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山西疫苗案件终于浮出水面，在勇敢的记者王克勤和可敬的中国经济时报报社的努力下!其实，这个事件有一大批可敬的人推动已久!冒死的实名举报者陈涛安，上天保佑，他一直在逃亡。最早报道的记者、中国青年报的骄傲刘万永，展江教授等等。

　　本网曾于两年前受托就山西疫苗腐败案展开过专题研讨会，尽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于今天的事件息息相关。

　　为此，在大快人心之际，我们特别发布那次研讨会的实录，供大家参考，以便进一步了解事件的真相，推动事件的进一步解决。

　　我们期待着比阳光都尊贵的公平正义能够早日实现!

                                                                     中国律师观察网　　                                                                                                                                 2010年3月24日

　　山西疫苗事件的法律透视：莫为财神造瘟神——山西疫苗腐败事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时间：2008年1月28日下午

　　地点：北京

　　出席研讨会的嘉宾：

　　贺卫方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

　　展 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博士。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者工作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

　　焦洪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第二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会理事，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名青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从事政府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指导研究生工作。

　　卓小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学专家 。《中国卫生法制》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中国著名律师。曾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工作。

　　王 岳 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法律事务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卫生法学会成员。目前负责卫生法学方面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专长于卫生法学。多次参与卫生部、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司法部有关立法工作的调研。

　　周 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2006年度十大法制人物。

　　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刘桂明 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涛安 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万延海 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研究员，担任健康人类学系主任。

　　刘万永 中国青年报著名调查记者。

　　张星水 中国著名律师，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 主任。

　　秋 风 著名宪政学者、自由撰稿人。

　　光 远 著名布衣作家、资深媒体记者。

　　赵国君 中国律师观察网 总编辑。

　　朱瑞峰 人民监督网 主编。

　　在京各大新闻媒体，学者七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主持人赵国君：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今天的论坛又是源于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的法律透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现在情况来看，山西疫苗问题还没有介入司法程序的事件，不能简单说是一个案件。

　　另外一点，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一方面源于三位热心人，本事件最主要的当事者陈涛安山西省疾控中心的职工，另外就是第一时间介入到这个事件人民监督网香港传媒集团记者朱瑞峰，山西疫苗事件在这个网进行了报道。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会议资料中的刘万永先生，中国青年报著名的记者，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性报告，2007年12月3日在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下来，并且有幸在第七届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三位有心人揭开了这个事件神秘的面纱，这是本期《嘉言论坛》的由来。

　　山西疫苗事件的实质，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并不是很少见，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官商合谋，借公共利益之名谋私利，在权利缺乏有效监控环境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假公者济私。但是，这是疫苗事件，疫苗不是有病治病，而是没病防病，可以说，疫苗在医药领域是最后一块净土，所有人一生中可能都离不开和疫苗接触的历史，但是有人把攫取钱财的目光瞄准了疫苗，已经突破了人们承受腐败现象的底线，让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事件。

　　像以往的论坛一样要深入化，当然要对那些谋私利个人的腐败行为表示愤慨，进行批判和揭露，更重要的是借这个事件，探讨反思卫生管理体制，卫生管理体制是大问题。特别想就今天腐败案件也好，惊人的事件也好，透过案件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我们要寻找径路，关系每个人健康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径路。

　　最后我还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尤其在疫苗领域有一句俗语财神跟着瘟神走，大家很明白，有疫情有瘟疫的时候，疫苗的行情看涨。我们知道疫苗防范自然的瘟疫，防止疾病的流行，分明看到比自然的瘟疫更危险的是人心的瘟疫，人的瘟疫，以疫苗敛财，这不是财神跟着瘟神走，这是为了财神要制造瘟神。的确在这个事件触目惊心，政府运营下的商业机构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炮制疫情恐慌，对我们这些毫无医学知识的人，进行被蒙蔽，打了许多没有用的疫苗，这些疫苗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我不懂医学，但是知道当打完疫苗，有人数着钱袋子，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因而，今天论坛的题目定为《莫为财神造瘟神》。

　　首先在介绍嘉宾之前，由衷万分感谢大家参与，今年在中国农历年的最后一期论坛，时间这么宝贵，每个人急着回家过年，但是为了这个事件又走到一起来，由衷地感谢大家。紧接着进行会议的第三项，正式进入开会阶段。按照以往的惯例，今天第一个议程就请陈涛安先生介绍一下山西疫苗事件。

　　陈涛安：各位老师、专家和朋友们：下午好！

　　我是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干部，1997年～2005年担任信息中心主任，中共党员，省劳动模范，副主任技师。完成了多项卫生信息技术科研成果，是全国疫苗接种信息化管理的开辟者，是卫生系统公认的传染病疫情、计划免疫信息统计、分析业务技术骨干，奇缺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工程师。取得过许多娇人的成绩。2007年我完成的研究课题是《控制医院患者感染信息系统》，省科委的技术鉴定的结果是，国内领先水平，填补山西省空白。

　　今天我介绍的内容是：我们与山西疫苗腐败官员斗争的经过。

　　一件人事安排怪事

　　我在2005年7月碰到了一件怪事。单位一把手栗文元非常严肃地通知我，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你要离开本职岗位，调到后勤物业管理科从事杂务工作，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

　　我向栗主任提出了疑问：我有什么工作失误？

　　栗主任说：你的工作很突出，没有什么失误，调你去那里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尽快整理你的东西，已经安排了一名新科主任，你要做好移交工作。

　　当时，我单位的同事们甚至卫生厅的许多领导，都疑问怎么能把业务、技术骨干安排在后勤休息呢？

　　我就这样被组织安排下休息了。省里的软件公司非常关心我休息了，他们向开出了高薪聘用价格，均被我谢绝了。我不愿放弃卫生信息职业，现在有时间了，正想利用时间作一个课题，使用信息手段控制医院患者感染的开发、研究，很快我就沉静在这一课题之中。

　　直到2007年课题开发成功之后，我才弄明白休息的原因。这是因为，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栗文元，计划着一个大买卖，我是绊脚石，“组织”安排我休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疫苗腐败大案。

　　疫苗腐败有预谋

　　2005年6月1日我国施行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条例中规定，有一、二类疫苗，一类疫苗免费由政府承担，药品批发企业经批准后，可以经营二类疫苗。其目的是，通过市场竞争压缩流通水分，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李书凯、栗文元二位领导眼力很好，他们从《条例》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首先，二类疫苗可以公司经营，有了官商结合的契机。

　　其次，二类疫苗出厂到零售的差价很大，10元的出厂价零售可达30～50元。

　　再次，消费量大，“非典”以后老百姓防病意识很强，卫生行政部门有权根据疫情发布疫苗建议信息，发布一个社会信息可赢得大把的钞票。

　　他们知道，我精通疫情分析、熟知免疫接种知识，工作在卫生信息岗位，爱钻研、讲原则，如果他们操作的商机，被我研讨、识破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更知道，我决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成了他们实施疫苗腐败计划的第一个绊脚石。让我“满意地”休息，是他们的计划之一。

　　我被“组织”安排休息之后。李书凯、栗文元一方面，以行政、业务领导和法规专家的身份，蒙骗上级领导和同志们，说《疫苗条例》规定省、市疾控机构不能供应二类疫苗，利用公司的资质开展疫苗供应和管理，是贯彻《疫苗条例》的新模式。

　　另一方面，选择了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的私营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卫），包装成卫生部部属企业。很快李、栗、田开始共谋一事，策划如何鲸吞山西疫苗市场。

　　他们碰到的问题是，疾控机构供应、分发二类疫苗属财政预算外收入，必须收支两条线，北京华卫帐号得不到钱。

　　解决的方法是，于2005年12月，免掉现任财务科长，让这位高级会计师从事非财务工作。调进来一个普通会计担任财务科长。

　　金钱启动官商经营

　　2005年12月28日，栗文元向各地签发文件，通知各地省里成立了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赋予的权利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疫苗的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同时下文件任命华卫老板田建国为配送中心主任。

　　下发安民会议纪要告职工，由卫生部企业北京华卫经营配送中心，每年上交380万元，每季度交纳一次，另交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但是，2006年1月～2007年9月，从没有向中心职工们公布过费用上交情况。

　　李书凯副、栗文元以权威、专家和领导的身份，向各市疾控中心领导解释、宣传山西省应如何正确贯彻《疫苗条例》，指导他们认为，山西唯一与卫生部属企业华卫公司合作，才能迎合上级意图，才能贯彻好《疫苗条例》获得政治、经济双丰收。

　　2006年4月，由北京华卫出资，栗文元、田建国开始奔走全省11个市签订“合作协议”。11个市中有6个市签订了协议，分别以65万、30万、17万等，不同的价格出卖了属地疫苗供应和管理权。

　　发现疫苗腐败大案

　　2006年底，我向栗文元汇报，一年半来没有休息，投身卫生防病事业开发出《控制医院感染信息系统》可填补空白。希望回到原岗位工作。栗立即打断说，是组织的决定，没有安排你回来。我问，什么时候能回来。栗说，3～5年以后吧。

　　我对栗产生了高度质疑，这个领导处理问题很奇怪？

　　经了解，我中心有许多变化，只有北京华卫经营配送中心之事使我不解。

　　国家药监局的文件明确指出，根据《疫苗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疾控机构的性质和作用，疾控机构供应、分发二类疫苗无需领取《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中心供应、分发二类疫苗的职能，怎么能交给私营公司经营？

　　国家要求医疗卫生机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我中心竟然出现了公司经营公共卫生机构，利用权力垄断山西疫苗市场。我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鲜活的疫苗腐败大案。

　　领导包装小公司

　　自2006年以来，李书凯副厅长、栗文元主任在大会、小会、文件上以及指导基层工作中，大肆宣扬北京华卫是卫生部企业，是卫生部专门搞疫苗的公司。总经理田建国主任，也是一副卫生部派来的派头，拿着一面是卫生部公司总经理，一面是省配送中心主任的名片，在卫生行业到处散发，表示有来头，可以凌驾法规、条例之上。

　　经我了解，卫生部根本没有部属企业，北京华卫公司是一个注资50万的私营公司，既无资金又无设备。

　　李书凯、栗文元为了解决空壳公司的资金问题，瞄准了山西省疾控中心开展疫苗供应工作存下来的三千万元国有债权资金。2006年1月6日，省疾控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下发了“货款结算告知函”，写上了华卫帐号。从此三千万元成了华卫的生意本金。

　　买卖标签获暴利

　　栗文元违反国家药监局、卫生部的规定，私自利用公益标志，制作“山西疾控专用”标签，统一由北京华卫贴在疫苗盒上。

　　李书凯副厅长多次签发卫生厅文件，不断地通知各地全省要统一使用山西省疾控中心逐级配送的标有‘山西专用’字样的疫苗，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正规渠道购苗接种，一旦发现严肃查处。

　　进入山西市场的二类疫苗必须由华卫贴标签，好似一个“官”卡，向疫苗生产批发企业强行索贿。贴一个标签索取出厂价15～30%的返利。一年下来，可索取利润上千万元。

　　署名举报被搁浅

　　我于2007年5月25日向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投递了署名举报。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8月立案调查栗文元。但是在2007年9月初，副厅长李书凯向检察院出据了一个报告，称：关于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公司合作合法。这个报告导致检察院立案调查工作搁浅。

　　但是，我手中已有大量的证据，决不服举报被搁浅。特别是2006年8月，他们利用运城市乙脑疫情牟利之事。2006年8月11日李书凯签发了一个卫生厅文件，因为运城市乙脑疫情，要求各地积极开展乙脑疫苗应急接种。

　　防病工作者都知道蚊子传播乙脑，疫苗的最佳接种期是流行季节前1个月，每年3-5月份接种较合适。如果8月中旬启动人群乙脑疫苗接种，9月才能搞完，10月份产生抗体，这时蚊子还有多少？老百姓必定白花钱。

　　这个卫生厅文件显示，共报告乙脑病例69个，运城市只有44个，平均10余万人口中才有1个乙脑病例，其他10个市总共只有25个，平均100余万人口中才有1个乙脑病例。这样的乙脑疫情态势，怎能动员山西人民接种乙脑疫苗。

　　这次应急接种，运城地区消费乙脑疫苗200～300万人份，全省合计消费500～600万人份。乙脑疫苗由北京华卫垄断供应，向厂家采购价格为9元/人份，在山西的消费价格为28元/人份，山西省老百姓的消费总额在1.5亿左右，估算北京华卫获利三千万元。因其引起的社会恐慌，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舆论监督显威力

　　利用疫情欺骗人民的性质极端恶劣，我决定不能放过他们，要履行卫生工作者的天职，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对李、栗进行舆论监督，让人民、让专家公开判一判山西疫苗问题是不是存在严重的腐败。

　　2007年9月14日山西经济日报发表了《这个“权”能被“托管”吗？》，质问小公司担当山西省疫苗供应和管理重任，一旦山西省疫情来临，如何应对？

　　2007年9月27日起至今，《人民监督网》发表了《山西3500万人民生命健康保障权被官员出卖》之系列文章20余篇，深刻揭露、声讨李书凯、栗文元、田建国等人的违法、违纪行为。

　　腐败官员生伎俩

　　《人民监督网》的文章一发表，立即轰动了互联网。李书凯副厅长也做出了快速反映，在他的安排下，卫生厅组建了山西省疫苗问题调查组。并采取了策略应对。

　　第一步，是拉大旗。对外宣称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省纪检委高度重视，派来了调查专案组。

　　第二步，是应对举报人。2007年9月30日，专案组长跟我谈了话，态度很坚定，表示本着对山西老百姓健康负责的态度，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希望我积极提供线索，协助支持调查工作。

　　专案组领导称是省委书记派来的，专门找我和线索提供人、知情人谈话。他对我举报山西疫苗腐败问题高度赞扬，共同声讨山西疫苗腐败问题，真是让我们既感动又激动。

　　省纪委介入调查的消息传开，大家欢欣鼓舞。《人民监督网》上，留下网民大量的帖子，赞扬山西省纪委专案组一定能办好此案。

　　直到2008年1月7日，公布此案的调查结果，我们才发现这个专案组是李书凯安排自己查自己的调查组，李书凯竟然在后台当着裁判员。

　　网上获得新证据

　　《人民监督网》的点击量日数万人次，网站信箱里不断获得新证据，经过核实写成补充举报材料，立即编写新文章，可以说平均5天必发一篇，李书凯、栗文元的疫苗腐败劣迹不断被揭露。

　　例如：

　　1、转移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北京华卫总经理田建国担任配送中心主任之后，大肆违反财政法规，将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转移到了北京华卫账户。

　　2、歪曲卫生部文件。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根据麻疹疫情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做好一类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工作。麻疹疫苗是免费的一类疫苗，到了李书凯副厅长这里签发文件是接种收费的麻风或麻腮风联合疫苗。到了栗文元这里印了一个“预防接种通知单”，接种“普祥立适”牌麻风腮联合疫苗（每人份84.2元）。

　　3、兜售高价二类疫苗。2006和2007年3月，李书凯两次签发卫生厅文件，面向山西老百姓，兜售高价乙脑疫苗。文件要求，把标语贴到建筑工地等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区。

　　为了您孩子的健康，请给您的孩子接种新型乙脑疫苗；

　　接种新型乙脑疫苗，是您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投资；

　　预防乙型脑炎的最佳选择是接种新型乙脑疫苗。

　　标语中的新型乙脑疫苗，就是精制乙脑疫苗，零售28元/人份，被回避的是普价乙脑疫苗（零售3元/人份）。

　　他们宁愿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沾满汗碱的钞票装入腰包，也不愿多一支普价乙脑疫苗流入市场。

　　4、收受私营公司高档小汽车。

　　北京华卫公司专为栗文元配备本田高档小汽车（牌号：京JD7033）。

　　5、私营公司拥有公益捐赠车。

　　2000年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无偿捐赠给山西省疾控中心一辆三菱越野吉普车，应用于公益事业。却卫生厅李书凯副厅长“借”走，家用的小车。2007年又成了华卫公司经营牟利车。

　　正义与腐败对阵

　　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华卫公司然关掉配送中心的大门悄悄地溜了，山西疫苗腐败官员们坐不住了，2007年10月下旬卫生厅召开了一个厅直属单位领导大会，纪检组长讲《人民监督网》的文章都是虚构的，这是一个非法的、反政府的网站。

　　此会过后，《人民监督网》是否存在，成了正义与腐败对阵的青雨表。

　　2007年11月23日，他们找到有权的人，使用威胁网络服务商的手法封杀了《人民监督网》。

　　被暴光不敢见人的腐败官员，开始活跃了，到处串办公室，宣称《人民监督网》已经被互联网开除了。在全省计划免疫工作会上，腐败官员们向基层同志们宣布，专案组的调查结果是没有问题，北京华卫公司很快就回来，继续管理我省疫苗供应工作。

　　2007年12月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和《华卫背后的利益链条》整版两篇文章。深刻揭露山西疫苗腐败，特别指出，出现了权力下的垄断，乙脑疫苗北京华卫带标签的28元一支买不到，亨通公司不带标签16元一支卖不了。引起了各界媒体的强烈反应，百家报纸、千家网站进行了转载和评论，出现了我们卫生系统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人民监督网》又复活了，并与腐败官员们打起了拉锯战，历经八封八开斗争十分惨烈。

　　腐败官员们不甘心失败，采用经济手段找到相关部门的官员，拿掉了中国青年报网站上的文章。卫生部某部门还向共青团中央写信，迫害刘万永记者。

　　2007年12月中旬，第七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中国青年报刘万永记者介绍了山西疫苗腐败案，又掀起了一次声讨、痛斥山西疫苗腐败高潮。

　　《人民监督网》收到了一篇知情网民来信《我为纪检组长说句公道话》，深刻揭露了专案组调而不查，保护腐败官员的内幕。这篇文章发表后，专案组草草结案了。

　　李书凯：自己查自己——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2008年1月7日，卫生厅召集直属单位领导们，开了一个通报会议。通报结果与李书凯与无关，连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通报结果引用了卫生厅《关于对省疾控中心第二类疫苗供应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报告》，栗文元不但没有问题还得到了表扬。

　　报告把省疾控中心380万出卖山西疫苗供应和管理权，说成符合《条例》的有关规定；

　　把华卫公司使用“山西疾控专用”标签，设立疫苗销入山西“官卡”，说成“山西省第二类疫苗供应充足”；

　　把华卫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疫苗价格连年攀高的现象，说成“取得了良好效果，疫苗价格低于有些省份，使群众收益”；

　　把使用卫生行文件，利用疫情，兜售高价疫苗，说成“使传染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把向私营公司出租挂有省配送中心的牌子房屋，租房者获得疫苗管理权的做法，说成符合有关规定；

　　把授权北京华卫公司经营省的决定，把任命老板担任配送中心主任的决定，说成未违反人事管理规定。

　　通报会一完，我省卫生系统的同志们、疫苗生产批发企业的经营者们及广大网民，很快就知道了。都说卫生厅调查组结论是，李书凯表扬栗文元、田建国。

　　调查组回复举报人让人笑掉大牙

　　2008年1月8日，省卫生厅调查组与我见面。

　　我问，调查结果的落款是省卫生厅纪检组？调查组领导说，这就是省卫生厅调查组。

　　我问：非法的“山西疾控标签”、诈骗人民钱财的预防接种通知单、卫生厅下发许多文件制造疫苗垄断等等问题为什么不调查？调查组领导说，卫生厅出了报告认为，你举报的问题都是合法的，只有栗开公司的小汽车有一些问题，财务有些混乱。

　　我质问，卫生厅的《报告》可以违背《反垄断法》、《反补正当竞争法》吗？调查组领导说：这是厅领导的意见他们全权负责。

　　我问，省疾控中心的财政预算外收入2个亿，转移到了北京华卫公司，这个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润也不是问题？难道不把这些资金追回来吗？调查组领导没有正面回答，说可以再举报。

　　我问，卫生厅报告的依据是什么？调查组领导说：是卫生部的一名专家。

　　我问，是否留下文本和签字？调查组领导说：上级答复下级就应口头，这是我党的组织规定。

　　最后我提出了我的个人意见，山西省卫生厅的《报告》严重歪曲了《条例》基本精神，与《反垄断法》、《反补正当竞争法》严重抵触，应是无效报告。如不予纠正，将会造成卫生工作秩序混乱，公益服务变质。卫生厅红头文件的支持下，空壳华卫公司转移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2个多亿，非法获利近亿元，应立即冻结这个公司帐户。

　　2008年1月9日，山西青年报发表了《小公司玩空手道称霸山西疫苗市场》对卫生厅的《报告》和调查结论进行了舆论监督。

　　人民利益是大事，人民健康利益是大事中的要事。疫苗接种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手段。卫生厅的红头报告要掩盖疫苗腐败问题，如此下去，将会有十个百个投机商人，买断公权担任公职坑国害民，将会有更多的公共管理机构搞权利寻租。希望各位老师、专家和朋友支持我们，为了人民的健康利益，共同声讨山西疫苗腐败。

　　主持人赵国君：

　　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沉重的话题。下面由《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先生介绍一下到山西卫生厅采访的一些情况。

　　朱瑞峰：

　　我是07年9月10日到山西省卫生厅调查这个事件的，山西省卫生厅新闻发言人郭耀民接待了我。新闻发言人对我说，你来卫生厅采访什么事?我说，我是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我想调查关于疫苗配送的情况。卫生厅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插话说，人民监督网?你是新华网我们也不接受采访。我说，我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采访，我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的身份对李书凯副厅长进行采访，依据宪法41条的规定，我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监督权。我拿出我的护照、人民监督网传媒集团的介绍信说，让李书凯副厅长看一下我的证件，问他接受不接受公民的监督，不接受公民的监督就是违反宪法。新闻发言人说：你填写一个采访提纲，我跟李书凯副厅长汇报一下，他正在开会。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新闻发言人告诉我，李书凯副厅长说：“他要跟你这个记者讲两句”。采访中，我问：山西省疾控中心一年380万，把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出租给北京华卫公司合适吗?李书凯副厅长说：北京的华卫公司是卫生部的公司，卫生部专门配送疫苗的，内蒙、华北都是他们做的，不是社会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我们380万承包，真正是人民受益了，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我愿意承担任何法律的责任。

　　主持人赵国君：

　　咱们上次华南虎案件探讨过这个问题，监督的时候官员爱发誓，从来不考虑发誓的任何后果，弄得你没法说了。

　　刘万永：

　　很感谢大家参加这个会议，报道最早是《人民监督网》，朱瑞峰去采访了，去年9月份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要反映山西疫苗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再联系的时候，到网上一搜，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已经发了十七、八篇了。我把这个题目跟我们领导汇报之后就去采访了。其实采访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已经有了丰富的新闻素材和证据，大家可以看我的稿子，无论是山西省疾控中心还是卫生厅都拒绝采访，对我来讲也比较简单，跟他们打太极拳打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得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从疾控中心出来的时候，碰到了配送中心的人，因为我在那儿拍照片，他们不让拍，差点发生肢体上的冲突，这篇报道发了之后，在网上转载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讲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事情的发展确实是不是我希望所看到的。因为直到目前虽然有一个调查组，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的。比如说一年380万把山西省全省疫苗配送权力承包给了北京的华卫公司是不是合法?用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和疾控中心的说法是符合条例精神的，调查组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调查。

　　光远：

　　我讲一点这个案子背后的东西。这个案子在讲背后一点事的时候，今天看到国君感冒了，我非常紧张，因为我就近年没打疫苗，打疫苗的时候，提三种东西，50块钱一支，国产的，70多块钱一支西德的，90多块钱一支，三种疫苗让你选。你选的时候告诉你，你打了疫苗不见得你不得感冒，我连打三年没起什么作用，我今年没打，国君一感冒我非常紧张。

　　山西的案子我也参与了，无意卷进去的，人民监督网的朱瑞峰说，山西卫生厅来了一个人，是来搞公关的。我正好在北京饭店开一个国际性的媒体会议，我说，来吧，我在北京饭店。山西卫生厅搞公关的人就到了北京饭店，我和朱瑞峰就接待他，搞公关的人说，自己姓李，是山西省卫生厅的，今天上午刚从太原乘飞机飞来的。《人民监督网》报道疫苗事件后，他们卫生厅厅长、疾控中心领导特别重视，关于人民监督网的报道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通融的办法。问有没有通融的办法?他带着钱来的。被《人民监督网》朱瑞峰拒绝后，另一种方法是他也摊了牌，他们卫生厅要去法院告。我当时就告诉他，你告《人民监督网》的话，我约全国的媒体，起码北京市的媒体到法院来炒作《人民监督网》，你们疫苗的事一下子就炒起来了，太高兴了，今天不用你买单，我买单。山西卫生厅搞公关的李先生就被我轰跑了。

　　主持人赵国君：

　　下面请嘉宾就这个案子和这个事情发表观点，就按我刚才点得这几个主题发言，是否请卫生法学专家先讲一讲。

　　王岳：

　　我看了这个材料，就这上面所陈述的事实，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个公司应该说和卫生部肯定没什么关系，是一个虚构和卫生部某种关系。卫生部下面已经没有什么这种公司了，都已经脱钩了，和国家机关都已经脱钩了。

　　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条例的误读，条例出台实际目的是为了规范疫苗的流通和接种，疫苗产品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个条例当时是分成了两类疫苗，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一类疫苗是国家强制接种的，是无偿的，二类疫苗在条例里等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不仅疾控部门可以做，地方合法药品批发经营企业也可以做，但是目前来看，山西的做法等于是通过行政发文，政府文件的形式干预了二类疫苗的市场竞争，形成了不正当的竞争。

　　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应该干预市场竞争行为，如果这个事件属实，等于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权利限制了市场竞争的机制，就像以前也有类似的问题。以前甚至于很多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出台规定，餐厅要消毒柜必须买什么牌子的消毒柜，不然不能通过卫生监督的检查，我想这个事件还是很典型的不正当竞争的事情，后面是否存在官员渎职或者受贿行为，得借助于国家权力机关调查。

　　主持人赵国君：

　　感谢王老师。

　　卓小勤：

　　王岳老师是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研究的，讲的很专业。我想我就我了解的情况讲一下，卫生部原来确实有一个华卫公司，是进行医药进出口的公司，这是很早以前的了，这应该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和现在这个华卫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原来那个公司不是私营的，现在这个华卫公司完全是私人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很小的一个私人公司，应该和卫生部没有任何什么关系。

　　2000年卫生部多部委有一个文件，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其中规定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对外开展营利性的合作项目。虽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不是医疗机构，但都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从文件精神来讲，私营公司负责管理山西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是不能做这样的合作。

　　我刚才听到的情况，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关于山西运城乙脑疫苗事件，这位专家(举报人陈涛安)说得非常专业，乙脑控制是有季节性的，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我认为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构成了欺诈，严重的欺诈行为，而且涉及数额非常巨大，这件事情不能就此了结。

　　但是这类事件存在着非常麻烦的事情，从民事上来讲，每一个受害人受到的经济损失数额都很小，他们不会为这样很小数额提起一场民事诉讼。如果这个事情查清楚了，从刑事犯罪角度来讲，还是应该考虑的。

　　从这个事件上暴露出很多的问题，疫苗条例为卫生防疫支持防病工作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法律保障，但是却被这些人利用了，应该说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其中法律上规定和有些不法商贩钻的空子，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原因。既然国家分一类、二类的疫苗，一类疫苗作为计划免疫，计划免疫是国家出资的，公民应该免费获得服务，二类疫苗作为市场开放，作为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购买的一种服务，但是，卫生行政部门文件回避一类麻疹疫苗，宣传推广二类麻腮风疫苗谋取利益，更重要的还是腐败，这个案件重点还是腐败案件。把时间留给有关其他方面，比如刑法、反腐败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

　　万延海：

　　我们国家十多年发生血液的案子，行政部门参与了商业活动，模式是差不多的，如果疫苗本身质量出现后果的话，刑法里面渎职的条款。疫苗相关不良的反应山西省有没有，现在还不知道，这里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政府卫生部门制造关于疫情的消息，编造一些知识，谋取利益，如果出现问题，他们会袒护，不仅仅是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后果很大，可能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子。

　　山西夏秋季节接种乙脑疫苗，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不良反应后果，只知道经济上有腐败的问题，如果一旦出现影响人民健康问题或者有一些生命的问题，卫生部门也不会揭露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卷入了，就不能发挥监管的作用。

　　二类疫苗不是国家要求公众必须要接种，要有充分的公众知情，这样的官商关系欺骗公众、谋取利益的情节十分恶劣。

　　主持人赵国君：

　　第一，潜在的危机很难评估。第二，现实管理体制不是那么透明，政府强力之手又在其中，这个后果想起来是很严重的。

　　贺卫方：

　　自己从小就感觉到，卫生管理部门在我心目中是最神圣的部门，最不可能出问题的部门，我家里也有不少人是医生，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可怕，医疗界看起来也不是像人民想象得那么单纯，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

　　看了材料，包括听前面几位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朋友们介绍的情况，心情很沉重，涉及到多少人的生命安全，这样大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卫生管理部门背后也会有这样的利益的诉求?这是我觉得应当特别值得关注的。

　　我和焦洪昌教授聊了几句，山西最近几年怎么回事，不仅仅是黑砖窑，前些年水利工程造假，那也是很黑的事件，这个地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出现非常可怕，非常耸人听闻，经常诉诸于黑社会暴力化解决办法，一个人向《南方周末》透露信息，这个人在北京会被抓回去，这个地方肯定在管理方面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综合起来这样一个案件，我个人的角度观察:

　　第一个问题，国家权力是否是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国家权力怎么样真正为人民服务?常常把人民挂在我们的嘴边上，放在我们的楼门口，什么都是人民政府。但是，如何避免象山西疾控中心这样的政府部门逐渐异化，成为掠夺我们、盘剥我们，不断搜刮我们的机构，存在政府的寻租行为怎么样遏制的问题。

　　种种情况表明，政府公权力的异化，已经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卫生管理部门居然也通过疫苗途径寻求自己的利益，政府就是纳税人支撑的政府，怎么转过来他们寻求他们的利益，政府部门都在想尽办法，利用自己的职权搜刮各种各样的人民财产，或者说剥夺人民的权利，这是这个案件显示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有搜刮者就有配合的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勾肩搭背，荣辱与共。像这个个案里边的田建国先生，不断滋生出来依托不正当的公共权力，想尽办法瞒天过海，搜刮人民群众的钱财。注册50万资金，通过名片或者其他的方式造假，暗示或者是明示他们和卫生部某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就变成卫生部的一个机构，获得人民的信赖或者说欺骗人民，政府官员当然也乐意被欺骗，因为他们通过这样的机构才能获得一种不正当、不应该获取的利益，所以这是一种上下结合的腐败。

　　第三，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否有一种必要的机制，揭露每天都在发生的严重的滥用权力，甚至说运用权力进行腐败的事件。我这段时间也在思考，看了不少人的文章，包括秋风先生的文章。大家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国家整个的控制看起来是上下一统的，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但是这种单一制的国家，绝对不是说上面令行禁止，我看到一个词，代理人的优势，命令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做事过程当中掌握信息可以不告诉你，他只告诉他想告诉你的，怎么破解代理人的优势?离不开新闻自由，包括中青报的朋友和朱瑞峰先生这些人，不断把这些事情通过网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揭露出来。

　　司法制度能否真正有效地行使必要的权利，关键在于把这样的事情加以揭露。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西方国家也是通过司法的模式，司法的途径，包括总统也想掩盖一个东西，尼克松总统想把水门事件掩盖过，有一个法院，即使贵为总统也没办法，掩盖不住，逃不过法律。

　　最可悲的是我们这方面，官方的媒体中青报，在这种情况能够做出来也算相当了不起的，地方的媒体操控在地方政府手里面，中央媒体操控在中央政府手里，揭露专业的部门、地方政府的问题非常困难，他们想掩盖东西和情况，只需一个指令，不允许炒作，你就不能报道，发生在河南的事，大河报不报道，发生在广东的事，南方都市报尽管胆量挺大，也不大敢报道，这样的体制，我们真的要检讨。

　　目前，这样一个新闻管理体制的确到了应该检讨的时候了。不久前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传递了令人兴奋的信息，08年准备要放一放，我想展江老师在这儿，新闻是我们权力的一部分，不是国家的公权力的一部分。所以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有时候特别为中央着急，中央领导真的不了解情况，还说他们上网，我担心网是中南海局域网，点击任何一个网站，出来都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几条信息，都在那儿歌颂，他们怎么能够了解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司法独立性的问题，一个国家治理中间，立法、行政、司法，包括新闻，每一种权力都在一个行政区里面运行，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控制，高度不透明的体制，新闻打不开，司法也打不开，最后的结果是中央闭目视听，没有办法了解下面的情况，害的是自己，老百姓固然受苦，中央也挺苦的，真话一句没有，都是假话，太恐怖了，时间久了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第四，卓老师谈到诉讼的途径，谈到每个人受损害很少，但是集合起来是很大的。我倒觉得美国人早就使用的一种集团诉讼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案件做一个集团诉讼，把所有的事情集中在一块审判，不就很简单吗?山西这个事情特别典型的，每个人受到伤害，让他提起诉讼的话，这个成本太高，这个时间做一点别的事，打官司反而付出代价很大，但是所有的情况都集中起来的话，对律师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打这场官司挣不少钱，集团诉讼有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特别好，能够让律师有利可赚，能够让受害人得到必要的赔偿，同时让伤害人的人不敢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共赢的事情。尽管《民事诉讼法》也有明确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人数为多人的诉讼，这实际上给集团诉讼提供了空间，但是实际司法政策中间，导向中间是压制这种情况的，我想可能是需要我们在司法制度再努力推动的事情。大过年的，这种事总是很沉重的，不说了。

　　万延海：

　　因为二类疫苗并不是很多人自主的选择，在政府操纵舆论，制造虚假的信息情况下的一个行为。这么大面积的接种，有些人会有一些副反应。通过媒体寻找在那个阶段人出现副反应或者有严重后果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成为诉讼很积极的人。

　　卓小勤：

　　这件事情实际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虽然生产厂家在这里面做了一些手脚，并且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一类、二类合在一起做了一个联合疫苗，以二类疫苗的方式推销，确实钻了一个空子。实际上真正给公众和老百姓做预防接种是疾控中心，而且是卫生行政部门下了文件，这是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实施相应的举报，应该是行政处罚，是严重违法行为，这个行政诉讼恰恰是公益诉讼。

　　秋风：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可以设想另外一种途径，这里涉及到配送垄断的问题，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企业，那个运城亨通是不是可以提出反垄断诉讼。老百姓可以进行接种无意义乙脑疫苗的诉讼。当然这都是以司法有作为为前提的。

　　卓小勤：

　　我觉得一方面是，有作为。另外一方面就是贺教授说的，关于司法的问题。我在这里面一定要说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面临的困惑就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龙胆泻肝丸的案件，我们在卫恒律师事务所登记北京的受害人就两百多人，全国无数，因为取证非常难，证据确凿的受害人提起诉讼之后，法院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裁定驳回，我又钻了一个空子到赤峰打了一场官司。我们没有以同仁堂作为被告，以销售商作为被告，受害人就是销售商的职工，他买了本单位同仁堂生产的药品，这个官司打赢了，问题在于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司法环境下，同样的案件只不过就是不同被告、不同的地方，一个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北京的法院就说不属于受案范围。

　　主持人赵国君：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都想寻找一条路径。实际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山西乙脑疫苗八月中旬卫生厅下文件全省接种。

　　陈涛安：

　　蚊子传播乙脑，疫苗的最佳接种期是流行季节前1个月，每年3-5月份接种较合适。如果8月中旬下文件发动社会接种乙脑疫苗，疫苗送到各地接种门诊就9月份了，20～30天才能搞完，9、10月份产生抗体，有些人产生抗体时快立冬了，这时蚊子都不在了，根本没有用，可能会有副作用，还花了28元，挨了一针。

　　卓小勤：

　　8、9月份北方天已经转凉。而且，疾控中心完全懂得这些基本知识

　　万延海：

　　找到受害人的问题，二类疫苗接种是自愿的，知道某种信息的情况下面自愿的行为。疫苗接种会有一个小概率的副作用致病，省卫生厅发布某种建议和指示，如果是科学的正确的二类疫苗接种建议，小概率副作用致病的问题，可以包含和理解，但是，卫生厅夏秋季发动人们接种乙脑疫苗，这个行为假称保护人民健康，其实起不了保护的作用，接种疫苗发生不良反应就是严重的问题，虽然小概率，但肯定有发生，如果在网上征集那个时间段，接种疫苗出现副作用到医院看过病，有医疗消费的人，有些人可能是严重的副作用，成为诉讼很重要的力量。

　　展江：

　　涉嫌腐败的个案，事件比较清楚，共谋性的腐败，官商勾结，政企之间的联姻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腐败就是勒索性质的，靠着卫生部门权力贴上自己的特供商品标签然后寻租，是两种腐败基本形式。我可能比贺老师稍微乐观一点，这件事情充分报道出来，说明还是有一些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怎么分析。

　　山西这个地方确实出很多的事情，我琢磨出来，山西那个地方有一个特点，特别相信北京，只要打着北京的旗号都好使，假记者也好，都是这样子的。我到山西去问，你们当地的电视台报社下去骗钱吗，他们说，一般骗不了钱，只要是弄一个中华、华夏、中央媒体就好使，另外某些山西人的行为也表明，他们特别向往北京权力中心，和皇权思想重有关系。

　　山西舆论环境不算最糟，首先由当地媒体(山西经济日报)报出来的，居然有一个舆论监督部，在全国各个媒体里面是很少有的，山西当地的环境还不算差，《山西青年报》也能出整版报道，省内监督还是有一点的，这个事情看样子比较清楚，下面还是要采取跟进的行动。

　　我有两个建议：

　　首先，举报人如何保护，这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陈先生(陈涛安)虽然现在还安全，也没听说领导停发工资和奖金，但是现在中国都是被利益切成一个个小集团了，实际上他们也不顾任何意识形态，只是为了牟利和寻租而这么干，举报人在中国和国外处境都是比较微妙的，举报人的保护怎么做，国内关于举报人的保护性的条款除了《宪法》第41条、37条，在中国已经生效的就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3条，还是有用处的，人大05年批准的，如果实在不行就要向联合国申诉，毕竟是中国官方当时05年小张旗鼓地说了，但是沈阳幕马案和河北程维高案的举报者都被“光荣”劳教两年，到现在没有恢复该有的待遇，对此我们应该有防范准备。因为高庆荣事件的影响较大，所以山西的官员可能有所收敛。记者能做什么事情?我相信能做一些具体的跟进，法律行动可能更重要。

　　06年夏秋季山西省乙脑疫苗的发放、销售是分散进行的，最后的售价是28元，特别是一个个寻找当事人，我倒觉得不一定都要找受害人，受害人不一定有这么多，也可能有。当事人愿意出来，如果是比较低的成本，可以探讨。我最近了解到，有一个网站，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一个事件的相关人，典型的就是在山东济南07年大雨之后，他们寻找遇害者，找了不少，有名有姓的。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公布，只说死了30多个人，没有公布死难者名单，引发出银座地下商场有没有死难者的问题。

　　另外可以从其他的途径法律上能不能找一些依据?刚才几位都讲到反垄断的问题、行政诉讼的问题，另外一个行政诉讼的渠道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山西省有没有地方性的条例?5月1号全国性条例实施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主动向对方索取一些信息，利用这样的机会就等着他拒绝，如果拒绝的话就可以打官司。5月1号之后生效，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出一些获得公共信息的请求，因为5月1号实施，按说成为制度的话，像刚才讲的东西，一类疫苗、二类疫苗我们不懂，至少不属于所谓保密的范畴，不属于保密的范畴要主动公开、及时披露，具体探讨一些途径，还是可能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现在公民运动当中，媒体、法律人和有志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陈先生(陈涛安)这样的举报人和参与公益行动的相关人士，会共同行动起来推动它，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杨支柱先生最近参加的活动不少，经常和我交流，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评论很发达，必须依托相关的事实，如果没有前面这么多的记者，香港传媒的朱先生(朱瑞峰)，“吓得”李副厅长出面接受采访，没有前期的调查，后面做评论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包括后面组织研讨以及法律行动和司法救济都是很困难的。

　　焦洪昌：

　　听了贺教授、展教授讲完了之后，感觉大家给下一步工作出对策。

　　中青报的报道中写到，山西亨通医药连锁公司致山西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按照国务院疫苗条例，对垄断进行监督，这实际上也是一条路。

　　我看到沈阳人大常委会十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对诽谤案进行质询，那个案子一个公民也是举报村支书腐败，村支书又反告他诽谤，这个案子应该是私诉案，政法委就牵头说，这是公诉案，把公检法三家找来之后，就定了公诉案，判了三年多。这个案件最后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个人联名对市区公检法和政委法联名进行质询，第一次质询了之后，答复不满意，人大常委会给他投票，他们没有获得过半数的赞成票，又做了一次质询，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公司走了这样一个路子，要求人大常委会出面做这个事情。从监督法出来之后，我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案例，大概有十来个案例，涉及到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质询。因为现在刚刚换届，第一次会，各个省刚开，有些人大代表，也是新人进来了，包括常委会的委员，他们还是有些正义感的，一个省一百个常委会委员，找十个有正义感的人，应该相信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把这个做下去，这是很好的方式。不光事件本身，对整个社会也会产生影响，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

　　前不久我们在北大开反腐败的研讨会，一直想给腐败做一个定义，什么叫腐败，说了半天谁也没有把腐败说清楚，后来大家说这个东西只能列举，可能没有办法下定义。吃饭的时候拉了一下腐败，大概有一千多种，把腐败形式弄一个腐败大全，垄断是私利行为，比如微软搭配视窗，把这个垄断了，是私利行为。

　　这个垄断不是私权的垄断，是用公权垄断，华卫公司每年交380万的费，购买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公权霸占市场，这里的垄断确实有运用公共权力的腐败。

　　在腐败当中怎么治?我感觉可能涉及到卫生厅行政许可，只允许这个企业在山西做配送，其他企业禁止，和一般的垄断行为是不一样的，这里确实涉及到行政诉讼。

　　那天在反腐败研讨会上也谈了举报人保护，请了河北被打击郭冬宇，他讲了之后大家非常感动，那天有郭先生，今天有陈先生(陈涛安)，大家去举报，完善举报制度，这是我们共同推进这个事业的力量。

　　主持人赵国君：

　　感谢焦老师从各个层面就这个事件及其解决的路径提供这么多的方式和方法。

　　秋风：

　　刚才大家出了好多的主意，主意越出越多，我就讲一点看法。

　　一个问题是山西省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资产一下被华卫公司处理了，涉及到国有资产处置的问题。

　　当然焦老师讲到，它是垄断，实际上是授予了垄断，比如十七世纪十六世纪的国王授予你垄断权，你在英国卖火柴盒，王家火柴盒销售商，山西省疫苗配送商，实际上出售垄断权的问题。

　　这里的卫生厅副厅长、疾控中心主任好像就是一家人。疾控中心是一个事业单位，卫生厅应该负有监管的权力，但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都在发文件，卫生厅和疾控中心的关系成了哥俩好。还有疾控中心和华卫公司的合作关系，弄生物制品的私营公司变成了配送中心，具有了行政、业务管理权和事业单位职能，疾控中心也具有了公司营利性质，也是混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只有私利，怎么样让它代表公共利益?

　　政府兴办的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肯定不是为了让他挣钱，让他挣钱的话，直接把钱发给老百姓就行了，他是怎么追求公共利益的，一门心思挣钱了，根本没有公共利益。

　　贺卫方：

　　一方面，事业单位行为和主管部门的责任关联在一块，也算是连带责任，下面出现任何问题，主管领导，国家高级公职人员要负责任。第二，在场的控制，要某种民意代表比较专业化的民意代表负责某种监控。第三，靠媒体监督，再执行，再回到人大的结构里面。

　　卓小勤：

　　在94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就已经规定了，卫生防疫、医学教育、计划生育等部门，从事本专业以外的医疗活动要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才可以。一类疫苗是计划免疫，是国家无偿的，它是作为疾控中心向公众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是一个公共卫生服务，但是二类疫苗市场既然已经进入到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行为，疫苗注射严格来讲是医疗行为，既然是医疗行为，疾控机构如果从事这样的医疗行为，按照国务院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应当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下设门诊部应该是独立的医疗机构。这个管理仍然不够，显然这里有违法的，从违法分析和行政法分析来讲，从这个环节上不是山西一家的问题，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胡星斗：

　　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

　　我不是搞医疗卫生方面的，但是这个事件是反腐败的事件，最近几年法制晚报每年年终进行一年反腐败的总结，每一年我都参与评论，07年中国的反腐败在四个方面愈演愈烈：

　　一是官与官勾结，形成特权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权力网。比如说山西疫苗事件，上级派了调查组，即使省里派了调查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也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形成了利益集团，各个地方的调查组下去了之后，都是只听地方政府和被举报单位的汇报，不听举报者和反腐败者、受害的民众的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当然就很难得到治理。

　　二是官商勾结，像这个案例也是这样子的，卫生厅和小公司勾结，小公司谎称是卫生部的公司，欺骗民众。

　　三是官媒勾结，也更加严重，严格来说也不是勾结，因为媒体本身就是他们的，总之来说平面媒体缺少其独立性，有人评论中国的媒体可能不包括网络，很多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都走到人民的反面，因为不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维护举报人的利益，而是掩盖事实。

　　四是官员和黑社会的勾结也越来越严重。我是这样评价2007年的四个趋势越来越严重，过去这种情况也有，只不过今年这种情况很难得到缓解。

　　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反垄断、反特权。如果套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法，中国目前最大的矛盾是特权阶级和无权阶级的矛盾，特权阶级可以垄断权力，也垄断财富，也可以说垄断了真理和话语权。现在很多官员或者地方政府或者政府不敢提反特权，本身就是特权利益集团，让他们反特权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反特权也就是反特权利益集团才是最大的亲民。我觉得特权、垄断、腐败是最大的不和谐，老百姓最关注的、最痛恨的，也是危及到社会稳定的，就是特权和腐败。但是现在的有关方面不是对这些腐败本身进行调查，比如说山西疫苗事件披露出来后，也有一个工作组派到当地，但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主要的不是调查，而是很大程度上对反腐败人士、正义人士进行打击，这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对网站进行封杀，《人民监督网》多次被封杀，著名的朱瑞峰记者也是多次被有关部门的人叫去谈话。这种例子特别多，只要一参与反腐败，哪个媒体如果参与了，往往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所以腐败在中国的确成为一种文化，不可避免的是愈演愈烈，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人民普遍接受这样的腐败。

　　幸亏现在有一些反腐败的网站，像《人民监督网》这样的机构，才能把很多的黑幕捅出来，像中国青年报这样少数的媒体才敢于揭露这样的腐败。

　　展江：

　　经济上弱势的媒体，做监督做得比较狠的，都是没什么钱的。

　　胡星斗：

　　像这样的案子，我接触得非常多，我支持更多的举报者，支持全民的反腐，即使不说反腐的运动。中央政府应当很明智，不要害怕公民起来说话，要给公民一定的发言权，给公民举报的权力。保护举报者，好像中国就会乱了，用不着害怕。真正危险的还是特权腐败所造成的丧失人心，以及整个社会的堕落、谎言、暴力。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正不压邪，邪气远远胜过正气，谁要主张正义，谁有一点正气肯定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在本单位的打击，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打击。社会这样堕落下去，最终就是社会的混乱，最终也是动乱。我主张中央应该有更宽阔的胸怀，有更加高瞻远瞩的战略，鼓励民间反腐的力量，07年可能是全民反腐的元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虽然之前也有很重要的全民反腐事件。07年民间反腐网站大量崛起，而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然也有很多不幸，有很多土皇帝的事情，媒体监督了，但至今没有一个土皇帝下台。我现在怀疑媒体监督到底能有多大的作用，媒体的监督必须与行政的监督、司法的监督等配合，才会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法律体制和行政体制，比如我们国家可不可以成立国家反腐败总局，把过去的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整合成反腐败总局，隶属于人大，独立性强一些。至少体制上稍微顺一点，把反腐败的机构，包括审计机构隶属于人大，然后再进一步改革，加强人大独立的作用。

　　还要强化民众问责制度、公民问责制度、人大问责制度，山西疫苗的事情媒体上也有强烈的反响，但目前没见山西省人大代表向人大反映卫生厅这样的事情，可见中国目前还是缺少强有力的人大问责制度，即使有，也只是针对突发事件，也只是从国务院、从温家宝总理那儿，从上往下的某一种问责，而缺少平时性的自下而上的公民的问责或者人大的问责，我觉得这可能是很重要的问题。

　　还要进行财政制度方面的改革。比如建立阳光财政、阳光财产的制度，这样才能解决大家刚才所说的转移预算外的收入、小金库等问题。

　　总之，我认为目前中国反腐败其实走进了死胡同，腐败的确愈反愈烈，整个社会正不压邪。我认为只有让全民起来反腐败，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应当从这句话当中获得很多的启示。如果不想人亡政息，就要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反腐败，应当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得更好。

　　主持人赵国君：

　　胡老师从各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一揽子的方案怎样建立公正的社会，跳开了一个思维。

　　杨支柱：

　　我肯定不认为这个疫苗事件是山西独此一家。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我国，一个地方发生事就是所有地方发生的事，今天发生的事就是十多年前和十年后发生的事，大概如此。这个案例也不算一个事，这么说的话觉得很冷酷。

　　根子可以说肯定是利益驱动，没有做到收支两条线，财政上一直是收支两条线，小金库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直是腐败利益的驱动，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的。除了民事诉讼之外，涉及到反垄断的诉讼，不要民事诉讼也不是没办法，这是一个腐败案，没有利益驱动这个事不会干的，谁没事干，抽风啊。

　　消费者有知情权，蚊子都过季，还让我打疫苗。

　　主持人赵国君：

　　真的看腐败案件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意向，说有一个特别滑稽的形象，李靖前面穿着金盔金甲威武得很，后面一看光着屁股，什么也没穿，我们所有的腐败案件几乎用这个意向，少数人知情的问题，在这个案件公权力从来没有有效运作，直到今天，报纸传媒也出来了，也去了像模像样的调查组，这个调查组是“太有利”的调查组，哪里是什么调查组，又拥抱又亲吻又增加新的腐败成本，到现在迟迟不出结论，这是非常荒诞的，好多惊人的腐败黑暗只有少数人知道，有些人视而不见，前面是金盔金甲后面光着屁股，什么也没穿。

　　周泽：

　　这个会议作为一个研讨会，之前我是不准备参加的，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今天大家都聚到这里来，更像是一个行动。似乎是为了把这个事件往前推进一步，好像有一点公民行动的意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会议是有意义的。对这个事情怎么推进?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和建议，我同意秋风老师说的，问题涉及商业垄断，政府的廉洁性和公司商业利益的问题，直接侵犯了同类经营疫苗的公司的正当商业竞争利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政府是不得指定服务和产品的，除非必要国家予以垄断的东西。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动员竞争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经营疫苗的公司起诉这个北京华卫公司及山西省卫生厅。相对社会大面积存在类似的现象来讲，这个事情可能在很多人来看，还真不算什么。但既然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不妨碍一个个地进行个案推进，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情，对社会存在这样的类似的事情进行拷问。

　　万延海：

　　不要以为每个人花了28块钱打了一针，如果质量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是全民的灾害。

　　周泽：

　　打一针出问题，打什么样的疫苗都会出问题。打针出了问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解决，但是这样的问题最直接是侵害商业企业竞争利益的问题。我们都来了，来了这么多专家和学者，来了这么多媒体朋友，有民间监督的朋友，大家为什么来?我想是针对的社会公共利益和腐败，这个国家的公共权力运行，大家都是关心这个问题的公共性。这是公民行动。

　　既然大家在这样的场合能够聚到这个地方来，针对这样的事情聚到一起来，推而广之的话，这个社会可能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大家能够聚到一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一起推进。像中青报刘万永做的报道类似事件，每一个事情，都不妨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做，由大家来共同参与，包括记者朋友、律师、专家，大家形成规模性的，当成很大力度的行动，这样才有可能推动这个事件的发展。

　　在最近的西丰事件中，那个罪恶的张志国书记说媒体对西丰问题的报道，是“罪犯”勾结记者、律师诽谤西丰县和他本人。他说得还不全面，在这个事件中，广大公民，包括专家、学者，都勾结在了一起，来讨伐张志国，但还没能把他怎么样，最终只是迫使西丰县有关部门向法人杂志记者道歉，而张志国竟然还当上了辽宁省的人大代表。如果说西丰事件中存在一记者、律师等存在“勾结”的话，我觉得大家勾结得还不够，记者、律师和广大的公民和专家学者勾结得还不太够，简单的勾结还没有把腐败官员怎么样。针对社会公益事件，我们应该更紧密勾结在一起，我希望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大家做一个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我们应该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

　　主持人赵国君：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正义、公平周围。

　　今天的会议我认为嘉宾比较多，谈得问题也比较多，非常好。

　　感谢大家，感慨太多了，包括周泽老师说得那段话，包括王老师的置疑，包括所有人在座的无力感，随着新年降至，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表明。

　　第一，在这样一个让胡老师来说正不压邪的时代，组织一场会议，说出真话都很难，找一个地方说话都很难，但是为什么还要做?这就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后来很多亲朋好友问我，我们相信有些价值是对的，比如正义、公平，我们真的从内心相信它，不相信它撑不了这么多方面不断寻求正义和公平的途中，一定要肯定对某些价值是相信的，我们深信正会压邪，我们相信即便寻找法制和公平的道路上充满了坎坷，哪怕灵光一闪偶然性事件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第二，为什么越做越无力，包括万永在第一线的记者们，做了一篇报道又怎么样，找我们办论坛的人，二十期论坛，没有一个满怀期望，深入一下、扩大一下，又怎么样呢，所有人反馈的信息都是很悲观的，真的这是底线伦理，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还是要坚持的。

　　那边的朋友肯定很不满意，因为组织这么多的会议，总是充满了批判，总是充满了不满，我可以引用台湾在争取民主运动时候著名的诗人叫苦苓写过一本诗集，名字是《每一句不满都是爱》，是啊，我们的每一句不满都是爱，都是我们还相信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得更好。不要如储安平先生说的：政府封杀我们就来吧，我们已经没有批评政府的兴趣了。每一句不满都充满了爱，但是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受损的权力，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都是我们将来的前景，都是我们将来最灰暗的前景，但是一定也要做。大家没看出特点吗，我开会就是这些人，20期，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要坚持。

　　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改变的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尽量把更多的道德感和正义重担压在某个个别人的身上，你就是这个社会，每个人像周泽老师说的，哪怕一点点，不是全部充满了激情，哪怕一点点，让公民不服从的劲头上来是有希望的。所有的恶性实行不就是收买吗，把人性弱点抓得最狠吗，在道德不能成为评判标准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呢?赵国君不就说两句吗，中青报不就报了吗，权力也在趾高气扬地行使，我们社会颠倒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真的无力表达自己的崇高和伟大，我们仅仅长期生活在痛苦当中，爱上痛苦了，没有痛苦的折磨，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今天特意穿了红一点的衣服，新年要到了，虽然我的病也不轻，但是我觉得在新的一年里，只要我们大家还是能够坐下来，能够这样勾搭起来，能够这样联合起来，能够惺惺相惜做一点事情，社会终归有希望的，我坚定地坚信这一点。感谢大家!

文章来源：律师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