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21日


3月17日上午，李克强在接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场面向全球的记者见面会上，以一句充满宪政思想的开场白表达了一个新内阁负责人的政治情怀。他说：“我将忠诚于宪法，忠诚于人民。”

他并没有如他的前任们说到“忠诚于党”。这不得不令外界有了更多的猜测。人们更多地指向了李克强的法律专业背景——1978年到1982年间，他曾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按图放大

Ed Jone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李克强在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相关文章

    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点评
    铁路改革：一场艰难的博弈
    小小火车票背后
    税政改革：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可疑的金融混业

而正是在1982年，中国对“宪法”进行了修订。1982宪法的核心就是用“宪法”与“人民”这两个关键字为执政党框定了其合法性的政治道路与方法论。

李克强的这个“宪政”开场白，引出了他和幕僚精心准备的、第一次向全球媒体释放的政治口径。这个107分钟的记者会上，有两个核心词语勾画了他的政治愿景与方法论：促进“社会公正”是李克强政府所诉求的政治愿景，挖掘“改革红利”则是他的方法论。支持上述政治思想的语境则是“人民利益”。

“改革红利”实质上就是制度变革的红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能释放出巨大的制度性改革红利。

因此，在第一个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大部制改革未及理想预期的提问时，李克强使用了经典的制度经济学概念——“权力寻租”来阐述以削弱政府行政审批权来预防“权力寻租”问题。在一个威权体制下，消除吏治腐败的历史方法论一般都会归结到重典严刑，但真正防止腐败反复上演的方法论则是以制度安排来取代道德自律。

为此，李克强承诺他的本届政府任期内会把1700项行政审批减少三分之一，即5年后也许只有1200项左右。这个没有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行政改革技术性目标其实比道德性政治誓言更有价值。他警告自己的内阁成员，要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推进上述技术性目标的实现。

发言中，李克强用“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创新动力”作为持续发展经济的驱动力。其实这三个驱动力并非三个矩阵式排布。核心关键字仍然是挖掘改革红利，不通过改革挖掘制度红利，就无法打开内需的大门，也无从提供创新的土壤。

李克强在后面回答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记者的问题时，对于在挖掘改革红利与触及利益集团矛盾时如何寻找路径有进一步的表述。这些表述的更明确理论支撑实际上是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的设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发起收入分配改革、执行政府全口径预算管理、启动城镇化。

收入分配改革即藏富于民以减少社会不公。政府的全口径预算管理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改革问题，即国家的财政阳光化、透明化。李的前任温家宝曾在2008年记者会说过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财政的全口径预算正是这样的一个斗争史中官僚制度自律的一个成果。这种制度安排要比审计署查等事后处罚制度更有意义。

“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降级版，这更符合当下中国的国情。也表明李克强及其内阁会更实事求是。“城镇化”是中国城市与农村二元分立的中间道路。相比于城市化，它更具现实意义，也更容易实现。同时，“城镇化”也是打开内需的钥匙。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参与全球化的生产而瓦解后，亿万农民工离开了土地，他们需要新的社会身份与社会保障，“城镇化”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也恰好是防止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良方。今天，在印度、墨西哥等人口大国，离开土地的农民直接进入大城市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城市问题。“城镇化”则是一个城市与乡村的缓冲器，它在村镇的基础上完成乡村的升级，又使中国的传统村落文化能够比较完整地得以保留，还可以在基层进行社会改革的成体系探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世纪游历了美国后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实体承载正在于城镇。城镇是实现全民选举的基础单元、也是建构新型社会的基础单元。正如新华社记者向李克强提问的那样，如何能够避免土地问题（其语境为胡温政府时飞涨的房价、野蛮拆迁、不公平的征地等）成为城镇化的负面效果时，李克强没有给出明确的描述，但他说这是人的“城镇化”，潜台词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不会是过去靠行政暴力所主导的“城镇化”。

不过，笔者认为，如果不能解决好如下三个问题，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仍可能会出问题，这三个条件是：城镇土地制度问题、城镇的环境问题、城镇的政治管理创新问题。

在李克强的表述中，有一句话如果能成为他坚守的政治哲学，也许将是这一届政府给中国留下的一个制度财富，即他在回答《联合早报》的问题时使用了这样一个表述：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

中国在经历了30年经济改革后，第一句话可以为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经济官员所理解，但第二句话，无论是对于他的新内阁成员还是中国各地方官员们，都是一个刚刚才开始启蒙的政治思想。

在威权国家体制下，中国的政治架构中只有“国”和“家”这两层，“社会”始终是一个发育不良的中间体。即使在邓小平1978年选择了用经济体制打开中国封闭的社会时，“社会改革”在中国的官方理论研究与施政方略中还是一个边缘的概念。中国的学者往往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提并论，但忽视了这两个改革中间的过渡——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几年中，新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曾在他主政的广东省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的实践，如取消民间组织在注册时的一些限制等。

此次记者会上，外界能解读出李克强对于“社会改革”的重视不同以往。他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他的施政目标集中在以下三点：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显然，后面两点涉及到的都是社会改革目标。

“改善民生”之所以属于社会改革范畴，是因为在当下及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中，为全体国民提供彰显自信与自尊的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基础保证是社会改革最重要的方向。”社会公正“则是在公民权利上缩小城乡差别、阶层差别、权利差别、体制内外的差别，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对中共来说，在实践层面认识与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胡温执政期期间，“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是一种非技术性政治诉求，它在情感上勾画了一种维稳的政治期望，但并未有明确的实现路径。而此次李克强强调的“社会公正”则是一个宪政意义上的概念，它以“公正”这一带有法律意义的界定取代了“和谐”这一充满政治关怀的词语。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述这一概念时说，他希望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各类企业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他将用法制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的方式为社会公正作制度保障。

3月17日标志习李执政时代正式开始，按照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2013年第一期《炎黄春秋》上撰文认为，与毛泽东的伟人时代、邓小平的强人时代、江朱与胡温的后强人时代不同，习李时代是常人政治时代。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神圣政治已经瓦解，制度安排式政治架构的建设对于威权政府更加重要。

在中国已经推进了近35年的改革后，中国人期待中国新一代执政者能够摆脱政治禁锢，兑现对宪法和人民的承诺。

但是李克强面临的困难也显而易见。

中国目前实际上已经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通货膨胀像一个病人的低烧一样长期不退，劳动力成本则像高烧一样居高不下，全国性的房价、教育、医疗成本高涨很难能够让民间释放出足够的内需动力。“城镇化”看起来确实是一剂刺激内需的良药，但“城镇化”必然倒逼农村土地改革这一政治敏感区。“城镇化”会涉及庞大的农地流转，如果权力得不到限制，这将又是一个权力寻租的机会，基层的拆迁与征地也许将比大城市更为野蛮从而激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对于李克强来说，垄断行业改革阻力依然强大。2004年前后开始的“国进民退”经过这些年的进一步布局，央企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未来5-10年要破除垄断的行业恰恰是国家的核心产业如能源、电信、电力、金融、矿产等行业，这些行业中各种利益盘根错节，背后都有各自的权力根基，影响政策的能力强大。因此，未来的顶层设计需要的不是技术技巧而是政治勇气，可以想见，李克强面对的是巨大的挑战。

王正鹏是财经专栏作家，出版有最新专著《狂飙年代的碎片：中国经济黄金十年》。
本文链接：王正鹏：李克强的开场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