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上升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时，中国该如何改革？  

　　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后危机时代外部摩擦加剧、内部需求与资源约束的挑战，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越三四千美元，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大量涌现。中国是能智慧和平稳地在本世纪中叶完成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还是会像很多进入这个阶段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临门一脚时落入“发展的陷阱”？这是即将面对的主要挑战。  

　　改革远未完成，但主要矛盾已改变  

　　过去30年，中国在国家和市场同向推动下，改革开放破除了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这个主要障碍，创造了30年持续不衰高增长的经济奇迹。  

　　现在，改革开放的使命并未完成，但已变得日益复杂。以开放为例，打开国门所带来的振聋发聩效应早已衰退。封闭已不是经济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对外开放能走多远，少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障碍，多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和你来我往的博弈和算计。 

　　就改革而言，中国已在整体上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很多重要领域并未完成。麻烦的是，不少集中在能源公用类自然垄断或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这些大众及政治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哪些要推进和如何推行市场化改革，哪些不能或不宜简单市场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改革与反改革或保守之争，而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宏观经济社会的平稳，而不能再简单地以市场化为旗帜。  

　　更加复杂的是，这些领域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不少是以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为主。在这些领域激进的私有化，会使私人资本和家族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和社会事业领域，这必然会带来社会大众的分化和反弹，以及造成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巨大动荡。显然，改革的取向和分野都已不再像初期那样单线条了。  

　　因此，大致从本世纪初开始，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和单一公有制与现代化转型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就已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如：  

　　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另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与畸形商业化，国有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和公产改革中的流失瓜分与巧取豪夺，同时困扰着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  

　　庞大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尚未真正起步，就能预窥其中的复杂、阻力和不同人群的利益纠葛。  

　　社会财富是急剧增长了，但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似乎更快和更让人难以忍受。改革的取向变得空前的扑朔迷离，并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牵制和影响。  

　　当几年前产权改革迅速横扫几乎全部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廉价瓜分公产的盛宴开始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从而引起了普遍的社会不满时，一些经济精英沿用改革初期的老思路，简单地把它总结为第三次改革与反改革的大论战。但是，与改革初期泾渭分明的分野不同，并未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正面回应。而近年来决策思想开始向民生和公平的多少倾斜，尽管在各界精英队伍中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却赢得草根民众的自发拥戴。可见，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时，理论和实践都需与时俱进。  

　　城乡二元：内需不足的体制原因  

　　从经济上看，中国下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是内部需求不足和外部资源依赖。  

　　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国家已把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改变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加以强调。“十一五”进入最后一年，为什么距离这个目标仍至少和开始时一样遥远？  

　　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增长方式本身就是中国市场化导向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产物。发展的制度框架、利益结构和路径依赖制约了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  

　　在这样一个受限的空间中，经济改革的动力衰竭已不可逆转：价格已基本都市场化了，剩下少量水、电、气、热等能源公用事业价格的改革也箭在弦上，困难只在于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国企国资体制是经济改革尚待突破的主要领域，但在寡头竞争的现代经济中，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国退民进可以让国有央企寡头消失，但并不能消灭寡头本身。如果代之以东方社会不可避免的私人和家族寡头，除了会显著激化社会矛盾和大大增加官商勾结的级别和危险，在当今阶段上并看不出它能给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多少积极因素。  

　　即便不考虑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再认识，在一个典型东亚类政府主导的发展起飞模式中，当经济还处于高速运转轨道时，中央政府的作用能否和怎样淡出，而左右着区域经济振兴格局的强势地方政府的角色能否和如何弱化，都还没有明确答案。因此任何要承担责任的人，很难敢让牵引高速前进列车的引擎熄火。显然，在一个开放变为利益博弈、改革变为经济算计的新时代，需要跳出改革思维的习惯定式。  

　　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只有0.2左右上升到接近0.5，从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进入最不平均的国家之列。这在中国社会的主要资本存量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公有的情况下，本来很难理解，这不能不归结为计划统治的最大社会遗产，即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这个遗产造成了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它以充沛的廉价熟练劳动力和最“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成就了世界工厂的伟业，以对资本的热情渴望和对劳动公开的身份歧视推动了令人目眩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财政收入扩张，却使劳动分享的收入比例在总体上不断下降，以至创造供给的工业化得不到产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应和配合。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不过是这种发展方式的自然结果。  

　　城市化：不是太慢，而是太畸形  

　　要澄清的一个最大误解是，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不是城市化太慢。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到2009年的46.6％，每年平均增加0.9％以上，而且1997年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开始加速，近12年来年平均增加1.3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期的两倍左右，绝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即使按照年增加1％城市化率的速度，中国在5年内城市化率就超过50％，在30年即2040年之前就超过75％，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提前实现现代化。如果保持近年的加速度，意味着中国要在今后20年左右提前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这是绝对惊人的速度。政府和国人都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极可能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  

　　因此，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很多人呼吁的，要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发展。如果盲目地加快，搞不好就会出现有些地方的“农民上楼致贫”、进城的人没有生计，变成失地农民和被挤压的市民都不满意的“被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郊区农民土地、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必须牢记1958年“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正确的目标也需要正确的途径，否则仍然可能导致灾难。  

　　因此，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部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城市化速度太慢，而是质量太差、发展畸形。畸形的城市化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助推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其核心是中国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断了农民转为市民这个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进程。  

　　2.5亿人的“陷阱”：进不来，难回去  

　　从社会整体结构上看，主要自1990年代以来，被卷入工业化的几亿农民（外出打工约1.5亿人，在本地打工的约1亿人），不算家属已达2.5亿人，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连同其直系亲属，超过了现在中国城镇全部户籍人口，但却落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造成的进不来又越来越退不回去的陷阱中。这个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扭曲和失衡，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障碍。  

　　不从这个主要矛盾入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加剧、城乡两极的畸形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任何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家的最大的结构是城乡结构。它决定了需求、供给和资源与收入分配，离开这个中心谈结构调整，只能是缘木求鱼。  

　　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已经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三三制结构：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纯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漂浮在城镇与乡村之间。三分之一人口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是结构失衡和社会不安的根源。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里走，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格局。而迄今为止农民工家庭的情况基本是，人往城里走，房在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  

　　为什么老百姓的钱不够花  

　　回到国内需求的角度，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贫富两极分化，大多数老百姓支付能力不足。这来自两大因素。  

　　其一，劳动报酬在GDP中比例太低，其首要原因是随着农民工替代城市职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低收入低福利大大压低了劳动分享的GDP比例，再加上制度和政策对资本和财产收入的倾斜，从而显著增厚了企业与政府的分享比例。  

　　其二，直接来自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大约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倍多到中国社科院估算的五倍多之间。与此相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3％，到2008年直线下降到仅为8.87％，这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的贫富差距从市场化改革后城乡分别为0.3－0.35拉大到0.5左右，即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除个别小国外最悬殊的国家。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增无减，一是来自农业小块土地的非规模经营产出效益过低和国家财政的更大城市倾斜，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对乡村在新形势下的双重掠夺，即农村地区微薄的财政和农户收入既要承担主要教育培训负担，为城市现代产业提供源源不断具有初中等教育水平的熟练工人，同时又要负责在城市掠夺性使用后的中老年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养老、医疗和安居等负担。  

　　调整改革思维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的城市化进程，排斥了已经卷入工业化的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就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那样一个城市化的正常道路，相反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城市建设的升级美化，把众多在城市发展过程多年参与建设的外来人口不断从城中村、城郊村赶走的逆城市化过程。  

　　由于把进城农民驱赶出了自己的视野，城市化建设走上了围绕封闭的城市户籍人口自我循环和自我扩张升级的道路。大马路、大广场、大户型和大办公室迅速赶超人均收入是我们5倍、10倍以上较发达乃至最发达国家城市的水平，但它们几乎完全不是为进城务工的农民而准备。  

　　与城市的畸形发展相对应的，是农村发展的瓶颈和困境。  

　　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而急剧放大的城乡两极分化（按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我国乡村仍有两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加剧了规范或不规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分化，形成了中国社会增大的撕裂，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重复生产出无力与经济发展同步升级的低端劳动，从而形成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今天，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上升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的时候，改革和发展思维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为经济学家，下期《南方周末》将刊登其“三大社会改革”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