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茶酒新论——茶、酒两个文化符号的解读（外一篇）-公法评论网：中华政制之道

　　
　　甘肃敦煌遗书中有一篇《茶酒论》，乃千古妙文！作者王敷，唐代乡贡进士。其文用寓言手法写茶与酒坐而争锋，谁为尊？谁有功勋？茶先出言，极夸自己尊贵：我乃“百草之首，万木之花，贵之取蕊，重之摘芽，呼之茗草，号之作茶。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时新献入，一世荣华。” 酒旋即回击，振振有辞：“可笑说辞！自古至今，茶贱酒贵。单醪投河，三军告醉。君王饮之，叫呼万岁。群臣饮之，赐卿无畏。和死定生，神明气清。” 茶与酒唇枪舌箭，难分伯仲。最后是“水”夫子自道，打个圆场，结论是茶与酒各有用场，相辅相成。
　　世事虽然变幻莫穷，然则跳不出一个太极图，不过是阴阳统一的原理。茶的意象是冷静、清醒、淡泊、隐幽，其精神内涵是奉献、善良、礼让、中庸、谦和；酒的意象是热烈、迷狂、豪放、辛辣，其精神内涵是侠义、勇武、进攻、占有、麻醉。茶是嫩叶焙制而成，其味淡；酒是诸谷精酿而成，其味厚。茶之清在和，酒之清在烈；茶之美在柔，酒之美在峻。茶可清心，有利修真养性；酒则乱性，过则伤风败俗。饮茶细啜慢品，讲究收敛、平和、淡定；饮酒猛喝鲸吞，讲究张扬、狂放、激情。若要拟人化，那茶是养眼的二八佳人，酒是壮实的生猛汉子。明代文学家、著名茶人陈继儒总结说：“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二者皆有利有弊，体现不同的品格性情，体现不同的价值追求，一曰“茶壶精神”，一曰“酒神精神”。
　　对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都是必须具备的品格，如同太极图的阴阳两条鱼，缺一不可。
　　唐代大臣、书法家颜真卿爱茶也爱酒，与茶神陆羽结为忘年之交，刺湖州期间主持贡茶事宜并经常举办雅士茶会。他有茶人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风范，也能如酒徒一般豪情万丈、壮怀激烈。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他振臂一呼，如擎天一柱，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
　　唐诗人皮日休写有《茶中杂咏》十首，不偏不倚，又写了《酒中十咏》。所以他能做到静如泰山、动如猛虎。曾入深山做隐士大隐于茶，也曾参加黄巢起义横戈跃马。
　　宋代诗人苏东坡，茶壶酒壶不离身，作品的风格大气磅礴、豪放奔腾与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并存。他做人既有“大江东去”的豪放超逸，也有“小桥流水”的淡泊旷达。他从政坎坎坷坷，不减政治豪情，酒也；晚年谪居豁然恬淡，保持平常心，茶也。
　　“李白斗酒诗百篇”，酒味浓得让读者微醺。李白虽然写过一首《仙人掌茶诗》，但那是应酬之作，骨子里是酒仙而非茶人。 “欲上青天揽明月”、“黄河之水天上来”......何等地气魄！他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古今无人能及。但这个天才的诗人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失败的过客，因为他身上酒气太重，缺乏茶水的滋润，自视甚高，笑傲王侯，缺乏淡定功力，未能静下心来琢磨琢磨为政之道，所以上下级关系弄得很僵，象李白这样的人去做官会将事情弄得一塌糊涂，于己受辱，于民无益。他弃官而去是明智的选择，玄宗不挽留也是明智的选择。
　　唐代著名诗僧、茶僧皎然是唐代茶界亚圣，地位仅在陆羽之下。饮茶文化的熏陶，使他多了一些出世之想，养就了淡薄名利的品格和禅定的功夫，有幸成为大唐名垂青史的杰出诗僧和茶僧。唐代士子何人不想通过科举考试谋得一官半职，然后在新的平台上去“致君尧舜”，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皎然大约是茶喝得太多的缘故，淡泊得过了头，科考初次失利就灰心丧气地打道回府，一小差开进了妙喜寺，远离功名利禄，甚至连婆娘娃子也觉其多余，整日价打坐禅室、茶室，伴青灯黄卷、风炉茶碗了其一生，赤条条来也赤条条去。——当然这也不失一种活法。
　　大凡成功人士都善于做事、处世、待人，他们身上既有“茶味”也有“酒味”（或曰有猴气也有虎气），能入世也能出世，能淡泊也能张扬，能低调也能高调，能引而不发也能该出手时就出手。例如一些商界精英，他们一方面对员工和客户刻意展现温良恭俭让的“茶香风格”，另一方面巧用《孙子兵法》，变商场为战场，分文必较，甚至不惜用最狡猾的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茶与酒造就的情商和智商是他们左右逢源、心想事成的基本条件。
　　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气”而论，“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两者同样需要，屈原的沉雄绚丽、曹操的苍凉慷慨、陈子昂的古朴雄浑、李白的飘逸豪放、苏轼的豪放旷达、顾炎武的苍劲沉郁等等，呈现更多的是酒神风范，骨劲而气猛，给人的是明朗、遒劲、刚健、清新的美感；而宋玉的靡落缠绵、曹丕的纤细华美、王维的幽静谐和、李煜的凄婉柔丽、柳永的伤感缠绵、纳兰性德的抑郁婉约等等，呈现更多的是茶香风格，阴柔而恬淡，给人的是朦胧、婉约、柔媚、含蓄的美感。
　　观察中国的朝代兴衰更替，可以发现如下事实——
　　汉唐两朝国力强盛，因为统治者的施政是“两手抓，双丰收”，一手捧茶壶，一手拿酒壶，时刻不忘文攻武卫、儒法兼用。 “茶”、“酒”两种符号在汉唐两朝有鲜明地体现：一方面是中外民族大融合，形成为“茶、水关系”：茶为水之魂，水为茶之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另一方面是国力强盛，社会稳定，突出自我，开疆拓土，为后辈子孙留下偌大一份家业。
　　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和宋朝。秦始皇迷信武力图霸业，大肆张扬酒神的进攻精神，不思安民，不思守成，想传万世而不逮，二世而亡；宋朝茶风弥漫，歌舞升平，国人的享乐思想在《清明上河图》中表现得明明白白。特别是宋徽宗，整日价忙着点茶画画，虽然日理万机竟不辞辛苦亲著《大观茶论》，——此事非同小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所有宋朝人必须贯彻执行。宋徽宗确有这个意思，希望通过推广“盛世之清尚”垂拱而治，让宋朝“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因了他的倡导，“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结果如何呢？靖康二年当了金兵的俘虏，悲惨地病死于五国城。更有趣的是南宋的审安老人竟然“茶桌演兵”，大约在南宋咸淳四年(1269)撰写《茶具图赞》，以茶具十二，各为图赞，假以职官名氏。加封炙茶用的烘茶炉为韦鸿胪，位列上卿，主管外交；封磨茶用茶磨为石转运，负责军需物资的运输，为战争提供后勤保证；封筛茶用的茶罗为罗枢密，主管军机大事；封捣茶用的茶臼为木待制，碾茶用的茶碾为金法曹，木待制凡事不敢专断，须请示上级罗枢密，下需金法曹协助；封调沸茶汤用的茶筅为竺副师，协助主帅赞画军事；其他加封的还有胡员外（量水用的水杓）、宗从事（清茶用的茶帚）、漆雕密阁（盛茶末用的盏托）、陶宝文（茶盏）、汤提点（注汤用的汤瓶）、司职方（清洁茶具用的茶巾）。金兵南侵灭了宋，审安老人的“茶军”终是儿戏，宋朝的茶壶败给了金国的酒壶，金国的铁骑踏碎了宋徽宗的黄粱美梦。不是宋人饮茶不好，而是宋人抛弃了太极图的另一半，要茶壶不要酒壶。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可怜的宋人太不阳刚了，要“茶香风格”不要“酒神精神”，屡战屡败还没有富国强兵靠实力说话的打算，而是割地赔款送茶叶，苟延残喘，宋朝灭亡不足为怪！
　　中外战争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征服另一个民族，单凭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说文一点，就是 “茶”与“酒”两个文化符号缺一不可。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骑虽然踏上了欧洲的大地，但他未能永久地拥有胜利的喜悦，因为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只会饮“酒”不会喝“茶”，他的政府最大的缺失是没有打造出迷人的“茶香风格”，大地上弥漫的始终是血腥和杀戮，他没来得及寻找好的治国方略融合彼此的文化差异。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蒙古儿女的鲜血流尽了却又不得不退回到原点蒙古草原，然后世世代代目睹“大漠孤烟直”，却不见“长河落日圆”。
　　清朝是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满人建立起来的政权，历时300年。一个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何能如此？原因是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再追求那种“骑马挎枪走天下”游牧生活方式，而是用淡定的功夫治理国家。蒙古人成吉思汗喝酒不喝茶，清人努尔哈赤一系的爱新觉罗氏却大不相同，爱酒又爱茶，特别是乾隆皇帝早晚茶壶不离手，退位前大臣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说“君不可一日无茶”。究竟喝茶给乾隆皇帝和他的帝国带来了哪些好处？不敢妄评。但有一个事实是：乾隆在位61年，享寿88岁，是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是历史上最获好评的皇帝之一。包括乾隆在内的清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有同样的治国思路；离开战场进入茶室，搁下弯刀拿起茶壶，邀汉族精英分子和他们共品佳茗，然后吸纳汉族精英分子在朝中做大官。清朝前半期一方面不废武功，另一方面是有意识地赋予清政府一种迷人的“茶香风格”，足以迷惑那些一心反清复明的知识分子。但后来的清人八旗子弟走过头了，他们的战马孱弱了，他们的弯刀生锈了，茶壶、鸟笼、辫子成了他们最新的文化标志。八旗子弟嗜茶如命，是玩茶玩壶的老祖宗，却未能在茶中汲取精神营养。“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同时缺失，清朝也就气数尽了。
　　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治国的黄金搭档。毛泽东的霸气在世界上赢得了尊重，周恩来办外交所体现的“茶香风格”化解了意识形态的坚冰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意味深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在杭州“楼外楼”宴请点的一道菜是“龙井炒虾仁”。似乎在昭示中美两国人民：对抗对我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在茶桌边坐下来好好聊聊，品茶听曲毕竟比剑拔弩张轻松有趣。无独有偶，当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裁军和削减核武器在谈判桌上争论不休时，他们的夫人却如局外人一般坐下来享用午后茶。他们的谈判多少有些进展，不敢说是饮茶之功，但两国总统确实没有拒绝“茶壶精神”。
　　邓小平先生一生茶、酒、烟皆好之，茶使他淡泊，几沉几浮，宠辱不惊；酒使他壮怀激烈，忧国忧民，策划改革大业义无反顾；烟使他从容不迫，治大国如烹小鲜。他的治国之道虽然不是来自茶、酒、烟，但“道”是相通的，伟大的人能通过日常生活小事悟出天下大道，你能说日常生活习惯对邓小平先生的一生作为没有一点儿影响？
　　放眼世界，治国方法大体一样，若将其符号化不外乎是“茶、酒”二字。当然各有不同的说法，比如美国，其治国基本理念是“胡罗卜加大棒”、“鸽派和鹰派”、“亲善外交和炮舰政策”，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强大了几百年。
　　英国人喜欢喝葡萄酒、鸡尾酒和红茶，酒风、茶风两相称焉。酒馆是英伦文化的一大特色，生活中不可或缺。高雅的饮酒文化培养了英国人的骑士精神。英国的茶风比茶的故乡——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英国人因为茶丢了美国，中国人因为茶丢了香港。但中国茶对于英国人益莫大焉！历史悠久的英国下午茶培养了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即使是因海外殖民的需要而佩剑杀人，给人的印象也是衣冠楚楚的文明强盗：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脚登高统靴、戴上白手套，然后来个漂亮的动作挥剑一击。英国人虽然喝茶很文雅，但从未迟滞征服的脚步，他们成功地打造了一个跨越几大洲的日不落帝国。
　　将“茶壶精神”和“酒神精神”用于政治运作，交替使用，干得最漂亮、最到位的是日本国。早在唐代，日本人接过去中国文化的“义侠精神”，逐渐演变成了日本的国粹“武士道精神”；同时接过去“大唐茶道”，逐渐演变成日本的国粹“日本茶道”。在日本不仅是上层统治者，就是一般国民也深爱“武士道精神”和“日本茶道”这两种东西，看似很矛盾的事情在他们那里并行不悖地发展，甚至成为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是丰臣秀吉（1536——1598），他是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武将，后用武力统一了日本，成为日本历史上一大英雄人物。当时的著名茶人千利休（1522——1591）以茶结缘，进入军界，先是担任当时实力武将织田信长的“茶头”，织田信长被杀后又成为丰臣秀吉的“茶头”。他63岁在朝廷茶会上被天皇御赐“利休居士”之号。1587年，在丰臣秀吉主持下兴办北野大型茶会。茶，对于当时的日本国民来说既是珍贵的饮品，又是优雅文化的象征。千利休在茶道艺术的追求中，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有相当大的权威。以致当时战国武将在出征前，都必须饮用千利休点的茶，抱着必死的决心上阵。所以，茶室对武将来说是个酝酿决死精神的神圣场所。两年后，千利休因无关紧要的大德寺山门木像事件被丰臣秀吉赐死，丰臣秀吉恩准千利休享受武士的荣誉剖腹自杀体面地死去。千利休的死不是日本不要茶道了，而是丰臣秀吉想打仗了，必须让这些温和的玩意儿暂时退隐，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件武器，他使用一件必须暂时放弃另一件。而千利休仗着自己是茶道艺术的权威干扰丰臣秀吉的强权政治，他自然就该呜呼哀哉了！此后“日本茶道”和“武士道”的精神代代传承，形象地称为“菊与刀”。日本人以这两种精神为本，在侵华战争时期，需要与你共品佳茗时就和、清、静、寂（日本茶道四字箴言），想占你土地、掠夺你的资源时就放下茶壶拿起刀剑烧、杀、抢、掠；以这两种精神为本，战后的日本竟能够以比战胜国更快的速度修复战争的创伤，并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当年的战争罪恶牛皮哄哄不认错，深受其害的亚洲国家竟奈何他不得； 2010年9月7日上午10点15分左右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对中方渔船进行干扰、驱赶、拦截、围堵和抓扣，事件中日本少壮派的武士道精神歇斯底里大发作，似乎想重拾往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就中方而言，钓鱼岛既然在中国领海内，詹先生的小渔船面对日本的大军舰“撞”他一下又何妨？何错之有！此事发生后，中国的对日外交进行了适度的微调，采取了有效的反制措施，输了道理的日本政府有些不爽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政府也会适度地微调对华外交，因为聪明的日本人不会因此放弃延续千余年的日本茶道精神，他们大概又会故伎重演，请我们去日本茶室，让身穿和服、唱着和歌的日本美女为我们的外交官煎煮大和民族精心碾制的日本抹茶了，并轻言细语地在你耳边说一句：尊贵的客人，请享用一杯日本香茶吧！——让我们拭目以待。
　　或许有人质疑，阿拉伯民族不是喜欢喝茶么？阿拉伯人人均饮茶量不是远远超过中国人么？为什么伊拉克的萨达姆那么不善哉，侵略也门，最后落了个绞死的可悲下场！原因在于，在沙漠上生活的萨达姆只是把茶当解渴的饮料，根本不接受茶的熏陶，所以纵喝得天昏地暗，也不解“茶道”为何物。假若他“茶壶精神”不缺失，便会想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会理智地选择另一种外交思维，与邻为友，与邻为伴，用茶壶代替枪炮，美国有必要出兵伊拉克对他采取斩首行动么？他不是可以安心做他的总统、写他的政治小说么？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酒的发明地之一，中国人喝了几千年的茶与酒了。茶与酒确曾在某种程度上熏陶了中华民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遗传基因。茶与酒还要继续喝下去，但实在不可闷喝一气，应当在茶与酒的品饮中感悟人生和社会的大道理，走好人生的路，治理好我们的国家，也不枉作茶人和酒徒了。

丁文：茶文化与儒佛道的关系

进入专题：茶文化儒道佛茶禅一味士子
● 丁文

　　
　　内容提要：中国茶文化产生于中国宗教文明的“泛神论”时期，具有某些宗教的文化基因。儒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用儒家的周礼去规范茶礼，用儒家的乐感文化熏陶茶文化，用儒家的仁学规范茶学。中国茶文化的主体建构多取材于儒家学说。中国的茶叶沐浴佛的光辉，由名山、名寺植名茶到饮茶成为“和尚家风”，并因为“禅教合一”而出现了中国茶文化的新景观——“茶禅一味”。中国的禅宗茶道悟的是“中国禅”，突出直觉智慧，落脚到肯定生命(道)和肯定人生(儒)。在道教未正式形成前，茶便已和道教的神仙结缘。自古以来，茶便是沟通人神、人鬼关系的物品，难免带上几分仙气、神气、鬼气。儒教讲“中庸”，道教讲“天人合一”，佛教讲“中观”，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三种茶的内涵虽有差异，但“和谐”二字却是共同的理念。茶文化与儒佛道的结合靠中国古代的士子饮茶族来实现，具一定宗教倾向的古代士子是茶文化的主体队伍，深受儒佛道三教文化熏陶的茶神陆羽是茶文化的领军人物。儒佛道三教为茶文化提供了一个神秘的解释系统，茶文化是儒佛道三教文化的产物。
　　
　　关键词：茶文化、儒道佛、茶禅一味、士子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自晋而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佛）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金明馆丛稿》)
　　中国的宗教是十分复杂的，简而言之，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多神论者、泛神论者，也同时是个无神论者，但中国人还是经历过一个宗教文明的时代，并且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系统。这个时代是以儒释道三教的分与合为特征。元朝文士刘谧在《三教平心论》一文中对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有很精辟的论述，文曰：
　　尝观中国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画八卦，而儒教始于此；自老子著《道德经》，而道教始于此；自汉明帝梦金人，而佛教始于此，——此中国有三教之序也。……
　　陆羽的《茶经》忠实地总结了儒佛道三教对茶事的不同解释，其中的《七之事》列举了唐朝之前著名知茶者30余人，包括儒者、和尚、道士，以及有一定宗教信仰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
　　中国茶文化产生于中国宗教文明的“泛神论”时期，具有某些宗教的文化基因，这是毫无疑义的。它有自己的自然崇拜物(茶树)，有自己的职业神祗(陆羽)，有自己的道场(茶室、茶寮、茶肆等)，还有自己的教徒队伍(广大茶人)。特别是中国唐、宋、明、清的士子，对茶具有宗教般的迷狂，——当然这种“宗教情结”只是一种“心态”，正如拙著《中国茶道》一书所提到的，他们视茶为灵魂之饮。
　　日本国学者仓泽行洋先生所著的《艺道的哲学》中称“茶道是茶至心之路”，并说“茶道是宗教的一种存在方式”。仓泽先生的话不无道理，茶道的确是宗教存在的一种方式；换一句话说，茶道这门生活艺术负载了宗教文化内涵，但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只是说中国士子对茶的迷恋可与宗教徒对某种宗教的迷狂相比况。但士子心灵中的“茶”决没有外化为“茶宗教”。
　　就茶文化而言，较之道、佛二教，儒教的作用更为突出。在建国之前，“马列学说”虽已传入但尚未成为“统治阶级的统一思想”，所以数千年里儒教一直作为“国教”而存世，它的思想和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的儒者不一定是和尚和道士，然中国的和尚和道士却多有儒学的根底。
　　儒家宗孔孟，孔孟之学曾照亮中国历史文化25个世纪，而且还会继续产生影响。因为儒家茶缺乏特色，儒教又非“准宗教"，故易为研究者所忽视。其实，儒家思想对中国茶文化的强大幅射非佛、道可比。儒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用儒家的周礼去规范茶礼，用儒家的乐感文化熏陶茶文化，用儒家的仁学规范茶学。中国茶文化的主体建构多取材于儒家学说。
　　“乐感文化”体现了儒家学派的文化特征。乐感文化与茶事的结合从而构成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茶文化中最生动活泼、最有情趣的组成部分，它使茶文化中“形而下”的茶艺部分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室内艺能。
　　饮茶的乐感体现在以茶为饮料使口腹获得满足，体现在以茶为欣赏对象在审美中获得愉悦。正因为饮茶有“乐感”，茶事才有可能连绵千载并风靡全球。习俗传承的奥秘在于“益、乐”二字。
　　茶事之乐主要体现在“烹茶”和“饮茶”中。“烹”指操作法，包括煮、熬、煎、点、冲等，其环节包括择茶、鉴茶、煮茶及对茶汤的品尝和评定。对于一个嗜茶的人来说，烹茶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当他喝了一次好茶留下难忘印象时，他会久久回味那隽永之感觉，于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其事，一次次找回那种感觉。因“乐感”而形成“爱好”，“爱好”便成为这种日常生活行为的动力。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健康”自然是“乐感”之一，茶能健体，何乐而不饮！
　　给茶人以口腹之乐的是日常生活饮茶，如布帛菽粟一般重要，不可或缺。所以，茶道的基础是烹好茶，你想以茶悦心志、参禅悟道就首先要精研茶艺，烹好茶喝好茶，有了起码的快乐的感受，才有兴致踏上“心茶之路”。所以陆羽著《茶经》不高谈阔论，而是以平实的文字言茶之种、造、选、炙、煮、饮，以及相关的择水、择器、茶功、茶事，涉及茶中之“道”只有“精行俭德”四个字。
　　日本茶道的大宗师千利休有很深的理论休养，他发展了日本的“草庵茶”，在珠光“茶禅结合”的基础上，将茶道还原于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他在其《南方录》一书中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弟子问其茶道秘诀，利休说：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暖和，炭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秘诀。”这段话的关键是“可口”，“可口”则“可乐”。什么样的茶才可口呢？当然是那些给人的感官眼、鼻、口、舌能留下良好感觉的茶叶及其所烹的茶汤。乐感文化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诉诸感觉及对感性的肯定。古代茶人从不用什么仪器或通过什么实验，而是凭感观定茶之优劣。
　　饮茶之乐有三个层面：
　　一为“小乐”：即口腹之乐，耳目之乐，主要是物质享受和浅层次的娱乐文化，以市井文化为背景，具大众化和世俗的特点；
　　二为“中乐”：这是知识阶层的人士所能领悟的乐趣，如汲水煎茗、山林煮茶、扫雪烹茶、烹茶对书、茶会联句、饮茶著书、红袖捧茶、茶助清谈等，以士文化为背景，具文人化和高雅的特点。
　　三为“大乐”：这是个别个性内向且有悟性的高尚之士，在品茗中“吾日三省吾身”，参悟人生；或个别茶中隐者在茶中实现与自然的和谐，所谓白石清泉加苦茗。这是一条“茶心之路”，即“以点茶吃茶为机缘的深化、高扬心境之路”，又“以被深化、高扬了的心境为出发点的点茶吃茶之路”（日本国学者仓泽行洋语）。饮茶进入“大乐”便已具宗教的某些特征。但即使饮茶有此“大乐”，亦不能认为茶是宗教。因为它的本质是审美，是理性与感性的谐和。 茶带给人以快乐，其奥妙在于恪守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茶文化正是吸收了儒家的“中和观”，才以一张迷人的笑脸令国人倾倒，又征服了东瀛日本、中亚阿拉伯和英伦三岛，并风靡全球。
　　唐宋时代茶道大行，茶叶的生产、饮用、贸易已具前所未有的规模，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条发展的原因，而决定因素是李唐朝廷和赵宋朝廷的提倡，确立为国饮，并运用政令和选派官吏用多种方式发展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开辟财源，富民富国，使饮茶之俗风靡全国并传播海外，任何个人的影响都比不上国家机器运转的作用。茶道靠王道而发展，并成为弘扬王道的特殊方式。
　　我们剖析自李唐王朝开始的贡茶制度，可见王道与霸道并见于茶道，仁政与苛政并见于茶事。贡茶之制颇合孔孟仁学要旨，《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公贵族食毛践土，自然包括誉为“山中灵芝”和“麒麟草”的茶在内。 暂且不论贡茶苛民之事，贡茶之制的确刺激了茶业的发展，其益处是：推动了茶叶的广泛种植，推动了茶业科学研究，出现了诸多贡品名茶，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官办茶叶加工场。
　　无可否认，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的茶叶便开始沐浴佛的光辉，伴随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种影响也日渐加强，由名山、名寺植名茶到饮茶成为“和尚家风”，因“禅教合一”而出现中国茶文化的新景观——学者们称之为“茶禅一味”。僧人在茶艺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僧家造法极功夫”(道士吕岩语)是十分公允的评价。
　　在佛门，茶不仅用于祭祀。饮茶也是僧人生活习俗，后来茶礼竟纳入僧家法律强制施行。《百丈清规》对于刚出现的佛门茶俗的发展和巩固起了决定性作用。
　　怀海制定《百丈清规》后半个世纪，佛门茶事的文化层次迅速提高，不再执着于驱睡悦志，也不止步于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僧人在饮茶中发现自己，见性成佛，向佛学和美学的最高境界——禅境靠拢。
　　茶与禅的结合首先基于僧人对茶的认识。中国僧人认为茶有三德：①坐禅时，通夜不眠；②满腹时，帮助消化；③茶为不发(抑制性欲)之药。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丁文《中国茶道》）在寺院，品茶是参禅的序曲，品茶又以参禅为目的。必须指出的是：“茶有三德”只是僧人对茶功的初步理解，对于茶的文化内涵尚未窥堂奥。认识虽然浮浅，但确已促使僧人以满腔的热情进入茶文化圈内，并使饮茶成为“和尚家风”，然后浸润日深，逐渐加深理解，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日本名僧明惠上人总结了日本和中国的茶事，提出“茶有十德”说：①诸天加护；②父母孝养；③恶魔降伏；④睡眠自除；⑤五脏调和；⑥无病无灾；⑦朋友和合；⑧正心修身；⑨烦恼消减；⑩临终不乱。
　　明惠上人对茶的认识较全面、深刻，“茶有十德”说对茶的养生作用及修身养性作用作了概括，不仅是佛教的，还吸收了道教和儒教的思想。
　　诗僧兼茶僧皎然、齐己二位对茶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皎然的“三饮论”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无庸置疑，皎然已领略茶道真谛。他学习道教茶，于创立佛教茶有很大功劳。齐己虽不像皎然那样去潜心悟茶理，但在几首诗里已表现出他对茶事的深刻理解，诸如“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齐己《尝茶》）、“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齐己《谢中上人寄茶》）、“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齐己《咏茶十二韵》）等千古名句皆出自这位诗僧之口。
　　僧家茶文化的飞跃发端于从谂禅师(778——863)，人称“赵州古佛”。赵州禅师嗜茶成癖，动辄就说“吃茶去”，因此而形成一桩“公案”。《五灯会元》卷40载：
　　有僧到赵州，从谂法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禅师是禅的参究者，他们透过心的感悟传承禅的生命、张扬禅的思想，但其思想深处的许多东西却难以用文字去阐说，多半要靠学人用“心”去感悟、揣摩、契会。因此，对于“吃茶去”这则公案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也只能感悟，而不要希图诠释。大体的意思是：一是间接地说明“道”是什么，二是用独特的方式接引学人。
　　“吃茶去”是一扇半掩半开的哲学的门，里面溢出的是生活的禅意。也就是说，“吃茶去”是“生活禅”的奠基石。说简单一点：“生活禅”就是“禅”的生活化。一方面是体悟生活中禅意，以修身养性；另一方面是享受生活中的禅意，以愉悦我们的身心。
　　在禅者的心目中宇宙是完整的，精神与物质是一体的。所以禅者认为：“何处青山不道场”。四时美景充满禅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着禅意与禅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得非常轻松愉快、潇洒自在。“生活禅”凸现了中国禅宗“平常心是道”的理念，“生活禅”使中国禅宗走向生活化、平民化、大众化，更具随意的风格，从而扩展了“禅学”的外延，这也是中国禅学至今具有活鲜鲜生命力的缘由。
　　中国的禅宗茶道悟的是“中国禅”，突出直觉智慧，落脚到肯定生命(道)和肯定人生(儒)。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日本茶学家对于茶、禅关系的理解很深刻。
山上宗二之茶书《山上宗二记》谓：“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另一位日本茶学家珠光禅师说：“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一味清净(清心)，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天下(心国)太平。”几位日本茶学家的话道出了日本茶道的真谛，也道出了茶禅文化和禅宗茶道的真谛。
　　当然，就中国而言，茶道流派很多，有“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世俗茶道”四大流派（丁文《中国茶道》），“禅宗茶道”仅为其一枝，而不是全部。
　　道教是中国的土特产，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宗教，是中华民族的“族教”。鲁迅先生说：“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程杰等著《中华宗教篇》）他告诉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要真正读懂中国人，透视国民性，就必须研究中国的道教。
　　在道教未正式形成前，茶便已和道教的神仙结缘。如茶的发现,相传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德昂族，属古越族后裔，古越地是古老茶区，这两个族以茶为图腾，认为茶是日月星辰之由来，是民族的始祖。他们视茶为神，无茶不祭。云南崩龙族《始祖的传说》诗云：“茶叶是茶树的生命，茶叶是万物的始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茶叶的精灵化生。”
　　大体说来，我国原始迷信对“亡灵”、“神鬼”的道术有三招：一是尊敬、屈服、巴结谓之“乞术”，二是威吓、咒骂、驱赶谓之“驱逐”，三是惹不起躲得起谓之“躲避”。而祭祀、巫咒仪式上用茶多为前者，因茶是妙品，故用以结交鬼神。如在民俗祭祀中有些地方的仪规有“可不留饭，不可不敬茶”的说法，苗族流传至今的巫祝仪式14个环节只有其中6个不含驱逐恶意的环节中用茶。
　　自古以来，茶便是沟通人神、人鬼关系的物品，难免带上几分仙气、神气、鬼气。陆羽《茶经•七之事》有几条颇为有趣的记载，为茶文化注入了浪漫怪异的神仙思想，反映了道教对茶的独特解释，是道者将茶由凡品升为仙品，由世俗的饮料升华为仙界灵芝。
　　道教鉴于陆羽的贡献，封他为民俗的职业神祗，誉为茶神，烧造偶像，或木刻，或陶制，或丹青。然茶神并不轻松，中国人惯以软硬两手对付神仙，如古代茶铺供茶神，生意兴隆则祀之，生意萧条则以茶水灌之，言语咒之。此等战术自然源于道教的道术。
　　中国茶文化中的神仙思想在诗歌中颇有体现，勘称经典的如：唐代诗僧皎然《饮茶歌送郑容》诗云：“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类似的诗句不胜枚举，这些诗咏饮茶效果总是离不开羽化成仙，原因在于道士亦称羽士、羽客、羽衣、羽人，其由凡到仙称冲升、上升、升天、登天、轻举、冲举、飞举、升真，这说明道教对于茶文化的影响贯穿古今，不可磨灭。茶与神仙交往日久，便有奇异的茶神话产生，谈玄说怪，其荒诞不经成为茶苑一大文化景观。
　　茶文化核心理念是个“和”字，似已为学界认同。综合言之，茶文化“和”的核心理念的基石是三教文化奠定的。
　　儒家“中庸”学说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和”。《中庸》文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中和即中庸，只有节制理性和情感才能做到中庸。这是一种人生的平衡术，平衡诸方矛盾以致太和。
　　饮茶文化“和”的理念，深受佛教“中观论”的影响。佛教主张是否定“边见”、“不落二边”为特征的，即不偏执于矛盾的任何一方，不求极端，主张折中。“中观”见之于生活艺术，要求节制精神欲望，做到不偏不倚，保持恬淡适度，即要做一个平常的人，而做一个平常的人就要有一颗平常心。禅宗公案多处涉及如何是“平常心”。《五灯会元》载：“如何是道？”“平常心是道。”
　　饮茶文化“和”的理念，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
　　综上所述，中国饮茶文化的源头基因是儒、道、佛三教文化，儒教讲“中庸”，道教讲“天人合一”，佛教讲“中观”，茶与三教间的单向结合，分别产生了儒教茶、道教茶、佛教茶。这三种茶文化呈现不同的格局：儒教茶重礼法、重功利、重现实人生，故以茶正纲常、序人伦、行教化、图享乐，并以内省为境；道教茶重自然、重养生、重无为，故以茶载道、延生、逃世，以悟为境；佛教茶重道德、重清规、重茶艺，以饮茶为出世之途、和尚家风，故以禅为境。三种茶的内涵虽有差异，但“和谐”二字却是共同的理念，故为政者用之，并创建饮茶“致清导和”的核心价值体系。
　　茶文化与儒佛道的结合靠中国古代的士子饮茶族来实现，他们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士（骚人墨客、学者艺人等）、王士（王公贵族）、道士（道士道冠）、大士（和尚尼姑）等族群。他们在品茗的愉悦中抒发他们的宗教情结，或独饮、或对饮、或聚饮，或家饮、或野饮，或办茶会、或作草木游戏，或以茶伴读、或以茶伴吟诗作画、或以茶助清谈，或以茶结友、或大隐于茶，总之，茶境成为他们心灵的道场。
　　士子茶具很高文化品位，体现了他们的美学追求，如静寂枯索、淡泊闲适、高雅脱俗、自然质朴，亦贯彻了三教的美学思想，如儒教的内省、中庸、文质彬彬、阴阳平衡；佛教的坐禅、圆融、圆相、梵天合一；道教的悟道、平常心、贵生、天人合一。
　　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茶文化的底蕴是儒佛道三教文化，不从三教文化入手，便无从了解中国茶文化；因了三教文化的影响，中国茶文化才成为一门内蕴很深的高层次文化，而有别于一般浮浅的物质文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茶文化才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连续性、实用性和雅俗共赏的特点而独具魅力。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以“三教融合”为文化基础，具一定宗教倾向的古代士子是茶文化的主体队伍，有一定宗教文化背景的茶神陆羽是茶文化的领军人物。
　　当我们由宗教这一文化视角切入茶文化研究，会发现是儒佛道三教为茶文化提供了一个神秘的解释系统，便会得出“茶文化是儒佛道三教文化产物”的结论。
　　所以，著者提出了一个命题，是：
　　中国茶道负载着儒佛道三教文化的内涵；中国士子创立和发展了中国茶道，并以茶道为心灵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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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资料：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元•刘谧《三教平心论》、唐•陆羽《茶经》、日本•仓泽行洋《艺道的哲学》、日本•千利休《南方录》、《中庸》、《诗•小雅•北山》、唐•怀海《百丈清规》、《全唐诗》、《五灯会元》卷40、日本•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日本•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程杰等著《中华宗教篇》、云南崩龙族《始祖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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