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2-15 13:29 作者:王瑛
　　编者按：本文系王瑛女士在“重启改革共识”（共识网、天则所联合主办）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现经她本人核校同意，在共识网推荐发布，以飨读者；会议完整记录也将于近期上网，敬请期待！

　　王瑛：我这二十几年主要都是在做企业，二十年做实业，从2010年后半年开始做投资。再以前我在体改所待过两年，主要是做企业的调查和研究。从2000年，“业余”做了《世纪中国》网站和《东方》杂志，持续了七、八年，和人文思想学界一直有些联系。目前还和正和岛、阿拉善这样一些企业家群体保持联系，参与了一些活动。由于经历和在座的学者不同，我对今天讨论问题的理解和所持观点，或许也带着某些印记和偏颇。

　　今天这个题目我理解是重启改革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种共识如何能够形成。

　　我也同意前面几位学者的看法，认为重启改革，建立共识，最为迫切的还是建立朝野或称上下共识。具体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共识，这样一个表述是不是可以——“以实现宪政为目标，有序改革，和平转型”。关键词就是“宪政目标”、“有序改革”、“和平转型”。今天这几个关键词没有必要展开，我只想说说为什么要说很迫切？我首先呼应一下刚才占阳说的十年、五年、三年、开局（编者注：学者王占阳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指出，“怎么看未来十年的改革形势，我的说法是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开局，关键是头三年。三年有戏则五年有戏，五年有戏，十年就可能有戏，三年没戏，五年就没戏，五年没戏，十年就各种没戏。”）的说法，包括周志兴说的“赶紧收拾人心”。目前，社会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去看你在今后几年里到底能拿出什么的举措来，这些东西又怎么能够落地，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收拾人心”的关键，还是在刚才说的这个“朝野共识”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说法。

　　明确宪政目标，坚持改革，坚持转型，就能一锤定音，“收拾人心”。关键就是你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大家可理解的内涵，明确无误地告诉全社会，告诉国内外，你的“彼岸”，你的目标。这个“彼岸”和“目标”要给中国希望，我们能走出“周期律”的怪圈；要给国际社会以安全感，中国的崛起会造福人类。打出这样的第一张牌，才能正向“开局”定三年，“三年”定五年，“五年“定十年。这和王占阳老师说的三年内会不会在经济上出问题，也关系极大。经济繁荣、平稳是要靠建立预期的，如果建立不起预期，投资的、做实业、做生意的，都拉起架势来要跑掉，经济怎么可能会好？！现在有两种来自企业家的反应，对中国经济的支持都不是正向的。一种是以往挣到钱的，把自己未来的生活安排、在国外创业需要的钱拿到外面去了，孩子老婆也到外面去了，国内的资产尽可能变现，资金外逃通道也安排好了，一旦形成判断，立即走人。这是以往已经赚到钱的企业家。当然，还有没赚足钱的，认定十八大并不会改变原来套路，十八大之后的“上位”名单里，“朋友”还在，必会带着“末世心态”再大捞一把。十八大前后，各种各样的传说被证实，人们可以做判断，究竟谁在十八大上大获全胜。这种“大获全胜”在未来五年，如果基本制度不改，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去，再放出空间、放出资源，仍然是“二八分”，大都流到权贵手中。前不久朱小平说的一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包括那个运行机制。09年那次应对金融风暴，政府投进去4万亿，人民银行跟着发票子出去的是20万亿，24万亿出去，有效投入有限，而流入权贵和利益集团手里，被“窖存”、被输出境外的，被人们估计为“二八分”之八！多大的一个数字。

　　因此，在“开局”时分，明确以宪政民主为“彼岸”，给出信心，“收拾人心”，才有可能在改革和转型的“渐进”方式，改革需要以“不失序”为支持条件，转型需要以“和平”来维护这些问题上，进一步达成共识。你可以坚持“渐进”、“有序”，可不能不改革；你反对暴力，追求和平，社会可认同，可是一定是要往宪政民主上转，往宪政民主的方向上走，你不能不动，更不可逆潮流而动。

　　如果不能明确“彼岸”，还是坚持那个模模糊糊，任人揣测的话语系统，无法建立社会良性发展的政治预期，即使放出经济上、政策上的利好信息，继续释放空间，继续释放资源，也将于事无补，事与愿违。

　　总之，当下明确方向，恢复和建立信心变得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社会上，尤其是工商界。他们用脚投票，开溜就是了。即使不走，也仅仅是为着再捞一票。往后的大半年，政府、军界、党内人事更替的范围、幅度都相当大，“我的朋友”换上去了，三五年不会出事，后路安排好了，赚一把再走，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无论是走还是不走，投的都是不信任票，都是毁掉这个局面的大动作。社会还能再承受一轮疯狂的瓜分和掠夺吗？！在明年三中全会这个时点上，顶层领导者能够在建立上述共识上一锤定音，让国内国外上上下下能够明确无误地知道执政党将以在中国实现宪政为目标，就能把社会的整体预期、政治预期建立起来，就是未来十年的正向“开局”。做这一件事情，比做什么事情都管用。

　　以往这三十年，我们最不可真的小视的，就是观念的变化，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里已经形成了新东西不断生长的内在机制。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无论是体制内，还是社会上，甚至国际社会，都有一本账。你到底要往哪儿走，不要再说一套大家听不懂的话，说一些让人猜来猜去的话了。说什么、怎么说都要有助于“收拾人心”，就是再坚持原有的那样一种言说方式，都有可能错过“开局”的有利时机。以上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们真要盘一盘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到底有哪些障碍。刚才讨论当中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见，我觉得都很好。如果今天的这个讨论，能够把这一个方面做一下比较系统的梳理，都很有价值。

　　我觉得其中最令人担忧的“障碍”，也是对高层最有说服力的说法就是这样一个判断和提法——“中国这么大，维持下去的各种条件都还说得过去的，而要改革，风险就非常大，出问题的几率极高”。换句话来说，就是不改能维持，中国体量足够大，手里的牌足够多，统治手段也够厉害。控制的办法至今并没有拿出多少来用，很多藏着的，真到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让一个人原地不动失去全部自由，跟把你进监狱没有什么两样。相反，倒台的风险一定是改革带来的。这个判断不缺人讲，会根有据，从里到外，从远到近，十分有理，十二分有力。

　　蔡霞：这一招从05年开始就忽悠了胡锦涛，就是说你现在要改，会有多大多大风险，你要不动，则相安无事。

　　王瑛：要不被“忽悠”，或你能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忽悠，就需要像任剑涛刚才说的，我们的讨论和研究要往“预案”上走。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边缘上的，还是在体制外的，在“预案”上下些气力会有用。

　　这些年来，还有一个变化应该关注，就是技术官僚体系化了。技术官僚的这个系统与和党务系统，做组织工作的、宣传工作的，已经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有着明显区别的系统。他们无论是思想倾向，还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技术官僚这个“体系”在预案研究上的能力和未来“预案”实施上的地位和作用都值得重视。

　　第三方面，我觉得在如何形成共识上，目前最缺乏的是机制和形态。我们呼唤共识，但共识如何形成，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成果状态推动改革和进步，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做企业做惯了，比较讲究“落地”，希望看得见，摸得着。我想就一些现在已经能够看出雏形的东西，如何在形成共识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提几点意见。

　　第一，形成共识要重视平台的建设。无论朝、野，还是各种社会力量都应关注一些公共平台的建设，参与这些平台的建设，并自觉地利用和维护这些平台。何为公共平台？譬如《财经》，就是一个平台，有纸媒，有网络，有活动、有会议等等。更重要的是稳定、强大的受众群体和影响力。今年的财经年会开得非常好，影响很大。《财经》杂志这个平台是有了一定的定位和倾向的。我私下还把它当成一个观察中国技术官僚体系的窗口。这个平台和窗口在中国进一步改革中还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胡舒立往体制外跨了半步，建立了“财新”这个平台。共识网已经成为一个容纳左、中、右思想和主张表达、交流、交锋的平台。王巍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也在向着平台方向快速发展。近来看到腾讯也在努力建立功能更加强大，更开放的平台。这些平台一定还会进一步提高其平台化的程度，更为开放和扁平化，使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更为自主、自治地利用这些平台，推动观念的更新，共识的达成。这些定位不同，风格各异的平台的进一步平台化而非山头化，彼此容纳，彼此支持，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意义重大。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平台的建设者、参与者，能够自觉在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启蒙和训练。这方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阿拉善”。阿拉善这七年，一个越来越大的企业家群体就是在公益实践中进行着自我启蒙和自我训练。和知识界一盘散沙的状态相比，企业界各种组织及平台建设，近十年来的进步应该说是相当大的。我以为在知识界促成共识，形成凝聚力量，目前这些平台以及进一步的建设会发挥重大作用。譬如，平台能够为体制内外的学者、政策研究人员，提供他们自主、自治的研究、交流、活动的支持条件等。同时要强调和提倡的是知识界能够更主动、更积极地参与建设和利用这些平台，包括他们自觉践行自我启蒙、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

　　第二，利用公共平台的资源和条件，紧紧围绕问题形成压力集团。随着近年来社会发育进入快车道，大家正在学会和尝试如何形成压力集团，以影响和干预政策形成、事态发展和社会进步。我认为，未来若干年，社会在这个方面还能够向着更成熟、更智慧、更策略、更注重实效的方向进步。其中关键，一是要有公开、合法的意识。人们将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习惯于在各类公共平台上酝酿和形成“压力集团”，让整个过程在阳光下，以合规合法为前提条件进行。这种方式本身会淘汰那些共识程度不高，条件不够成熟，不具备操作性的方案，会推动观念的进一步变化，使有意义的探索和推动形成积累性的成果，还会使社会进步的上、下推动力量日益成熟起来。二是问题意识，紧紧围绕着问题形成压力集团。譬如，废止劳教制度，就已经逐渐成熟到了形成压力集团，把劳教制度送进历史的垃圾箱的时候了；譬如，土地制度的变革就需要各种力量在公共平台上持续的研究、探讨、呼吁，对于阻碍其发展的各种阻力揭示、批评、干预，直到时机成熟形成压力集团，排除障碍，实现制度创新。三是实效意识，真正把气力用在社会进步的实际推动上，既重视实际效果的取得，也重视成果的日益积累。

　　第三，形成上下互动推动宪政目标实现的良性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前面两个方面的努力是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础。换句话说，朝野的良性互动需要社会进一步的发育、重建和成长。我赞成孙立平老师的判断，这三十年尤其近十多年来，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宪政民主的方向和目标日益深入人心，民间社会和自由市场已初步形成，它是能成长的，有力量的。不要把眼睛全盯着顶层，只盼着中国能出个蒋经国。只要顶层能够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问题和压力，不断向民间社会和自由市场开放空间，新的东西就会继续生长，就会产生新的能量聚合，逼迫权力一步一步退进笼子，最终实现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执政党内，现行体制内还存在这一个健康力量，与他们在宪政目标，理性推动、有序变革、和平转型上是有共识、能够达成共识的。未来十年中，他们是与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搏杀的一线战斗部队，需要来自民间社会的支持和呼应。民间社会和自由市场越发育，来自下层的变化和积累越成形，诉求越具体，压力集团的作用越到位，上层才越容易在在关键时刻、关键体位上排除障碍，解开死结，形成突破。

　　再谈一点，就是对十八大产生的新班子，还不敢说寄以什么样的期望。但大致可以就特征做个判断——从心态上说，他们是不甘心无所作为的；从思维方式上说是实用主义的；其行为方式上以“见招拆招”见长。真正能够形成上下互动的良性机制，他们有这几条就够用，没有蒋经国，都有可能以时势造出一个蒋经国。

　　因此，从上述几点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立足并坚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从民间做起，从下面做起，为中华民族争一个光明的前途。

　　总之，未来十年和民主前途要看执政党如可“开局”，是否能够“收拾人心”；未来十年改革，民主宪政的有效推动要靠社会的发育和重建，靠上、下、朝、野良性互动的形成。要论责任，挺身而出者，人人有份。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12-15 |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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