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第一部分由参与过阿里木江案的李敦勇律师、梁小军律师、杜律师、张凯律师介绍了该案的相关情况。李敦勇律师介绍说，阿里木江案是
梁小军律师补充说，他第一次跟杜律师去喀什后，一直借口承办人员不在为由，不让会见。后来即使那位承办检察官已经回来了，他们也还不让见。他们主动找起诉处的处长，处长确认他们不是民运人士，也不是什么组织的成员之后才同意安排会见。当时指控阿里木江煽动分裂国家罪的唯一证据就是在阿里木江家里搜出来的一本书里有“东突厥斯坦”这几个字。后来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检察院只是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些笔录，而笔录的内容都是涉及到宗教的内容，并没有任何煽动分裂国家罪的证据，也没有涉及到国家秘密的事，这些证据与本案指控的罪名没有相关性。而且律师也指出了所有的这些作为证据的笔录都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字，这些证据在形式上也有问题。后来，法庭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休庭，一下休了一年多。第二次开庭的时候就把煽动分裂国家罪的罪名给拿掉了，涉嫌罪名只有一个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了。这个罪的主要证据就是自治区保密局做的这个鉴定结论。警察给律师展示这个鉴定结论的时候还把那个号给按住了，说法官不让看，这个鉴定结论也是国家绝密。梁律师还特此去找国家保密局举报新疆自治区保密局做的违法鉴定结论，国家保密局的工作人员说没有义务答复。梁律师说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救济途径把自治区保密局的这个违法鉴定结论给推翻了，案件就可以改判了。这个案子就根据这个证据判这么重，实在是有点太恶毒了。
参与过阿里木江案件的杜律师提到说01年对这个罪名有一个司法解释，当时法官与律师就适用90年的保密法还是01年出来的这个司法解释又过争论。杜律师补充说，在新疆的“危安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罪类案件）比较常见，但是这个案子走了这么长的时间确实比较特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密级鉴定。而关于国家秘密的密级鉴定，最低的秘密级也得由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具体到新疆来说，最低也得由乌鲁木齐市的保密局来确定。而我们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控方在法庭上出示的只是由喀什地区的保密工作部门做的一个绝密级的证明。而按照规定，绝密级的定级得由国家级保密工作部门来确定，因此，这个鉴定结论本身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张凯律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介入到这个案件的情况。张律师提到说阿里木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在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他在这之前就经常遭受迫害，他很多的翻译的资料都被没收了。他的被抓让张凯律师很意外。因为张凯律师是在为太平洋案的当事人辩护的时候跟阿里木江有接触，没有想到的是张律师回京后不久，阿里木江也很快就被抓了。张凯律师去新疆跟当局交涉，要会见当事人，开始的时候当局并没有拒绝。后来检察院以张凯律师是涉案人员不准家属请张律师为阿里木江辩护。
会议进入到第二个部分的时候，范亚峰博士提到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坚决推进依法治国，贯彻胡温的和谐社会和法治理念。李柏光律师从法律技术层面和宪法行政法的层面提出了他对阿里木江案的看法，通过法律程序来促进这个案件能够依法得到公平的判决。张凯律师认为以当局的绝密级国家秘密的事后鉴定为依据来定罪量刑违反了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梁小军律师从反面提醒说该案中阿里木江知道的所谓绝密是宗教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的，这个是否涉及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罪？李和平律师对张凯律师的说法表示认同，并提到说阿里木江被宗教局的人约谈后，向他信任的人寻求帮助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人之常情。江天勇律师认为政府部门的这种随意定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说不定不晓得我们说的那句话就被录下来被当做证据说我们泄露国家秘密了。从阿里木江案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法律的工具化。他也强调说阿里木江案件是跟政府部门对于家庭教会的打压有联系的。胡石根先生提到说要走两条线，一条线是走法律途径，另外一条是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发出去，这是政府当局故意制造的宗教迫害。当局在打压他要打压的对象的时候，就经常设置一些法律陷阱，我们一定要这个法律陷阱给揭穿，要把这个阴谋揭穿。唐吉田律师认为该案应当归结为官民矛盾。并且他提到说这个案子二审的时候很可能不开庭书面审。不仅律师需要，阿里木江以及他的家属也都要要求公开审理，并且将这个过程曝光，争取使得这个案件能够开庭审理。黎雄兵律师认为这个鉴定结论不符合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而且其明知道这个鉴定结论关乎当事人的定罪量刑，他还出具这个结论是做伪证，我们可以以伪证罪将检察院的侦查人员也拉进来，指控他伪证罪。李方平律师认为不要在维族审判人员的问题上做文章，他认为这个案件是三重敏感，一个是发生在七五事件之后的新疆，一个是涉及到基督教，第三个是涉及到国际问题。这个案件在国内的运作应当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宗教局工作人员跟一个普通公民的谈话都是国家绝密的话，那么我们国家的五套班子的谈话要放在什么级别啊？这是影响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对中共的管理体制也是颠覆性的。童朝平律师提到要通过法律监督程序来推进法律层面的进程。他也提到说鉴定结论是在逮捕阿里木江一年之后才做出的，那么在这个结论出来之前的法律程序都是违法的。
范亚峰博士指出在阿里木江案现在处在比较关键的时刻，我们一群法律人来探讨这个问题对推动保密法治会产生促进作用。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普遍性。像“渗透”、境外等概念都是发明出来为了限制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后，范亚峰博士简单的总结了前面各位的发言，提出了四点。第一点，阿里木江案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自由和法治。自由也就是涉及到公民宗教自由权利的问题。法治涉及到自由原则的秩序。第二点，这个案件的运作涉及到法治与民主两条路径。就像江平教授讲的那样，律师要讲政治。政治问题法律化是美国宪政和现代法治的精髓。第三点，关于保密法治的问题涉及到地方和中央两个层次。第四点是该案涉及国内与国际两个场域。总的来讲，这次的探讨体现了维权律师的一个很好的趋势，就是北京市司法局领导提出的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细节化的“四化指导方针”。
会议第三个阶段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夏可君教授谈到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秘密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对秘密感兴趣，用一句话说就是党国意识到危险了。在一个大家都在关心秘密的时代也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找一个莫须有的“绝密”来迫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二点，对于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实际上就是在政府的压制下秘密进行的，由于宗教的空间没有打开，使他的说话和传递都有秘密的特征。第三点是关于政治和秘密。中国政治从1949年到现在，都是在以秘密来做为武器。他们都是以秘密来搞政治迫害，政治动员乃至做政治资本。这个意义上来说，秘密作为一种权力交换和控制的方式，构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底线。第四点是从法律正义的角度来谈。从程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每一个实际的环节点上都有问题。法律人要有对正义的这种信念和责任。
范亚峰博士认为秘密与公开的问题还是应当归结为人治与法治之争的问题上来。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正当程序被践踏，行政行为可以随意的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法律工具化与法治价值论的根本区别。第二点是阿里木江被判十五年和临汾教案中的三到七年实际上都遵循着09年的维稳逻辑。维稳政治到今年十月之后，已经盛竭而衰。现在它处于衰落期。而在这个衰落期，它的二级议题是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地方政治层次的议题。而且这个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错误决策，比如打击万邦教会、冯正虎回国权抗争等对这个二级议题都有所削弱。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各种力量风起云涌，比如互联网。09年的家庭教会从
他认为说，重刑实际上是一种暴力。而这种暴力的目的是想达到制造恐惧的效果。对于临汾教案的重判，对于阿里木江的重判这都是过去二十年来对于福音派的纯正教会打压的最高点。但是中国的教会并没有被吓倒。而对于刘晓波的重判，对于“零八宪章”的打压是整个的得罪了知识分子群体。山西煤炭整合是得罪民间工商资本的大资本，中小资本已经成为了房奴了。对于民营资本的全面掠夺是把商人推向了对立面。由此，试问这种维稳体制能够维持多久呢？这是由它本身的机制所决定的。它是以最后的暴力制造恐惧，制造一种威慑。抓刘晓波、抓许志永都是“抓一儆百”。对临汾教案、阿里木江重判都是杀一儆百。但是这在家庭教会中，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激起的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从恐惧到愤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所以，朱学勤先生有一个描述就是2009年活像1975年四五之前，大家都知道大变局快要来了，但是怎么变谁都不知道。09年的冬季就是中国处在民主化前夕的时候，看上去似乎恐惧无与伦比。任何人、任何力量不在胡温倡导的民主法治的正道上走下去都是自取灭亡。所以，我们作为维权律师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中央政府回到胡温确立的民主法治和和谐社会的正道。这也是包括少数心里阴暗、行为方式失当的与中国大多数人民为敌的极少数人的福利所在。这个维稳体制破局是必然的趋势，破局之后只有两个命运。要么是共产党发动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么是共产党下台，二者必居其一。中国在一零年代将要迎来一个真正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这是十几亿中国人的福祉所在，不是极少数心里阴暗的人所能够阻挡的。阻挡这个历史进程的人只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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