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ａ ｓｔａｔｅ）。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摘自《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甘阳访谈）
说得有道理。传统中国确实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成功绕过了贵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以皇政极权一统天下的文明共同体。这个文明共同体的政制基础是皇政极权，两大政制支柱一是郡县制，二是独尊儒家精英的科举制，三者结合在一起，以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形式，终结了秦之后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的“亚州之中国时代”的历史。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有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我称之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面对这一个大变局，近现代的中国就变成一个不得不试图从一统天下的文明共同体，向精英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民族解放的大一统中国、人民解放的大一统中国转变。
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恰恰就是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得以维持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从中国历史来看，贵族联盟、精英联盟、民族共同体都是皇政极权的天敌。在公元前221年的皇政极权大变局之后，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巧妙的绕过了这些天敌，这也是皇政极权成功的终结了大一统天下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关键。但是，那些皇政极权曾经巧妙绕过去的东西，1840年以后又绕了回来。其根本的原因是秦之后沉寂了两千多年的自由意识，借助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爆发了。
7．2
[国家主义并非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低限的政治原则。换句话说，国家主义并不排斥其他政治诉求，比如，并不排斥你要的 “自由民主”啊……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可能是非常国家主义的，比如说人家美国。]（摘自 《密……不透风—— 关于《暗算》的一次咖啡吧谈话》刘小枫）
这是典型的刘小枫策略性学术，给自由主义贴上一个国民主义的标签，或者说是国家主义规限下的自由主义。毛泽东有句话说得深入浅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同理，政策和策略也是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生命。
我曾经在一个网上论坛提出过自由化的程度和广度的问题，有人以为那是个自由主义的策略性的说法，我不置可否。但是，如果一定要说这是策略性的话，那么，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都是策略性的：一个脚步一个印，一代人做一代事。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一旦启动，自由化的历史牵涉的就是自由程度的升降和自由广度的扩张、衰退这些非常有限的问题。任剑涛曾经指责刘小枫的学术是策略性的学术。我也许不能确定刘小枫学术是否带有策略倾向，但是，我认同策略性学术的必要性。世界上的很多政治问题，不是你竖起了一杆理想主义的旗帜就解决了问题。学术一碰到政治问题，那肯定是策略性的，那是自由主义理想转向自由化的必由之路，除非你的学术与政治事务无涉。其实自由化的阶段论也是自由化的程度和广度的问题。当然，阶段论不是直线论，也有转向，甚至开倒车的可能。毛泽东也对他理解中的中国革命区分出不同的时期：旧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和共产主义时期，他也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的走到了文化大革命，走了一辈子。
7.3
[冲突背后总有些别的东西。在18世纪的欧洲，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君主政体和风起云涌的共和国运动的冲突，首先在美国，后来在法国发生。19世纪，问题是国民通过民族主义来寻找国家认同。]
[问：您已经指出美国文明在发生变化，它已经朝向把自由民主作为意识形态的方向前进。
答：这一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自从18世纪的革命以来，美国就有了自由民主和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一般来说我试图避免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我说的是美国价值观。]
（摘自《再论“文明的冲突”——萨缪尔•亨廷顿访问记》作者：阿米纳•乔德利 吴万伟 译）
我认同意识形态就是价值观的说法，但一般人比较喜欢称他人的价值观为意识形态，称自己的意识形态为价值观。所谓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就是达成共识的价值观，一个社会生存方式的基础。问题是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僵化的，还是一个动态的的意识形态。
共和国就是政党政治，君主政体和共和国的冲突也就是君主政体和政党政治的冲突。不过，君主政体和共和国的冲突在中西的差别也很大。在西方，晚期的君主政体是贵族自由化的君主政体，而初期的共和国是民族主义的共和国。因此，西方的君主政体和共和国的冲突，其实也就是贵族自由主义向民族自由主义转型中出现的冲突，国民通过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有的贵族主义，来寻求对自由化的认同，在自由化的政治理念上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在中国，清朝晚期的“君主政体“和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冲突，不是此自由主义向彼自由主义转型中出现的冲突，而是皇政极权和自由化的冲突，在政治理念上缺乏历史的连续性。这与“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一说相吻合。
7.4
[人们害怕一个无力以抗的强大政府，因此都愿意限制政府以获得安全感。自由主义的成功更多是一种心理学的成功，倒不是真理上的完善，因此，即使在学理上有了“致命的打击”，也仍然没有能够在心理上驳倒自由主义。]（摘自《再论“自由的困境”——同时回复王贵明先生》赵汀阳）
赵汀阳说得很好。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自由主义的成功更多是一种心理学的成功，倒不是真理上的完善”。人们总需要政府的保护，但不喜欢政府的侵犯，因此，如有可能，人们总是愿意接受政府的保护，限制政府的侵犯以获得安全感。
7.5
[李泽厚：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李泽厚：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以上摘自《专访李泽厚：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黄锫坚）
李泽厚所说的民族主义，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民族自由主义。欧洲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族自由主义确实是很危险的。现在回头来看，欧洲的自由化过程中最严峻的就是民族自由主义引发的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是痛苦的走过来，而不是绕过来。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目前是处于精英自由主义阶段，更为严峻的民族自由主义还在蓄势阶段，没有真正的来临。也许，能够帮助现代中国跨越民族自由主义的传统资源，就是大一统中国这一个传统意识。
李泽厚关注的重点是世界大同。我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把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的人联合在一起？这必须有一个跨越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的普世的价值，或者说共识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以为，精英自由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公民自由主义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李先生似乎忘了欧洲是通过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革命从君主分封贵族制的贵族自由主义走出来，然后走进独立自由民族国家的民族自由主义，再然后又通过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民族自由主义中走出来，然后又走进公民自由主义的欧盟。自由化过程艰难凶险，并不是一首美好的田园牧歌。在分析民族主义的时候，必须看到，施米特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崇尚自由的自由民族主义国家之间，也摆脱不了互相猜忌和敌视的困境。在这一点上，施密特认为（民族）自由主义必须受国家主义的规限，也要分清敌我，确实是有他的理由。如果我们将贵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开来看，我们很难理解“自由大宪章”，如果我们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开来看，我们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无法解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法解释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无法解释民族解放运动，无法解释民族自由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生存和发展焦虑，以及它们之间的仇恨。同理，如果我们将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开来看，我们很那理解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如果我们将公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分开来看，我们也无法理解欧洲的公民自由主义国家联盟，无法理解欧盟凭什么化解欧洲国家之间历史悠久的互相猜忌和敌视的困境。
7.6
民族主义（国族主义）之后就是多党轮替的政党政治。多党轮替的政党政治可以是民族自由主义，国族自由主义、也可以是公民自由主义，但一定不是贵族自由主义和精英自由主义。在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之下，平民主义才可以有机会与精英主义分享自由化的成果。以台湾为例。爱台湾的民族主义一坐大，国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模式也就不得不靠边站，这也是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总是对民族主义小心翼翼的理由。我以为，大一统中国要好好的活着，执政党最少在15年之内不能让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坐大，民族主义的坐大是大一统中国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在短时期内还无法承受之重。
从国共历史来看，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困境和多党轮替的困境，是民间思想（例如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主人士），和在野党（如国民时期的共产党）很难理解的，只有执政党才能很好理解。我们看看民国时期在野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指责国民党政府一党独裁，而在执政之后又如何旗帜鲜明地坚持一党长期执政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天才如毛泽东也只有在执政之后，才能真切的看到执政的蒋介石所看到的东西-一党长期执政的理由，才能很好的理解蒋介石对民族主义的疑虑，对多党轮替的仇恨和对一党长期执政的执着。
7.7
[如果不能对当代世界的普遍的民主危机作出分析，我们也不可能深入地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所谓“人权帝国主义”或“民主帝国主义”的概念正是产生于人权与民主概念的“去政治化”过程之中，它们成为霸权的附属品。因此，不是简单地否定人权和民主，而是将人权和民主从“去政治化的”霸权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使之成为生动活泼的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摘自《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 汪晖教授访谈》许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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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倒过来说？如果不能对中国的全民民主化危机作出合理的分析，我们也不能深入的理解当代世界的民主危机。我不清楚汪晖所说的当代世界的普遍的民主危机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身临其境的后发自由化的中国的全民民主危机。这种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自由主义在其发源地-西方，已经成为了一种脱离历史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权，这种脱离历史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强权对于后发的自由化国家来说，就是公式化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化=全民民主=西方的多党轮替执政。全民民主危机由此而来。但是，从自由化的历史来看，全民民主是自由化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唯一表现形式，而且，在初期的自由化中，全民民主甚至与贵族自由主义和精英自由主义冲突，有可能扼杀了初级自由化。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权，把现在西方的全民民主化-多党轮替，视为自由主义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而我们知道，在西方的贵族主义的初期自由化中，最少还有一种反全民民主-多党轮替的贵族院民主，或者说贵族自由化。在公民自由主义的全民民主-多党轮替看来，贵族自由主义的贵族院民主和精英自由主义的党内协商民主是残缺的，不平等的自由化形式，而在贵族自由主义的贵族院民主和精英自由主义的政治协商民主看来，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全民民主，弱化了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是不合时宜的自由化形式。我以为，这就是当前后发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的民主危机的根本根源。
确实有一个民主危机，叫做自由化的全民民主危机，更确切的说，是自由化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公民主义结合而成的危机。“行政吸纳政治”的意义，就是以“贵族自由主义的贵族院民主“和“精英自由主义的政治协商民主”去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全民民主政治”，以化解初级自由化国家普遍存在的全民民主-多党轮替危机。
7.8
民族（国族）主义与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难以兼容，因为在民族主义盛行之后，国家主权不得不承认同一个民族（国族）的每一个同胞都是平等的一员，精英主义的政治协商民主就不得不转型为民族主义的全民民主，多党轮替的政党政治取代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也就不远了。
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有很大的可能，和平演变为多党和平轮替执政的政党政治，因为它们同属于政党政治这一个大的历史时期，而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都是可行的选择。但是，对于多民族的大一统中国来说，民族自由主义带来的分裂国家的巨大风险，将会比小国大很多，和平演变将会非常艰难。从这一个意义来看，大一统中国的前途，取决于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初级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如何能够在可预见的未来跨越民族自由主义，进入公民自由主义的大一统中国。
7.9
法国大革命是贵族自由主义、平民自由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三者之间恶斗的结果。法国大革命的真实目标是以民族自由主义兼容贵族自由主义和平民自由主义。但是，大革命总会有纠偏过正的强烈倾向，法国大革命最终演变成试图以平民自由主义的雅各宾专政取代贵族自由主义的贵族院专政。雅各宾专政的迅速失败，证明了独立自主的平民自由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以“只有解放全人类, 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来强调这一点。接下来是热月事变对平民自由主义的反动。热月事变以贵族自由主义和精英自由主义的联盟，否定了单纯的平民自由主义专政和贵族自由主义专政。法国大革命竖起了民族自由主义的理想旗帜，但理想的实现还有待于自由化的演变，而这就是自由化的历史。
7．10
[中国知识界目前流行的否定法国大革命而津津乐道托克维尔早就认为不足为训的所谓1688年英国革命模式，乃是一种非常陈腐的「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其实质是全然不加分析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封建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完全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摘自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
这一会，该我们说甘阳先生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了。甘阳搞错了中西各自的自由化历史在时空上的双重差别，错把英法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史，当成是中国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史，表现出“时代错乱症”。在我看来，任何国家的初级自由化都会有陈腐的、不足为训的、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在英国和法国的表现方式是“封建贵族自由主义”。英法陈腐的、不足为训、前民主时代的“封建贵族自由主义”也是在法国大革命很久之后，才逐渐走向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全民民主化的时代。我以为，中国特色的初级自由化也不例外，也有陈腐的、不足为训的、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只是国情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后发自由化国家最重要的智慧，就是学会恰如其分的作出判断：何种自由化是合时宜的自由化。
7.11
[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摘自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
在我看来甘阳搞错了。真实的历史是自由化在前，民主化在后，从来只有“使民主从自由社会中生发出来”，没有“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合理性，及其在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只有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才能使中国的精英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也只有在精英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后，中国才有可能走向民族（国族）自由主义，中国的全民民主（不仅仅是贵族院的协商民主和精英的协商民主）才有可能生发出来。
7.12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相反，它所导致的反而是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摘自 《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
甘阳在这里有点像刘小枫所说的理想主义的启蒙青年。我的看法和甘阳的判断恰恰相反，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是越来越成熟。这种反省使得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了对“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了对自由主义历史的认识，越来越认识到中西自由化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别，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独立自主的中国自由化，只能从前民主时代的、精英自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开始。前民主的精英自由主义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先驱。
7.13
[柏克所主张的某些东西乃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deeply illiberal），这种「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东西就是柏克主张「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rule by a gentlemanly elite）」，柏林由此问：「难道我们应该把具有这种观点的一个人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吗？」
[柏克仍是从旧秩序（ancient regime）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illegitimacy），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从现代性的立场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legitimacy），并从现代性的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
（以上摘自《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
柏克能不能够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者不好下结论，但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没有疑问，尽管是贵族精英自由主义者。蒋庆推崇柏克的保守主义，就比甘阳更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历史，也更了解近现代中国的自由化历史。当我们试图确认一些主张乃是「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东西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的确定，它反的是哪一种自由主义？是反全民民主的自由主义、反平民的自由主义、反极端的理想自由主义，还是反一种我们还没有想出来的自由主义？我们知道，自由化的历史，就是各种自由主义互相反对，甚至是血腥对抗的历史。
问题的要点不是英国的柏克和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以什么角度，如何评价法国革命，而是如高全喜所说，如何借鉴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来确认当前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的状况，及其前生和来世。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自由化大变局并不是与传统的大一统中国全盘断裂，而是以反全民民主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来承接大一统的中国。当然，坚持反全民民主的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初级自由化的合理性，只是相对过去和现在而言，从长远来看，其合理性将会逐渐消失，因为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潜在的合理性也会在自由化的过程中逐渐的展现出来。
7.14
[基佐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摘自《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
基佐说得一点都不错：法国大革命确实是（民族自由化）权利与（贵族自由化）特权之间的可怕但“合法”（说合理更贴切）的战斗。但是，换句话说也一样：法国大革命是贵族自由主义和平民自由主义之间的战斗，两者之间双赢的结果，就是能够兼容贵族自由主义和平民自由主义的第三类自由化诉求-民族自由主义或者公民自由主义。
7.15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性最根本的特征或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它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patricians）和「平民（plebeians）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托克维尔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则首先就是：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
[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
（以上摘自《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甘阳）
“托克维尔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则首先就是：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没有错。但托克维尔说的是托克维尔时代的自由化欧洲，相对被动后发的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而言，我们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和托克维尔思考的基本出发点不是同一回事。我以为，法国大革命的全民民主的（民族和国族）自由主义，也是从历史久远的贵族自由主义走出来的。那么，中国的全民民主的自由主义又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呢？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问题。有人以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应该从全民民主的民族（国族）自由主义，或者从也是全民民主的公民自由主义这些伟大的高台阶起步。但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这样。贵族院民主协商制、精英民主协商制和民族（国族）的全民民主制、公民的全民民主制，真实的体现了一种历史连续性，而纵贯其中的，就是自由化。在自由化中，自由和民主呈现为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血腥对抗的错综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在审视自由和民主的时候，首先要确定的是我们自身所处的自由化背景，和作为我们审视对象（例如托克维尔时代）所处的自由化背景，以确定那是什么类型的自由主义？谁的自由和民主？
当我们说自由化只能从不平等的，不民主的自由化向相对平等的、民主的自由化演变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自由化历史只是单向的，因为从相对平等的、民主的自由化向不平等的，不民主的自由化反向演变过程也同样可能。但是，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从启动的那一天起，就面临自主先发的自由化西方国家相对平等的、民主的自由主义（例如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示范性挑战和挤压，误导被动后发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以为能够凭借他者的历史经验，可以迅速超越不平等的、反全民民主的初级自由化，跑步进入平等的、全民民主的自由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时期提出的口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进入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按照甘阳的说法，这是由中西自由化演变的时空差别引起的“时空错乱症”。在自主先发的自由化西方的托克维尔时代，源远流传的贵族自由主义确实已经老朽，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已经锣鼓喧天，要粉墨登场（1835年托克维尔出版了《民主在美国》上卷），但在被动后发自由化的近现代中国，1835年根本就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贵族自由主义，中国的精英自由主义也是在1840年之后才蠢蠢欲动，以应对不期而至的、数千年未有的自由化大变局。属于大一统中国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史，算来也不过一百多年，还处于前民主的、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初级自由化时期，反全民民主的党-精英联盟还在大行其道，方兴未艾，中国学界的自由主义主流刚开始学会钟情于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无法操控的全民民主的自由主义唯恐避之不及。
初级自由化不管是由贵族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启动，只能是不平等的，反全民民主的自由化，这是一个自由化的历史常识。当自由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之后，无论是出于功利性的原因，还是出于价值观的原因，由于自由化的历史时空的巨大差异，在已经进入更平等、全民民主的自主先行自由化的国家和还处于不平等的初级自由化演变之中的被动后发的自由化国家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独立自主的自由化，相互之间必然出现咄咄逼人的挑战和挤压。
从历史上来看，自主先发自由化的西方国家是在自我挤压和挑战之下，从极端不平等的自由化逐渐向更平等的自由化走去。例如，种族自由化的美国从1787年的立宪建国，到国会1865年通过第十三条修正案解放黑奴，才初步解决不平等的奴隶制，其间经历78年。从1865年通过第十三条修正案解放黑奴，到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其间又经历了99年。从1787年立宪建国，到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在自由女神的神圣目光注视下，自由化的美国前后用了177年，以审慎和保守的心态，独立自主的解决种族歧视的奴隶制，从种族自由化走到公民自由化。另外，我们还得考虑传统这一个大背景问题。例如，自由化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非常传统的事情，但对近现代中国人来说却是三千年未有的，惊天动地的大变局。还有大国意识的问题。大国意识推动美国不惜发动内战以统一美国，推动欧洲不惜两次发动世界大战以统一欧洲，推动中国不惜多次发动内战以统一中国。
7.16
[Anderson试着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所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包含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部分的同胞、遇见他们、或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却有着大家共属一体的想象”（Anderson, 1991：6）。换句话说，只要是范围超过面对面接触的人群聚合，基本上都具备“想象共同体”的特质。第二，民族的想象有一定的疆域，它不可能无限制扩大到包括全人类。]（摘自《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江宜桦）
很聪明的说法！如果说只要是范围超过面对面接触的人群聚合，基本上都具备“想象共同体”的特质，那就很难想象为何想象的共同体仅仅局限于民族共同体。因为如此类推，应该还会有想象的贵族共同体、精英共同体、公民共同体、国民共同体、种族共同体，甚至可以无限制的扩大到想象的人类共同体，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想象共同体也会呈现交叉重叠、强弱不同、多元同时并存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在此时想象自己属于精英共同体，在彼时想象自己属于民族共同体，也可以同时想象自己既属于精英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例如，我在想像自己属于精英共同体一员的同时，也可以想像自己也属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这时候，想象的精英共同体和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在我的身上交叉重叠。又如，我在想像自己属于想像的民族共同体一员的同时，也可以想像自己属于想象的人类共同体的一员，这时候，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想象的人类共同体在我的身上交叉重叠。想象的共同体可以从无到有（例如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也可以从有到无（例如想象的贵族共同体），想象的力度可以增强，也可以减弱，可以一视同仁，也可以有强弱之分。例如，我们可以同时认同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想象的人类共同体，但是我们对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许更为强烈，对想象的人类共同体的认同也许较为淡薄，反之也有可能，这取决于我们和他者的彼此交往的方式和我们所认同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观。对于想象的贵族共同体来说，印刷术和资本主义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7.17
[一八三○年代以后，‘民族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论调，讨论‘民族’的人经常将它与‘人民’（the people）及国家相提并论，彷佛民族就是全体国民的总称，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精神的展现。这个转变是关键的，因为经过了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人士的宣扬，民族渐渐摆脱了族群、语言、宗教或是其它原生性要素的限制，而朝向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民共同体发展。]（摘自 《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江宜桦）
这就是自由化历史。历史上，“贵族原则”和“君主原则”也曾经成为重要的政治论调，后来为“民族原则”的政治论调所取代。现在全球化的人权政治，也将“公民原则”和“人类原则”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论调。贵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一旦通过想象的贵族共同体和想象的精英共同体强大起来，不平等的初级自由化就难以避免。民族主义一旦通过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强大起来，精英主义的自由化就会向民族自由化扩散，民族自由主义也就不可避免，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就会结束。这可以解释为何在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现代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一直保持极端审慎的态度。
7.18
[Smith 认为民族（nation）可以被界定为：“一群分享共同的历史领土、共同神话、历史记忆、公众文化、经济体系、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拥有自己的命名的人群”（1991：14）。这种人群，我们一般称之为民族；但是在 Smith 的著作里，它或许翻译成“国族”更恰当。因为这种共同体不只具备历史、文化、土地等非政治性的特征，而且拥有对所有成员一体适用的政治法律体系。所以他的 nation 不只是中文里习称的“民族”，而该称为“国族”。]
[Tamir 认定“民族的价值”（national values）必然隐藏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之内（1993a：117）。自由主义的国家确实不会全然立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而是必须建立在某种民族的想象上（1993a：124, 129, 139）。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明分暗合 —— 在理念陈述上两者逻辑冲突，而在实践层次上互补并存。]（摘自《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江宜桦）
必须将自由主义作历史的梳理和细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都全然立基于自由主义的理想原则，它们同时也立基于某种想象的共同体之上，当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是民族共同体，也可以是贵族共同体、精英共同体、国民共同体和公民共同体，甚至是人类共同体。因此自由主义可以分化出立基于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上的自由主义。例如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平民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等等。
7．19
[自由民族主义试着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基本上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两种价值体系实存的冲突。在特定的论点上，一个人可以决定采用自由主义，或决定采用民族主义，但不可能处处都以自由民族主义一词含糊地交待过去。我们必须承认冲突与妥协，而不是假装天下太平。]（摘自《民族主义的国族认同理论》江宜桦）
任何理想主义的现实化都是扭曲的、变形的、和妥协的。如果自由主义的理想原则与想象的共同体双方之间存在着冲突，又希望相互兼容，那么扭曲、变形和妥协不可避免。不但“自由民族主试着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众多的“想象的共同体”也试图在自由主义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因此才会有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平民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等等不同的自由主义。
7．20
[何謂民主的實質？答曰：「民主制的核心概念是人民，而不是人。」14而維護民主制實質前提的關鍵在於「人民還能區分敵友」15。這麼說，似乎有自由則無平等，所謂民主，也不得不以對私人或者異族的沒商量的專政以及內外有別的平等為實質性代價。]（摘自《中國不需要這樣的「政治」和「主權者決斷」──「施米特熱」和國家主義 》徐 賁）
施密特区分敌友的说法，相对于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言是合理的。精英自由主义和贵族自由主义带有特权和专政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民族自由主义和国族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的对象是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想象的国民共同体，而不是想象的人类共同体，因此，在这种状态之下说“民主制的核心概念不是人，而是能區分敵友的人民”，应该没有错。民族自由主义国家（国族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人民之间存在必然的敌对意识，这也是历史的事实，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王小东强调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争人权”，也是这个道理。
不可否认，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国民共同体）为维持民族国家（国民国家）的生存形态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不过，我们还有另一个与民族共同体国家（国民共同体国家）的生存形态交叉重叠的生存状态-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状态需要我们维持。这需要我们有另类的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人类共同体，以保证在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国民共同体国家）的敌对意识中维持人类共同体世界的生存与和平，尽管我们的想象的人类共同体意识比起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想象的国民共同体意识）薄弱很多。但是，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化，薄弱的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将会越来越强化，全球金融风暴危机下的二十国峰会和炭经济全球峰会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如何，人类的想象共同体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非此则彼，而是交叉重叠的复合体。当我们为了维护团体的利益而强化某一个想象共同体的意识时（例如贵族共同体和精英共同体，我们不能不看到为了维护民族（国民）国家的生存，我们也需要想象的民族（国族）共同体意识（国族共同体意识），当我们为了维护民族（国民）国家的生存而强化民族（国民）想象共同体的意识时，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为了维护人类世界的共存，我们也需要有想象的人类共同体意识。人类注定要有不同的，交叉重叠的想象的共同体意识，例如想象的贵族共同体意识、想象的精英共同体意识、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想象的国民共同体意识、想象的公民共同体意识、想象的人类共同体意识，以维持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生存状态，否则，人类世界注定因为单一的想象共同体意识而失败、毁灭。
7.21
[何谓政治？韦伯说：就是民族国家的世界领导权之争。施米特进一步说，政治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摘自《多元的抑或政治的现代性》 刘小枫）
我们在理解韦伯和施米特的回答时，应该确定他们所说的政治是哪一种类型的政治。根据刘小枫的介绍，“韦伯说：（政治）就是民族国家的世界领导权之争。施米特进一步说，政治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我猜想他们谈论的政治类型是民族国家时期的政治。因此，我以为韦伯和施米特在提问时应该将问题说得更确切一点：何谓民族国家时期的政治？然后才能够有问有答：民族国家时期的政治，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就是民族国家的世界领导权之争。在搞清楚真正的问题之后，我认同韦伯和施密特的回答。英法七年战争、普法战争、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和世界领导权之争只是民族国家政治的问题，而不是所有的人类政治事务的问题，因为没有民族国家，也就不会有“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冲突和世界领导权之争”。而且，民族国家通常只是一个想象的民族国家，真实的国家都是多族群混居的国家。在全球性自由化时代，在各国之间人民交往和移民频繁的今天，想象的民族国家政治在国际交往中的冲突将会越来越激烈，出路越来越窄。欧洲试图以公民国家政治取代民族国家政治，以公民自由主义的欧洲国家联盟走出欧洲民族国家政治的困境。换句话说，韦伯和施米特以民族国家政治为背景提问“何谓政治”？ 欧盟以公民国家政治为背景提问“何谓政治”？前者和后者的提问方式不同，结论也将会大大的不同。
我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政治对激化国家内部不同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敌意冲突负有最大的责任，也对激化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国家之间的敌意冲突负有最大的责任。很多人对政治和自由主义的认识简单化，他们以为政治只有民族国家政治，自由主义也只有民族自由主义。其实，政治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也不是铁板一块，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欧洲的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民族国家政治和民族自由主义的可怕困境。现代自由主义试图以公民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联盟，来化解民族自由主义国家之间敌意冲突，最典型的结果就是作为公民自由主义国家和平联盟的欧洲联盟。当然，欧洲联盟成功与否见仁见智，未有定论，但不失为化解民族自由主义困境，维护人类共同体和平生存环境的有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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