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谈国是 -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05月28日(三)

5月25日，波兰最后一任共产党领袖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华沙去世，享年90岁。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曾下令镇压团结工会，实施戒严，几年后，在苏联公开性浪潮和国内抗争的压力之下，雅鲁泽尔斯基又与团结工会等组织就普选展开圆桌会议，最终，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自由的议会选举，共产党人惨败，1990年，雅鲁泽尔斯基也辞去了总统职务，让位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波兰最终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了民主转型。
在整个苏联和东欧的转型中，波兰无疑是相当独特的，既不同于前苏联，基本由前共党官僚出任转型后的政治领袖，且在民主巩固化过程中出现了多次反覆；也不同于捷克诞生于突如其来的天鹅绒革命，而是经过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商。在林茨等政治学者看来，这与波兰独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有关，与其它苏东国家不同的是，波兰虽然也是共产党执政，但并非极权国家。首先，与其它东欧国家不同的是，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留着土地私有化，并未完全实行集体化的农业合作社，个体经济在波兰的农业中始终占有相当的比重。其次，因为历史的原因，天主教会在波兰也一直维持着存在，1978年，来自波兰克拉科夫教区的总主教沃伊蒂瓦继任天主教第264任教宗，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作为第一位波兰籍教宗，对波兰的社会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每一次作为教宗重返波兰主持弥撒，都不啻是一次宏大的社会动员，同时也是社会力量的展示。
正因为波兰并非极权国家，社会力量的发育才有了寄托，波兰也才会先于其他苏东国家出现了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并拥有与政权抗衡的力量。大陆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民众在人身、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都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使得大陆社会的面貌脱离了原有的极权体制，也因此，许多人寄望大陆也能够出现公民社会的发育，进而形成类似团结工会这样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和平转型。表面上看，这一图景并非面壁虚构，有限市场化改革确实带来了若干有利于社会发育的元素：新兴社会阶层、市场化媒体、法制的形式化完备，以及互联网空间的壮大，依托上诉因素，普世自由化观念得以逐步传播扩展，法制维权活动崭露头角，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意愿开始萌芽，受上述现象的鼓舞，一种乐观的想像也因此开始浮现，期望在民间的发育与当局的容忍之下，通过良性的官民互动，逐渐实现民主转型。
然而，上述图景却被证明是过于乐观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当局加强了对上述所有层面的管控，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空间经受了一轮又一轮的整肃，法制维权和NGO活动，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局也尝试通过两新党建等形式，加强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吸附和控制。当局的这些打压和控制措施，在简单化的思维中似乎只是执政者政治思维的僵化所致，只要执政者转换思路，上述乐观图景依旧有展开的可能，这也是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执着于寄望乃至劝勉最高当局的原因所在。但是，仔细回溯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会发现，这并非仅仅是执政者政治思维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入的结构性因素。
大陆市场化改革也被称为边缘革命或者增量改革，首先表现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商经济、乡镇企业和沿海经济特区等等，与此同时，体制为也作出了相应的变化，在部分乐观者的看法当中，增量改革最终会进展到存量部分，改革也就因此进入了“攻坚”的深水区，但在现实进程中，事实却恰恰相反，体制存量部分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而是利用了增量部分的成果，以一种变形调适的方式重新强化巩固了体制，具体而言，不仅党政军等职能部门几乎未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在经济上，保留了对核心部门的控制，并通过金融等手段从增量部分吸收养分，做大做强乃至国进民退；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维持原有的垄断事业体制，但又引入所谓的市场化机制以发展壮大；同时，增量改革的经济成果也壮大了体制的财政能力，支持体制重新强化对社会的各种控制。与乐观者的预期相反，增量市场化改革并未触动体制的根本，反倒是体制通过一种具有韧性的调试，既包容了市场化改革，同时依旧维持着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控制。
正是因为体制保持着这样的全面控制，曾经被认为有利于社会发育的乐观元素，不仅难以持续发展壮大，反倒可以得而复失。以市场化媒体为例，因为要面向新兴社会阶层获得市场回报，部分市场化媒体曾具有相当的自由化倾向，但是，在垄断性事业体制之下，市场化媒体的存在离不开对体制的依赖，也无法摆脱体制的直接控制，且最终只能屈服于体制的意志之下。即使是更市场化的互联网空间，在管制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压力之下，也同样难逃类似命运。
大陆的有限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改变体制的全面控制属性，与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威权图景相反，大陆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新型的市场新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民众确实获得了人身、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一定自主，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发育空间，但是，这一社会空间本身却匍匐在市场新极权的控制之下，并不具有持续发育的可能。
在市场新极权的全面控制和持续压制之下，通过社会发育以壮大公民社会，进而推动渐进转型的图景越来越显得虚幻，不过，历史并不会终结，在1980年代的东欧，波兰因为其非极权属性，通过圆桌会议等方式实现了转型，而在另外一些共产国家，则通过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聚集等方式，以或天鹅绒或暴烈的方式实现了转型，这表明，取消权利和全面控制的极权体制从根本上有违于民众的意愿，即使没有持续的社会发育，内心的反抗却不会停止，当特定的机遇窗口出现，历史就将迎来不可预期但又不可避免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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