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李泽厚当得起“学界领袖、青年导师”的称号，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仅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而引导潮流，给一代年轻学人巨大影响。他在90年代曾说，那一代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起来的，这话无疑是夸大了，但应该承认，就其思想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而言，在80年代他是第一人。
 
　　李泽厚以其美学家身份登上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一部《美的历程》一面世就风靡全国，令无数读者倾倒。这部著作有独到的思想和哲理，但引起广大读者迷狂并由此引发“美学热”的，首先是它的言说方式和文字魅力。书名中的“历程”二字使得作品没有令人生畏的哲学论著面孔，而代之以古往今来的历时性感性描述。隽永的语言，恰倒好处地引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精妙词句，娓娓动人的叙述，作者像一位高明、见识广博的导游，把人们引领到美学的百花园，指出美的所在，美的成因。用美的笔法谈美，这是别具一格的论说方式，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当然，李泽厚的本事不仅在于能够以情动人，他更见长的是思想的敏锐性和理论建构能力。与中国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美学放在哲学边沿地位的做法相反，他把美学当成哲学的核心，他要“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用美学来统领本体论和认识论，把审美结构当成主体性人性结构中“理性的沉淀”这重要的一维。
 
　　说到底，李泽厚是凭借提出人性的主体性哲学观而在思想界取得领袖群伦的地位的，年轻学子对他的尊崇，其根本点也在于此。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看，他无疑是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发出了合乎时宜的声音。
 
　　李泽厚的脱颖而出与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有关。文革这场浩劫使中国人心惊胆战，它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是对人性和人道的彻底否定，而这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发展出来的。李泽厚生逢其时的智慧在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是一种人性的、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他指出，人是这样的一种生灵，“行为是由自己选择，生活是由自己负责，命运是由自己决定”。
 
　　李泽厚的哲学眼光还在于，他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想有极大的缺陷，其整体主义抹杀了个体价值，其历史必然性思想压倒了个人主动性、个人的选择和责任。他把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为主体性的实践哲学，主要借用了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在文革结束后，李泽厚一出手就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充分展现了他的眼界、高度和深度。他利用康德的主体性思想提倡人的个体性、偶然性和自由的价值：“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活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个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和必然性。这里就不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这种集思想性和文采于一体的文字对任何人都有征服力。
 
　　其实，这一切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早就是常识。李泽厚把西方哲学家在20世纪初提出的口号“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现成地搬到中国，一下子成为惊世骇俗之论；共产第二国际和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斯坦等人以及俄国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相结合。当李泽厚强调康德的重要性时，他没有交代来源，唯一提了一下的，是说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相接近。
 
　　李泽厚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吸纳、借鉴，把他人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思想。他在阐发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时，多次使用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虽然在内行看来他的理解不准确，过于为我所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六经注我”），但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观点是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思想前沿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创新性。
 
　　在发挥这种特长时走得太远，会在得到巨大声望时招致麻烦。“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的提出就是一例。犹太裔美籍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揭露和抗议说，这种论点是她首先提出来的，李泽厚在宣扬和发挥这种观点时从不提她的名字。如果把发明权的问题放在一边，应该说李泽厚在说明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事业的受挫时作出了精彩的说明，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完成这未竟的事业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
 
　　李泽厚在90年代远走他乡，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这对他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而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当然，即使在国外他仍然密切注视国内的时局和各种思想动向，而且，在90年代中期，基于“吃饭哲学”（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和通俗表达）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他的本意是要为现状作辩护，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指出一条他认为可行的出路，但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一边是有人批评他的立场是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另一边是有人指控他企图否定现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李泽厚在大学时期就以发表关于谭嗣同思想的论文而崭露头角，在当时，他认同革命思想和革命彻底性思想，30多年之后，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拥抱保守主义。不变的是他的思想中体现的传统的中国式智慧：圆融而现实，以及想“为帝王师”的愿望。他对时代潮流是敏感和顺应的，他本应得到更多的赏识，他没有在体制内得到一席之地是他显得太独立和有个性，他在民间遭到诟病是被认为不够独立和有个性。
 
　　千禧年之后，李泽厚仍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关于新儒家，关于“国学热”，关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等等话题，他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中肯、睿智之言。
 
　　李泽厚近年来不断重新发表旧著，他坦率承认他自己也感觉到太重复，“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开展而已。”其实言下之意，是有点抱怨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就急匆匆地想超越，或是淡忘。显然，他对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一丝淡淡的悲哀。
 
　　从某一个方面讲，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不像德国人那么爱思辩，对理论追根究底，接受或抛弃一种理论，都要想通了才行。中国在近代思潮不断、争论不断，但其间的流变更替，从没有出现交锋之后的克服或扬弃，而是因为时过境迁，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中国的大思想家只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并没有说出多少真正经得起反复辩驳，可以传承的内容，梁启超是如此，胡适也是如此，李泽厚最多也是如此。他自己说过：“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既然你的论说方式是语录式的，满足于点到为止，怎么能指望别人在你的理论上长期停留呢？
 
　　李泽厚太注重他个人在当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当初的路子，不但没有被淡忘和抛弃，反而已经化为学院中的主流、产业，乃至体制。他的主体性哲学，无非是用当代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给马克思主义冠以新名称或加上新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各个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教师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名目下从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工程”，乃至建立“基地”。
 
　　其实，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另一种路数完全不同，预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的思路已经萌芽出土。1981年，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的论文，1986年，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远没有李泽厚的观点有影响，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出茅庐，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泽厚的思路，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脱离中国人的接受水平。直到90年代，王元化发现了顾准思想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才有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这是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国问题要害的思路。李泽厚80年代的思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今天为万千人提供了俸禄，带来万千甚至更多的课题经费，以及学术研究中泡沫式的热闹，但思考中国命运的思路是另一条。
 
　　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感觉实在是好，他在《告别革命》中说，他在1978年就提到了法国式和英国式革命之分。看来他对这里说的另一种思路并不隔膜，但无论如何，他的着力点和影响完全不在这里。他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大学文科教育中最为出类拔萃之才，他没有顾准、王元化那种现实的“疼痛感”。基于80年代中国人的实际水平，他独领风骚是自然的，而他被超越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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