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国栋跟我说这个事情，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是很大的荣幸，我原想也就是即兴讲一点感受而已。但是国栋一定要我给个题目，所以最后勉为其难就拟了这样一个题目：“当代中国法律人的困顿与责任”。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题目，确实也是有所感悟。过去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重要的案件、事件引起很多人关注，尤其是在座这样一个群体的关注。我就想从这些案子谈，但我只想谈2009年底发生的几个比较密集的案子：第一个就是“唐福珍案”，这个案子引起了一系列的法律上的事件，后来有五学者的“上书”，以及后来修订法律的一个程序；第二个案子就是“李庄案”……  

　　这三个案子传达出很多信息，这些信息非常强烈，而且关系到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和我们所代表的这样一个职业，我们所追求的这样一种事业，都会因此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做一些判断、取舍。  

　　这三个案子，很多人了解的比我多，所以我也不想很仔细地深入往每个案件上谈，实际上我首先要承认，我对这些案子本身没有足够的了解，我只想就我所了解的或者已经公开的世人皆知的基本事实，发表一点感想。  

　　在第一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依法拆迁，一方面是所谓“暴力抗法”，这样一个对抗产生的悲剧。那么，暴力抗的是什么“法”，依法又是依的什么“法”？这个地方依的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颁布，2001年修订。这个暴力抗法的人也有法律依据，她要保护她的财产权，她所依据的法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征用补偿的修正案，还有2007年《物权法》关于拆迁补偿的条款。  

　　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非常触目惊心，但在我们生活里面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法律这种规范性等级的效力，从宪法、法律到行政法规和更等而下之的其他一些下位法这样规范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正好是完全反过来的。那么在这种“法”与“法”的对抗当中，或者法与非法的对抗当中，或者善法与恶法的对抗当中，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对抗当中，规范的力量可能只是一个写在纸面、理论上的东西，而现实中凸现的是政府的权力、开发商的强力、黑社会的暴力。  

　　所以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到底我们要依的是什么法，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些法律，在《宪法》的修订和《物权法》出来以后，这么长时间（当时就有人说，很多条例、法律可能需要调整、需要修改），一直在这样的事情出现之前，全国各地普遍还是在依据一个已经违宪、违法的行政条例，在实施各种各样的拆迁，造成各种各样的悲剧。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或者提出这个案子的想法。

　　第二个案子是“李庄案”，刚才张思之先生也特别提到这个案子。关于这个案子里面，律师扮演什么角色，律师职业应不应该有各种规范的限制，不管是道德的还是法律的，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去讨论。李庄这个人在这个案子中，他到底是不是犯下了所指控的罪行、罪名，他到底有没有涉嫌做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可以不去讨论，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在于，程序上的公正、正义有没有满足。  

　　大家可能提到很多问题，包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个地方政府的机构可以动员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压制各种声音，甚至制造假的新闻，然后在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可以直接去照相、录音，然后说你用眼神传递了某种信息，用这个来作为一种指控。在案件审理当中，证人可以不出庭，8个证人里面7个证人可以不出庭，而7个证人的证言是在被拘押的情况下取得的。所有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想法律人最起码要求的是一个程序上的公正，是一个审理的公开，是按照法律的要求，这个法律是好是坏我们暂且都可以不管，我们只是说法律既然已经规定了，可不可以纯粹地从实证的角度，按照法律的要求，走一个法律上的过程。这是一个法律人最低的限度，如果连这都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意义？而在李庄案当中，李庄所面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被告人的权利，而在李庄案中是双重的被告人的权利受到威胁。他作为被告人，这样一个过程显然使他处在极大的危险当中，而没有一个公正的、平衡的程序让他申明自己的意见，或者按照法律程序去做。普通辩护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再去敢给人辩护，因为辩护人面临的风险太大。我们的法律受到空前的挑战……  

　　如果法庭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法律是一个我手中享有的工具，我让你有罪你就有罪，你的辩护我可以不回答一个字，这个时候法律就是一个强暴的权力。如果这就是法律的话，我们还要法律干什么，干脆你别要法律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以法律的名义，通过我们的法学院培养出来的这些法学生，这些人经历过司法考试，拿到各种各样的职衔、头衔、证书，他们来做的。  

　　所以我想这三个案件，刚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成的这样一个时刻，给我们传达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法治，今天在舞台上到处都有人喊的中国盛世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应当如何？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一个中国的公民也好，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尤其是一个学习法律、以法律为理念去教导学生，去为之奋斗的这样一些人，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奋斗的一种口号的这些人，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挑战。如果法本身没有任何尊严的话，以法为业的人应当如何自处？这就是困顿的地方。  

　　那么责任在哪里？我想引用江老师的诗句，其实江老师的诗句里面给我们的责任做了一种表述，这首诗叫《天地一沙鸥》，我只摘了其中4句：“身虽为凡鸟，心殊不同流。被尔双羽翼，不为稻粱谋。”“折翼更折血，忍饥复忍羞。壮哉青鸟志，直胜巨龙虬。”这是从江老师的诗集《信是明年春自来》当中引出来的，我想江老师对春天是有乐观、坚定的信念的，他的所为，还有张思之先生也一样，他们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