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高战略层面重启整体改革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7期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29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整体改革推进，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推动改革的方式，寄望于高层决心和顶层设计，也有赖于锲而不舍的民间努力
　　中国经济学界的各类奖项近年来不少。近日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之所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主要还在于此项以学术民主投票方式评选的经济学大奖，在今年授予了“整体改革理论”。处在改革胶着期的中国社会正有着太多的焦虑和期待，理论之于实践的现实意义因此格外显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有机的整体，不可能拼凑起来。事要一件一件做，但是，体制之间有很多相互关联的内容，所以是系统的构建，表明改革开放具有整体性。”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获奖演讲中开篇即有如此表述。

　　“整体改革理论”，也可称“整体改革协调理论”，始于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市场经济改革思路。这一理论主张，经济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建设市场经济制度的宏大工程，因而需要在发展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等方面整体协调地推进。进入21世纪以后，整体改革论者将视野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主张在推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配套推进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改革。

　　中国改革行进30余年，整体改革论者的诸多主张目前已是社会共识。学界对这一理论嘉奖不仅是对于昨天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推进整体改革的现实需求。 整体改革理论以系统论的方法思考改革，寻求改革的最优顺序，追求通过“帕累托改进”获得改革动能，提出配套改革主张，并坚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统一的渐进主义路径等，这些都对今天推进整体改革有指导意义。

　　相较以往更多着眼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向政经、社会、文化全方位拓展的关键时期。应当承认，近年来改革步履沉重，虽有部分技术性进展却难有重大突破；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缺乏同步协调，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随机行走”状态，推进空间狭窄。其中原因很多，但与改革缺乏整体感密切相关，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重启整体改革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这其实体现了新时期整体改革的思路。

　　显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当目标清晰、步骤稳健、程序透明、兼顾眼前和长远。1986年初，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拟定“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1993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50条。今天，中国也亟待超脱部门利益的机构专司制定新时期整体改革方案，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

　　处于深水区的中国改革，还当探索当前改革以何者为先，其目标是使改革更加平稳、有效并给社会一步步带来福利。寻求最优的过程必然充满争议，重点在于对各领域诸项改革的利弊分析。因为各项改革的约束条件因时、因境而不同，实践中必然出现妥协与调整。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最优顺序即使让位于次优，也远胜于单纯地“摸石头”盲目行进，有助于避免最差情境而导致改革的挫败。

　　当前，整体改革的重心之一即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深入研究政治体制运行的具体环节，提出可行的、顺序明晰的配套改革方案，一些最为迫近的改革，如改进执政党的领导、党政分开的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党内民主的推进、社会民主的落实，以及现有的政治参与平台之夯实、公民社会的发展等，无论如何不应再停留于口号，须在渐进改革的框架下成为可操作的方案并予以落实。眼下，有个别人患上了“政治改革恐惧症”，先验地赞美现有体制的“优越性”，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改革方案，这种自我麻醉和自我设限是非常危险的。

　　整体改革推进，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推动改革的方式，寄望于高层决心和顶层设计，也有赖于锲而不舍的民间努力。在关注政策走向、呼吁改革决策的同时，我们须更多地把眼光投向躁动于中国村、乡、县、省的诸多变革行动，热情对待来自企业和基层社区的各类创新实践。中国的整体改革最终是社会体系的重构，两种改革推动力以种种方式汇合势所必然。有此认知，则我们的乐观不再盲目，可以在改革的潮涨潮落中积极而坚定地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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