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园的一角，坐落着几座美式的房子，朴素，简单，安静，神秘。这些房子，就是著名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办公室。1973年，奥斯特罗姆夫妇亲手创建了这个研究所，它的英文名字，不是传统的Institute，而是workshop，其意思是，教学和研究，探索人类制度即用于治理人和资源的规则结构的内在运作，从而更好地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制度影响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公共服务到家庭和社区结构，到自然资源，等等。研究所的研究帮助人们设计和调整他们的制度，从而获得更好的产出。

　　显然，这是新时代的新的治理科学，它认为，人类的福利，取决于容易犯错的人们做出决定、管理资源，并治理自己的能力。这是民主和文明本身的基础。这也是39年来，奥斯特罗姆夫妇所建立的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的基础。

　　2012年6月12日一整天，这几座房子都关着门，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去世了，研究所的人，都在医院里陪伴着她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在北京时间6月12日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我搭乘的火车刚刚驶离石家庄不久，刚刚安顿好行李之后，我从包里取出iPad，打开电子邮箱，发现workshop的秘书Patty来信，信中说：Dear Mao， Lin has passed away at 6：40 this morning surrounded by her friends.Patty。时间刚刚过去二三十分钟，邮件发自她的iPhone。我看着邮件，怔了一会儿，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意义：一颗学术巨星陨落了，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明年埃莉诺再也不可能来中国了，如果我再去印第安纳大学，在workshop的几个楼里，再也不可能见到她的身影，她的快乐的笑声了。

　　我把这条消息，粘贴到微博上，然后翻译成中文，再次发到微博上，想第一时间告诉朋友们，我们敬爱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已经于美国时间今日凌晨6：40，去世了。想起她去年离开北京前，曾要求我，有时间顺道去看看文森特，而且提醒我，我会看到文森特和过去大大不同了，让我有思想准备。不曾想，还没有成行去看望文森特老先生，但是健康硬朗的埃莉诺，却先一步走了。

　　原来，她去年10月份确诊得了癌症，而且是非常凶猛的胰腺癌。但是她并不服输，确诊后，还去了印度等国家访问，和她在世界各国的同事一起，继续进行实地研究。她不愿意和人们讨论她的健康问题，而愿意和大家讨论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因此，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很快知道她的病情。疾病不断地摧毁她的健康，但是她依然每天坚持工作。我对她和文森特的问候信，和讨论工作的信件，她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复。最近，社区治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在重庆、成都和北京举办了三个研讨会，讨论奥斯特罗姆的政治理论和中国小区自主治理之间的关系，我和陈幽泓发送了几个照片给Workshop，埃莉诺就在6月11日晚上9点，她还给我回信说，研究所的同事们看到这些照片会很高兴的。那时我在河北石家庄，正在给河北省的官员讲公共事件媒体危机处理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谈多中心的自主治理。但是，没想到，到了晚上，七点多的时候，也就是过了10来个小时，Patty就用iPhone传来消息，Lin刚才去世了。几个小时后，研究所的现任主任迈克教授也写信来，说，埃莉诺去世了。她不要葬礼。追思会将在秋天举行，具体信息随后跟进。

　　二

　　一颗学术巨星殒落了。我可以想像她生前努力工作的样子，也可以想象她和病魔斗争，控制病痛，每天坚持工作一上午的样子。她和文森特老先生的毕生的努力，就是和学生和学者朋友一起，努力进行着学术的探索。

　　她的学术探索，就是她不断地在美国各地，在全世界各地，和当事人做朋友，了解他们如何自主治理的过程。了解实践，深入实践，研究实践中自主治理成功和失败的过程，然后从制度上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思考进一步成功实践的政策建议。自主治理何以可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使得她和文森特夫妇一起，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而且因为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而成为在经济学领域获得种种大奖的人物，2009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今年4月12日，还被《时代周刊》列为2012年度最有影响的100人。时代杂志说，这一百人不是最有权势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有影响的人，他们是科学家，思想者，哲学家，和领袖，他们用他们的理念、见识，和行动，转变了世界，影响了大量的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说，“这是很大的荣誉，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显然，它反映了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同事们已经作出和即将作出的学术成就。”她一直认为，她的学术成就，是研究所同事们的集体成就。

　　研究所的核心成就，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多个国家，多个文化，多个公共事务等角度，探索了自主治理是何以可能的。

　　在警察服务的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组成的研究团队，研究了美国大部分地区的警察服务，最后得出结论，警察服务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的公益物品，集中的、官僚制结构，即使是现代化的警察部队，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警察服务。反而是，小规模的警察服务，和当地公共服务密切契合的警察服务，才是最有绩效的。他们因此提出了公共经济的概念，它既不是国家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公共经济。它是自主治理的经济，它需要集体融资，集体决策，运用各种方法生产和消费公共服务。这一理论的政策意义是，大都市警察服务，最好以社区警务为基础，做好了社区警务，公共安全就有了自主治理的基础。很多困扰警察服务的根本性难题，比如警察腐败，警匪勾结，警民对立，治安死角等问题，都因此而迎刃而解。社区警务研究，对于社区其他方面的自主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基础设施领域，埃莉诺的研究团队，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基础设施不可持续的问题。她认为，外在的援助，看起来很好，如果不和当地用户的自主治理相联系，这是基础设施不可持续的制度原因。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要充分发挥作用，首先不要损害当地的自主治理的资源，其次要很好地思考当地自主治理资源的开发。自主治理的核心原则是财政上的自主治理，而且自主治理是一个过程。如果外在干预，排斥了当地人对治理的参与，其结果就破坏了当地人的自主治理，虽然给当地人带来了短暂的帮助，但长期看却因破坏了当地的治理结构，而出现了援助依赖的问题。

　　在水资源领域，埃莉诺的团队，系统研究了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建立了很多数据库。在大量的案例的研究基础上，埃莉诺探索了集体行动的自主治理理论。她思考了以往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认为，自主治理理论，可以成为公共事务国家治理和私人治理并列的第三种选择，而且认为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选择，因为绝大部分公共事务，包括水资源，其涉及的范围，并不和国家重合，而且要私有化，总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变现的，也就是不可市场化的，结果自主治理，就成为重要的选择。但是自主治理，总是失败，如何成功呢？埃莉诺深入地总结了个案，总结了其失败的教训，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这既是她著名的水资源自主治理的理论。这一理论贡献，成为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原因。

　　在森林资源领域，草场资源领域，在全球变化领域，在大都市城市治理政策领域，在地方政府领域，埃莉诺的团队，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这些成果，和文森特关于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公共行政理论、联邦主义理论、自主治理的民主理论等联系在一起，沟成了研究所丰富的学术贡献。它不仅对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有贡献，对行政学的官僚制理论有贡献，对社会学的社区治理有贡献，对以主权为基础的法学理论等，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的核心是用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论，替代了传统的单中心的统治理论，而且用人类的自身实践，论证了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三

　　埃莉诺和文森特是一对学术夫妇。他们俩的学术生涯，很早就崭露头角，在五十年代，就是美国公共选择领域的顶尖人物，也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成为美国三大公共选择学派之一。所以，他们虽然是职业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但他们的研究却并不限于这些学科，因为他们发现有关治理的实践，并不局限于学科界限，它是多学科的。他们1965年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在政治学系教书，为了从事他们的多学科研究，1973年共同建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所没有用传统的Institue，而是Workshop，其意思是，它是一个研究的实践平台，在这里，老师和学生，学者和学者之间，在这里共同研究，它向实践者开放，有理论传统，但更关注实践经验和相关的政策分析。它的方法是人类学的方法，但也包括理论思考，数据分析等。

　　研究所的理论探索，包括对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核心在聚焦在自主治理所需要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所以，研究所的研究，重视经验研究，但理论依然是其重要的基础，也是其经验研究之所以鹤立群雄的重要原因。

　　研究所的经验研究，一般在一个时间里，集中研究某个领域，不仅检验自主治理的理论，而且还在这个领域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比如奥斯特落幕夫妇早期研究水，建立研究所之后，花了13年时间从事警察服务的研究，同时进行地方政府和城市治理研究。八十年代又开始研究水，而且建立了国际网络。九十年代开始西半球的森林治理研究，并且成立了一个人口、制度与森林研究中心。

　　研究所的核心之一，是它的行政团队，包括一个很专业的资料员，财务秘书、行政秘书、出版秘书等。人数不多，但非常精干。其组织的原则是自主治理的，没有人需要命令其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而且相互合作，总是运作得很好。如果一个人很强势，总是对他人颐指气使，合作的空气，就会被破坏。但是因为有多中心合作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研究所总是能够很快发现问题所在，并解决它。文森特和埃莉诺，他们是合作所长，两个人几乎没有冲突，一个是慈祥的长者，一个是有效的管理者，研究所的秘书，都是长期合作的，很少有跳槽，直到退休，依然是研究所的一员。

　　研究所的核心之二，是它的学术活动。每周一次的，一直坚持下来的学术活动，是它存在的象征，也是联络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长期学术交流的平台。从1973年开始到现在，一周一次的学术报告会，从不中断。时间一般确定在周一中午12：00－13：30，午餐时间。午餐自带，咖啡免费，软饮料有自动售货机。最近几年，由于来访问的学者越来越多，增加了周三中午的学术报告会。此外，由于来访问的学者，未必是件凑巧，还会临时增加additional colloquia。去年中东冲突和改革成为热点，还推出了中东冲突和改革系列报告会。学术报告会，使得研究所成为学术交流中心，不仅吸引学校的学者和学生参加，而且还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来访问，并通过学术报告会为纽带，来形成一个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其核心部分，就是研究所的核心研究人员。

　　研究所的核心之三是它的Y73博士生课程，制度分析与发展，分两个学期进行，一个学期讲宏观部分，一个学期是微观部分。过去文森特讲授宏观部分，埃莉诺讲授微观部分，一直到2011年秋天，身患重病的埃莉诺还在讲授微观部分。这个课程是集体课程，很多学者都可以把自己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给博士生和在研究所访问一年的学者。它的目标是培养学者，掌握研究所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和技术，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它每周要求参与者写读书笔记（memo）在阅读的基础上，提出要研究和讨论的话题，然后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进行讨论，并指出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参与者每学期要求写一篇论文，学期末举行小型学术会议，由研究所的学者陈述和评论论文，并着眼于发表，继续完善论文，直到发表。这门课程的特征，也是自主治理，大家广泛参与。也成了研究所以自主治理的学习和研究活动，来实践自主治理的平台之一。

　　研究所的核心之四，是工作小组，也就是课题组。水、森林、警察，都是研究小组的形式进行的。在中国学者和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比较多的时候，文森特还成立过中国问题小组，他在八十高龄，还翻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献。有效的课题申请、组织和实施，是研究所保持充分活力的重要基础。

　　很多人都会问，研究所的钱，从哪里来？1973年，研究所的第一笔课题资金，来自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捐款。后来，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印第安纳大学设立了托克维尔基金会(Tocqueville endowment)。奥斯特罗姆夫妇把他们所获得的所有的奖金，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金，都捐献给了这个基金。数目累积起来，达到了三百万美元。2010年10月，笔者访问印第安纳大学，校长请印第安纳大学的重要捐助者吃饭，笔者有幸参加此盛会，发现参加者除了奥斯特罗姆夫妇是学者之外，其他基本都是企业家，其中不乏地产开发商。两位教授，一生勤俭节约，没有度假，房子简陋，办公室狭小，没有奢侈品，节约储蓄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对学生和学术事业却很慷慨，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钱，来资助研究和学习，尤其是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笔者多次访问印第安纳大学，很多次接送，奥斯特罗姆夫妇，都租了加长林肯。让笔者感叹不已。而他们自己，却开着非常便宜的车，一直开到不能开为止。新世纪初，他们够买了一个很便宜的SUV，文森特说，这是他们最好的车，但一直到2010年笔者去访问时，他们还在开这个车。另外一个很古老的车，也依然在用。当然，worksho大量的资金，还是来自埃莉诺积极组织的课题资金，基本都来自基金会。

　　埃莉诺走了，文森特老先生已经93岁高龄，前列腺癌已经折磨了他10多年的时间。这对夫妇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脊柱痛和关节痛，伴随着他们很长时间，一直在锻炼肌肉缓解病痛。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活动，一直高密度进行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埃莉诺还在病床上工作。上午工作，下午才允许简单会客，而且谈的都是学术问题。生前最后一个手术，是为了缓解她的剧痛。她写信给我说，一个小手术，很快出院，恢复一个星期，又可以开始工作了。但是，她再也没有出院，在给笔者写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之后，休息，到早上，再也没有醒来。

　　但是，研究所的办公楼，关闭一天之后，又开张了。人来人往，每周一、三中午的学术报告会，还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课程，还有一个一个工作小组的会议。大家依照埃莉诺的嘱咐，没有送鲜花，追思的贡献，都献给托克维尔基金会，支持自主治理平台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