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
杜光在《什么是自由化?》对自由化下了如下的定义：“自由化是自由和化这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化的意思是变易、转化，一般用于表示事物从某种形态向另一形态转化的过程，……。自由化意味着社会由不自由向自由转化，或由不够自由向更自由转化。”
定义下得很简明，改写一下也许更清晰一点。自由化是自由和化这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化的意思是化成、变易、转化，一般用于表示事物化成某种状态，也用于表示事物从某种形态向另一形态的变易、转化，凡变易和转化都有程度和广度的区别。自由化就意味着自由权利的习俗化和制度化，意味着社会从非自由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转变，意味着社会的自由程度的增长和自由广度的扩张。
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就是以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取代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以中国特色的超级大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取代西方特色的城邦小国的非工业革命时期的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换言之，西方以城邦小国的模式推动前工业时期的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中国以超级大国的模式推动工业革命时期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城邦小国自由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前途，超级大国自由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恕我直言，大一统天下中国之所以能够屹立两千多年而不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皇政极权能够数千年如一日，有效的制止自由意识的产生和扩散，而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迅猛扩散的今天，我们发现已经没有任何政制可以有效的阻止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向全球扩散。未来中国的前景，只能是工业革命的自由化优势和大一统的超级大国规模优势的结合。现代中国思想界焦虑不安的原因，就是困于如何创造一个将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和大一统中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合理性政制。
4.2
冯天瑜在《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一文中指出：“孙中山直至民国年间，一直在“封土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在此一含义上比较、品评中西历史。孙中山认为，秦代以郡县代封建，已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他在《三民主义》第三讲《民权主义》中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过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孙中山在这里流露出因中国比欧洲较早结束封建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却没有回答近代中国何以会落后于欧洲。”
按照我的理解，两千多年以前的古代中国，是以秦朝的皇政极权取代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确定秦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走的是反封建的、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路向。而欧洲从古希腊盛世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776年第一次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开始（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基本上走的是自由化的城邦小国路向。由于当时古希腊城邦小国的自由化还是处于非工业革命时期，城邦小国的自由化之路缺乏长期性的生存竞争优势。到公元前146年希腊被并入罗马共和国，古希腊城邦小国的自由化路向，前后维持了大约600年的时间，就被罗马共和国的超级大国的自由化路向所取代。罗马共和国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由化路向，但试图向自由化的超级大国转型，以超级大国的自由化取代古希腊的城邦小国的自由化，以克服古希腊城邦小国的自由化的生存竞争劣势。但是，这种尝试也只维持了600多年的时间，以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古希腊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突显了非工业革命时期的城邦小国的自由化之路和非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国自由化之路的生存竞争劣势。而在差不多同时期的中国汉唐时期（前202年- 907年），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路向却逐渐显示出极大的生存竞争优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假设罗马帝国为了提升生存竞争优势，逐渐的走向类似于东方中国的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之路，从而在全球堵死了自由化这样一个历史的路向，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之路有很大的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理念。西方以非工业革命时期的超级大国自由化取代非工业革命时期的城邦小国自由化的转型尝试，由于罗马帝国的崩溃而中断。以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标志，借助于基督教共同体的魅力，西方进入城邦小国林立的黑暗的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进入漫长的自由化路向的潜伏期，在黑暗中摸索提升自由化城邦小国生存竞争力的突破口。在这个漫长的自由化路向的潜伏时期，西方自由化的城邦小国在孕育着突破自由化瓶颈的巨大力量。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巨大的力量就是自由化的近代产物-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西方的城邦小国成功的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向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转型，迎来了优质人才、优质财富迅速增长和热兵器迅速升级换代的自由化的工业革命时期。这就是孙中山没有回答的近代大一统天下中国何以会落后于欧洲城邦小国的根本原因。而在与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67年）前后差不多同时期的中国汉唐时期（前202年- 907年），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国规模路向却逐渐显示出极大的生存竞争优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假设当初的罗马帝国为了成功提升作为超级大国的罗马帝国的生存竞争优势，逐渐的走向类似于东方中国的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规模的路向，从而堵死了自由化这样一个历史的路向，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的路向有很大的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理念。
4.3
为了更好的理解工业革命对自由化路向的重要性，我们假设有两个领土和人口大致一样的国家，各自的经济、军事的发展水平也大致相同，其中一个国家的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比另一个国家的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较高。根据自由化-人道主义削弱一个国家政府长期动员和统制全国力量的能力的说法，自由度-人道主义标准高的国家和自由度-人道主义标准低的国家相比，在长期动员和统制全国力量的能力上，前者也必然劣于后者，我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竞争劣势，或者称之为反人道主义的竞争优势。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较高的国家政府由于其动员和统制全国力量的能力较弱，失败的机会会较大，而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较低的国家政府由于其动员和统制全国力量的能力较大，取胜的机会会较大。这样，为了争取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较高的国家，将会被迫克减自身的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以消除竞争劣势，增加取胜的机会，以化解人道主义的竞争危机。例如，秦将白起坑杀45万降兵，就是以反人道主义来提升生存竞争优势。再如，现代的极端的恐怖主义组织刻意滥杀平民，是以克减人道主义权利标准来提升生存竞争优势。又如，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遭遇人道主义的竞争劣势，导致美国布殊试图通过 关塔那摩集中营来克减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以提升美国的战争能力。最近三十年，中国以低自由度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成功的进入后工业革命时期，推动中国社会的优质财富、优秀人员迅速增长，和热兵器的迅速升级换代。如果处于低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的势头长期继续下去，将会挑战和挤压美国克减现存的高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以回应低自由度的中国的挑战和挤压。在当今全球性的自由化潮流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拒绝自由化-人道主义，但是，自由度-人道主义标准是可以选择的，低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国家和高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激烈的挑战和挤压，它们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其成败的标准是国家的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是否能帮助国家极大的提升生存竞争能力。无论在低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国家和高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国家之间，互相挑战和挤压的结果是提升还是削减全球性的自由度-人道主义权利标准，都会推动全球国家的自由度-人道主义标准逐渐趋同。我称之为在全球性自由化中，高度自由化-人道主义标准国家和低度自由化-人道主义标准国家的对决。
4.4
如果我们以保守和激进的话语来理解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就是以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的激进方式，保守皇政极权大变局确定下来的大一统的大国规模之路，追求大一统中国的现代化-超级大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是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根本改变。
4.5
在取消独尊儒家的科举以解放思想，会党结盟以废除皇政极权之后，现代中国的精英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的传统中国的精英，而是思想解放的精英共同体联盟。当我们在政党政治的平台上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儒家思想的时候，审视的历史背景也已经不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历史背景，而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历史背景。
4.6
任劍濤在《甚麼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同底線》中说到：
“在新自由主義將自由與平等作了關聯性的處理之後，成熟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便帶給了後起現代國家實踐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制度方案的某種困難。因為，在自由主義的理論論證上，到新自由主義階段，自由主義的理論完備性已經有了保障。而在政治實踐上，西方國家已經建立起穩定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並將自由與平等的兩個自由主義的制度主題結合了起來。於是，古典自由主義那種面對權力申述權利，面對強權伸張自由，面對特權申訴平等的問題針對性，就發生了語境上的重大改變。假如我們不對於自由主義的這種重大變遷抱持一種警覺性的話，就會輕易地將接引自由主義的榫口直接對準新自由主義，而且會以為這樣更有一種健全理論和實踐方案保障自由主義的理論可靠性與實踐可行性。但是，恰恰我們需要強調，當今我們中國只能對接古典自由主義，而難以對接新自由主義。原因很簡單：一個缺乏對於自由理念的普遍認同，而且同時缺乏起碼穩定且有效運作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安排的國度，直接接引新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與制度軌制，只會損害公民的個人自由。”
“一個完備的理論對於一個極其不完備的社會，只能起一種耽誤的作用。”
“中國語境中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對於保護公民的自由，也是有一種精神的自覺的。但是，他們將自由安頓在平等的基礎上，而不是將平等安頓在自由的基礎上，卻顛倒了實現公民自由的底線條件與上限期望之間的關係。”
“對於一切願意認同自由主義的人士來講，古典自由主義永遠都是認同自由民主憲政價值人士的出發點。就此而言，所謂「共同的底線」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提供的個人自由與權利這一底線，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調和性的甚麼觀念之作為底線。
從古典自由主義到現代自由主義，絕對不是一個可以按照我們對於完備理論的喜好……就能夠變換的組合。”
“對於目前中國來講，新自由主義更多的只是對於我們關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興趣加以滿足的一種現代政治哲學，它還不足以構成影響我們當下社會政治實踐的現實可行方案。就此我們可以斷定，古典自由主義相對於新自由主義而言，具有一種先在性。”
“從胡適到4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者、再到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習慣於將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種具有不同針對的理論體系膠合起來對待，導致了中國人理解自由主義的思想混亂。”
任剑涛的思路不错，但很不清晰。我有我的表述。自由化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将整全的、完备的自由主义分解为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等不整全、不完备的自由主义，并对此做出历史性的理解，我们就能更清晰的理解任剑涛先生《甚麼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同底線》一文的判断：“古典自由主義相對於新自由主義而言，具有一種先在性。”当前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追问什么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同底線的问题，而是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初级自由化的先在性，将平等安顿在自由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基础，逐渐的推动自由高度的升级和自由广度的扩张。法国革命的结局告诉我们，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有共同的底线，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敌人而互相攻击，互相残杀。
4.7
“Q：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人权观察家们，他们指过去几年，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下滑，他们一直希望，奥运会能带来一个开放的中国……..。你对此如何看待？
A：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实际上已变得更加开放。任何人如果没有偏见，都会看到，而且也看到了这点。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有了更多的保障。中国政府重视和保护人权。我们也将这些写入了中国的宪法，也在切实地执行。……我们会继续努力，促进和改善我们的人权。”以上摘自CNN《专访温家宝》
人权记录下滑，可以视为自由化程度的下滑，或者自由化广度的收缩。能够下滑和收缩的东西，也就是恶化，应该也可以上升、扩张，也就是改善。因此，自由度的上升、下滑、调整、反复、恶化和改善也是自由化过程的题中之义。纵观整个人类的自由化历史，没有只会上升、扩张和改善，不会下滑、收缩和恶化的自由化历程。在自由化的历程中，每次自由度迅速上升和扩张之后，都会有一次激烈的反动（反动也就是反向而动，不含贬义），也就是自由程度和广度的下滑、收缩和恶化，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无例外。
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当年的美国独立宪法一样，可以视为一杆树立起来的理想旗帜。自由化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重新解释和修改宪法这一个理想旗帜的过程。温家宝提到了：“通过举办奥运会，中国实际上已变得更加开放。……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有了更多的保障。”换言之，中国的自由化依然处于上升和扩张的过程。只是上升的速度和扩张的广度见仁见智而已。另外，温家宝所讨论的问题，是短期性的中国自由化的状况，也就是奥运之后，中国的社会开放、人权纪录、自由度是上升了还是下降的问题。在这里，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结论。但是，如果从中国的三十多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过程来看，特别是从以1840年为标志，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过程来看，中国的社会开放、人权纪录、自由度的上升和扩张是巨大的，堪称名副其实的数千年未有的自由化大变局。
4.8
黄应全在《谁真正需要“启蒙”？——为合理精英主义一辩》一文中强调：
“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精英统治的事实，承认帕雷托和米切尔所揭示的“寡头统治铁律”。我认为，诉诸精英的文化救世论还是非常合理的。大多数人素质低下并不一定妨碍一种良好制度的建立，但是居于社会上层的少数人素质低下则必定妨碍一种良好制度的建立。”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即意识形态成了社会存在的必需品。由于被统治者史无前例的强大，统治者必须面对可以随时团结起来推翻自己的被统治者，因而“理性地”说服被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被统治地位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根本需要之一，传统的那些超验神话大多已经失效，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便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了。可以说，现代政治不同于古代政治的根本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多半是意识形态性的。在现代社会，一套关于社会应该如何如何的学说对于真正成功的政治活动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少数人不可能单靠暴力迫使多数人服从自己，必须依靠某种理念说服多数人相信自己并跟随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启蒙运动以来的所谓“启蒙”落到实处便是宣传说服，便是让某种理念获得尽可能多老百姓的认可并进而获得他们心甘情愿的追随。”
有道理。社会其实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社会的变化，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精神运动,自由化社会也一样，只不过偏重于强调非暴力意识形态的精神运动，而要做到非暴力意识形态的精神运动，强调非暴力表达思想的自由意识是必备的条件，而启蒙也就是自由意识的启蒙。精英主义的自由化就是回避未启蒙的平民而实行的不平等的、非全民民主的初级自由化。启蒙首先是启精英的蒙，然后才是启大众的蒙。
我们必须承认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精英主义性质这一个事实。文革的失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争取的不是消灭精英共同体联盟，而是维持精英联盟与大众联盟之间的平衡，防止大众联盟压倒精英共同体联盟。被人们很不确切地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仍然是精英共同体联盟管治的社会，只不过它是以自由度更高，自由度更广的民族自由主义，或者公民自由主义取代自由度较低，较窄的精英自由主义而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贵族共同体联盟和精英共同体联盟对于启动初级自由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其次才是平民大众，而君主永远是被动的。极权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是来至于贵族精英的奉献，其次来自于平民大众的拜膜。自由化并不是完全废除君主的权力，而是将皇帝至高无上的极权，转变成不那么至高无上的、受到合理限制的总统的权力，重构君主（总统）、贵族精英共同体和平民大众三者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以政治实力为基础的动态的权力平衡，逐渐削弱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推动贵族精英共同体和平民大众权利的增长，这才是行政、立法、执法三权分立形式的基本动力和政治基础。
4.9
祝东力在《玛雅访谈系列：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中指出：
“在中国文明晚期，也就是明清时期，欧洲经过上千年的中世纪，逐步进入成长期。然后，又因为占据了美洲的资源，控制了非洲的人力，于是跃出了常规的历史轨道，迅速发展。到19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经过初步的工业化，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向中国挑战。这时候，不仅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全国性政权那时建立了已经将近两百年，无论是从吏治、军队还是从财政、民生方面看，到乾隆末年就已经走向衰落。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种文明模式，在清朝后期似乎也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没有技术和制度的突破，在晚清，中国文明的发展空间已经接近极限。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遭遇了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用当年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上面说的，从“亚洲之中国”的崩溃，到“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和现代。”
我也来说一说。在晚清中国，自秦朝起的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的超级大国规模路向，在终结亚洲之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之后，技术突破和制度完善的发展空间已经接近其极限。这时候，来自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西方的城邦小国，带来了能够创造、兼容全新的生产技术，和具有更广阔的制度完善前景的自由化路向，挑战处于发展极限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引发了世界之中国时代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结果就是传统中国从“亚洲的、非工业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到“世界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一切重大问题的总根源。因此，晚清的失败不是因为自身的无能，恰恰相反，晚清在中国原有的文明框架之中做到了最好，达到了框架的极限。如果晚清中国如甘阳所说的那样，外在于（自由化）西方，只是面对亚洲，中国文明框架下的皇政极权既不会衰落，也不会走到尽头，而是通过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延续下去。晚清只是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挑战下，陷在中国文明框架下的皇政极权的极限之下而无法自拔。用中国话来说，自由化和工业革命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大势。皇政极权是因为自由化的工业革命一个无法阻挡的大势而失势，无论是换成那个皇朝也无法改变。
4.10
按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说法，国家是为了保护国民免于陷入互相残杀的丛林状态而产生和延续的。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说法，最初的政府是由占地为王的匪帮转变而来的，世上最恶劣的国家保护国民的方式，是以匪帮组成的政府来保护国民。但是，就算是以匪帮组成的政府来保护国民，与无政府之下国民陷入互相残杀的丛林状态相比，也具有无以伦比的优越性。由此可以引申出：无论是匪帮政府、极权政府、专制政府、皇权政府、权威主义政府，还是民主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在保护国民免于陷入互相残杀的丛林状态这一共同点而言，都没有根本的区别。不过，尽管人类处于有政府的生存状态，优于无政府的互相残杀的丛林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有政府保护的生存状态没有优劣之分。我们可以从政府保护国民的不同方式，从国民为获得政府的保护付出的代价大小，来区别人类在不同的政府保护之下的生存状态的优劣。换句话说，在政府保护国民的方式上，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保护方式，不同的保护方式要求国民付出不同的被保护代价。最残暴的匪帮政府也希望保护社会免于陷入互相残杀的丛林状态，只是，匪帮政府有它独特的保护国民的方式，它要求国民为所获得的保护付出较大的代价。当然，保护代价的大小在不同的国民群体也许会有差别，我这里说的是国民代价的总量。这种代价可以是禁止自由迁徒，禁止批判政府，土地国有，服大量的劳役，交大量的税负、频繁的战争伤亡、满门抄斩，株杀九族，种族灭绝、贵族特权、精英特权、全民选举等等。李鸿章惊呼的“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就是试图改变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皇政极权的保护国民的方式及其国民付出的代价，以自由化方式取而代之，以提高政府保护国民的义务，减低国民为获得政府的保护而付出的相对高昂的代价。
4.11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 (摘自《邓小平年谱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是经验性的，是政治经验的总结：“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邓小平强调党的领导，坚持一党长期执政，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党制等等，描述的是一幅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初级自由化复杂拼图。邓小平也许不知道贵族是怎么结成和坚持长期联盟的，但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像他们那样的一批中国精英是如何结成和坚持长期联盟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一党长期执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党制，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精英能够结成和坚持强有力的长期联盟不可或缺的前提。在西方曾经是由长期分封的贵族联盟来完成的初级自由化，在中国是由长期执政的党-精英联盟来完成。
4.12
甘阳在《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认为：“如果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那么我们大概也根本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在没有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情况下，第一次思想解放很可能演变成一个心理态势，似乎就是说我们的整个改革方向，我们的整个发展方向就是变成像西方那样。”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由于文革后的政治环境的制约，已经是很谨慎、很小心翼翼，非常中国化，具中国特色的。所谓大规模的学习西方，只是相对文革时期的极端封闭的状态而言。从全局来看，对于邓小平来说，根本就没有迷信西方那一回事。邓小平不断的以中国背景为理由，经常性的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处处设限，做政治性的布局。我们现在说要摆脱西方，只是摆脱高不可攀的公民自由主义的西方，回到古典自由主义，坚持一党长期执政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不存在全盘西化的问题，存在的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如何逐渐介入，在多大程度介入大一统中国社会生活的问题。公正的说，处于极端封闭保守状态的文革时期的大一统中国，恰恰也是大一统中国应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最独立自主的时期。这为后来邓小平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坚持一党长期执政，独立自主的推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坚实的政治基础。大一统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有三大特点是没有前例的：一是超级大国的初级自由化（西方是城邦小国的初级自由化）；二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西方的初级自由化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三是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西方是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这三大特点，决定了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不存在全盘西化的问题。
4.13
冯克利在《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一文中说：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缺失：罗列了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到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
“阿克顿认为法国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并不是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是8月4日。就在这一天，法国的贵族正式宣布放弃了他们的特权。”
那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时代的宣言。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在其源头树立起基本的信条、宣言和理想的旗帜，后来的历史只不过是在不断的解释和充实其“意图和内涵”。
从1789年8月4 日夜至11日，由三级等级的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统称为“八月法令”。八月法令的内容主要是宣布取消教俗特权等级的免税权、司法权、教会的什一税等等，法国的贵族正式宣布放弃了他们的自由化特权，平等和自由的“意图和内涵”也因此从贵族的特权，转型成为民族的权利。
4.14
许纪霖在《平民时代的贵族精神》中说道：“贵族最大的敌人也不是平民，而是国王，国王代表了专制。于是，英国贵族要与英国国王签订权利法案，划清楚贵族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贵族的义务是向国王纳税，但是贵族有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贵族的自由。所谓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不受强制，不随便被逮捕。其次是财产的自由，国王不能随便剥夺贵族的财产，不能像古代中国的皇帝那样，一道圣旨，满门抄斩，再厉害的贵族也完了。不要说没收财产，连私人领地国王也不能随便闯入。……这一传统也是中世纪贵族奠定的，不经贵族的同意，国王和他的军队不能随意进入贵族的领地和古堡。”
话不能想说得那么绝对。君主分封贵族制之下，贵族的主要敌人是国王，因为那时只有国王才有力量打压分封贵族，也只有分封贵族才有力量打压国王。但在民族自由主义的法国革命时期，和法国革命之后，贵族的主要敌人就变成了平民大众，因为那个时候，平民大众也有力量打压分封贵族了。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
4.15
“《南风窗》：世界资本流向人权洼地以获取更大价值的趋势不可否认，所以张五常‘中国比美国自由’。”
“秦晖：这是他去年12月在弗里德曼的纪念会上说的。张五常站在美国的立场骂欧洲，然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骂美国，得出结论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摘自《 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南风窗》记者 熊培云 ）
秦晖所说是有道理的，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低自由度、低人权的精英自由化是中国的优势之一，但是，单有这一点并不足以造就中国经济的惊人竞争力。因为世界上低自由度、低人权的国家并不少，但并不具备中国经济那样惊人的竞争优势。中国的优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统中国传留下来的大一统中国的大国规模的优势。亚洲之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存竞争优势，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证明了皇政极权的大一统中国的大国规模的优势，必须摆脱非工业革命的状态，和工业革命的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从光绪皇帝到毛泽东，一直都在艰难困苦的为这一个目标而努力：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保持大一统的中国，在大一统中国推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令大一统中国同时拥有大国规模和工业革命两大优势。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保持大一统中国这一个目标由毛泽东在1949年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一统中国所具有的大国规模优势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优势，在邓小平推动的一党执政下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低自由度、低人权的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中）得到了大爆发。
4.16
全球化只是一个空洞的说法，它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动力和一个巨大的趋势。它的动力是提高国家的综合性的生存竞争能力，它的巨大趋势是多元的自由化，我称为全球性多元自由化。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多元自由化的衍生物。提高国家的综合性的生存竞争能力这一个动力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所共有的。全球性的多元自由化意味着，源于西方的贵族主义的自由化，由于成功的从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转型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极大的提高了西方城邦小国的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全球国家无一例外的卷进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中，最终形成了当今世界势不可挡的全球性的自由化趋势。这也是中国出现以1840年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根本原因。但是，势不可挡的全球性的自由化趋势的出现，又引发了很多重大的问题。例如自主先发自由化国家和被动后发自由化国家之间冲突的问题，超级大国自由化和城邦小国自由化之间谁优谁劣的问题，还有高度自由化和低度自由化之间谁优谁劣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是秦晖的问题。美国的金融海啸使得秦晖问题更为突出。关于秦晖问题，秦晖在《中国以“低人权优势”造就惊人竞争力》一文中很好的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以为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度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在我看来，被动后发的工业革命的大国-大一统中国为了有效地提升中国的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在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时期，在处理经济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的时候，倾向于注重提升中国经济的自由度，缓和提升中国政治的自由度，刻意制造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和政治自由度之间巨大的差异 ，为政府有效管理和控制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提供更具弹性的政治权力。毕竟，管理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国的难度，大大高于管理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城邦小国。大一统也是中国与皇政极权两千多年相依为命的原因。毕竟，管理一个非工业革命的大国-大一统中国的难度，也大大高于管理一个非工业化的城邦小国。
4.17
如果我们以国家的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为标准，来评价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数千年的成功，可以很好的理解何以皇政极权可以终结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因为在前工业革命时期，能够建立和长期维持一个庞大的大一统的天下中国，对于极大的提升国家的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为了能够维护庞大的大一统的天下中国，必须尽可能低的弱化社会的自由度，甚至拒绝自由化的路向，以尽可能高的提升当权者的权力，扩大国家的规模，以便能够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动员非工业时期极其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而皇政极权恰恰能够很好的做到拒绝自由化的路向。这是古代中国的大国规模路向如此成功的原因。反之，在前工业革命时期，自由化在提升社会的自由度的同时，也弱化了当权者的权力，结果自由化下的国家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弱化，只适宜建立和维持城邦小国，不适宜强化大国的生存竞争能力，因此自由化的路向，毁了贵族自由化的大国-罗马帝国的命运。那么，为什么毁了贵族自由化的大国-罗马帝国命运的自由化路向，后来又怎么能够时来运转，走向全球化呢？我们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看到，其基本原因就是工业革命。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的生存竞争能力，之所以能够挑战处于农耕和冷兵器时期盛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最关键的是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成功的将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转型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所呈现出来的优势，大大的补偿了西方的自由化城邦小国的劣势，迅速提升了西方的自由化城邦小国的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自由化能够如此迅速的提升西方城邦小国的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于对前工业革命时期来说无法想象的巨大生产力，在工业革命之后却神奇般的出现了。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在1840年之后走向溃败，也反证了皇政极权的天下中国既无法自主的孕育工业革命，也无法被动的接受自由化孕育的工业革命。其根本的原因是皇政极权无法兼容工业革命背后的自由意识和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其实，1840年前后，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不但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巨大威胁，也感受到潜伏在工业革命背后的自由意识的巨大威胁。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觐见康熙时拒绝行跪拜之礼，引发觐见礼节之争，并不单纯是礼节之争那么简单，而是皇政极权与自由意识的对抗。因为跪拜之礼是皇政极权最根本的礼仪，事关极权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可以说是牵动了皇政极权的根基。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并非不想把源自西方城邦小国的自由化堵在国门之外，只是西方城邦小国的自由化已经不是非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而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这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迅速提升了西方城邦小国生存竞争能力，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拒绝自由化的国门从此再也关不紧了。这时候，皇政极权作出了一个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艰难的择决，将源自西方的工业革命和自由化实行分割，然后购买工业革命，拒绝自由化，试图以皇政极权兼容工业革命，推动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为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我们知道，以皇政极权所表现出来的强有力的控制和动员大国-大一统天下中国国力的能力，一旦上述的转型成功，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的天下中国，将会天下无敌，成为一个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西方城邦小国更可怕的强大的竞争者。但是历史证明，皇政极权始终无法兼容工业革命及其背后的动力-自由化，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工业革命，最终还是转变成为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时候，选择工业革命，就意味着选择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化大变局，就意味着放弃皇政极权，结果就是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启动了艰难困苦的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精英主义初级自由化。
4.18
大一统中国的初级自由化的特点是被动的、后发的、大国的、精英主义的、政党政治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工业革命的初级自由化。面对这先天的条件和不可回避的命运，中国人必须在政党政治这一个唯一可选的政治平台上面，找到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运作方式，能够将被动的、后发的、劣势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变成独立的、自主的、优势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如果从1911年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经过了38年的努力，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和多党和平轮替的政党政治之间长期来回摇摆，最终确定了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作为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的合理形式，尽管多党和平轮替的政党政治的思潮一直不断的挑战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在邓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中，最终显示了其独特的优势-大国规模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的优势。大一统中国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特点表现为，精英主义性质的政党，自由度增长和扩张缓慢的长期性的初级自由化，以尽可能多的保守政府的组织和动员国力的权力，以保证中国以大一统的方式推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也许会有人说，你如何看毛泽东时期？在我看来，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极力提倡“双百方针”，毛泽东时期对自由度的压制只是为了达到保守大一统中国的超级大国优势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对自由化的压制一旦成功的重建和巩固了大一统中国，工业革命（四个现代化）的刚性需求就就不可阻挡的迅速浮出水面，而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和自由化是现代化的一体两面。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毛泽东重建和巩固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大一统中国，成为邓小平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动工业革命的坚实平台，将毛泽东时期极力压制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转型为自由化适度增长和扩张的大一统中国，以推动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背景之下启动的。邓小平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自由度，这迅速的推动了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大一统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相补相成，是推动中国工业革命的两大动力，而要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中国，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缺少的。大一统、精英主义、一党长期执政、低自由度的初级自由化，这些元素通合起来，刚好能够同时满足中国的大一统和工业革命两大需求。
4.19
一方面是大一统中国在三十年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金融海啸的发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辩证空间，证明了低度自由化的工业革命的大一统中国，在迅速提升国家综合性生存竞争能力上面，具有始料不到的大国规模和低度自由化结合的优势。这样一来，低度自由化的中国的生存危机感相对减低了，高度自由化的西方的生存危机感相对提升了，这对高度自由化的西方是极大的挑战。这将迫使当今的全球性的自由化进入一个自由度双向调整趋同的时期。来自自主先发自由化的西方的高自由度的道义压力，会迫使低自由度的后发自由化国家继续提升国家的自由度，来自低自由度的后发自由化大国在管治和动员国力的优势压力，会迫使高自由度的西方推低自身的自由度。这就是全球各国的自由度逐渐趋同的理由。
4．20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同时保守有数千年历史的大一统中国和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也就是保守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下的大一统中国。最早的保守主义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这种保守主义试图通过购买工业革命的成果，但拒绝自由化大变局的方式，推动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 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向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 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这是大变局中最初的保守主义。
4.21
张旭东在《韦伯与文化政治》中说：“高等文明经常被低等文明打败。我们在中国古代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有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概括化的观察，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一般是落后民族打败先进民族——先进民族太高贵太风雅太颓废，所以根本打不过人家那些马背上的民族；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则是越文明的民族越能打败那些所谓的野蛮民族。”
这一次张旭东说得好：“在工业革命之前，一般是落后民族打败先进民族——先进民族太高贵太风雅太颓废，所以根本打不过人家那些马背上的民族；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则是越文明的民族越能打败那些所谓的野蛮民族。”但他说这是“先进民族太高贵太风雅太颓废，”的缘故，还是说不到最关键的点子上。
前面我说过，弱化甚至是漠视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低自由度的国家和非自由化的国家，因为降低甚至是回避了人道主义权利的限制，从而强化了政府组织和动员国家力量的能力，提高了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相反，强化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自由化国家，因为提升了人道主义权利的限制，弱化了政府组织和动员国家力量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
将民族换成国家也许更说明问题。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国家野蛮落后和文明先进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人道主义的权利标准。野蛮落后的民族打败文明先进的民族，换言之，也就是低人道主义标准的民族打败高人道主义比标准的民族。但是，何以低人道主义标准的民族能够打败高人道主义标准的民族？从丛林法则的角度来说，人道主义违反了丛林法则，弱化了国家的生存竞争力。用现代的人权说法，就是人道主义的权利（人权）弱化和限制了国家主权动用国家暴力的随意性，从而极大的降低了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这种差异我称之为低人道主义标准的生存竞争优势和高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生存竞争危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假设两个经济、军事能力相等的国家之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升级为国际战争，低人道主义标准的国家战胜高人道主义的国家的可能性最高。
现在我们回头看世界历史，如果高人道主义权利标准的国家要在不对称的人道主义标准之下提升自身的生存竞争能力，唯一的出路就是以优秀的人员、优质的财富，和热兵器的迅速增长，补偿因为自由化而弱化的国家生存竞争力，将非工业革命的自由化的人道主义权利劣势，转变成为工业革命的自由化的人道主义权利优势。
皇政极权通过反封建、反自由化，为维持一个大国-大一统天下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皇政极权在反封建、反自由化的同时，也抑制和弱化人的智力创新动力，无法自主推动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转型为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当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从前工业革命时期，转向工业革命时期之后，非人道主义的皇政极权的大国规模优势，被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的工业革命优势所超越。这对于皇政极权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皇政极权还证明自身无法被动的包容工业革命及其背后的动力-自由意识，因为那超越了皇政极权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极限。这就是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的理由。
前面我说过，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从精英主义、大国规模开始，试图通过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将大国规模-大一统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结合在一起，使得大一统中国同时拥有大国规模和工业革命的双重优势。这改变了初级自由化只能从贵族主义，从城邦小国，从前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的西方自由化模式。这是大一统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最具优势的模式，也是最危险的模式。因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如果能够与大国优势-大一统中国结合在一起，将会比非工业革命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比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西方城邦小国更能发挥出超常的生存竞争优势。但同时，精英主义的、工业革命的，大国规模的初级自由化大变局，是一个没有历史先例的自由化大变局，其中也潜伏着巨大的创新风险。因为西方的自由化是从非工业时期，从古希腊的城邦小国的开始，历经数千年才走到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才初步实现大国优势和工业革命优势的结合。
4.22
“甘 阳：我相信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的比较研究，在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会成为西方的一个热潮。有很多问题，从前没有问的，必须现在问，比方说西方的古典和西方的现代是什么关系？中国的古典和中国的现代又是什么关系？” （摘自《古典西学在中国（之一）》甘 阳 刘小枫 张志林 何 明等）
甘阳说得有道理：“有很多问题，从前没有问的，必须现在问，比方说西方的古典和西方的现代是什么关系？中国的古典和中国的现代又是什么关系？”古今中西其实是两个历史路向的问题。古代西方最初走的是古希腊城邦小国的自由化路向，后来罗马帝国将自由化路向和大国规模路向合二为一，试图同时发挥大国规模和自由化的竞争优势。但是，在非工业革命时期，罗马帝国的尝试以罗马帝国灭亡而告终。对西方来说，罗马帝国的灭亡显示了自由化路向和大国大国路向的结合，在非工业革命时期几乎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方只能以牺牲大国路向的方式，来保存自由化的路向，这导致源自古希腊的西方的自由化路向，在进入工业革命时期之后，也长期无法走出城邦小国的困境。这是西方的自由化路向的一个大难题，这个大难题造成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直到将自由化、工业革命和大国规模三大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西方的自由化的路向才能突破城邦小国的困境，推动西方的自由化路向和大国路向结合起来，进入工业革命的大国规模的自由化时代。现在的欧盟和大一统中国走的也是工业革命的大国规模的自由化之路。和古西方的城邦小国的自由化路向不同，古代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走的是大国规模的路向，其中最关键的历史事件是秦朝以皇政极权打压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自由意识，成功的一统天下，奠定了终结大一统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皇政极权的大国规模路向。大国规模路向的皇政极权的暴力朝代更替的循环效应对大一统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大难题，历经两千多年也无法解决这一个大难题。不过，直到1840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来临之前，超级大国路向的皇政极权效应这一个大难题，对大一统中国来说并不是致命的。但是，在1840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来临之后，超级大国路向的皇政极权效应对于大一统中国来说成为了致命的大难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最初的解决办法是试图效仿西方的城邦小国自由化的模式，结果是联省自治和各省独立的主张盛行一时，连青年毛泽东也支持湖南独立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以政党政治取代了皇政极权，以化解大国路向的皇政极权效应，将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转型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但是，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一统中国才找到将大国规模和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有效结合的政治框架-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最终，正像我们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中所看到的，一边是历经数千年的、非工业革命的、城邦小国的西方自由化路向和大国规模的路向结合起来，演变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国规模的自由化路向。另一边是历经数千年皇政极权的、非工业革命的、超级大一同中国的大国规模路向，最终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路向结合起来，演变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国规模的自由化路向。数千年的古今中西历史殊途同归，趋向于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国规模的自由化之路。
4.23
秦晖在《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 》声称：“我的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优先于主义。”
按我的理解，秦晖想说的是：我的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化优先于自由主义理想。我们在美国的奴隶制历史上也看到，你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克服种族歧视，落实美国1787年自由公民宪法中的所有自由权利。如果在1787年，有一个比美国的自由度更高的公民自由主义国家以公民自由主义的准则，挑战和挤压种族自由主义美国的种族歧视的奴隶制度，迫使美国国会在1787年发表宪法的那一年同时废除奴隶制，实现平等的自由，而不是等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1865年才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规定奴隶制或强迫奴役制不得在合众国境内和管辖范围内存在，大一统的美利坚合众国能否生存下来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1215年的英国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如果当时有一个公民自由主义的国家，以公民自由主义的准则挑战和挤压贵族自由主义英国的分封贵族制度，提出以现代的公民宪法取代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自由贵族宪法），贵族自由主义的英国也会对实行无差别的全民公选的现代的公民宪法极为愤怒，因为这也关系到贵族自由主义的英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我看来，自主先发自由化国家的优势在于他们没有先行者对他们的挑战和挤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先行者，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在自由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需要做的只是自我挑战和挤压。自我挑战和挤压有时候也许也很严峻，但相对来自他者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和挤压，会有更大的回旋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易于将自我挑战和挤压选择在可控、可行的范围之内。所以，美国人可以在初期自由化中将奴隶制暂时晾在一边，英国人可以在初期的自由化中堂堂正正的制定贵族式的自由大宪章，法国的拿破仑也以自由的名义称霸欧洲。而在全民公选的公民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挑战和挤压下，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就显得很不厚道。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被动后发的初级自由化国家，极力的从先行的公民自由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挖掘其自由化的劣迹，为缓解自身所受到的巨大的道义挑战和压力寻找更多更好的理由。因此，我们就看到在先发自由化国家和后发自由化国之间，不断的出现互相抹黑，妖魔化的行为。明白以上的道理，我们就能理解当今中国的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为何如此盛行，众多的中国人为何对美国式的公民自由化那么厌恶和抗拒，对自由主义理想为何充满蔑视和仇恨。这无非是为了争夺独立自主的自由化话语权来建立自我保护的屏障，以对抗和化解来自自由化先行者（例如美国和欧盟）的挑战和挤压。众多的中国人相信，自主先发自由化的西方国家，企图以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种手段，压垮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级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终结大一统中国数千年的大国规模路向的优势。前苏联的崩溃证明了那样的阴谋并非空穴来风，这也是自主先发自由化国家和被动后发自由化国家之间产生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理想的挑战和挤压的力度越大，初级自由化的国家崩溃的风险就越高，对独立自主的自由化（解放运动）的诉求就更加强烈，因为独立自主的自由化（解放运动）有利于减缓自由主义理想的挑战和挤压的力度。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时期，就是以极端手段坚持独立自主的解放（使自由）运动，以对抗和化解来自自由主义理想的巨大挑战和挤压的典型例子。当然，毛泽东以极端的手段坚持独立自主解放运动（自由化）之所以能够持续的成功，中国人对大一统中国这一个古老的传统的执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城邦小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自由化诉求的时候，很容易在其他大国的挑战和挤压下屈服，甚至是崩溃，而大国规模的优势有利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自由化诉求
4.24
“1642年6月21日，查理一世公布了《对国会十九条陈的回复》。它的开头一段宣称：人间政府形式不外三种：绝对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各有利弊。我祖至贤至明，以混合政府为本王国政府之本，以收三种政体之利，以避三者之害，其精义在使本王国三等级[15] 共曲同鸣，以互衡平。二者各司其职，互不侵权。
接着，《回复》指出：
绝对君主制之弊为暴政，贵族制易导致党争和分裂，民主制则会走向混乱、暴力和纲纪不行。君主制之利在于可统领全国，抵御外侵，防备内患。贵族制好处在于集举国精英，以谋公益。民主制则能保障自由、勇敢及自由所产生之勤劳。[16]
这段文字标志着英国宪政史的历史性转折：查理一世自己放弃了君权神授说，转而借用混合政府理论为王权弁护。
混合政府论恐怕是西方古典政府学说中最主要的部分。首先是柏拉图把政府按人口中掌权者人数多寡从形式上分成三类，即一人掌权的君主制，少数人掌权的贵族制和多数人掌权的民主制。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当时希腊存在的150多个政府的实例分析，指出三种政府各有利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将三者集为一体，从而扬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生活在罗马时代的希腊政论家波利比斯（Polybius）认为当时的罗马共和国便是混合式的政府：君主制的效率由执政官（Consuls）提供，贵族制的智慧由元老院（Senate）发挥，民主制对民众权利的保护由平民院（Assemblies）行使。” （摘自满运龙在《英国革命和近代宪政观的产生》）
原来混合政体之内还有主导和非主导地位之分。如此看来，一国的政制永远是三种政体混合下的政制，最重要的区别是何种政体处于主导的地位。政体之争，是何种政体处于主导地位之争，毛泽东就很清楚这一点。皇政极权下也有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只是处于非常态和微不足道的地位而已。皇政极权不仅仅是坚持君主制的主导地位那么简单，而是将君主制的主导地位推到了极端，追求皇朝天命五百年。平民大众含辛茹苦载舟五百年，才偶尔有一次覆舟更换朝代的机会，那还得以千百万精英和平民的身家性命来做赌注。
4.25
“从立法和执法的职能区别发展出立法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机构分权观念是近代分权理论形成的又一重要内容。它是英国革命进程的直接成果。三股不同的政治势力从各自的利益需要分别从不同角度推动了立法与执法在部门分权基础上的分离。
首先，是查理一世为了反驳下院对大臣任命权的要求，在《对国会十九条陈的回复》中提出立法和执法部门应互不干涉：“平民院（下院）向来为自由的保障，但从未被授予分享政府[40] 管理或选任官吏之权。”
第二股势力是代表下层民众的平等派，他们对立法和执法原则的形成做出了强大的贡献。共和国建立后，国会集立法和执政（包括司法）权于一身，权力毫无限制。
根据萨德勒的解释，混合政府中的“君主、贵族、平民”三个等级恰好可以同分权中的“执法、司法、立法”三种权力进行搭配，而这三种权力又正好可同现存英国政府的三大部分相互对应。三套本来绝然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竟会显得这样令人惊讶地顺理成章！
克伦威尔个人权力的扩展,使得君主制政体在某种形式上的恢复有了现实可能。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护国制下的笫二部宪法-1657年的《谦恭的请愿和忠告》。根据这一宪法，护国主任职终身，且有权指定继承人。国务会议用革命前的名称枢密院（Privy Council）。议会由一院制改成两院，上院-称“另一院”（the other House）-的40－70名成员由护国主提名，下院-称“这一院”（this House）- 批准。行文中恢复了对混合政府语言的使用，称护国主、上院、下院为“国会的三个等级。” (摘自《英国革命和近代宪政观的产生》满运龙)
混合政制的诉求是三权分立的动力。世上没有单纯的君主制，单纯的贵族制和单纯的民主制，国家的政制运作永远是三者的组合，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组合和平衡点而已。克伦威尔的护国制不过是试图对君主、贵族精英和大众三者的权力实施和以往不同的组合和平衡。所谓皇政极权，意味君主权力长期处于极端的主导地位，将平民的权力，甚至精英的权力挤压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平民的权力只能每过几百年，在皇政极权遭到极大的弱化状态时，以暴力起义的方式偶尔发挥改朝换代的作用，一旦改朝换代成功，皇政极权得到重建，重温皇朝天命五百年，精英的权力和平民的权力在皇政极权之下又回到微不足道的地位。
4.26
无论是皇政极权的国家，还是自由化的国家，政府头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就是保护国家，维护社会安全，按照霍布斯的说法，这符合人性中最强烈的愿望-渴望生存的愿望。但是，人类还有次强烈的愿望-渴望受到尊重的愿望。渴望生存的愿望和渴望受到尊重的愿望两者的结合，就是受尊重的生存。政府的保护代价有高低大小之分，这代价可以分为生存代价和尊严代价。按照奥尔森国家起源的的说法，政府起源于匪帮，“匪帮政府”是政府的最低要求。换句话说，如果“匪帮政府”的保护是唯一的选择，多数人宁可选择“匪帮政府”的保护，拒绝无政府状态。应该承认，人性中最强烈的愿望-渴望生存的愿望对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政府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这也是皇政极权存在的最强有力的理由。而次强烈的愿望-渴望受到尊重的愿望，则是自由化的理由。不同政府的保护代价高低大小的区别，主要是表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渴望生存的愿望对次强烈的愿望-渴望受尊重的愿望的压制强度的大小。在我看来，国家之间的竞争，首先是满足人性中最强烈的愿望-渴望生存愿望的竞争，其次才是满足人性中次强烈的愿望-受尊重的愿望的竞争。皇政极权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朝的君主分封诸侯制，终结中国历史两千多年，首先是因为皇政极权通过建立和强化大国规模的优势，大大的提高国家的生存竞争能力，满足了人性中最强烈愿望-渴望生存的愿望。而在两千多年之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之所以能够取代农耕冷兵器时期的皇政极权，首先是因为自由化通过工业革命，证明自由化能够提供强于皇政极权硬实力-生存竞争能力，以满足人性中最强烈的愿望-渴望生存的愿望，其次是自由化证明它能提供强于皇政极权提供的软实力-人道主义权利，以满足人性中次强烈的愿望-受尊重的愿望。
4.27
具有很好的软实力是自由化的优势，但自由化的软实力极其需要自由化的硬实力来支撑，而自由化催生的工业革命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刚好提供了能够迅速提升自由化硬实力的支撑点。从工业革命出现的那一刻起，兼具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巨大潜力的自由化路向，从长期潜伏的英伦小岛国逐渐的向全球扩展开来，最终形成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
[自由化，是自由理念的习俗化和制度化，是一种过程，是各式自由主义合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自由左派，自由儒家，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也就没有自由化的过程，也就没有自由理念的习俗化和制度化，自由主义也就和共产主义一样，永远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以1840年为标志的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提供了一个与科举独尊的儒家传统不同的价值标准，来审视皇政极权管治国家的生存代价和尊严代价，颠覆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政极权的普天价值，打破了皇政极权是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唯一选择的历史宿命，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标准和尊严标准，他们再也不能接受皇政极权的成功而带来的生存代价和尊严代价。
4.28
“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众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及非西方国家相比，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创造力]具有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事实上，西方现代国家的历史既是国家作为“至高权力”（sovereignpower）的形成史，同时也是天主教会、封建领主、宗族和行会等“中间权力”不断衰落和瓦解的历史。”（摘自吴增定《重谈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自治化，和地方自治下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是两个反向的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西方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整合与动员能力，最初是通过君主分封制的贵族自由化来实现，后来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民族自由化和公民自由化来实现。
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热兵器的迅速升级换代，贸易市场和殖民地的迅速扩张，这些都与自由化有着必然的关系。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承认皇政极权的社会整合和动员能力能够对非工业革命社会常规累积的人力和物力实行长期性的总动员，其成功的路向，就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大的，拒绝地方自治的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国，以便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可以整合和动员，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皇政极权具有长期管治和动员一个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超级大国的能力。
4.29
“包弼德告诉我，二战之前日本不少学者认为，宋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转型，可以直接导致现代性。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专制特征，才导致中国的现代性未能真正开出。”（摘自《波士顿学者论儒家（4）：〈变换时空看儒家——Peter K. Bol ] 〉房朝》
何以中国的现代性未能真正开出？这问题很重要。如果说“由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专制特征，才导致中国的现代性未能真正开出”，那么 “宋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转型，可以直接导致现代性”的说法，说了等于白说。在我看来，如果将专制特征转换成皇政极权更能说明问题。在皇政极权下，既缺少贵族共同体联盟，也缺乏精英共同体联盟，因此，无论是贵族还是精英都不得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自由意识荡然无存，那些和自由化相连的近代科学、工业革命、现代性也就毫无历史的因缘，也就无法从内部启动自由化，开出现代性。
在古老的分封贵族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唯有以精英联盟作为贵族联盟的替代品，启动自由化，开出现代性。但是，两千多年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科举独尊的儒家精英，何以能够结成强有力的长期性精英联盟，与君政极权数千年的成功管治经验和政治威严抗衡，启动自由化，开出现代性？这个转折点由以1840年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开始。从1840年起，终结中国历史的两千多年的皇政极权遭遇到两千多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面临巨大的管治危机。独尊儒家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一盘散沙的传统中国精英，面对来势汹汹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不知所措，举步维艰。取消独尊儒家科举以解放传统精英的思想，以政党政治取代君政极权以利于传统精英公开组党结盟也就不可避免。
按照新旧历史不可能完全割裂，大变局不可能全新降临的说法，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是带有皇政极权旧烙印和政党政治新标志的初级自由化时代，将皇政极权大一统天下中国和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联在一起，这与西方的自由化贵族联盟将古代的君主制和现代西方的政党政治联在一起有点相似。
在科举独尊的儒家文化框架中不可能导致自由化大变局，因为在儒家精英的眼中，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是历史的终结，其自我更新的最高形式，是皇政极权的终极框架中的皇政朝代的暴力循环更替。中国的古典精英从他们极端熟识、糜烂于心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大历史框架中，根本不能自主的生发丝毫的自由意识，看不到自由化的蛛丝马迹，对自由化大变局没有丝毫的预感。这与李鸿章“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判断相吻合。这也证明了，经过反封建的皇政极权的两千多年的成功管治，传统的中国精英已经迷失了春秋时期曾经有过的自由意识，失去了独立自主推动自由化的可能性。传统的中国精英，只有通过取消独尊儒家科举制，以解放精英的思想，通过建立政党-精英联盟，以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才有可能获取独立自主推动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由1911年的辛亥革命启动，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来赢得。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爆发点，是1978年重开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
4.30
反儒家最全面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反而在民间，以及在东亚（比如韩国和日本），基础的教育保证了他们和儒家的精神联系其实并没有断。（摘自《“非礼”时代的对话——杜维明、陈明、黄玉顺等学者专访》何映宇 黄小孺 采访）
杜维明的判断非常有道理。毫无疑问，自由化大变局首先触动最深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精英阶层。国家重臣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最恰当的脚注。在英国、法国、日本，推动初级自由化的是分封贵族，但是，经过秦之后的皇政极权持续两千多年的反封建，传统中国最缺乏的是分封贵族。这时候，唯一能够对自由化大变局做出迅速应对的，也就是中国的传统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精英中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反儒家，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反独尊儒家科举以解放思想，使思想得自由，反忠君思想以纠众结党，组成能与皇政极权相抗衡的先锋党-精英联盟，推动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精英意识，也成为支撑大一统中国和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不可或缺的传统思想资源。
4.31
“是故中国之君权，非无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 （摘自《立宪法议》梁启超）
皇政极权不是没有想到限制皇权，而是想到了，却无法建立有效的限制制度，也就是“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而要对极权建立有效的限制制度，惟有以政党政治取而代之。在西方，合法的分封贵族联盟首开有效限制皇权的制度，在中国，合法结党的精英联盟首开对皇政极权的有效为限之道。
君主制下的分封贵族和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下的精英联盟，是中西方不同历史背景下，启动和推动初级自由化的不同方式。其共同的前提就是，前者能够长期维护贵族共同体联盟的稳定性，后者能够长期维护精英共同体联盟的稳定性。从历史来看，这种共同体联盟的长期的稳定性，是启动持久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可缺少的的前提。我们可以从西方古典贵族联盟权力膨胀的过程，和现代中国精英联盟的权力膨胀过程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古典精英就恰恰缺少那样一个前提。所以，五四启动的极端的反儒运动，也就通过以过正以纠偏的激进方式，改造中国的古典精英。0如果再往深一点追问，中西和传统历史路向最根本的区别，也就是大一统和地方分封的区别。大一统必然和分封贵族势不两立，但和一盘散沙的精英，一盘散沙的臣民相得益彰。在古代世界，我们看到，成功的大一统中国只能是反封建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中国，也只有皇政极权之下才有可能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天下，才有可能维持所有臣民的普遍同质，维持大一统的天下中国。同样是在是在古代世界，我们看到，西方的贵族自由化也必然和大一统势不两立，但和贵族联盟，地方分权相得益彰，因此只能是城邦小国式的自由化，罗马帝国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
4．32
在现代性的世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自由化，贵族主义，精英主义，民族主义，公民主义，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左派、右派、权威主义、一党长期执政、多党轮流执政等等都是特定的自由化的诉求。它们的源头在哪里呢？在中国源于1840年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在西方源于古希腊。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根基在于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留下来的大一统思想和精英思想，但是，其变化的动力即来自于工业革命的自由化。现在，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取代了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但是，大一统没有变，精英意识也没有变，变的是管治大一统中国的价值和方式。
历史是生成的，思想是生成的，自由这一概念必须由自由化的历史来定义。自由化的历史体现了自由这一概念的生成性、模糊性、复杂性。自由化的历史就是以不断修正的自由主义取代原教旨自由主义的历史。所以，如果你要批评自由主义，我也许要问你，你批评的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一个自由化历史时段的自由主义？古典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它改变了吗？还是你所认为的样子吗?等等疑问。
4.33
“‘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4]换句话说，按照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不再是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马克思展现在我们面前。”“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摘自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张一兵）
同理。在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支援背景之后，回到儒家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的自由化形式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儒家。按照解释学的观点，新儒家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儒家展现在我们面前。
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支援背景”决定了我们的解读过程。
4.34
“1896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用「权利」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 ，当时他就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在英文词源中，自九世纪起至今，rights核心意义均为「直」和「尺度」 ，从中可引出「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
“早在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中，就有类似于权利这样的词。当时它的意义是在某种前提下特许做的事；”
“专题讨论国家权力、利益与儒家道德关系的著作《盐铁论》中「权利」一词的用法。该书有十一处使用「权利」 （见表2），其意义均为权利和利益。汉以后，权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权势和利益。”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西方有关权利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把权利看作是一种道德。今天西方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很少再重复十九世纪将权利视为非道德正当性的论述。” （摘自《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金观涛 刘青峰）
如果按照金和刘的研究结果，自由的权利，也就是在关于自由的正当尺度下特许做的事。如此说来，自由化并不是想要绝对的自由，而是确定自由的正当尺度，以确定在正当的尺度下，什么是特许做的事。自由权利也可以说是正当的特权。把权利视为道德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此，尊重人之作为人的自由权利也就成为一种道德。
自由化是动态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会对被动后发的自由化国家构成巨大的压力，使得世人对被动后发的初级自由化的国家产生更高的期望。这种期望既是大变局的动力，也是激进主义的动力。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要有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决定自己的历史连续性和解放（使自由）的时间表，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最强烈的追求。
4.35
“如此长久地来回寻觅达一百多年难道不令人奇怪吗？”（摘自《拣尽寒枝不肯栖…》 张志扬 ）
奇怪吗？在毛泽东看来还真的奇怪。毛泽东认定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的是一劳永逸的真理。但是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中国人不是在寻找真理，而是在寻找属于大一统中国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属于自己的现代性-反思、批判、辩证的生活。
从1840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发生五件大事：一是以自由的名义在小范围之内提出了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诉求，结果是精英主义的革命政党的建立；二是以革命的名义提出政党政治的诉求，结果是政党政治取代了皇政极权；三是以解放的名义提出平等的诉求，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五是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名义，迅速扩展和提高精英主义的自由化诉求，结果是精英共同体大联盟。以上的五件大事，完成了从朕即国家转型成为党-精英共同体联盟即国家的整个过程。
近现代中国成功维护的两大古老的传统一是大一统中国， 二是郡县制，成功废除的两大传统一是皇政极权制，二是独尊儒家的科举制，最大的创新传统是以1840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所谓的融会古今中西，简单的说，也就是将大一统中国、工业革命、自由化三者融汇在一起，建立一个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
你可以是保守主义，精英主义，老左派、新左派，老右派、新右派、旧儒家、新儒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公民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主义，但你不可能不自由化，差别只是你认同的自由化的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应该是近现代中国形成的、融会古今中西新旧传统的一个新共识，一个共同的底线。因为现代中国的生存离不开大一统、工业革命、自由化三者的融会贯通。
一个大国的长期存在，和贵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因此，反贵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基本前提，为的就是绕过贵族自由化，和紧随其后的民族自由化。但是，两千多年来成功回避贵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到了近代，面对不期而至的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最终无法抗拒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的诉求，不得不以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方式，启动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直面民族自由主义，以应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严峻挑战。
4.36
“正是因为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对于传统政治的破坏，所以才产生出了一种维护传统的所谓保守主义的思潮。” （摘自《休谟：自由主义，抑或保守主义？》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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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的说传统政治没有什么意义。应该具体的说明是什么样的传统政治？为什么李鸿章说近代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按我的理解，李鸿章是根据他对传统皇政的真切理解，才会认定近代中国遭遇的是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因为李鸿章从数千年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历史上，看不到任何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大变局的蛛丝马迹。如果说，一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会对传统政治有破坏作用，那是非常不现实的。法国大革命以民族（国家）自由化取代君主分封贵族自由化，可以视为西方分封贵族自由化传统的延续和升华，但是，也就是如此内生的法国革命，也对法国的传统政治产生巨大的破坏（或者说颠覆）把君主分封贵族只给一锅端了。尽管法国人不会说法国革命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因为他们从传统历史上看到法国大革命内在的历史连续性。我以为，秦朝之后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有四大传统：一是皇政极权；二是大一统；三是控制官僚阶层的流动性的郡县制；第四是控制文化精英的流动性的独尊儒家的科举制。现在看来，在出现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一百多年之后，被自由化大变局废除掉 的传统一是皇政极权，二是独尊儒家的科举精英制，真正保留下来的是大一统和郡县制。
4.37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大变局的初期都是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最初看到的是西方的自由化结果，而不是西方的自由化过程，从而对初级自由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认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相信后发自由化国家也要像先发的自由化国家也一样，有属于自己的丑陋的自由化历史。他们以为后发自由化国家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西方的自由化历史可以帮助他们洞察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最先进的思想，把当下自由化西方的最耀眼的理想主义真理（例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引进中国。他们以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最美的图画”，建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理想国家。最初，他们以为英美的自由主义就是那最耀眼的理想，但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们看到了英美民族自由主义的巨大弊端。后来，他们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折服，以为那是自由王国的终点，结果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出现大分化，有人相信公民自由主义，有人坚持民族自由主义，有人推崇精英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威权主义），有人崇拜平民自由主义，而真正的自由化不得不退到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初级阶段。
4.38
如果我们回看自由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对自由主义的指责都能成立。例如，你要指责自由主义的保守、狭窄，可以拿贵族自由主义作靶子。又如，你想指责自由主义的虚伪和残暴，你可以拿法国革命、民族自由主义来做靶子。再如，你如果想指责自由主义是一个不可信的乌托邦，你可以拿理想自由主义来做靶子。等等。
从自由化演变的基本进路来看，中西方没有很大的差别。但从时间差异，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来说，差别也就巨大。例如，自由化的最初推动者，在古代西方，是贵族共同体（包括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联盟，自由化的历史传统悠久。而在近现代中国，自由化的最初推动者，是党-精英共同体联盟，自由化的历史也不过一百多年。如果说在古代中国的春秋时期，也曾经有贵族自由化的冲动，但是，国家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大一统有着强大的诉求，这种强大的诉求导致古中国春秋时期的贵族们，最后无法结成强有力的贵族共同体联盟，无法拒绝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
4.39
大一统是大一统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要取得巨大的成功，就不得不考虑维护大一统中国的大问题，以保持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和生存竞争能力。在世界史上，一个大国如此紧迫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对于世界自由化历史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过程的不可思议也是可以想象的，其爆发出来的能量也是巨大的。公正的说，在近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爆发出来的大国规模的工业革命时期自由化的优势，源于1840年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大变局和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近现代中国的大变局历史的主线其实就是两条：一是大一统，二是大变局。在全球性自由化的今天，小国自由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前途，大国自由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4.40
“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要求自由的思想，法律秩序。在西方，这是封建社会原有的优势。
当工业社会降临之际，具有深厚的自由的思想，法律秩序传统的西方对中国突然获得了巨大优势。”（摘自《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潘维）
反过来说也许更合理。当具有深厚的自由思想，贵族宪法传统的西方孕育了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西方城邦小国，一反前工业时期自由化的弱势，对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迅速获得了巨大优势。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之后，大一统中国的未来的优势，取决于大一统中国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融合程度。
由于自由意识的缺失，皇政极权在建立和管治大一统天下中国时，也就没有人道主义权利的诉求作为考量的标准，这极大的强化了皇政极权管制和动员国力的能力，强化了国家的战争能力，这是皇政极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回顾皇政极权的大一统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平心而论，皇政极权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皇帝们，在皇政极权政制的大框架之内，将皇政极权管治和动员非工业化的大国规模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今人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标准来指责皇政极权的大清朝腐败落后，那对皇政极权的政制框架是不可能的苛求。想一想，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连分封贵族都难以兼容，何以能够自主推动以自由思想为动力，以哥白尼、俐加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
皇政极权的超级大国的路向的代价是自由意识、自由化的缺失，从而导致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缺失。在非工业化时期，自由化意识的缺失对于大一统中国来说并不是致命的，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却是致命的，因为一个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中国无法与一个工业革命的城邦小国对抗，更别说与一个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工业革命的大国对抗，而工业革命是和自由化连在一起的。基于以上的理由，我能够理解李鸿章何以有“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说法。
[在大变局的演变之中，政党政治这一个作为自由化大变局产物的新政体，取代了皇政极权这一个终结大一统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旧政体。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这一个功劳，主要是归功于孙中山。铲除军阀割据，在政党政治之下基本上保守大一统中国不变这一个功劳，主要是归功于毛泽东。毛泽东为了保守大一统中国不变，利用皇政极权流传下来的政治文化，极力弱化和打压他曾经为之努力的人民解放运动（毛泽东语境下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可见中国人的大一统意识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影响巨大。但是，也就是毛泽东这一个兼有皇政极权文化意识和人民解放思想的革命者，为现代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奠定了大一统中国这一个大国的平台。大一统优势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优势这两个优势，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巨大优势，在邓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得到了暴发。
在废除皇政极权之后，重建大一统中国的过程注定不会是轻易而举的。最初，当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之后，大一统中国对皇政极权的政治文化的依赖只是被弱化，但不会在瞬间中全部消失，而皇政极权的政治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的复辟，也是一种历史的连续性。所以，我理解毛泽东对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认同，这是在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之后，重建大一统中国所必须的，认同秦始皇有利于大一统中国，认同马克思，有利于政党政治，因此，早毛泽东时期，坚持秦始皇加马克思，也就意味着坚持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在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之后，大一统中国在毛泽东的极端努力之下才有可能保持了下来，而我相信，毛泽东最终追求的是属于大一统中国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大变局，要不，我们就很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欢“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革命。我们从后来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演变中看得更清楚。
4.41
在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有二个奠基性的事件，第一个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以政党政治取代了皇政极权，袁世海称帝失败也证明了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是不可逆转的。第二个就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的以政党政治的大一统的中国，取代了政党政治的、军阀割据的中国。所谓历史的演变，不像清理广场，清理垃圾，一下子就能把你不想要的东西清理干净。历史的演变是一个很多无法清晰分离开来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演变。这些无法清晰分离开来的东西，包括我们非常渴望拥有的东西，也包括我们极力想清理出去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拥抱我们渴望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发觉，那些我们极力想清理出去的东西也在我们的怀里，要不，历史就不需要演变，只需要一个核按钮，那就是渴望的和不渴望的一起毁灭。在大变局时代，历史需要一些不顾细节的奠基性的东西，以奠定我们后来要走的基本路向，就像当年秦始皇以铁血的皇政极权奠定了古代的大一统中国的大国规模的路向一样，我们看到，毛泽东也是以铁血的国内战争和强有力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奠定了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大国规模的平台。
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下的自由化大变局依然在激烈的演变，强力的自由欲望推动政党领袖、精英共同体和平民大众三者在同一个国度里互相挤压。这种演变也许有反复的波动，但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趋势是自由化程度的上升，自由化广度的扩张。具体一点的说就是在精英自由主义的逐渐强化之后，平民化的民族自由主义也逐渐强化强化起来，挑战精英自由主义。
在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大背景之下，儒家要复兴，必需解决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新传统的关系，我以为，那结果必定就是儒家的自由化，也就是自由儒家。同理，左派要有所作为，也必需解决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新传统的关系，结果只能是自由左派，右派要有所作为，只能是自由右派，精英要有所作为，也只能是自由精英。因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已经是无所不在，不可抗拒。
中国历史似乎有一种不能回避的命运。自从公元前221年反封建贵族的皇政极权成功的克服了春秋困境-分封贵族主义的自由化意识，建立大一统的天下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一直以反贵族自由化的皇政极权为普天同庆的价值。但是，在两千多年之后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当初曾经以大国规模路向成功回避自由化路向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最终还是不可回避的回到自由化的路向，不过是以大国规模的、工业革命的、精英主义的方式，当初被皇政极权成功克服的分封贵族的初级自由化，以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的方式重现。
4.42
[斯塔布斯认为，"英国全部的制宪历史都不过是对自由大宪章的注释而已。"]（摘自《大宪章与传统》马得华）
在我看来，马得华所引述的斯塔布斯以上一席话，是对英国人的保守主义最好的解说。说到保守主义，如果将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和现代英国的保守主义相比较，我以为现代英国的保守主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因为只有英国人才拥有"古老的自由传统"，他们今天保守的自由化，源于"古老的自由传统"。但是，如果我们将“古老的自由传统”追溯到古希腊，即现代英国人保守的自由传统，源于更为古老久远的古希腊传统。中国的保守主义即复杂的多。中国人今天保守的一个古老的传统是大一统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今天保守的另一个传统是新传统-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它源于源于古代希腊，于公元1840年之后大规模传入大一统天下中国。所以，近现代中国人的保守主义，是充满困惑、焦虑、艰难的、残缺不全的保守主义，因为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变局创新的中国。中国的保守主义不但要保守大一统中国这一个古老的传统，还要保守公元1840年不期而至，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新传统，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取代非工业革命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在我看来，甘阳细分的60年的社会主义和30年的改革开放的新传统，只是160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大传统派生出来的分支小传统，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早在169年前的1840年就已经开始了。
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是对三千年未遇的、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试图作出合理诠释和有效回应的历史。无论是保守派的慈禧太后，维新派的光绪帝，保皇派的康有为，北伐的孙中山，还是南征的毛泽东，他们的回应的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是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大变局的共谋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的诠释和回应是最好的，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常常使我们迷惑不解，政治家总是在迫不得已之下，才认同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的东西。保守派慈禧太后最初极力反对百日维新，最终还是成为百日维新遗嘱的执行者，君主立宪在她手中开始，科举也在她的手中结束。尽管如此，慈禧所代表的皇政极权，还是为政党政治所取代。有人说这是因为慈禧改革太晚，错过了最好的改革时机，也有人说慈禧执行百日维新遗嘱是自掘坟墓，莫衷一是。在评价皇政极权的命运时，也许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局，在政制的大框架上不可避免的需要有一个根本改变。数千年前，在周朝的中国大地上，也曾经上演过八百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当时的秦朝为了大一统天下中国而大动干戈，不可阻挡的以皇政极权取代了周朝的君主分封诸侯制，定下了后来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在我们后来人来看，当时的周朝无论做什么，似乎都无法抗拒秦朝推动的皇政极权大变局，后来取代秦朝的历代朝代，最终也只能是完善而不是颠覆秦朝的皇政极权大变局。在皇政极权大变局数千年之后，在清朝的大一统天下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大变局，这也需要有一个政制大框架上的根本改变，结果是辛亥革命以政党政治取代了皇政极权。后来的北洋政府倒台，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只能是完善而不是改变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的结果，毕竟，这是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
4.43
一党执政和多党轮替的区别。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之下，以执政党为核心，精英易于结成强有力的先锋党-精英共同体联盟，这是初级自由化的题中之义。在多党轮替的政党政治之下，统一战线的党-精英共同体联盟将分化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党-精英共同体联盟，互相竞选执政资格。只有这个时候，平民自由主义才有可能在分解成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党-精英联盟竞选执政资格的缝隙之间，找到生存的空间。马克思是对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平民自由主义只有在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之中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间。
4.44
“葛兰西和克罗齐之争，背后是现代政党与克里斯玛之争。” （摘自 《葛兰西的马基雅维利解读（笔记）》汉曹）
在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取代皇政极权大一统天下中国之初，尽管政党-精英共同体联盟最初不得不树立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以增强政党的凝聚力，维持对大一统中国的有效管治，但随着精英自由化的扩张，领袖的巨大权力会日益弱化，党-精英联盟的权力会日益增强。
从现代政党政治取代君主政治的发展趋势来看，带有浓厚的贵族精英联盟色彩的政党力量的逐渐壮大，和带有浓厚君主色彩的克里斯玛力量的逐渐弱化似乎不可避免。在大一统中国，其动力是想象的精英共同体联盟力量的日益强大，在西方，其动力是想象的教俗贵族共同体联盟的日益强大。克里斯玛力量弱化之后，应该轮到精英共同体联盟力量的弱化，其动力是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力量日益强大，再其后，就应该是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力量的弱化，和想象的公民共同体力量登场了。
4.45
古代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中国的分封贵族就急速衰落，虽时有回光返照，最终是无法发展壮大。后来取而代之的独尊儒家的科举精英，是一个在郡县制和科举制下流动性极强，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的官僚精英阶层，无法公开纠众结党，形成如西方贵族共同体联盟那样持久的精英共同体联盟。这也是秦朝一统天下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大一统中国没有自由化历史的根本原因。我称之为皇政极权的终结历史时期。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近代中国面对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西方列强的挑战，遭遇了不期而至的数千年未有的自由化大变局。传统中国的儒家科举精英阶层为了应战而被迫转型，从一盘散沙的独尊儒家的科举精英向政党政治的精英联盟转型。结果是结党联盟的风气逐渐增长和扩散，皇政极权被废除，政党政治确立，理想化的自由主义广为流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很快降临。但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自由化的启动，自由度的提升和扩张，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漫长的自由化历史。象中国这样皇政极权历史悠久，规模特大的国家，更是艰难困苦，费时费力。
[自由化是一个源自古老西方的轴心式的历史大路向，由于近代与工业革命连在一起，成为了近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强权。西方的自由化意识形态强权在融入近现代中国语境的时候，已逐渐被革命、解放、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全球化、现代性等诸如此类经过修辞和细分的语境所改造，所取代。但是，以上的说法无论是如何的经过修辞、细分和语境转换，都无法摆脱以1840年为标志，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个大背景，骨子里依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为背景，对自由化这一个字眼实施历史还原和精致细分，正如已经有人在尝试对民主化这一个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权的另一个关键字眼实施历史还原和精致细分一样。例如以贵族自由主义、精英自由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对自由化实行历史还原和精致细分。再如以党内民主化、民权、公民民主对民主化实行精致的修辞和细分。现代中国从一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走到今天，已经难以回避自由、民主这样的关键字眼，尽管这些字眼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权中最关键的字眼。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独立自主的将这些关键的字眼，通过实施历史还原和精致细分，植入大一统中国这一个大历史的背景之中，融汇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
中西的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强调尊重传统、尊重历史，但因为传统的背景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首先要去审视我们的传统中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才能确定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从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传统中是否有自由化的传统，对我们的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的传统中有自由化的传统，我们的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就显得名正言顺，也轻松得多。如果我们的传统历史中没有自由化传统，或者曾经有过，但已经流失了，我们的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就会处于一个极端尴尬的困境，除非我们漠视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这一实事。李鸿章“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名言，真实的说明了在古典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之间存在一个全新的，极不明朗的关系，这两者的融和与否，如何融和，将决定大一统中国的未来命运。和李鸿章名言两相呼应的，是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从“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意义来看，1840年后的中国，无论是古典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现代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东西，像摸石头过河一样，探索如何在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的自由化大变局中，保守大一统的中国。现在，当大一统中国走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当代中国人拥有了相依为命的新旧两大传统，一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大一统中国，一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大一统中国未来命运，将取决于中国人能否将新旧两个传统和谐的融合起来，保守一个自由度不断上升和扩展的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
4.46
在自主先行的自由化西方，早在贵族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阶段，贵族自由化成为当时道义的制高点。虽然贵族自由主义在西方后续的自由化增长和扩张的历史中，逐渐的被后来的民族自由主义超越了，兼容了，民族自由主义也逐渐的被公民自由主义超越了，兼容了，但整个过程还是有一个先来后到，缓慢的演变过程。在被动后发的中国，当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在1840年作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期而至之后，什么古典主义、保守主义、精英主义、贵族主义、平民主义、激进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公民主义、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等等，争先恐后，一股脑的蜂拥而上，可见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之仓促混乱，前所未有。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大一统中国还在努力的坚持和巩固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还没有走出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阶段。
如果你声称你反对自由主义，你首先得搞清楚，你反对的是何种的自由主义？是你的自由主义，还是他人的自由主义？因为你真正反对的也许不是全称的自由主义，而是你所不喜欢的那一类型的自由主义。]
因为不期而至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中国人曾经失落的自由意识重新萌发。但自由意识在大一统中国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习俗化和制度化，成了一个大问题。作为被动后发自由化的大一统中国，最初提出的解决的办法是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但是，皇政极权不但与贵族共同体联盟不共戴天，与精英共同体联盟也不共戴天。皇政极权之下既不可能有贵族联盟，也不可能有精英联盟，君主立宪缺乏传统资源，缺乏历史的连续性。如此，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要有效的应对不期而至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已无路可走，政党政治取代皇政极权势在必行。在秦朝的皇政极权大变局终结了农耕和冷兵器时期的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之后，政党政治使传统中国的儒家精英获得了思想解放和公开结党联盟的能力，最终摆脱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最初的中国的政党政治，并不能很好的区分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和民族主义、公民主义的多党和平轮替的政党政治的差别，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说法，肯定了强有力的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在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过程中的合理性。但是，从1911年废除清皇朝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前，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在多党轮替的政党政治和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之间长期来回摆动，强有力的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一直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大一统中国也频临分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基本上解决了危害大一统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分裂危机和的多党制的分裂危机，渡过了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极端危险期，确立了强有力的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政治的大一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4.47
“自由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共生关系。”（摘自《民主与战争——我们如何面对“民主国家”的战争威胁》陈晓律）
自由化不但与民族主义具有共生关系，还与洋务运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民主主义革命、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平民主义、公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等等都具有共生关系。不管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包括极左派和极右派是否自觉，他们都无法摆脱与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共生关系。
4.48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有所欠缺，他们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
“郑永年呼吁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重生。他认为目前的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自由主义变质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缺失。”（摘自《右翼陷入了思想危机——一个右翼眼中的〈读书〉事件》 刘小枫）
郑永年说得很不错,一语中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确实在理论上有所欠缺，很多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的自由主义，对中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但是在一百多年的自由化大变局之后，担忧中国自由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绝对是杞人忧天。我们不能视自由主义为铁板一块，将历史上不同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用彼一自由主义，来否定此一自由主义，用彼一自由主义的缺陷，来指责此一自由主义。例如，用历史上的贵族自由主义，来指责和否定现代的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或者，用现代的公民自由主义，来否定历史上的贵族自由主义。也许，我们可以设想，它们在历史上都是有缺陷的，但又是不可或缺的。不错，贵族自由主义也许天生具有特权的、专制的缺陷，但是，贵族自由主义并不比公民自由主义缺乏合理性，因为贵族自由主义首创自由化，将君主一人的自由，变成了贵族共同体的自由，是自由化的先行者和楷模。后来的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也许具有庸众化的缺陷，但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克服了贵族自由主义特权的，专制的缺陷，将贵族共同体的自由，变成了民族共同体、公民共同体的自由，更具平等主义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指责贵族自由主义的缺陷，也可以指责民族自由主义的缺陷、公民自由主义的缺陷，但是，我以为，不应该以贵族自由主义的缺陷，来个张冠李戴，用来指责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或者反过来，以民族自由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的缺陷，来个张冠李戴，用来指责贵族自由主义，除非那缺陷是贵族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所共有的缺陷。
在数千年未遇的工业革命时期自由化大变局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自由化每天都在进行，反自由主义的结果不会是自由化的死亡，而是推动自由化不断的创新和重生。在我看来，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一点都不值得担忧。如果我们一定要担忧自由主义的死亡，那就要看你担忧的是哪一种自由主义的死亡。现代中国并不缺少精英自由主义，而是精英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也许，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现在还是过街老鼠，人人可以喊打，但是，不管是福是祸，精英自由主义并不能阻挡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来临。
4.49
“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刘小枫和甘阳，都是这样，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 （摘自《中国学术界的最大危机》任剑涛）
刘小枫是对的，脚注在刘小枫《右翼陷入了思想危机——一个右翼眼中的〈读书〉事件》说得很清楚。“郑永年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有所欠缺，他们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郑永年呼吁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重生。”
任剑涛忘了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无从确定刘小枫的学术策略的目的是什么。但他原来谈的是教科书的自由主义和理想的自由主义，后来转了向，谈的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谈的是斯特劳斯和施密特，还要从古典自由主义、贵族自由主义谈起。这是一种成熟合理的转变。谈自由化的历史，回到在先的古典自由主义、贵族自由主义，没有什么不对。西方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史也有了好几千年，也是从贵族专制的自由化起家。血泪斑斑。任剑涛自己也认同古典自由主义在先的事实。一国的自由化本来就应该有其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史，像大一统中国那样的大国更应该有其独立自主的自由化历史。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自由化，一开始就是完备性的公民自由主义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例外。美利坚合众国的小布殊政府在伊拉克就犯了超越精英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直接走进公民自由主义的大错。强送的公民自由主义对一个处于初级自由化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极其危险和痛苦的苛求，特别是像中国那样的大国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即使在多党和平轮替的君主立宪的泰国，也不断地通过全国民选、泰皇干政和军事政变，在精英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之间痛苦的来回变动。
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诉求，是启动一个可持续自由化的初始条件，在持续的表达和坚持精英共同体的自由化诉求的同时，最终也将会诱发更高，更广的自由化诉求，例如平民自由化、民族自由化和公民自由化的诉求。对于精英主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大一统中国来说，民族自由主义是一个比平民自由主义更难应对的自由化诉求，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如何跨越民族自由主义这道鬼门坎，将会令中国人大费思量。精英主义的初级自由化以保守、谨慎、狭窄的心态，推动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走到今天，也已经到了难以长期操控大一统中国的自由化大变局的时候，因为三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不会只是精英自由主义那么简单，平民自由主义、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早晚会锣鼓喧天，粉墨登场。中国的精英自由主义从1840年就开始担当起上承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下接民族自由主义和公民自由主义的大一统中国的重任。
自由可以成为贵族精英共同体的特权，也可以成为民族共同体和公民共同体的荣耀。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岂有要独立、要解放、不要自由之理？看来，反自由主义的毛泽东也中了自由化的毒，个中理由，值得回味。
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自由化大变局中，中国自由主义分化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因此既是传统的、现实的、理想的自由主义。我们现有的自由化权利和权益，不能说是理想自由主义的实现，但毫无疑问得益于自由主义理想的传播和前导而发生的自由化演变过程。这种自由化演变过程，远没有理想自由主义那么完美，但是，如果没有理想自由主义这一面旗帜，自由化演变根本就不会出现，秦之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大一统中国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变化之大，有目共睹。在1840年的大变局之后，我们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共和立宪、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旧左派、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旧右派、新右派、精英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民族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等等，等等。如此众多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都在表达对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的不同理解和诉求，它们共同参与和组成了大一统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在皇政极权之下，如此众多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对于最具丰富想象力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皇政极权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全民民主不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天天发生的事情，那只是未来中国的自由化上升和扩散到一定的程度时的结果和标志。迄今为止，我们知道全民民主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也知道，1840年之后，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是近现代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反对此自由主义，彼自由主义，反对此自由化，彼自由化，可以反全民民主，也可以反反全民民主，但是，你没法子摆脱天天都在发生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回到非自由化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回到农耕和冷兵器时期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天下中国。
4.50
亚里斯多德对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的严格区分，只是一种方便思考的理论上的区分，在现实政治中，三者从来没有真正分离过。在我看来，真正的三权分立是君主制，贵族精英制，民主制的三权分立，而不是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的政制努力，不过是试图在君主制，贵族精英制，民主制三者之间（真正的三权分立）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合理的结合点，而不是取消，也无法取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现代政党政治的政制努力，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区别只是努力的方向和结合的方式不同而已。没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君主制、贵族精英制、民主制的三权分立依然存在，区别只是三者在政制中的强弱地位不同而已。在皇政极权下，贵族精英制和民主制的分权依然存在，只是相对于极权皇帝而言，贵族精英和民主的分权受到了君政极权的强力压制，微不足道而已。例如皇政极权下的死谏制度，精英权力对皇政极权的平衡能力极端的弱化，往往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作为代价。皇帝有权力下令将谏臣暴打致死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在皇政极权的血统继承制下，民主权力对皇政极权的平衡能力，也同样受到皇政极权的极大限制，所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也不过是让平民数百年有一两次机会以暴力的方式，以大量平民的死亡为代价，成为改朝换代重建皇政极权的工具。改朝换代重建皇政极权之后，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变，皇帝的极端权力不变，皇政极权对大一统中国的管治变得更为严密，也更为有效。现代政党政治是君主权力受到压制，精英权力和平民权力得到张扬的时代。在现代的政党政治之下，政治协商和票选总统（君主）取代了血统继承的君主（总统），弱势的君主取代了强势的君主，强势的精英共同体联盟取代了弱势的儒家精英，强势的平民票选取代了弱势的平民暴动，和平的民主取代了暴力的民主，将君主、贵族精英、平民大众三者间的冲突，限制在非暴力的范围，尽最大的可能发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君主，贵族（精英）、平民三大政体的优点，使得君主、贵族精英、平民各安其位，各有其权力和权益。
4.51
大革命前的法国有自由化，但那是不平等的贵族自由化。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为自由民族主义取代自由精英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法国大革命启动了主张国内平等的民族自由主义和维持国内不平等的贵族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启动了从贵族自由主义向民族自由主义演变的自由化历程。
从西方的自由化历史来看，从古希腊到英国的贵族大宪章，再到现代的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自由化有一个从贵族自由化、民族自由化、种族自由化，到公民自由化的撕心裂肺的转型过程。如果被动后发自由化国家只看到现代西方公民自由化的结果，看不到西方自由化演变历史的合理性，很显然是不可能理解何谓自由主义，这对于大一统中国得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变局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4.52
“太阳底下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
“如果我们反基础主义者的观点正确，那么，我们应该放弃寻找社会的哲学基础，转而进行从历史纪录中学习的尝试。” （摘自《哲学和民主》 理查德•罗蒂 吴万伟 译）
君主、贵族精英、平民大众是政治世界的三大基本要素，所谓政治，其实就是维持三大基本要素之间动态平衡的人类事务。三权分立，不过是三大基本政治要素的制衡关系的现代表现形式。从从三大基本要素这一角度来看，太阳底下确实没有新鲜事。但是，政治要素没有变，组合的形式，平衡的中心却在不停的变。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政治制度，只是根据三大基本政治要素的不同组合，来定义何为不同的政治制度。例如，当我们说到皇政极权的时候，并不是贵族精英和平民大众这两个基本的政治要素就不存在，消失了，而是说在三种基本政治要素的政治组合中，君主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贵族精英即处于弱势的地位，平民大众即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美国总统小布什说公民自由化意味着将总统的权力关在笼子里，意指平民大众处于较为强势的组合地位，有权利也有能力用票选编织的笼子来弱化（不是取消）总统（君主）的权力。当我们说到西方的君主分封贵族制的时候，意指贵族共同体联盟与君主同时处于相对强势的组合地位，而平民大众即依然处于极端弱势的组合地位。因此，从自由化之下总统（君主）权力、贵族精英权力、平民权力新的组合，新的平衡角度来看，三大要素虽然如旧，如果三大要素的组合形式和权力的平衡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太阳底下也有新鲜事。最后，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说的君主、贵族精英、平民大众这三大基本政治要素之间的平衡，是有限制的动态平衡，这种限制是由一种长时段不变的基本的政治框架来设定，三种基本政治要素的的动态平衡被限制在基本的政治框架之内。如果动态平衡的规模超越了基本的政治框架来的限定，那就是大变局，基本的政治框架也需要改变。一个社会真正的三权互相制衡，就是君主权力，贵族精英权力和平民权力这三大权力之间卓有成效的互相制衡
4.53
“如果欧洲中世纪没有种种非封建性的制度，绝不可能产生出近代社会的结构。同样，如果没有封建制的种种原则(如契约原则)，资本主义也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西方近代社会的诞生，就是孕育在封建制与非封建制这并存又交融的两种制度和原则中。”（摘自《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黄敏兰）
黄敏兰似乎有点混乱。秦朝的去封建化和近代西方的去封建化是两种不同的路向。秦朝的去封建化，是以皇政极权取代分封贵族的极权大变局，其历史连续性是反封建的皇政极权的大一统的大国路向。近代西方的去封建化，是以自由化的民族统一国家，取代分封贵族的自由化特权，是从贵族自由化向民族自由化的转型，也就是中国新左派的“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其历史连续性是从贵族自由化转向民族自由化的统一国家，例如法国革命时期的法国。
“沟口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有三个特点：第一，终止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他也在用“封建”这个词）；第二，各省各自发扬省的力量，形成独立状态；第三，中央集权制崩坏，国内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他下面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完全相反，他认为辛亥革命走的是分权化的道路，这与当时的欧洲所走的由分权到集权是不同的。”（摘自《封建与半封建理解的表达误区》 郭世佑 ）
沟口的结论很有道理。但是，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西方从贵族分权走向中央集权，是贵族自由化向民族自由化的转型，也就是通过中央集权，推动贵族自由化特权向民族（也可以说是全民）自由化转型，是自由化的扩张。中国的辛亥革命从中央集权走向分权，是从皇政极权自由化大变局的突变，是精英主义初级自由化的启动。传统背景差别如此巨大，两者很难混在一起来谈。关于辛亥革命的分权化道路，我是这样理解的，皇政极权必然是中央集权制，严厉打压地方势力（包括地方的贵族联盟和精英联盟）以巩固中央集权势在必然。因此，只有通过地方势力的崛起，才有可能以地方分权瓦解、推倒中央集权的皇政极权，然后以政党政治取而代之。后来毛泽东在政党政治下重建和强化中央集权，和皇政极权下的中央集权已经不在同一个意义上，因为政党政治已经构建了自主推动和包容广泛性地方分权的政制大框架，这是皇政极权下的中央集权所没有的。因此，在皇政极权的政制大框架下，是要不要地方分权的问题，而在政党政治的政制大框架下，已经不是要不要地方分权的问题，而是地方如何分权的问题，也只有政党政治才能自主推动和包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地方分权。毛泽东重建和强化中央集权的重点是大一统，为日后的分权之路建立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平台。换句话说，也就是大一统之下的地方分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后来邓小平的分权之路-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何以走得如此的快。
4.54
何谓专制的权力？专制的权力是一群拥有特权地位的内部人，对一群不拥有特权地位的外部人的专制，因而专制下的平等是对内平等，对外专制。对内平等意味严禁国家权力任意剥夺内部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外专制意味着国家权力拥有任意剥夺外部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权力。贵族精英自由化在一国之内视处于特权地位的贵族精英为内部人，视平民大众为外部人，民族自由主视国家的全体国民为内部人，视非国民为外部人。
4.5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
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工人阶级政党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发展党内民主，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防止个人专断;又要加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思想认识,保持步调一致,防止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摘自《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李源潮）
“李源潮解释道，中国的领导人把党内民主看做是政治改革的基石，……。”
“中国领导人致力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是领导人下决心要作出明显的改变。这是当前切切实实的路线图。从根本上讲，这个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建设党内民主，然后扩大到一般民众。“以扩大党内民主，”李源潮直截了当地说，‘带动人民民主。’”
“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我们党的生命；只有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党内的民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通过加强党内民主，我们就铺好了通向人民民主的道路。’”（摘自《中国的政治未来》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看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党内民主”，“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极端民主化”这样一些极具中国语境特色的自由化说辞，我发出会心的一笑。在我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言论比斯特劳斯政治哲学更具微言大义。很多时候、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清楚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反自由化的自由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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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拯救自由随想录之四 大一统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由化大,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