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或许是上帝独有的东西，行使这一表述特权的当然是“群众傀儡”的主人，也就是人民的主人，更像是一个掌握“绝对真理”的独裁者。他具有生死予夺的唯一的排它的权力表述，他能让过去的一切价值都回归于虚无，尽管是“头颅掷处血迹斑斑”，才好在冰雪覆盖的现实中创造出一幅幅虚拟的美丽画卷，从一切既定的前提、假设条件开始，无休止的颠覆、摧毁、取代，直至创造一个巨大的双重地狱，躯体及意识形态，他认为他是创世者、全人类的救世主。

但丁认为：“我们所有的语言——除了创世纪时期上帝创造的语言——都受制于人的自由意志，这一切都肇始于混沌之初，即，人对先前语言的遗忘。”在巴别塔空想以后的时代，人们不再将语言视为神赐之物，也不认为语言能充分表述事物，这时，语言就开始像人的行为一样变化无常；为了抵抗这种有害趋势，但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计划，呼吁创建一种理想的、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群体的意大利语，以便在群体文化领域（机构化的）和社会政治写作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1]

马基雅费利强调，“遗忘”源于社会之间或人与自然的斗争。因此，它不同于被动遗忘，即，无法确定或无法确切地回忆过去的事件——像发生于约五千年前的创世这样的事件；马基雅弗利所谓的“遗忘”是指有意识地将事件从记忆抹去，它属于一种主动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将过去化为乌有的积极行为，类似于20世纪独裁政治对历史的改写。

新的宗教一旦产生——用现代话语表述，就是新的文化霸权一旦形成，它要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原先的宗教斩尽杀绝；如果说这仅仅意味着用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那么，要实现这一目的并不困难。因此马基雅弗利总结说，人和自然界的一切事件（比如洪水、瘟疫等等）能使人遗忘，使人主动“忘记”旧的机构而对新的产生好感。[2]

……对于无历史性的智慧的信仰与爱，其历史乃是这一类人前仆后继地寻找一个终极语汇的历史，他们所寻找的这个终极语汇不是某个个别哲学家的终极语汇，而是在任何意义下都是终极的语汇——这个语汇不只是特殊历史的产物，而是最后的定论，是探索与历史的最终汇流，从此以往，探索与历史都是多余的。[3]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词汇都应有着标准的定义和不言而喻的定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托马兹.格罗斯在《社会控制论文集》对所有集权国家的语言特性所做的研究，并提出如下综合式的结论：

一、它的语言高度诡辩与修辞，语言中充盈着各种两极化的图像。

二、它的语言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经常是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句段或句子。

三、它的语言既不“描述”，也不“规范”，一切只有强迫式的“定义”。[4]

这种哲学“方法”，其实与乌托邦政治学或革命科学（相对于议会政治学或常态科学）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方法就是使用新的方式将许许多多的事物加以重新描述，直到你创造出的语言行为模式足以引诱新兴一代去采用，从而而促使他们寻找适合的新的非语言行为形式，例如采用新的科学设备或新的社会制度。[5]

……他们（作为产物）有能力使用前所未用的文字，来诉说他们自己的传记。……使用惯常而普遍的语言，与制造新的语言（虽然新制语言最初是不惯常的、有独特风格的，但它毕竟使自己一切言行所负载的盲目印记可以理解）。如果运气好的话——天才与疯子的差别就在这种运气——该语言还会流传到下一代，成为不得不接受的语言。[6]

一切独裁者总喜欢使用一种先验话语，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无休止预测，当噩梦般的泡沫如海潮般涌来，达到大脑不可遏制的状况时，他们虚拟出来的敌对势力，虚拟出来的强大对手，虚拟出来的叛徒集团，虚拟出来的崇高理想，用虚拟的现实镜子来歪曲历史走向，这不但是阴谋理论的具体反映，落实在语言上，它虚构一个永恒的所指，以未来承诺的名义，以个人/终极的名义，确定一种乌托邦式的“香格里拉之眼”。[7]

阿伦特总结道：“先前从未尝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抛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极权主义一开始就纯属虚妄。极权主义一开始就疯了。

因此，如此看待语言的斗争引发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历史真理的探讨。正如赛义德指出的那样，文化话语传播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表征”[8]

不可否认，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非常明显的政治学冲动。一种语言范式从来就没有所谓的中性，自然的，或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词语及词语表达模式总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它们往往是“生产者”主体登场或抢占历史舞台的道具和布景，它们的背后总有着难以言明的历史境遇，一种极为深远的历史意图。

一种规范好的语言总体现着与主宰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肆意妄为的组合，他们认为他们所产生的这种话语可以自我指认为具有天启般法力，这也是这个社会不可证的公理和预设的前提，是唯一理所应当的最高话语原则，要知道那种看似不证自明、天经地义的话语范式，不过是意识形态一手制造的美丽幻影，因而这也是一个有待分析和揭露的“神话”。

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到的——这个观念在大约两百年以前开始缠住欧洲人的想象。法国大革命已经显示，社会关系的全部语汇，和社会制度的整个谱序，可以几乎在一夕之间被取代。有了这个先例，乌托邦政治乃变成知识分子间的常规，而不再是异议。乌托邦政治将上帝意志和人性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谈，而去梦想创造一个前所未知的社会形式。[9]任何事物都可以用重新描述，使其变得看起来是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用的或无用的。[10]

……不约而同地认为，有一个大到足以具备命运的东西已经穷尽了它自己的所有可能性，所以，现在一切必须汰旧换新。他们的兴趣不只在使他们自己焕然一新，他们还要使这个大东西焕然一新；他们自己的自律就是这个焕然一新的大东西的副产品。他们想要的是崇高而不可言喻的东西，不只是美丽而新奇的东西；他们要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无法共量的东西，而不只是在重新安排和重新描述中掌握到的过去。他们要的不是重新安排所得到的可言说的、相对的美，而是‘完全相异’所具有的不可言说的、绝对的崇高；他们要的是‘整体的革命’。[11]

现实中的所有能指都必须指称这种所指，所指的单面性使其本身成为彻底的虚构，掏空了意义，当一切成为指称的时候，被指称就是世界本身。能指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普遍性，使能指和所指之间变成毫无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权柄的每一次“说出”，就是一切。[12]

在人类求知寻善命题下，不存在任何未证自明的所谓“公理”，也不存在任何预设的前提，仿佛是人类血液中那永不磨灭的脊髓，正如哈耶克说的：“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

在这里维护所谓终极真理实际上就是在捍卫这即定的社会秩序，由无所不在的权力所控制的。福柯认为：“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西方哲学提出：我们为什么要服从真理？为什么宁要真理而不要谎言？为什么要真理不要神话？为什么宁要真理不要幻想？我认为，与其研究什么是与谬误相对立的真理，还不如重新探讨一下尼采所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为什么会这样重视‘真理’，使之成为绝对约束我们的力量呢？”P.邦塞纳《论权力——一次未发表的与M.福柯的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12月。

他试图从继承下来的偶然中摆脱出来，创造他自己的偶然；从旧的终极语汇中解脱，塑造一个全属他自己的终极语汇。……是否成功的惟一衡量标准，就是过去——不是要遵照过去的标准生活，而是要用他自己的语言把过去再描述一番，然后让自己有能力说‘我曾欲其如是’。[13]然后用其指导一个全新的社会。

因此，我们需要拯救语言，从专制独裁的宗教神学般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只要有语言，就有人世，人世就是抉择与制作、行动与责任的无限交替着的循环，同时也是彷徨、衰败与混乱的无限交替着的循环。”[14] 所以，凡经历语言的改变，从而不再把自己视为必须向某种非人的权力负责的人，终将变成一种新的人类。[15]

我的承认，这种颠覆中应包括文学要义上的回归，这种回归应当是指向语义本源的回归，在此字与字的组合，字词的组合，词与词的组合，并且由此形成的概念与文段乃至文本形态下的组合都应呈现出一种自然本真的状态。

俄罗斯符号学家洛特曼说：“一个语言符号如果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使用得长久了，它就会结合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许多历史文化背景，就成了一个文化的语码。”

旧的语言体系被彻底颠覆之后，必须有一个所谓全新的语言体系来取代和填补其所留下巨大真空，否则习惯于旧语言体系来作为图腾与象征来引领道德意识与规范就会陷入迷惘与困境。于是毛式现代汉语体系就成新的民族图腾，或者说叫汉语言的前提条件与不可质疑的假设。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则强调：“恶魔不是以魔术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语言表示价值判断，语言中的定义乃在区别善恶，如语言中只有定义，那就是语言中的每个字、词都附带价值，这等于说，语言的过程已被切断，在指谓与判断之间没有了时间因素。”它已成了一种绝对性的语言。

我们决不能无视要求恢复提供证据——讲述真理——的重要性，甚至不能无视真理的重要性；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相矛盾的，我们决不能推进那种真理—证据—理论的前卫主义，因为它可以不断地产生压迫。[16]

我们应当把它从死亡宿命和空洞的历史时间里所弥漫的鬼气中解救出来，我们不必预设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民”，并以他的名义进行变革社会，让所谓新的宗教语言取代旧式的儒家语言，使之成为新的神话，图腾式的语言，只是撞在时间之墙上一具死尸的影子。

极权主义者在语言系统里创造了一大批全新的术语，用来取代旧有的词源来解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使阶级这个词的极端重要性变得更加凸显，对人民这个词重新解释也显得更加必要，唯一不可替代，这一切在现实当中都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我们面对的是毛语体及其变体的阶级词汇的主宰地位，看似不可动摇，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独裁者是成功的诗者，诗者的血液里有着唯我独尊、鸦片般的作用，宗教无不建立在语言的欺骗性上，不停地设置思维的陷阱，将宏大的字词作迷幻般的组合，形成深奥难解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哲学体系。

毛泽东及御用思想家独特之处在于，将其列宁斯大林异域舶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家及儒家为代表皇权专制主义杂糅嫁接在一起，作为全新的发现，用于中国社会的一切，而又是至高无上、排它的、独一无二的全新解释，建立一种全新的解释模式。

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的这些概念，使形式比它们的内容变得更重要。“这些领袖们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已是正确的。”那么“长远”在哪里？“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他们为构筑教条与话语社团而不借动用制度性力量，排斥异已、党同伐异甚至不顾‘走火入魔’，竟以极为不当的犯规手段追逐符号权力乃至话语霸权。[17]

“布尔迪厄曾指出：在建构社会实体的策略中，‘最典型的乃是回溯性重构过去，以配合现在的需求’。客观地说，这种通过回溯性重构过去来提供当下合法性策略即可能形成或提升符号资本，也有可能带来有价值的理论创新。[18]

它是一个政党，一个巨人所自我制造的所谓终极语汇，这些“只能助长绝对思想者的骄横，除了他的自由无限制地给自己确定的界线之外，没有别的界线，这样就注定要产生一种纯洁观念神话的典型表现。[19]

绝对思想家变成了他自己胜利的牺牲品，他不甘心在同类命运的相对性中、更不甘心在能够解释这个共同命运的经验的特殊性的特定因素中寻找他实践的真正原则，尤其是程度特别强烈的真正原则，由于有了这种特别强度，他才任凭自己受霸权主义梦想的驱使，看见和说出了共同的幻象。[20]

施暴性的组合。自从毛泽东占据中国舞台要津以来，所谓全新的现代汉语无不呈现出一种语义的锈蚀，弱智脆化流血般亢奋，空洞喧嚣的政治性语言成为汉语的主流，已给全体的中国人进行了相当大程度上的洗脑，至今都还未喘息过来。

由于意识到语言对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它极力在神话与事实之间强行进行完美组合，让人民认识神话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神话。对此，我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汉语只不过毛体系下的一个语言分桠，也就是呈现给大众日常使用所谓的现代白话语体——毛语体及其变体，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精英阶层为对汉语的反复施暴性的扭曲组合，或者说是对现代汉语的强暴，洁净汉语并使之回归本源的航道，与其说对文字的本源兴趣，还不如说对古典性词语的现代戏变格的最大限度的考虑，还不如说为了最大限量地整合和包容原始文化素材及其深蕴之间的“ 终极”性生存智慧，这基本上属于将文字归于一种工具性载体或容器的语言观。

从更大程度上而言，我们可以把从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年所产生的现代中国文学视之为无物之阵，也就是说彻底的抛弃它，只有如此我们可以找回并重新接上断线几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源头，传承汉语的本义源，因为语义的构成本身就处在一种神秘难测的童话式寓言中，我们必须加以努力靠近的这语义元素的本源组合，来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现代汉语。

他是显意识的幻梦者和潜意识的梦呓者，表现出的只是一种教义式的形而上专注和形而下建构尘世过程的全部血醒、残酷、惊心动魄和沉重。他是一种精神偏执狂的妄语和野兽嚎叫的中断，他沉湎于虚幻的神圣，散发出制造血山尸海，如太阳般的能量，他喜欢亲吻剑上的血液和光芒，恶梦般的符咒，并把它贴上必然性的科学规律。

字典就是解释语汇的最权威的发布者，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开端，语言的新纪元，作为一个随着时间而成的概念，语言是历史积累的产物，一旦被执政阶级所掌握，并形成自己的框架结构，词汇就变成一个全新诞生神——统治者的声音。按照理查德.罗蒂说法是天启示的焕然一新。

他是新时代的先知，在这个新时代中，凡是过去所用的语汇都变成了无用的糟粕。它系统的论证了“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对过去进行重新清理，以便加以思想的控制，它所要传播的不是“集体结合体”的真理，而是一个人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人民”真理，神话也罢，政治也罢，我们都必须借助语言来进行表述，表述任何一种真理，同样，这些知识都栖息在语言中。因为支撑真理概念的框架是语言，而历史真理一旦脱离这一强大的支架，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语言，因其固有的物质性，成为政治和理论领域里统率各中互不相干成分共同标准。因此，历史理解的全部活动都依赖于由语言决定的指涉模式。[21]

有时候我觉得有某种瘟疫侵袭了人类最为独特的机能，也就是说，使用词汇的机能。这是一种危害语言的时疫，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进到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去，冲淡意义，挫钝表现力的锋茫，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来的火花。[22]

我从不否认，在我们近六十年的现当代文学中，其出现任何人物都是从属于政治中所定义的人物，无论其中的虚构成分占有多少。“一般而言，语汇寄生在希望之上：因为语汇的主要功能是在铺陈情节，述说未来的某些结果如何补偿目前的牺牲”。[23]

按照爱德华.赛义德的说法，领土、争夺地盘以及遭受盘剥是一个民族总体经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地方，没有空间，人们必须为改变现状做点什么。空间一旦失去，就很难找到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所以语言与空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成了写作与距离的关系问题，而这又加深了写作者对被流放和被驱逐的思想感受。

我认为语言的要义在于传承与颠覆中保持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决不是僵化在近似死亡状态下的人生，仿佛这世俗就是那令人沉没的一潭死水，而应当是一种势均力敌的相互对峙，从其诞生起都充满争议内驳外延的动态。用加达默尔的话说，我们本身就是语言，而且语言还是生命的一种形式（维特根斯坦）。

如果一个用语言创作的人使用当下占正统地位的话语范式来抒写，那么就意味着他拥有对支配现时政治和文化格局的终生不渝的信仰，或者说意味着他不得不屈从于这种语言的绝对强势，不得不在进入思索感悟之间，事先接受这种话语范式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德里达认为：“虽然深信自己是在绝对的思想自由中进行创造，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想象他是在游泳，但实际上却是一股看不见的暗流把他卷走。”

我似乎深深的陷于一种绝境，处在世俗的四面楚歌之中，独行于千山之岭或许将是我人生的基本色调，这语言的废墟，极度扭曲的，静止的，不管怎样，我们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当然我的思考还没有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我没有什么预设，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前提条件，叙述中的空缺可以看做空间的丧失。

艾略特强调：“诗人做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的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的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诗人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知觉到他们已经感受到的东西，因而使得他们知道了某些关于他们自己的知识。”[24]

罗兰.巴尔特说：“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将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因为如果说权势在社会空间内是多重性的，那么在历史时间中它反过来就是永存的。……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25]

或许我们应该在文字的飘泊流浪中寻找一种语言的纯洁，让流动的语言回归到本源自然的航道，因为从本体存在性而言，我们应是俄狄浦斯式的无家可归者。尼采说：“存在的一切是合理的，不存在的一切也是合理，而且它们两者具有同等的权力。”

[1] [2]《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保罗.鲍威编，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26—127页。

[3]《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二篇，第138页。

[4] 转引《书屋》2009.12期，第42页。

[5] 《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一篇，第18-19页。

[6 ] 《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一篇，第44-45页。

[7] 转引《书屋》2009.12期，第43页。

[8] 《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保罗.鲍威编，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22页。

[9] 《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一篇，第3页。

[10] 《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一篇，第16页。

[11]《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二篇，第144-145页。

[12] 转引《书屋》2009.12期，第43页。

[13]《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二篇，第138页。

[14] 转引《书屋》2009.12期，第42页。

[15] 《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一篇，第17页。

[16] 《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保罗.鲍威编，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73页。

[17]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309页

[18]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285页

[19]转引自《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309页

[20] 转引自《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309页

[21] 《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保罗.鲍威编，王丽亚、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122页。

[22] 《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卡尔维诺著，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版，第41页。

[23] 《偶然、反讽与团结》，[美]理查德.罗蒂著，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1版，第二篇，第122页。

[24]《艾略特诗学文集》243页

[25]《符号学原理》“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说”，三联书店，1988年11月，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