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5日，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下边是发言摘要。杜明明 整理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有所呼应，上下结合，把滞后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地加速推动。

　　李锐：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何方：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高度合一。在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党政必须分开，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现在不仅没有做到，比1989年还倒退了，很明显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学校原来已经改成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又改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不是倒退吗？最近我们学校任命一个副校长，首先是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来任命，因为副校长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为党委委员就要党组来批准，而且把党组还摆在了教育部的前头。

　　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没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第二，严重妨碍了法治。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真的法治，我们是党治，以党治国。在党治的情况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险。所以现在法院、检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关心谁当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书记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第四，责任不清。本来是应该谁有多大的权力，谁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权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权力的人反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有的群众问：我现在到法院去告市委，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因为我们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你告党委肯定不行。实际上就是党权过大。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党政不分的问题。

　　十八大的动向关系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盼望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作为我们十八大的一个方针，而且要落实到实际中，作为方针提出来。

　　顾骧：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普世价值观，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宪政民主。李锐老写过“何时宪政大开张”，写了多少年了。我比较悲观，像我这个年龄是很难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因为谈改革谁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全面的改革路线，就是既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为本这种“人的现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以后实际上政改已经停止了，倒退了。

　　一开始这个改革路线是以胡耀邦作为旗帜，牵头的。胡耀邦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确实错了，当时有可能会按照过去那种习惯思维谈“旗帜”，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也确实出了一条“凡是”的路线，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遵从毛泽东的。

　　1980年邓小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限制一党专政，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如果按照邓小平指的那个方向走的话，这30年我们会前进很多了。1984年12月20号开文联第四次代表会，耀邦在筹备会上讲话，当时文联、作家协会在组织新领导班子，有人给了一个名单，我们协会不知道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就问耀邦“这个名单到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他说，你们是一个群众团体，你们自己选谁就选谁。他甚至讲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应该这样，干部自己选。耀邦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迂回地从群众团体这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民主选举。耀邦下台马上就有人批这个代表大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选上来。

　　陆德：对于薄熙来的事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反应，有些基层支持薄熙来。为什么，他们说改革开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败，但没有一个地区真正搞过，这个说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如果不厉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后的局势将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和抉择。所以，我不太同意 “文革重演”的预测，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从上到下，由中央牵头搞全面阶级斗争，最后是国家乱套；而如果是党风腐败，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则是社会震荡，很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乱套。所以，如果我们仍不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种前景都要预测到。当前，我国的“维稳”费用已超过了国防开支，不得了啊！

　　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2017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2017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尼系数将要逼近0.6，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2017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华：首先，我同意大家说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我们这个党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想扭转这个惯性非常困难。第三，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这方面很不够。要是查过去的文件，没有文件赞成联产承包，后来通过实践，看到结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来。这也说明，大凡改革，都是从下往上推动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们讲：我希望最终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六四”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冯健：我重读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已经政治局通过。31年过去了，讲话中提出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个人崇拜现象等问题，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还有诸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建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等等，进展还不尽如人意，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希望上上下下都来求索，发挥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张宏遵：其实政改我们不需要提什么新口号，把中央承诺过的，把有关文件拿出来，落实了就很好。现在是述而不作，说了不做，说得很好听，不去做。我们总得考虑操作者方面的可行性，在话语范围内操作，不用冒风险就可以做的事。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