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在线1月22日刊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署名文章称，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处理自己与一个崛起大国的关系。过于担心的话，可能会弄假成真。本文原载于《世界报业辛迪加》1月13日、《尼尔森报道》1月16日。以下为约瑟夫·奈全文。
　　 今年是现代史上一起转折性事件的一百周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近2000万人丧生，并耽误了欧洲的一代年轻人。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国际秩序。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再次发生。有趣的新书《终结和平的战争》的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认为：“人们忍不住想把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关系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也是令人清醒的。”《经济学家》周刊在进行类似对比后得出结论：“1914年和现在最令人不安的相似点是自鸣得意的心态。”一些政治学家、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表示：“坦率地讲，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但是，历史类比法尽管有时对防患于未然而言还是有用的，但它的危险性在于传达了一种历史宿命感。一战并非不可避免，它的发生几率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德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以及英国对这一点的恐惧，但同时也是因为德国对俄罗斯崛起作出的恐慌反应，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包括人为失误。不过，美国和中国今天的整体实力差距要比德国和英国在1914年的差距悬殊。
　　 今天的世界与1914年相比有几个重要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核武器相当于使政治领导人有了一颗水晶球，可以看到战争升级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或许，如果德皇、奥匈帝国皇帝和俄国沙皇当年也有一枚水晶球，那么他们在1914年就会更加慎重。当然，水晶球效应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对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很可能将对今天的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产生类似影响。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今天的战争意识形态确实薄弱多了。1914年，人们确实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论点更是加强了这种宿命论。他们认为，应当欢迎战争，因为它会像夏天的一场痛快暴雨一样“净化空气”。
　　 诚然，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增长，而美国也在9?11后发动了两场战争。但是，它们都并非好战国家，也不会满足于打一场有限的战争。中国渴望在所在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在该地区也有要按照承诺保护的盟友。误判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但是正确的政策选择可以令风险降到最低。确实，在许多问题上，比如能源、气候变化以及金融稳定，中国和美国都有强烈的合作动机。
　　 此外，1914年的德国对英国紧追不舍（甚至在工业实力方面超过了英国），美国则在整体的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方面仍然领先中国数十年。政策太冒险的话，会损害中国在国内外的收益。
　　 换言之，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处理自己与一个崛起大国的关系。过于担心的话，可能会弄假成真。美国和中国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它们做得怎么样将由人的选择决定，而不是由某种历史铁律决定。
　　 从1914年事件中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即要小心使用分析人士的历史类比法，特别是当他们的理论有些许宿命论味道时。战争从来不是无法避免的，而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观点能成为导致战争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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