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党和知识分子
李·哈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茶叶党运动是态度运动，不是思想运动。
知识分子批评家攻击茶叶党运动的最常见理由是它缺乏思想尤其缺乏新思想，这些批评家说得有道理。但他们指出的毛病不仅暴露了茶叶党的问题，也暴露了自身的问题。在他们批评的背后隐藏着美国知识分子很自然的模糊假设：即政治运动应该由思想驱动，新的政治运动应该提出新的政治观点。但茶叶党运动不是思想运动，而是态度运动，正如茶叶党所有集会上都能看到的流行招牌上表达的态度。在随时都会发动攻击的嘶嘶作响的响尾蛇头部上方写着在革命时代祖先中非常流行的战斗口号“别踩我。”这个好战的古老格言当然不是新观点。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观点而是一种警告。
如果你是知识分子，观点你能辩论，但态度你怎么辩论？你没有办法举出证据反驳它，也无法引用逻辑推导找出它的漏洞。对警告，你能做的只是听从或者忽略。“别踩我”不是有意地表达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表达一种态度，一种好斗的甚至恶狠狠地公然挑衅的态度。如果拿掉这种态度，茶叶党还剩下什么呢？可敬的知识分子能够尊重的东西实在没有多少。首先，该运动背后没有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或连贯的政策。其次，当知识分子想考察茶叶党提出的一些更激进的建议如取消社会保障或回归金本位时，他们只能吃惊地摇头叹息。这些早就是超过历史使命的老掉牙观点了。它们或许能激发政治幼稚者或者头脑简单者的狂热支持，但熟悉政治世界运作的人没有一个会认真地看一眼。用恢复金本位来解决经济问题简直等于是用马车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把精力放在追求这些荒唐办法的人往最好处说是在进行一厢情愿的政治。
难怪这多么清醒的知识分子发现很难认真对待茶叶党，除了把它看作未来美国政治的威胁之外。但自由派的反茶叶党知识分子有保守派兄弟不具备的一个奢侈品。自由派可以攻击和嘲笑茶叶党，无需担心疏远普通选民中的传统盟友。实际上，他们嘲弄茶叶党在政治上是非常划算的，相当于激发选民的热情，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就完全不同了。
随着茶叶党的影响越来越大，保守派知识分子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要么加入这个党要么谴责它。如果加入，他们将失掉可敬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如果谴责，将可能失掉对共和党的传统基础的影响力。
感情疏远
保守派知识分子遭遇的两难境地有令人困惑的地方。毕竟，茶叶党分子不过是强调他们坚持作为真正的蓝领保守派立场而已。看到像自已一样的保守派组成的民众运动的兴起，保守派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吗？可问题就在这里，茶叶党分子是与他们不同的保守派。像大卫·弗拉姆（David Frum）和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这样的著名保守派已经连续地贬低茶叶党运动以表明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就是认为它缺乏可敬的思想。有些保守派知识分子，甚至少数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表达了对茶叶党分子的愤怒和沮丧的同情，但在总体上，他们对民粹主义的保守派运动感情复杂。他们相信该运动值得密切观察，但不值得严肃地支持。
自由派可以攻击和嘲笑茶叶党，无需担心疏远普通选民中的传统盟友。
比如，在茶叶党的纳什维尔（Nashville）大会不后，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警告说，过多地强调茶叶党运动的“丑陋”面不应该令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该运动依赖的那种怨愤部分是针对华盛顿，针对两党既得利益者的，这种愤怒是完全合理的。把茶叶党运动看作疖子，提醒我们政治身体皮肤的潜在感染。”虽然阿里安娜·赫芬顿常常被放在自由派阵营，但她在这里表达了对茶叶党运动的比弗拉姆和布鲁克斯等著名保守派人士更加同情的态度。按照这种观点，茶叶党运动表现出的愤怒和沮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严重问题的丑陋症状，虽然茶叶党提出的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而且往往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
如果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能够理解茶叶党的最大限度，即把它看作政治身体上的“疖子”，那么，我们或许应该考虑美国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基本脱离本国民众的大部分本能情感的可能性。这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许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早就不再对影响美国人有任何兴趣了，尤其是那些对茶叶党运动表现同情的人（按照各种民意调查，这个比例在全国人口的40%）。但对于忠诚共和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自从1968年尼克松当选以来，如果能够赢得多数美国人，即逐渐把“自由派”看作肮脏的词的人，也就是尼克松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的话，共和党的政治成功就是可以预期对。2000年选举后，专家注意到这些人倾向于生活在红色州。因为讨厌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事业，他们往往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原因无非是这些人不是自由派。未来他们或许还会投票支持共和党，但只有在那些愿意加入他们党的共和党候选人。这使得保守派知识分子陷入可怕的束缚中。如果仍然希望维持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他们要么加入茶叶党，要么坚决反对它。但坚决反对它的战略有很大风险。当布鲁克斯和弗拉姆这样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攻击茶叶党的时候，他们赢得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赞赏，但对茶叶党分子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相反，茶叶党分子只是把他们当作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蔑视。
知识分子保守派和共和党大众之间的感情疏远就像困难时期的夫妻关系一样，要辨别出是谁先开始疏远对方的或者把责任归咎于哪一方是不容易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怪罪的。对茶叶党感到害怕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当然会谴责那些发起这个运动的人，但茶叶党分子可能通过宣称他们感受到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背叛来回击这种指控。在茶叶党分子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已经站到对立面去了。正如屯库·瓦拉达拉金（Tunku Varadarajan）在点名批评弗拉姆和布鲁克斯时把这些保守派知识分子称为“文雅场合的保守派（polite company conservatives）”一样。缩写词（pcc）被瓦拉达拉金定义为：
在媒体上和圣经地带渴望得到自由派精英的善意的保守派，这些人在出席晚宴时，希望聆听自由派对话者恭维他们与其他保守派不同，不像多数保守派那样不宽容或粗俗、尖刻、电台上的夸夸其谈。实际上，文雅场合的保守派和其他保守派的不同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同而是审美观有别，虽然可能有一点意识形态因素。
按照基础逻辑，这种人身攻击（ad hominem attacks）是没有根据的，但瓦拉达拉金实际上并不是企图揭露弗拉姆或者布鲁克斯。相反，他只是提出一种观察，文雅场合的保守派的社会心理学，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考察的一点。1
我们的伙伴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如何受到他们生活圈子的影响的。当周围的人对某个议题有某种看法的话，他们的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多数人不愿意和伙伴发生公开的冲突。存在一种天生的倾向使我们的意见与伙伴的意见一致，尤其是在可能获得他们好感的时候。一个热衷往上爬的社交人士肯定采用上层社会青睐的那些观点，甚至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存在一个无意识的与朋友或伙伴保持一致的认知趋同过程，这就是个人思想不知不觉成为集体思想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那些必须经常在两个对立阵营穿梭的人来说非常熟悉。一个在某一天到文雅场合在另一天到了“粗野场合”的人很容易感受到集体思维产生的压力。为了得到集体的接受和尊重，他必须否定另一方的价值和理想。我们多数人会通过把自己的伙伴限制在志趣和价值观相似的群体中来避免这个问题，但这个解决办法往往需要付出代价。那些把伙伴限制在思想类似的朋友和熟人圈子的人不可避免地成为难以抗拒的错觉的受害者，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交圈对自己思想和态度造成的巨大影响。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持某种观点或看法，他们往往真诚地指出这些观点是他们经过独立思考和判断后选择的结果。比如，当有人问自由派为什么支持同性婚姻时，他不会说“因为我受到精英观点的影响。”相反，他会指出支持这个观点是因为它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限制自己的社交圈在同样观点的保守派也会遭遇同样的错觉。如果问他为什么认为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会说“因为我受到最喜欢的右翼博客的影响，”相反，他会告诉你，这非常明显，任何人都能看出来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文雅场合的保守派眼中，茶叶党分子显然代表了“粗野场合”的保守主义。
在文雅场合的保守派眼中，茶叶党分子显然代表了“粗野场合”的保守主义。大卫·布鲁克斯已经强烈暗示了这一点，他称茶叶党分子是“沃尔玛嬉皮士”。毕竟，沃尔玛不是文雅场合的保守派购物的地方。相反，沃尔玛通常挤满了乡巴佬和蓝领工人。不过，虽然布鲁克斯贬低沃尔玛普通购物者的做法或许让经常阅读《纽约时报》的上等人感到开心，但对沃尔玛的顾客的影响几乎为零。他们根本不在乎像布鲁克斯这样的高雅保守派瞧不起他们。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尊重布鲁克斯，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布鲁克斯是谁。
任何东西都有好处，甚至包括无知在内。如果你对精英观点制造者一无所知，你就对他们所持的任何观点都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到沃尔玛购物的人通常不会出席大卫·布鲁克斯参加的晚宴，他们也就根本不在乎宴会上的人对他们的蔑视。因为他们从不阅读《纽约时报》，即使读了也不会当真，才不会在乎上面的评论家们说了他们什么坏话。因为他们对这些无知，他们对观点的评价不是按照精英认可的思想可靠性标准。他们看一个观点是否有道理完全根据自己的常识，才不在乎自己的结论在高雅人士看来是多么惊人或荒诞。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受精英观点制造者的影响。
茶叶党把曾经政治冷感的美国人重新政治化的能力给美国政治的本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当然，多数工人阶级普通美国人对精英观点制造者历来都是一无所知或不感兴趣的，这一点都不新鲜。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种对待精英观点的途径对美国政治方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理由很简单，那些不受精英观点影响的人通常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影响的。他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共事务没意思，他们有更加需要思考的东西，如工作、家人、房子、汽车、最喜欢的球队等。他们才不管国家管理或者保卫国家防止外敌入侵等复杂和无聊的问题，除非有人愿意向他们解释。只要管理精英尽职尽责，不激怒民众，普通美国人会心满意足地呆在边缘。只要管事的精英不做冒犯或激怒人们的事，沉默的大多数会乐于沉默。
但现在不同了。9-11的惊恐、久拖不决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卡特琳娜飓风后的政府无能、控制非法移民的失败、金融危机、巨额救助计划、奥巴马当选等所有这些事灾难性地破坏了沉默的大多数曾经对国家领导人能力的信任。许多人相信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那些从前根本懒得考虑政治问题的人开始聚集起来发表观点了，他们举行会议，支持候选人，发表政治纲领等。一夜之间，从前政治冷感的人变成了对政治充满兴趣的人，热情代替了冷漠。上一代人期待领袖做正确的事，而现在，人们开始相信他们的领导肯定会做坏事。怀疑和偏执狂取代了信心和信任。公民对管理国家的人的态度不再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而是收回曾经从我们身上偷走的权力。
茶叶党把曾经政治冷感的美国人重新政治化的能力给美国政治的本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新近政治化的茶叶党分子从来就没有对精英观点制造者放在眼里，如今对这些家伙更加蔑视了。因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主流，因而他们毫不担心自己的观点遭到主流的排斥。因为从来没有和高雅人士接触过，他们也不在乎那里流行的看法。茶叶党分子不是求助于精英专家，而是更愿意从十分明显的非精英那里获得观点，如右翼博客或者电台脱口秀节目。这两个地方都遭到可敬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蔑视。茶叶党分子热情地拥抱那些高雅人士觉得缺乏宽容、野蛮或者尖刻的观点。他们全身心地认同标语牌上嘶嘶作响的响尾蛇的“别踩我”式警告，在发动攻击时不会感受到任何的良心不安。这就是为什么试图通过攻击茶叶党运动缺乏思想来贬低它注定要起反作用。这样的战略不过是证实了茶叶党已经知道的东西：美国现在由一帮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精英所控制，他们公然地、连续地表现出对普通民众的价值观的敌意。
引起茶叶党反叛怒火的因素是民众对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日益严重的不满，少数精英越来越加剧了对观点生产和分配的垄断，人们讨厌由精英决定应该支持什么观点，反对什么政策，同情地报道什么政治候选人等等。更重要的是，茶叶党分子十分憎恶这些精英对可接受的公共话语边界所实施的严格审查。那些有权力认定某个观点“出格”的人根本无需反驳或考察的麻烦，只是简单地一禁了之。
这种审查的目标是造就一种受到政治精英严格训练的守纪律的民众，他们根本不去思考禁止思考的东西。当被禁止思考的思想在我们个人看来令人厌恶和反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同情审查者的目标。消除种族主义思想，同时消除所有能想到的其他偏见当然是国人的福气，但这个福气将让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审查者有权消除他们觉得需要反对的思想，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自私的目的滥用可怕的权力对全社会加强控制呢？其实，专制政权根本不需要恐怖和残忍的暴力，因为它们已经找到获得民众认可的更有效方法，那就是文化灌输。防止精英建立专制政权的东西是什么呢？
挑战文化霸权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著名的小说《1984》中想象了一个社会，其中统治精英通过把从前被认为是英语的语言改造成被称为“新话”（ Newspeak）的微妙宣传工具，成功地掌握了一种思想控制的政治。在奥威尔看来，政治极权主义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是加强精英对大众文化的控制。这种控制越彻底越广泛，人们超出许可的思想盒子之外进行思考的可能性就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收缩盒子的规模直到人们除了对党的路线亦步亦趋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于是，党的路线变成了常识。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霸权不需要通过威胁或者恐吓的手段强迫人们接受。
在奥威尔设计新话观点之前30年，意大利共产党人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它在很多方面预示了新话概念，但有一个重大差别。葛兰西在发现马克思之前是语言专业的学生。葛兰西尤其对两种语言发生碰撞的时发生的故事感到着迷。在整个欧洲历史中，征服者通常都迁移到新的领土上，那里的居民操不同的语言。在有些情况下，如法国的诺曼人作为征服者捡起了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更多的情况正好相反。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呢？为什么被征服者往往要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呢？
葛兰西认为，让人们放弃自己的本族语是征服者的语言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威望”（prestige）的概念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从来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却成了葛兰西最著名的概念“文化霸权”的关键。在奥威尔看来，专制国家追求的文化霸权是需要通过凶残狡猾的手段强加在民众身上，如远距离屏幕，即思想警察允许的颠倒的电视系统来观看和监督公民在自己家里的隐私和各种活动。人们看不到这个远距离屏幕，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受到监视，完全在国家的掌控之中。一旦做了什么让老大哥不高兴的事将会面临可以想象到的严重后果。
对奥威尔来说，文化霸权的基础是恐怖。但在葛兰西看来，其基础是威望。葛兰西说，文化霸权不需要采用威胁或者恐吓的手段来强加到人们头上，根本不需要强制。被征服的臣民要模仿征服者的高贵语言，同时会蔑视自己的本族语，认为它草根、低劣、有缺陷。在现代自由社会，同样的原则也在起作用，但参加者不同了。因为教育是取得世俗成功的入场券，它自然就成了威望的来源。威望不再是通过武装征服而是通过获得博士学位赢得的。在现代世俗社会，知识分子精英的卓越地位使得威望单边分配给经过选择的观点、思想家和机构。被灌输了威望神奇魔力的对象根本不需要推销，相反，人们会迫不及待地争夺这些，而且常常是在做出巨大个人牺牲的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地位崇高的机构，如名牌大学、资金雄厚的基金会、高档俱乐部无一例外地拥有比可容纳得数量多得多的申请者。门槛高的选择性本身使得其地位更高，更刺激了人们跻身其中的渴望。这就是威望的魅力：它根本不需要动一下手指头。威望能够悠闲地坐在那里，自信地看着人们匍匐在它的脚下，乞求从它高贵的饭桌上捡起一粒面包屑。
垄断威望分配的管理精英也就拥有了对文化的巨大威力。
垄断威望分配的管理精英也就拥有了对文化的巨大威力。它能够决定什么观点、思想家、机构值得人们注意，同时也决定什么观点、思想家和运动应该遭到蔑视、嘲笑和排斥掉，假设精英甚至屈尊注意到它的存在的话。不用说，这种制度会导致知识分子结成小集团，其中圈内人相互认可和强化各自的威望，但这像裙带资本主义一样是所有精英的标准操作程序，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依靠人们天生的渴求威望的欲望，知识分子精英根本不需要求助于奥威尔的老大哥的拳头。
虽然葛兰西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他给予威望的核心作用和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相差甚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统治阶级能够很容易地辨认出来：它垄断了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权。但在葛兰西看来，还有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垄断了观点的生产和分配权。资本主义者只是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知识分子则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早期社会，知识分子只能通过书籍和传单影响人们，其影响力有限。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到来，出现了用新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观念和思想传递给不识字的大众的新手段和方法。心理学操纵和下意识劝说等巧妙的做法能够很容易地打着娱乐的幌子进行思想宣传。拥有对民众的文化霸权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获得影响大众思想的强大威力，这是从前的独裁者和暴君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因为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威望，知识分子精英常常能够赢得人们对其事业的支持。那些希望被看作智慧的、思想新颖的人会很快接受这些在某个特定时期具有最大威望的观点，就好像赶时髦的人很快穿上最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最新款式服装一样。威望带来的魔力给予当权者影响社会的巨大威力。在葛兰西看来，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的威望足以让人们放弃本族语以便学习能够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语言。如果人们为了威望甚至愿意改变语言的话，当然会愿意为了这个目的改变自己的观点、价值观、习惯或传统了。
挑战寡头政治的铁律
无论好坏，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生活的深刻文化变革是文化卫士发挥巨大影响力的见证。在文化精英眼中不再受宠的观点、风俗和传统已经被贴上过时、陈旧老套的标签，而一系列进步政策已经得到精英威望的底色。实际上，美国人口中抗拒这些进步政策的人只有一部分参加了茶叶党聚会，手拿自己制作的标语牌。其实，正是茶叶党分子对思想可靠性标准的冷漠使得他们具有不受威望压力影响的免疫力，这种压力本来会塑造或者影响那些在乎自己观点可靠性的人。换句话说，茶叶党分子能够逃脱文化精英横扫一切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是葛兰西所说的被边缘化的圈外人。
当提到被边缘化的圈外人时，葛兰西想的是居住在老家撒丁尼亚（Sardinia）岛的人。撒丁尼亚人强悍、威猛、独立、顽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非常自豪，体现了随时准备好进行反击的“别踩我”态度，而且常常使用暴力。大陆出生的意大利人瞧不起岛民，认为他们粗野，没有教养。如果按文雅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当然如此。他们说的意大利方言被那些操托斯卡纳方言（Tuscan）的更有教育和文化的阶级认为是粗俗的。但葛兰西根本没有为自己的家乡感到丢人的想法，终身为它感到自豪。实际上，正是因为撒丁尼亚人的身份，葛兰西才认识到势利是一种强大的压迫形式。那些垄断威望的人就像创造商业垄断的大亨一样绝不会愿意与他人分享“我们的事业”（cosa nostra，美国黑手党的秘密犯罪组织）。
被边缘化的圈外人反对这种袭击的唯一防卫是毫不在乎。茶叶党运动根本不理睬思想可靠性通行标准，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不能采取同样态度。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特征证明了茶叶党分子所说的革命的合理性。当然，这不是马克思想象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相反，它是常识对特权观点制造者的反抗，从本质上说，它只能由不受高雅人士中流行的思想标准束缚的人来推动。再次，恰恰因为他们作为边缘化的圈外人的地位使他们能挑战文化圈内人的威望垄断。在保守派知识分子看来，这个事实或许使得茶叶党分子不为社会所容，但恰恰是这一点使他们成为抗拒自由派精英的文化霸权的力量。保守派知识分子曾经希望鼓动这种抗拒力量，但没有成功。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从总体上看茶叶党运动对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多大用途。正如茶叶党分子看到的，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新观点，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新观点。现在需要的是复兴从前的态度，捍卫我们的自由和独立性，防止任何人前来干涉的态度：“我们不需要精英来管理我们。我们能自己管理自己。”
文化精英眼中不再受宠的观点、风俗和传统已经被妖魔化。
人们可以提出强有力论证说明这种自我管理的态度是个错觉。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的名言是有些动物（包括人在内）永远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自称自由民主的社会实际上都是由精英管理的，或者是竞争性的精英团体的变戏法。有时候是精英公开管理，有时候隐蔽管理。批评家们指出，即使在古希腊，大众民主的装饰性外表不过是精英寡头玩世不恭的操纵的面具。20世纪思想家如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也指出，任何功能正常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被统治精英管理，正如每个企业都由管理层管理一样，这就是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
所有这些也许是完全真实的，精英统治不可避免。但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真正民主的错觉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寡头统治铁律本身就是要保持民主错觉长存和完好的最好理由。美国的实用主义早就认识到一个思想或许是错觉，但通过调动人们为它而行动仍可发挥关键的和积极作用。人们能不靠精英自我管理的错觉在限制精英不断寻求越来越大的权力时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可见错觉的作用不可小觑。
对精英管理的唯一真正有效的制衡是当权者对人们厌恶精英的恐惧。当人们决定试图自我管理时，走向自我管理的第一步可能是抛弃旧精英。不错，人们可能最终招来了新精英，但至少值得安慰的一点是旧精英被换掉了。因此，任何希望维持权力控制的统治精英必须认识到谨慎行驶权力的边界，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也不要引起民众的愤怒或者反叛。对精英权力的强大制衡力量并非来自粗劣的宪法（宪法总能被绕过去）而是来自普通民众对当权者表现出的怀疑甚至偏执狂的反叛态度。这是精英更难对付的地方。
历史的教训非常明显和简单。容易管理的人往往失掉自由，而难于管理的人则保持自由。这个差别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态度。那些表现出“别踩我”的态度的人维持自由仅仅是因为他们时刻准备好反抗任何威胁要踩他的人。对实用主义者来说，自由者使用什么观点来为自己的反抗态度辩护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在足够多的人中保持这种态度，使其成为渴望权力者的真正吓阻力量。如果茶叶党能够在这非常重要的活动中取得成功，那么，实用主义者就可以原谅该运动的愚蠢观点和荒唐建议，因为他知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一旦“别踩我”的态度在人民中消失，它就再也回不来了。反叛态度消失了就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失去的还有你的自由。因为从最根本上说，保持自由是唯一有效的自我保护。
作者简介：
李·哈里斯（Lee Harris），著有《下一场美国内战：针对自由派精英的民粹反叛》(Palgrave Macmillan, 2010)）。从前的著作有《理性的自杀：激进伊斯兰对西方的威胁》(Basic, 2007) 和《文明及其敌人：历史的下一个阶段》(Free Press, 2004)）。
1. 虽然瓦拉达拉金批评文雅场合的保守派，他自己决不是盲目的或者热情的茶叶党支持者。
译自：The Tea Party vs. the Intellectuals by Lee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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