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通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制度建设很可能成为一块致命的短板

　　中国“发达”几率缘何这样小？

　　本刊记者/ 韩永 王家敏

　　到本世纪末，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几率几近为零？

　　这是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给出的预测。1月30日，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该报告指出：按照历史经验来估算，中国21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为4%。“如果考虑到中国21世纪人口将达到13亿〜15亿，而整个发达国家的人口只有10亿左右，中国现代化的概率比4%还要小。”

　　这一结论刺激了部分国人敏感的神经。在环球网所做的一份调查中，有56.2%的网民对中国变成发达国家的概率如此之小表示质疑，仅有28%的网友表示“有一定道理”。

　　该《报告》的主持人、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正因为依照“历史经验”晋级发达国家行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中国的发展才需要独辟蹊径。

　　从4%到30%

　　何传启告诉媒体，得出4%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发展的现实，另一个是过去300年(1700年〜2000年)世界上的统计数据。

　　何传启说，从过去300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明显的更迭规律：平均每一百年，大约10%的发达国家会下降为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中的大约5%则上升为发达国家。

　　晋级机会降临到中国头上的概率，取决于正在中国发生的如下现实：人口规模庞大、地区发展失衡、经济一枝独秀、政治缓步向前、人均收入差距悬殊、资源和环境压力明显等。这些因素按一定的方式加权，就得出中国晋级发达国家的可能性。

　　何传启还为中国的发展设计了分段的目标：2020年左右进入世界前60名，2050年左右进入世界前40名，到本世纪末，进入世界前20名——按照何传启有关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进入前20即为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要增加在本世纪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可能性，何传启说，中国就要走一条“特色之路”。这条路就是“综合现代化”。“简单说起来，就是将在国外分步进行的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同步推进，”何传启说。在他眼里，第一次现代化是指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第二次现代化是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

　　与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两个阶段大多泾渭分明不同，它们在中国则呈现出犬牙交错之势。“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完成五分之四，而第二次现代化则仅为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二。”何传启说。

　　“综合现代化”的思路，与中国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国情不谋而合。何传启拿长江流域举例，他说，长江上游局部地区还有原始社会的痕迹，中游则以农业社会为主，下游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而到了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知识社会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何传启说，在2006年，我国已有四个发达地区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北京和上海的部分指标则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底线。“例如2006年，北京和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平均预期寿命和大学普及率已经接近或达到意大利、西班牙的水平。”

　　何传启说，选择了“综合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后，中国到本世纪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几率就会大幅增加，“从原来的4%，提升到20%〜30%。”

　　在这之前，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期将会提前到来。“原本实现的日期可能在2050年左右，现在则提前到2040年前后”——何传启把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分为发达、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阶段，其中后三者统称为发展中国家。其排名的分布是：全球前20名为发达国家；21〜45名为中等发达水平；46～80名为初等发达水平，其余则属于欠发达水平。中国在2006年排名70位，位居初等发达国家之列。

　　制度的短板

　　何传启说，中国在通往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将会遇到的主要挑战有三个：一是发展不均衡。“在发达国家，这种差距一般维持在一到两倍左右，而在中国，这一差距已经达到了五到十倍。”

　　第二个挑战是自然环境和资源压力。“发达国家的10亿人口用了300年实现现代化，已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巨大压力。而未来的中国，将有13亿〜15亿人争取在100年内实现现代化，它带来的资源需求的强度将史无前例。”何传启说，即便扣除知识经济对物质资源的替代效应，中国的资源需求仍然大得惊人。

　　“这种制约，单靠人的努力很难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将会遇到的第三个挑战，是制度的瓶颈。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采取的是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模式，强调物质和技术，却忽视了制度和观念的变革。“这是一个短板，可能会成为一个决定成败的因素。”

　　多位学者认为，中国过去很多年的发展，大多依赖于制度的优势，出口用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投资用的是中央的统一调拨，所以制度变革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但在投资饱和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两台发动机已近极限，而经济发展的永动机——消费，却由于分配体制和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始终难堪大任。而一旦中国经济面临危机，之前因经济发展而掩盖的诸多问题就有可能推倒中国社会的多米诺骨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何传启将中国的现代化分为6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和生态。他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描述：经济现代化方面，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关键经济指标排名进入世界前40名；社会现代化方面，养老和医疗覆盖率达到100%，城市化和信息化率达到80%左右，消灭绝对贫困；政治现代化方面，建成民主、自由、平等和高效的现代政治文明，国际竞争力排名进入世界前10名；文化现代化方面，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文化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文化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进入世界前20名；人的社会化方面，大学普及率超过80%，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进入世界前20名；生态现代化方面，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人居环境质量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那些目标比较模糊的描述，大多都事涉敏感，很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中国社科院一位政治学教授对上述指标评价说。何传启在报告发布会上也坦言，“不彻底消除封建观念，中国现代化就难以完成。”

　　对何传启来说，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为发达国家，有一种类似于宿命的象征意义：“按人均收入来算，中国1700年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18位，如果本世纪末中国能晋级为发达国家，则意味着我们在时隔400年后，重新回到了世界前20。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