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可以活到70岁。然而，当老鹰活到40岁的时候，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抓住猎物；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严重阻碍进食；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飞翔十分吃力.
此时，老鹰只有两种选择：等死，或者浴火重生。浴火重生的过程是极其痛苦和漫长的。40岁的老鹰必须飞到任何鸟兽都上去的陡峭悬崖，待上150天左右，把弯如镰刀的喙向岩石摔去，直到老化的嘴巴连皮带肉从头上掉下来，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出来。然后以新喙当钳子，一个一个把趾甲从脚趾上拔下来。等新的趾甲长出来后，它把旧的羽毛都拔除下来，5个月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老鹰开始飞翔，得以再过30年的岁月。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今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长期依赖政府投资和对外贸易构筑起来的经济增长结构，房地产泡沫和货币泡沫的持续堆积，腐败蔓延和贫富差距扩大，这三大突出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这和40岁的老鹰的处境十分的类似，中国经济必须从老鹰的故事中汲取深刻的教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好泡沫还是坏泡沫？》，正伫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和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间，尽一切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并给出一点微薄的政策建议。很多观点和结论不一定正确，本书愿意接受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历史检验。我有一个愿望，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能够对着本书的文字，认真总结我在青年时代，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存在着哪些错误。作为新生代财经作家，我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在今后的岁月里，扮演一个曲突徙薪的角色，时刻保持着对中国经济研究和分析的热情，记录接下来中国真正实现大国崛起的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
的确，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经济，像刚刚过去的十年这样吸引世界的眼球。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的重要性，现在则是已经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如今，世界上任何一次官方或非官方的经济会议、高峰论坛，抑或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国经济都是最时髦和最前沿的话题。几乎所有跨国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的“一把手”都对中国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经济学家陶冬先生所在的瑞士信贷，每年之初都在世界各大城市举行“世界经济展望”的巡回演讲。陶冬先生这样描述着中国经济在近年地位的提升：“分析员的出场次序过去是美国、日本、欧洲，不过从2003年起变为以美国、中国为主打，在日本演讲时日本经济分析员上场，但欧洲分析员不出场；在欧洲演讲时，欧洲分析员出场而日本分析员不参加。”
这一细节可见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而听众人数最多、提问最多的，也不是美国而是关于中国经济走势的。所以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也相信，接下来的十年，中国经济也将保持同样的增长激情，在国强民富的征途上奔向民族振兴的远方。
房地产难以支撑大国崛起
经济发展可以依赖房地产吗？大国崛起房地产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这两个疑问，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率先要提出来的。房地产泡沫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续稳健发展的绊脚石。如果未来十年，中国继续企图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只会离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越来越远，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亦都将在超级泡沫化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最终难以自拔。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来总结，我们就能发现房地产何以不可能支撑大国崛起。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经历的房地产泡沫大概有30次，而最终都是以崩溃惨淡收场。无论是美国、日本、迪拜、澳大利亚，还是中国的香港和海南，在这个世界上凡是靠房地产拉动的国家或地区，结果没有不是崩盘的。当房地产和金融紧密结合，并进而绑架银行系统，产生相关的衍生产品的时候，房地产泡沫不崩盘那简直就不是地球上运行的宏观经济。虽然德国房地产泡沫并没有崩溃，但是其长达十多年房价不涨，却居者有其屋的现实告诉我们，德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健康和稳定的，高房价泡沫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做实。德国逃过这一劫也就有因可循。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真正强大的美、英、法、德等国家，无一不是依靠实实在在的工业化奠定综合国力的基础，才赢得了现如今在历史和国际社会的地位。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依靠倒卖殖民地国家丰富的资源和产品，以投机制造泡沫的国家则快速地从世界历史的星空陨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国家，靠着传统产业革命，从而摆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未来的“现代化”国家，将取决于谁能从工业时代真正进入信息时代，而非谁的房地产业欣欣向荣，谁的房地产泡沫更为巨大。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处于中间阶段，且不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更多的是价格低廉的初级产品，既没完成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就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在现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工业化道路上，更是差距庞大。大多数领域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都处于世界的末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不能靠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维持长远的发展。当国有和民间资本大量集中于房地产，势必影响资源在其他领域的流动，创新的必要投入也会受到抑制，最终丧失的将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
当前，中国富人的致富“路线图”十分离谱，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内地富豪们的最主要的财富来源。《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范鲁贤在2009福布斯中国财富榜发布会上说，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前400名富豪，发现“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地产商在富豪榜的前40位基本上已经消失，而中国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400富豪榜上”。在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美国与中国富豪榜的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美国有41位富豪来自文化媒体产业，而中国这一比例很低。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当下，地方政府、地产商和少数御用学者等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地渲染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保持GDP增长的关键作用，而对日积月累的隐患缄默不语。
日本在房地产崩盘后，因为已经实现了民富，且拥有一批技术过硬的世界级企业，虽然长达20多年经济低迷，但日本至今仍然可以称之为世界超级强国。而一旦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因为缺少民富和技术两大因素，则其承受能力要比日本脆弱不少。
这次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再度依赖房地产支撑。实际上，从房地产的本质属性来看，由于其存在着被动封闭、依附性强和流动性差等特点，并因此使得国民经济难以实现良性的循环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房地产的社会有效需求难以持续。故而，房地产根本就与一国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不相匹配。
是的，房地产支撑不起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重担，只能成为中国经济凤凰涅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再也不能放任房地产泡沫的恣意膨胀！
“两头冒尖”的中国经济
除了积重难返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中国经济更为艰难的现状是“两头冒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专栏作家引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言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头冒尖”的状况：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成就已经足以让所有中国人自豪，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诸多长期积累的痼疾性难题。
从宏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来看，中国经济的内外两个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失衡问题。内部失衡表现在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外部失衡则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持续十几年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过于庞大，与贸易伙伴摩擦加剧，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99万亿美元，相当于G7的1.93倍，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自2006年之后连续四年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
内外部双双失衡招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基础货币过量供应，这是海量的外汇占款和政府主导投资必然引起货币超发。货币泡沫的膨胀同时带来的问题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这些风险在2007年之后已经成为人人都能体验感觉到的事情。
失衡之困、两头冒尖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群体在阻碍和扭曲中国的更为深入改革之路。
近十年来，国企改革虽然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多数企业还成为上市公司，但是国家控股，保持绝对垄断地位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改变。特别让人忧心的是，国进民退 “开倒车”之风有雨刮愈烈的迹象，特别是2009年中国经济的政府投资主导特征，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决定，然而15年过去了，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尚未发生根本变化。政府机构改革依然如十年前一样止步不前，行政管理费在1995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里，增长7倍左右，政府机构臃肿和行政效率低下成为老百姓牢骚最多的领域之一。除了这些，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建设迟滞，也使市场的正常秩序难于建立，某些贪官污吏更能利用种种机会干预市场交易，以权换钱，大发横财。
根据197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库兹涅茨“倒U”型假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在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时，收入分配差距会恶化，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然而，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心，中国财富集中度过高，且这一趋势在加速之中。
只有科学而务实地总结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经验和教训，并有解决这些难题的勇气和决心，中国经济才能够进入新的激情理想时间，迎来崭新的经济增长上升周期。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着力完善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高人一等的公务员系统的社会保障水平，而且也决定加快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这些改革思路在前些年早已提出，但实际操作层面进展相对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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