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标题：毛泽东：一个在中国失去了确定性的“问题”（the Problematiques）？——专访萧延中教授）

　　[ 本文是应China Daily 记者何柏林先生提问而撰写的一个回应稿，后经何先生删改以为题"Political reform and Mao today”，发表在2010年7月1日的China Daily第4版。]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等多种专著、译者和论文，多卷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主编。

　　何：现在对毛泽东的怀念很多，其中也难以回避诸如现今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您认为这种怀念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这种“毛泽东热”的符号表征，可能够引导人们对毛的历史角色的清楚认识吗？

　　萧：我不大愿意轻易接受“感性的”还是“理性的”的这样的提问方式，因为这“二分法”的思维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强调“理性”在价值上高于“感性”的断言。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两种倾向是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绝对地区分开来。一般地说，“重情”可能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人之言行举止更多地带有情感的牵扯。总之，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感性”似乎占更大的比重。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当前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那么，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论辩者双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染上“情感”的色彩。但我不认为这样就意味着“非理性”，对这样的一种情感表达不应当简单地加以拒斥和过滤，而应当体现出某种理解和尊重。

　　在一般的中国舆论界中，现在一谈到社会上存在的“毛泽东热”总是把原因归结为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虽然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热”复归的迹象最早发生在1980年代最后的一、两年之中，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严格地说，这时的“毛泽东热”，其激发要素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中国发展“整体格局”之结构失衡在人们观念和心理方面的某种折射。更直接地说，“再次呼唤毛泽东”的现象，是当时人们对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某种根本上的不协调所作出的多重反映中的一种反映。在80年代最后这个阶段，“怀念毛泽东”的社会群体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弱势群体，包括学生群体、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在遭到政治权力压迫之后，试图在精神层面上寻求某种心理慰藉；另一个是在政治上已失势的“文革”极左派力量，这股力量在价值观上不能接受改革开放的整体思路，从而借助于社会上的“毛泽东热”间接反抗。还有一种不应忽略的社会情绪，就是出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老知青”的那一代人，由于其生命历程与“毛泽东时代”有着必然牵连，他们的“怀旧”带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化特征，这种个人经历的复杂性，其实已体系出了“毛泽东时代”的多层面，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潮。这是“毛泽东热”再次兴起的初始状态。其中各种促成要素被混杂在一起，但其性质是不一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相反的。90年代所形成的“新左翼”思潮，肯定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文革”极左派思潮的延续，而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的现代性叙事的反思。

　　现在人们似乎仅仅把“毛泽东热”看成是改革新政在经济和社会角度所呈现出来的阶层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也是非历史的。因为，其实经济总量的增长已使所有中国人多多少少地得到了益处，而后来的社会财富形成畸形分配，致使形成大规模“相对”贫困群体，正是政治文明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明显滞后的严重后果。的确，毛泽东生前对极少数人占据最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曾表示出某种严重的忧虑，并对此竭力加以抑制，但毛泽东最终没能实现一种成功的制度性突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对这一社会后果的“防范”，还是对这一社会后果的“放纵”，其背后的支援意识，却都是一种在深层次上具有“同质性”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构成的制度框架。很明显，“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都在反复告诫后人，清晰地分析现有体制的性质并稳健而果断地寻求结构性突破，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热”只是展示这一关键问题的模糊的符号表征而已。由此可见，试图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中，去发掘建构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铲除“权钱交易”的预期，起码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实践和理论上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因果关系混乱的期盼之中。

　　我上面说了，“毛泽东热”的出现，实质上透视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感情问题，但排斥感情又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情境，我想，开放和宽容就成为避免不了的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就又引出了我个人的一种郑重的建议，就是应当把对社会政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对这些问题的不满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与学术上深思熟虑的“毛泽东研究”区分开来。作为“符号的毛泽东”与“作为实体的毛泽东”，肯定不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你究竟是要借毛泽东说自己想说又不敢直说的话，还是要澄清关于毛泽东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是在前者，我以为在清除制度障碍以后，这样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如果是在后者，那么我们能不能设想在一个在最大限度地“去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去谈论毛泽东？起码像台湾学术界在谈论蒋介石时那样的一种情形。我之所以要设想这样的一种语境，是由于我不相信，要么“回到毛泽东时代”，要么“把毛泽东彻底批臭”，就能拯救现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如果这个判断多少还有些道理，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在毛泽东评价这一问题上殊死决战呢？我们再往后看过几十年，上百年，当毛泽东诞辰200周年纪念的时候，就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对这样一位具有超凡魅力、影响极大、个性彰显的政治家，仍会存在激烈的争论，但那时一定是专业性的，学术性的。

　　当前，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要求人们“舆论一律”，甚至在感情上投射都同样的一种形象，那只不过是一种极权主义式的妄想。以对已故政治领袖毛泽东持赞同还是批评态度为尺度来对人群进行政治划分，这本身就是很成问题的思维模式，其实质与其说是一种曲折的“政治修辞”表达，不如更直接地说，是制度障碍所造成的一种“隐喻言说”的必然结果。在此状态之下的“毛泽东形象”，无论是“爱”还是“恨”的表达，都不是一种接近真实的历史之中的毛泽东形象。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所期望的“毛泽东研究”的状况，就是试图超越上述那两种非A即B的“敌我斗争之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而在一种更加深度关切的层面上去清理、解读和分析毛泽东给中国社会留下来的政治、历史和精神的遗产。这种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情绪偏好”就可以澄清的，甚至需要几代学人的持续探究。

　　何：当对毛的认识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您认为对毛的历史评价的争论都在哪些方面？在这些争论当中，您认为哪些又是被现实问题所激化的？为何如此？

　　萧：我刚完成了一篇涉及这一主题的评价文章，题目是《近期中国的毛泽东研究：一个政治意识生态的框架草图》，中文较长，发表在中文杂志《领导者》第33、34期上。英文的缩写本的题目是"Recent Mao Zedong Scholarship in China”，发表在Timothy Cheek主编的The Cambridge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一书中，即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项研究中，我把当下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分为“官方意识形态”（Official Ideology）、“自由主义的批判学派”、“新左翼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四种评价类型，也可以把看成四个研究流派。读者感兴趣可以参考，这里不再重述。

　　涉及中国关于毛泽东评价的争论，我赞同学术界大体一致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学术界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的大分裂”。而其中最为明显的学术冲突，则发生在“自由主义学派”与“新左翼学派”之间。可以这样说，除了一些诸如“毛泽东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一类“正确的废话”以外，在几乎在所有其它重要问题的方面，中国学术界都存在着重大分歧。我们这里只简单展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和“新左翼学派”决然对立的理论论点：

　　“自由主义学派”对毛泽东持激烈的批判倾向，从其观点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抽象出五项批判要素：①信仰体系上的乌托邦理念、②政治上的个人独裁、③行为上的诡诈谋略、④心理方面的自恋倾向，⑤以及由这些要素综合而成的政治认知格局。这派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晚年走出了一条给中国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政治轨迹。例如，对“大跃进”运动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本人不仅并未作出深刻反省，反而固执己见，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对此提出质疑的彭德怀，由此一步步地将“阶级斗争”理论升级到党内高层，打击报复中共中央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乃至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形成了空前的个人极权的社会政治格局。这种观点的特征是：一方面对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品行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另一方面强烈要求对毛泽东个人所负有的不可推脱的政治责任进行历史性追究。

　　在非人格的制度意义上，“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是，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的“民主共和国”，形象地说就是成立了一个合伙制的股份公司。但数年以后，毛泽东就违背建国初期对其他“股东”的政治的承诺，把国家政体由“共和制”变成了“一党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体的发展方向其实恰恰与1940年代中共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弊政如出一辙。更为严重的是，由“多党共和制”演化为“一党独裁制”，再有“一党独裁制”进一步演化为“一党领袖个人独裁制”，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替代了公共事物的制度性决策。于是，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所追求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本来性质被彻底地扭曲和改变了，严酷的历史似乎跟善良的人们开来一个大大的政治玩笑！虽然这个历史性政体演变过程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不能仅仅将其归咎于毛泽东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上，毛泽东的个人信念、价值追求以及执政风格，则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左翼思潮”，与此刚好相反。一方面，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仅领导了使中国摆脱外国控制、摆脱殖民主义藩篱的伟大革命，而且初步建立起了整体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成功地掌握了核武器、人造卫星等等先进的核心科技水平，同时在他执政的数十年中，彻底改变了中国“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使中国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美—苏—中”三足鼎立中一个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毛泽东所倡导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真正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而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和享有绝对权力的毛泽东，居然发动攻击这一体制的“文革”运动，鼓动纵容各阶层群众摧毁官僚体制的“大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毛泽东晚年试图粉碎中共内部滋生利益集团的思想和实践，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乃至中共高层既得利益者的接受程度和领悟水平，所以，必然地被后人大大地误读了。他们辩称，“文革”应当被看成是当代中国的“毛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反叛人格的毛泽东可被看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尼采”，在精神革命的意义上，毛泽东甚至可以与先知摩西和耶稣基督堪比。

　　由此看来，在这些论点之中作出Y或N的简单选择是困难的。我个人认为，争论不是坏事，但千万不可“意识形态化”。至于哪些论点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启发意义，那将是一个重心和视角问题，一个见仁见智的开放论域。面对这一现象我想强调：生活在现代中国的环境中，人们应当适应价值多元化的状态，因为这才是人类的精神常态。我们对“一元化”已经习惯了，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不舒服，似乎要“大厦将倾”似的，潜意识中总不自觉地在“找”敌人或在“防”敌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对毛泽东的评价出现多种声音是件大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引用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术语说，这种争论就叫做“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

　　何：对毛的功过的争论似乎在不同的阶层当中有差异，您怎样看？这样的差异是不是映照了转型期间的社会问题？如果是，又是怎样的问题？或者说您认为在对毛的评价上，历史是在映衬现实还是被现实扭曲了？

　　萧：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所有的下层民众都怀念毛泽东，但说那些没有合理地分享到中国现代化带来的好处的人群会怀念毛泽东，则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道理众所周知，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到目前为止，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抑制。这与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大家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部分来自于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的经济收入在绝对量上要高于毛泽东时代，但他们与现在的富人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再加上物价不停的提升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因素，他们生活相对来说处于较差的状况下。因此这部分人对毛泽东时代很留恋，觉得要穷大家一块儿穷，要富裕一块儿富，不能说你们富起来了我们却很穷，这样不平等，这样下来就产生了一种“恋旧的情怀”。如果再往深里看，那么，“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即使在富人之间，在亲兄弟之间，也很讲究“均平”，“冒尖”、“露富”则会惹出麻烦来。毛泽东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国文化对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他晚年所追求的“大同之境”与从基督教某流派中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相对下层群体而言，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大分裂”局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试图重新对晚年毛泽东进行积极解释的“新左翼”学人们，大多具有相当良好的知识训练，其中不少人还是“海归”学者，他们对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不是可以被随便哄骗的“傻子”。开始我也不能理解，按理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系统教育，应当是西方主流“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怎么会走向“左翼”呢？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所谓西方是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其中有“右翼”，也有“左翼”，而且就思想性和理论性而言，“左翼”一点都不逊色于“右翼”。在强调“多数意志”的前提下，还有一个“尊重少数”的原则。而这些“少数派”往往一针见血，专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痛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理论具有“反叛的前瞻性”。比如，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就对西方主流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新左翼”知识分子对于带有压抑性的官僚体制很是反感，他们自己没有官位，也瞧不起“既得利益者”打着“为民”的旗号狂捞“私人资本”，试图充当一个“反叛＋拯救＝公正”的角色。于是他们就推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理论旗帜。在一定的意义上，晚年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要素与“新左翼”的理论追求，在结构上的确有重合之处。但就具体评价晚年毛泽东而言，“新左翼”的“毛泽东”是脱离历史语境的、根据当下的需要被建构出来的“毛泽东”，而真实的毛泽东不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位对权力高度敏感的政治家。

　　上述两类“崇毛”群体，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观念上的“平等”诉求则是一致的。我们需要深究的，不是“平等”诉求本事对不对，而是当把“平等”的价值放在高于一切的时候，那么，紧跟着的社会后果是些什么？至少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告诉我们，以实现“平等”诉求为起点，而以倡导个人独裁而告终，已经显示出了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内在逻辑。这才是中国思想界应当研究的深层思想问题。

　　何：您认为毛的错误都有哪些责任方面？对其的历史评价是“功盖于过”的原谅加怀念，也有“全功”与“全过”的狂热与妖魔化，当然也有对其功过的区别反省。您怎样看？

　　萧: 我不会在毛泽东晚年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样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因为我不认为这样的“好”与“坏”、“得”与“失”、“善”与“恶”的偏好判断，对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具有根本性的益处。人们经常会用“大跃进”运动导致社会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这样的事实，来论证毛泽东本人的一意孤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在历史过程中，那是一个哈耶克（F.A.Hayek）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之“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所酿成的典型悲剧，“大跃进”运动原则上是这一人类悲剧的“毛氏类型”。对于“文革”的评价就更加复杂，但也是这场人类悲剧中的一个极其独特的剧种。关键的反思不在于“狂热化”或者“妖魔化”某位难脱其咎的政治领袖，而在于对“是什么要素致使这样的人物可能得意忘形”之类问题的深究？就像如果我们要研究纳粹德国，不能仅以对希特勒个人的谴责为依据一样，我们更想知道那时的德国、乃至全欧洲的“排犹情绪”究竟由何得以形成？澄清这一流行一时的“排犹情绪”，甚至不应避讳描述希特勒个人的意志倾向和超凡魅力。当然，要分开这两件事的确很难做好，它是对人们智慧水平的一种考验。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从他的具体政治行为来看，说他是专制主义者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看到，国家大事往往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像恢复中美关系那么重大的转折，就凭他老人家一个人的判断，我没有看到他同别人商量或召开会议讨论的任何资料。提拔王洪文做党中央副主席，也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选择。在现代国家，除了朝鲜，我们在哪里能看到过这种状况？这难道还不是专制主义者吗？我个人看，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不是非要使用这么刺激的名词，而在于要反思这种情况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总结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制度上的权力制衡，要比骂骂人，出出气，有意义的得多。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并非献媚之辞，他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也有一种罕见的同情，他尤其见不得官僚、权贵欺负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他是一位以最大的权威带领“小人物”反权威的特色人物。有很多事例表明，毛泽东对“被压迫者”很有感情。他没有做作，也没必要做作。

　　在我看来，在眼下中国关于评价毛泽东的争论中，仿佛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预设，即认为“独裁者”与“大救星”是两种决然对立的角色，也就是说，既然是前者就不可能是后者，反之亦然。但我们仔细想想，中国历朝历代的掌权者，谁会在主观上想把“他自己的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呢？又有谁不想“为民做主”而获得下民的赞誉呢？所以，起码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的框架内，“独裁者”与“大救星”之间“应当”有一条相通的逻辑渠道，在这个框架中，可以容纳下今天在我们看来完全相反的政治概念，从而构成“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并且遵从这样的一种研究理路，那么，面对毛泽东这样一位颇负争议的著名政治人物，给他戴上一顶“好人”或者“坏蛋”的帽子就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我宁愿将“毛泽东研究”看成为分析“中国政治逻辑”以及回答“中国何以为中国”一类宏观问题的一个避免不开的，乃至十分珍贵的经典案例。如果真的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负责，我觉得这样的“冷静”是一种“负责任”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不妨变换一下讨论的角度，看看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毛泽东的最大特征在哪里？研究中我注意到，毛泽东总是跟两类人“过不去”，或者说，对两类人较敏感。一是文科高级知识分子，二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其实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持有者，前者掌握“话语权力”，后者掌握“政治权力”。林彪曾经精彩地概括说：“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我觉得，虽然没有证据说毛泽东曾读过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著作，但好像他对执政党自身可能腐败早有预感。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以及对郭沫若《甲申300年祭》的批示中，都透露出了明确的信息。而控制“话语权力”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这是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突出特征。他是一个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换人类精神结构的人，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服从”，而且更是内在的“信奉”，所以对所谓“意识形态”领域异常地关注。我一直觉得毛泽东其实是一个用无政府主义理念维持政治秩序的人。他反对权力的约束，但同时又是一个大权力者，用最大的权威带领着没有权威的人去反对权威，这就形成了毛泽东的一套逻辑。他的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很怪，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本人的权威提出挑战，但他向任何权威挑去战。毛泽东的权威是垄断一切的权威，所以他不允许文科知识分子形成另外的一套精神权威。“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政治观念中最值得深究的一个层面，它可分为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另一个就是对文科高级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他对这两类人群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就其基本方式来说采取都是“说服”法，具体路径则又有所不同。对于前一部分人，主要是通过“忆苦思甜”等途径，建立“被压迫”意识，进而激发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而对文科高级知识分子则要他们逐渐放弃自己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信奉“毛泽东思想”。我认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掌握权力的人，他更关注社会的精神结构和意识结构。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所谓“精神结构”是由“先知” （西方）或“圣人”（东方）承载、解释和传递的。先知和圣人虽然没有现实权力，但他们所说的话被人们当作一种圣言和真理。卢梭（J.J.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敢于为一个社会创制的人，首先要有能力改变人性（Whoever would undertake to give institutions to a people must work with full consciousness that he has set himself to change, as it were, the stuff of human nature.）。这里的“人性”其实也就是人的精神结构。我认为，只有那些关切和致力于改变和建构人类精神结构的人才是真正的特殊人。实际上，西方学者就把“毛泽东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准政治宗教，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关怀。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深层关切是要把文科知识分子变就成“毛泽东思想”的传教士。其结果必然是对文科知识分子看得很紧很紧，除了“学习文件”，就是要到社会底层去体验生活，通过“行动”去实现思想的体悟和灵魂的转变。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精神上的独立性，他们珍视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以致超过自己的生命，而毛泽东要他们丢弃的东西恰恰是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价值，所以必然受到他们的抵制。在知识分子眼中，一般会假设毛泽东是“政统”，然后知识分子是“道统”。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涉及的是“政统”和“道统”之争。但实际上，毛泽东本身也是在争“道统”，他不满足于只当“政统”代表。所以，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新道统”和过去的“老道统”之间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它们断裂的点是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更具有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