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四十六）
亚当·普沃斯基教授主讲“冲突处理机制”

2012年5月28日晚上6：30，“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举行了第四十六场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联合主办，邀请了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Carroll and Milton Petrie Professor讲座教授、当代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和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研究人员顾肃教授担任点评嘉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所长李维森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孙国东博士、杨晓畅博士等出席了本次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林曦博士担任本场讲座同声翻译。许多校内外师生也闻讯赶来，济济一堂，气氛热烈。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他首先对普沃斯基教授做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他的研究领域与学术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普沃斯基教授先后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巴黎第一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他的研究题域包括民主、民主化理论与实践、民主与经济发展、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代议制政府的历史演变、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其代表作有：《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民主与市场：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民主与发展：政治制度和世界范围内的福祉，1950-1990》，《民主与自治政府的界限》等。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10年度政治学界的最高奖约翰-斯凯特奖（Johan Skytte Prize）得主。

普沃斯基教授为大家带来的演讲题目为“冲突处理机制”（Conflict Processing Mechanisms）。他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隔离悖论”（isolation paradox）理论，指出每个个体都有希望自己获取更多而令他人减缩、节俭的本质，正是这一经济学问题引发了政治学上的讨论。普沃斯基教授提出了他的假设，即每个社会都会面临“隔离悖论”；而当个体的悖论积聚为集体力量，冲突便在所难免。这些冲突也许不仅是经济收入上的冲突，还有可能是宗教的、种族的或地区性的冲突，等等。如何通过合理的机制处理冲突？普沃斯基教授将谈及一些主要方面，包括一元化机制、多元化机制，以及这些机制背后统治者经常采取的措施，比如一元化机制下经常实施的意识形态规劝（exhortation）、压迫（repression）、招安（cooptation）等；多元化机制下经常实施的多元竞选（pluralistic elections）、集体议价（collective bargaining）、法律措施（courts）等等。他同时强调，自己的研究并不旨在细化到每一个地区，而是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理论，提炼出共有的逻辑和解决机制。
为了从宏观上引入对“冲突处理机制”的讨论，普沃斯基教授首先谈到了社会的“统合”或“统一”（unity）。他指出，每个国家的执政者都会创造这种政治神话，尽管现实状况中所谓的“统一”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这种意识形态的劝说、教化常常强调人民是一个整体，人们的利益、价值不存在根本的分歧，政治生活可以集中一致，合作优于冲突，等等。这些说辞非常具有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可以想象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价值和利益诉求，由谁来为集体做出决定、采用何种程序做出决定都变得无甚差别；集体决定是可以自我实现的，而统治者也因之获得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人民实现普遍的、民族的、公共的利益。它的宣传方式和表征有很多，比如对民族主义的呼吁和提倡、对同宗同族的强调（尽管实质并非如此）、庆祝国庆、悬挂国旗、对国家军队的赞誉，对奥林匹克竞赛集体荣誉感的表达，等等。即使在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制国家，其政府也不会承认他们是仅代表政党利益而执政，新当选的领袖往往随后发表一篇标榜“统一”——代表所有人利益执政——的就职演说就可说明这一点。有趣的是，一些民意调查也显示，人们往往对维持统一的机构信任度较高，比如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天主教堂（在某些国家），对那些起到分化作用的机构或角色的信任度反而不高，比如议会、政党、政治家。人们似乎对那些以真实[s1] 、正义为名或者赢得普遍一致意见的决定更加珍视，而有实际效用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决定未必能获得更多的认可。这些普遍存在的事实也说明意识形态的教化未必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冲突处理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普沃斯基教授将其称之为“规劝”（exhortation）。
然而，冲突处理中最为中心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有组织的集体反对势力”（organized collective opposition）。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自然状态是统一和谐的，那么反对势力便是由一些自私的、好斗的政客人为煽动起来的，它将带来暴力冲突、甚至内战。没有哪个政府是喜欢反对派的，他们会认为其本质就是暗中破坏和具有危险性的非法组织。普沃斯基教授援引第一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Sukarno）以及两百多年前西方世界如法国、美国总统的言论，来说明无论东西方世界，执政者都曾有对一党执政的强烈期许和对反对派的无法见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努力阻止反对派的做大，采用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类：政治宣传（propaganda）、压迫（repression）和招安（cooptation）。当个人的不满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交流传播时，当个体相信其他人也会因不满加入到反对派系时，当个体相信加入反对派系能获得他们珍视的“善品”（goods）时，反对声势便会不断壮大。也因此，执政者便采取以上三种方式来防止反对派的做大，即镇压舆论中心的散布不满者（甚至出动武力），让个体从他这里获得足够所珍视的善品（招安），通过政治宣传阻断这些反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等。普沃斯基教授同时强调，镇压的策略存在很多缺陷，例如它会阻止有利于政府改进的信息和声音（政府一旦决定，舆论便不能提出疑义），而且会不停镇压（因为它分辨不出哪些冲突会升级哪些可以规范处理），以致在面对冲突的全面爆发时会变得异常脆弱。另外，镇压往往与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招安策略相伴相生，后者大致可概括为两类，即政策让步和租金的分配（policy concess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rents.），分别由立法者和执政党完成，并且需要未雨绸缪。
 
普沃斯基教授强调，一元化机制（monistic mechanisms）及其策略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于各政体、各地区。接着，他谈到了多元化机制（pluralistic mechanisms），包括多元竞选、集体议价和法律手段，并强调指出这种机制能更有效地对冲突进行“吸纳”（absorb）。
竞选者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赢，这是多元竞选的机制效应，它容许反对派的声音，有权力共享（power sharing）和政党轮流执政（partisan alternation in office）两种模式。普沃斯基教授认为，作为冲突处理机制，权力共享模式依然是不稳定和脆弱的，因为它根据竞选者拥有的权力来分配政治职位、军事力量，会导致人们不断回到权力的角逐上。所以，他更倾向赞同政党轮流执政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给予任职者合理的机会赢得竞选，能更好地维持秩序和稳定。虽然竞选结果依旧相对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使竞选成败的风险降低——竞选胜利并不意味该政党将占据政府机构的全部席位，失败者也因此不是满盘皆输，而更关心输掉了什么。普沃斯基教授将政党轮流执政称之为“监护性的竞争”（Tutelary competition），它给予人们以希望——如果失败后再胜出的希望渺茫，人们往往采取暴力方式对抗；但如果认为下次还可通过努力赢得胜出，便会对结果心悦诚服并继续努力。但他同时指出，多元竞选依然存在着结构性门槛（比如金钱、政治理念、政治派系等），不是所有人都能自由参与。
既然门槛依然存在，一些力量便无法通过多元竞选的模式争取他们的利益，这就造成了结构性冲突。怎么解决？普沃斯基教授指出，法团主义和集体议价（corporatism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是多元化处理机制中的又一模式。拥有相同利益的群体组成社团，选举代表对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以使他们的利益得到自上而下的保障（比如工会）；再者，人们也可采取集体议价的方式，比如各级雇员群体组成一个联盟（union），与雇主展开不同层面的议价、谈判，以促成相关问题（比如降低解雇率，增加投资率，保持低通胀等）的解决，有效避免冲突。此外，人们还可通过法律手段（rule of law）维护自己的利益。普沃斯基教授强调，诉诸法律的一大优势是每个个体可以根据法律向法庭一对一地直陈自己面对的问题，提供了集体议价方式之外的另一条通路。其运作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受制于法律，这种模式降低了集体抗争的威胁，并可以有效避免统治圈中滥用职权现象的出现（如果造成了损害则必须予以补偿或承担责任）。诉诸法律是多元化冲突处理机制中的又一模式。
演讲尾声，普沃斯基教授讲述了自己在印度、韩国与当地官员的谈话。他们对于冲突的看法是，要么一片和谐没有冲突，要么大规模的冲突。普沃斯基教授强调，这些官员对于有限冲突（limited conflicts）的惧怕和两百多年前西方世界的统治者一样。但是，他的研究就旨在告诉我们，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它可以被规范、包容、结构化，有效的程序和规则可以将冲突化解于既定的框架而不必依赖武力；政治反对派能有效提升集体决策的质量，而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选举自由地选择他们想要的政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社会在本质上并不是团结和统一的，那么得意者和失败者就必然共存，一些人必然至少在某些时候受制于他们不那么喜欢的政府；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情况不会总是如此，我们要学会与这种政府共存，学会理解和包容。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随后发表了精彩点评。他认为，普沃斯基教授有机结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理论进行冲突解决机制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他简要概括了普沃斯基教授论述的冲突处理机制及其内涵的诸多策略，并分述了他得出的结论。顾教授指出，所有这些论述都让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援引了其中一点，即选举有可能失败的一方，对未来的预计常常是其采取行动的基础——如果对未来不抱希望（不可能再赢），往往采取暴力夺权方式；若未来可能再赢（如美国），便较容易妥协和平相处。另外，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者经常采取“招安”的方式来化解反对派，但反对派做大时统治者也便面对这一威胁。顾教授接着话锋一转，结合实际对普沃斯基教授的研究做了补充说明。他举出当面对反对派非常强大时拼死反抗的例证，如前俄罗斯模式、台湾模式、韩国模式，指出这实际上在政治转型中是一种常态。但其中一些因素不容忽视，如前苏联开明的戈尔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当时面临的阻力不可谓不大，但这些领导人可谓秉持了“天下为公”（只要人民满意，失去了通过努力可以再来）的理念，具有远见卓识。因此，政治文化和一些领导人的政治远见、教养是冲突处理中很重要的因素。其次，他认为一些机制设置的门槛也是比较政治学必须要研究的问题。领导人的准入条件参差不齐，今天的法国能选出一个非常穷的总统，但东亚文化圈恐怕还做不到。尽管以宪政的名义选举了总统，但居其位后却可用各种方式固守，民众的支持率也很奇怪地一直支持，这恐怕也应是比较政治学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针对普沃斯基教授提出的法治、个人的法律抗争、集体谈判等解决方案，顾教授认为都值得我们深入理解。但很不幸，我们处在一个政治非常不发达、经济看似发达但也已经遇到诸多瓶颈的时代，我们将面临的冲突会越来越严重，也因此需要我们动用各种智慧来解决——这恐怕是今天普沃斯基教授的研究更能提醒我们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普沃斯基教授对顾肃教授的评论表示完全同意，中国需要常规机制为各种小的冲突开辟解决路径，任何国家也一样。他举瑞典为例进行了说明：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工会组织的国家，罢工率却最低，最强大的工会可以是最负责任的组织，他们会在内部进行收支的平衡，协调利益的分配，以至于冲突内化，好似没有工会组织一样。当然，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究，有的甚至非常困难，但我们可以努力尝试。
 





现场听众对普沃斯基教授的演讲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制度真的重要么？怎样看待种族冲突？如何看待中国目前面临的以“抗争性政治”或维权、上访为代表的紧张和冲突？选举机制是选出好领导的最佳方式么？如果冲突表现为国民对制度的质疑该怎么办？比如巴以分裂之前、美国黑人运动之前您会对他们的冲突提出哪些建议？日本的首相换了一届又一届我们却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政治清明的国家，该如何解释？怎样衡量冲突的程度并据此选择不同的处理机制？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普沃斯基教授一一做了详细的论述。比如他讲到，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怎样区别制度发挥的作用，很难说明，可以限定一些前提和条件，再具体分析；他举出数据说明族群与政党选举的关系，并认为政治竞争的逻辑优先于族群逻辑；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他笑称我们应当比他更清楚；而选举是否是最佳方案，他认为从既有的历史来分析，不是更好的，当然也不是更坏的；而对于制度造成的冲突，他强调第一届的选举是充满风险的，也是关键，第一届领袖的示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之后的制度和政治走向；而所谓政治清明的问题，他强调所有的政治选举都藏污纳垢，是dirty game，我们可以通过机制防止腐败，但它却似乎不可避免；对于如何衡量冲突他尚无体系化的认识，但这是个好问题，值得细化研究；美国的民主是功能不良的，有许多方面尚待做出期许和调整；如何创设包容正反派的并行不悖的机制，还需更多的思考；等等。
 
讲座最后，主持人郭苏建教授也对普沃斯基教授的演讲做了总结性的评论。他强调，为什么普沃斯基教授会提出如此多不同组合的冲突处理机制？首先，所有的冲突处理机制都根植于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发生于不同的情境、文化、制度背景中。其次，我们应该反思，统治者采取的机制和策略有时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机制，反而是制造冲突的源头（比如文化大革命、极左运动，实际上它们是制造了更多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再次，从理论上将各种冲突概念化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机制，有助于提高我们认识冲突的性质及解决冲突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水平，也惟有将这些机制和具体的冲突处境（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有效地解决冲突。最后，郭苏建教授强调，尽管普沃斯基教授不意图对自己提出的冲突处理机制贴上政治体制的标签，但他认为政体的因素非常重要，政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会使用何种机制。
简短的评论后，郭苏建教授再次感谢普沃斯基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和现场听众的精彩提问，期待此项研究能带给大家更深入的思考和交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王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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