以后，看到台下鸦雀无声，仔细一看，大家都在看手机。所以，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建构起一种不认同，尽管表面上可能服从，但是我不认同，这就可能在特定时期造成一种爆炸式参与。
   
    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存在理想化的陷阱，其实爆炸式民主确实夹杂大量的民主泡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性驾驭政治，电子化民主很重要的特点是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爆炸性。
   
    网络上的所谓民主绕开了传统政治需要中间环节来代议的政治生态，很容易使所谓的“馅饼”变成陷阱。没有实际的民主建设，在应对第四波民主时可能会出现被动、消极状态，而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政治发展，恐怕仍还很难预测。
   
    能否承受网络民主带来的冲击，恐怕不仅是当政者，也是政治学界所要思考的问题。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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