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学长、至交，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寄赠的大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深受教益与启发。
　　 
　　 汤先生将自己的见解戏称为"非常可怪之论"，这样的"非常可怪之论"在书中层出不穷，美不胜收
　　 厚重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这部著作凝聚了汤一介先生围绕这一主题的各种形式的文章30余篇。它们探讨和阐述了本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大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例如，在《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中，作者提出，人类文明传统将经过三个彼此衔接的时期：从前现代社会的"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过去走到现代社会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的现在，再走向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未来。作者将自己的这种见解戏称为"非常可怪之论"。这样的见解、观点或思想，在本书中可谓层出不穷，美不胜收。
　　 
　　 21世纪人类文化的格局绝非天外来客，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进程
　　 汤一介先生将21世纪称为"新轴心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对于存在主义创始人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而言是一个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5世纪前后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流传至今的看法。这些思想家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他们的思想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是那个时代的四大思想轴心，形成了历史长河的不同的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
　　 作为对轴心时代之新飞跃的新轴心时代，即21世纪的人类文化的格局绝非天外来客，突然出现，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和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这些国家和民族也就进入了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的时期。现在我们注意到，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各民族随着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定要求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人类社会文化多元（或多轴心）共存和发展的新局面和新格局。但是，新轴心时代的文化作为一种新飞跃仍然是轴心时代的文化的继续，它不排斥、而是预定与轴心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之间有必然的继承性联系。比如，当前的"欧美文化区"是轴心时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东亚文化区"是轴心时代中国孔子、老子思想文化传统的新发展。汤一介先生认为，欧美、东亚、南亚、以色列文化区和伊斯兰文化区这五大文化区将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前进发展的主要动力。
　　 
　　 汤先生认为，霸权主义和部落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潮流都有害于新型的文化多元共存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汤一介先生深刻地指出，21世纪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是在彼此矛盾、冲突和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中发展起来的。而在这进程中出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两种对立的潮流，就是霸权主义和部落主义。
　　 所谓霸权主义是指坚持文化的"西方中心论"， 即只承认和推崇欧美文化，而不承认和贬低甚至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倾向。所谓部落文化是指各民族中那种排斥外来文化，固守本土文化，提倡回归民族文化的倾向或狭隘心理。这两种倾向都有害于新型的文化多元共存局面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汤一介先生强调，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提倡和要求遵守两大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文化的多元性，即差异性这个客观的事实。第二条原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是文化发展的里程碑（罗素语）这一历史的客观的事实。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产生和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相交汇，一方面产生了外来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佛教文化，如天台、华严诸宗；另一方面儒学在接触和接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后，产生了以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总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必须批判和克服排斥外来文化的狭隘心理。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汤一介先生独具慧眼指出，看待和处理人类文化多元共存和发展的正确原则应是中国儒家提出的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就是说21世纪人类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既能够也应当在"普遍和谐"中进行，既能够也应当以多元发展的普遍和谐为目标和前景。
　　 
　　 汤先生所主张的各民族的文化普遍和谐共存的理念体现了他观察处理世界性复杂问题的深邃眼光
　　 汤一介先生所主张的各民族的文化或文明普遍和谐共存的理念体现了他观察处理世界性的复杂问题的深邃眼光和博大胸怀。而他的这个理念是在与美国学者亨廷顿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争论和对其进行批评或批判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
　　 按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引起战争。汤一介先生以现实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现实和历史中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尽管有时也包含有不同文化的因素，但引起冲突或战争的并非这些文化因素，而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现实和历史表明的是与亨廷顿所主张的相反的情况：不同文化或文明可以共存而不致引起冲突，更不用说引起战争了。各民族的文化是能够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推进中向前发展的。汤一介先生做出结论说："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本书第63页）他进一步指出"文明的冲突"论实质上是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政治上是为"新帝国"的利益服务的。
　　 汤一介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新概念，深刻地阐述了作为新轴心时代的21世纪文明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形势，并在和而不同中，努力探讨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他关于给中华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在全球文明中有一个恰当"定位"的系统论述，实际上是希望中华文明能给世界文明做出重大的贡献，对此，我是十分赞同的。
　　 
　　 （杨祖陶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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