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薄熙来被“双开”，媒体舆论对“重庆模式”的各类反思批判也热闹起来。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把薄氏在重庆的“唱红打黑”，等同于过去的文革。在当下，除过少数的极端“毛左”人士之外，否定文革已成为朝野的基本共识。给薄氏贴上“文革”的标签，再予以否定，这显然是一种方便的政治批判方式。

　　但在笔者看来，薄氏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有着显著区别。首先，文革是一场大众动员的暴力运动，而薄氏“唱红”，虽然也属于民粹式大众动员，但仅局限于精神活动领域，并没有形成大众暴力。其次，在文革中，除军队牢牢控制在最高领袖手中之外，公检法等权力机关均陷于瘫痪，社会呈现出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薄氏“打黑”，所依靠的正是公安等暴力机关，同时也兼顾改善社会福利，展现出超强政府的形象。第三，文革虽然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它本身并没有改变当时的经济模式；而重庆在打压私营经济的同时，迅速扩张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呈现出明显的反市场化趋势。

　　实际上，重庆的“唱红打黑”，与德国曾经的纳粹运动，具有更多的异曲同工之处。德国纳粹发起民粹式大众动员，不是为了摧毁政府机构，而是为自身获取更大的民意支持。纳粹政府强制征收犹太人财产，加强控制私营经济并压制自由市场，形成超强政府的形态。同时，纳粹政府严酷打压包括来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批评意见，制造恐怖气氛。这样，纳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形成绝对优势，以全面控制社会。对比之下，重庆的种种现象，包括对大众进行精神动员的“唱红”，造成对私营企业主非法迫害的“打黑”，旨在打压媒体批评意见的“双起论”，以及“一坨屎劳教”、“漫画劳教”、“大学生村官劳教”等多起因言治罪，无不带有明显的法西斯性质。

　　这并非偶然。极左的共产革命，与极右的法西斯运动，它们都必须发动激进的大众动员，以获取广泛的民意支持。二者在权力构成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宣传方式等方面，并没有本质不同。它们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共产革命，是体制外的新精英推翻旧体制，而法西斯运动，是体制内的新精英翻新旧体制。对于既得权力精英而言，即便之前它通过共产革命获得权力，但如果要发起极端化的政治运动，选择以法西斯式的运动来强化自身，才是更合理的逻辑。毛氏的文革，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例外。

　　诚然，薄熙来所主导的“重庆模式”，带有若隐若现的文革符号。如果薄氏没有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如果他成功夺取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那么重新阐释文革，并赋予文革一定的合法性意义，极有可能将成为薄氏的下一步举措。但在本质上，“重庆模式”仍然是与文革截然不同的现象。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与文革这种政治经济的“痉挛”不同，薄氏所主导的“重庆模式”，实际上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笔者称之为“山寨法西斯主义”。

　　中国当下面临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根据美国CIA数据，中国2009年基尼系数已达0.48，而根据国内专家估计，2010年已达0.50，远高于国际警戒线0.40，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已进入严重的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现象也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精英手中，而农民、农民工、城市贫民等群体，他们的相对贫困却在持续恶化。

　　另一方面，中国的官僚体制严重腐化，基层治理严重溃败。根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估算，近10年来，外逃官员保守估计近1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另外，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2003年集体冲突事件达到6万余起。其后中国政府不再发布有关数字，但根据相关估计，2010年该数字大约在20万量级。而近年以来，如乌坎、沙溪、什邡、启东事件等，都是动辄成千上万民众参与的大型冲突事件。

　　历史上，二战前期，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背景。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造成大量的失业贫困。在德国，日耳曼人与富裕犹太人之间的种族矛盾迅速激化；在日本，奢侈的富商与腐败的官僚引起普遍的民众愤恨。而德日的新一代体制精英，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通过动员大众而攫取民意支持，并趁机全面控制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走上对外武力扩张的道路。

　　着眼当下，随着近年来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也面临着如何调整国际关系的课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文化教育中所灌输的民族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复仇情绪。这种复仇式的民族主义，与两极分化下的仇富心理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混合的暴力情绪，这在最近发生的多起反日暴力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贫富极化，制度腐化，再加上复仇民族主义，当下的中国社会，无疑也有可能成为爆发类似法西斯运动的温床。但与当时的德日情况不同，中国的权力精英阶层，已经全面腐化，不可能走上激进的对外扩张道路，充其量只不过是在类法西斯运动中，营造一种半极权半威权的体制。这种“山寨化”的法西斯，重点不在于对外扩张，而在于对内打压自由民主化趋势，压制政治社会的严重危机，以继续维持自身的统治。

　　薄氏的失败，对这个潜在的政治强人而言，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但是，中国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减轻。权力集团为维护自身的统治，长期压制社会抗争，尤其是打压自由民主力量的成长。如果经济在未来发生重大波动，社会矛盾极可能因此而激化爆发。在这种危机背景下，由于缺少来自于自由民主力量的制衡，山寨法西斯化的风险将大为增加。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这将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危险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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