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软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知识和信息、国民的整体素质与民族凝聚力、政治领导力。其基本特点是非强制性、非垄断性、扩散性、无形性等。尽管存在缺陷和不足,“软权力”理论对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以及推进和实现国家利益都有极大帮助。尤其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下,其地位得到了空前凸显。

　　关键词:软权力;软权力理论;和平崛起

　　“权力”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尤其在现实主义学派理论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每当提及“权力”,在绝大多数场合,浮现在人们头脑里的必然是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然而,事实上除了这些有形的、具体的权力外,还有一种无形的、非具体的权力,这就是“软权力”,也称之为“软实力”、“软国力”、“软力量”。

　　一、“软权力”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理论来自于实践,是对现实的反映。每个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背景,它是特定国际形势的产物。从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冷战末期以来,国际形势出现缓和,但许多全球问题却已出现并越来越严峻,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加强,因为全球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单靠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国家单打独斗往往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传统的权力手段不足以解决国际政治中的困境,现实需要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权力资源。另外,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本占领美国市场步伐的加快,美国国内出现了美国衰落的悲观看法。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为代表,出现了“衰落主义”(declinism)。与此相对,有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复兴主义”(renewalism)认为美国并非衰落,只是其权力的性质和构成发生了变化。“软权力”理论便应运而生。

　　最早明确提出“软权力”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情报委员会主席和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教授。他的软权力概念是受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文章的启发提出的。这两位政治学家于1962年在美国的政治学评论(PoliticalScienceReview)杂志上发表了“权力的两张面孔”,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secondface of power)的思想。1963年又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提出和分析了权力的同化(co-optive)属性问题……

　　1990年,约瑟夫·奈分别在《外交政策》等杂志上发表了“软权力”(Soft Power)一文,并于同年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软权力概念。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传统而言,作战能力往往是检验大国的标尺,而现在。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昔日极其突出的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军事力量的地位下降,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此后奈教授不断著书立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来加以补充、修正、完善。2002年。他出版了《美国霸权的困惑》(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dd’s Only Superpower Can’t Do It -lone?),进一步分析了“软权力”理论。该书问世于“9·11”之后,他对美国单边主义、傲慢专横的外交政策提出的警告正好证明了软权力何等重要。2004年的新作《软权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L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比较系统地梳理并清晰表述了“软权力”理论,同时也阐述了其它行为体所拥有的软权力及其量化分析。

　　二、“软权力”的含义

　　理解软权力的含义,就得了解什么是权力。权力这个概念的含义难以准确界定,奈教授把权力比喻为爱情,说它易于体验,却难以定义或者衡量。他还把它比喻为天气:“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就像天气一样,虽然人人都在谈论它,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正如农民和气象学家努力预见暴风雨的来临一样,政治家和分析家试图理解国家间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权力变迁不仅影响各国的命运。也常常伴随着世界大战的风暴。”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必然牵涉这种能力如何产生,是强制性还是非强制性,或者兼而有之?郎认为权力有武力、操纵、说服、权威四种形式。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是力量加影响力。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很多学者已经着意于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剥离开来,另起炉灶单独探讨。约瑟夫·奈对软权力是这样描述的:“软权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们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权力可依赖某人的观念或文化的吸引力,也可依赖通过塑造他者偏好的标准或制度设置议程的能力。”

　　奈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从而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软权力思想。奈指出,有很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他人,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前者是运用硬权力,后者是施展软权力。在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通常同诸如军事和经济力量那样的具体资源相联系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它通过借助“大棒”威胁或“胡萝卜”引诱,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强迫他人做本不愿做而违心的事;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规则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它依赖于吸引力而非强制性手段,让他人心甘情愿仿效追随、自愿接受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这些软权力资源,在发生争端时它无需过多地采取消耗巨大的强制性的措施。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奈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软权力的作用:小孩的父母都知道,假如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确立信念和偏好,那么他们所拥 有的权力就会比单纯依赖积极管教的方式要大得多、持久得多。奈认为,在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太具体,越来越缺少强制性。简而言之,软权力就是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综合表现。

　　三、软权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笔者以为,软权力可以比较全面地概括为文化吸引力等六个方面。

　　(一)文化吸引力

　　文化既有形又无形,内容既广泛又模糊。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影视媒体、报刊杂志、网络、宗教、语言、饮食等等都可以包括在文化的范畴之内。文化无处不在,时刻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强大的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并取得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驱动力,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无疑是构成软权力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好莱坞的电影、麦当劳的快餐、牛仔裤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全世界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二)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吸引力

　　奈教授认为,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价值观念是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构成成分,它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实现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如二战后美国在德国和日本都成功地推行了民主制度,输出了民主人权观念。在漫长的冷战时期,美国对民主的输出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烙印。美国在冷战时期的“输出民主”战略取得了不少成果,造成冷战结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是分不开的。另外近年来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

　　以美国为例,它通过倡导一系列国际机制、规则、制度等国际关系理念,然后据此成立国际组织,使其它成员自觉地与其倡导的行为准则保持一致,而这些行为准则比较隐蔽地体现了倡导国的利益。当前的国际机制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掌握国际机制理论的解释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受灾国只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改革本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才能获得援助,而这些改革的要求都是按照美国的意见制订的。2008年3月8日《参考消息》时事纵横版刊登了一篇来自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译文,标题是“美国在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国际规则”。奈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软权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国际规则,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

　　(四)知识和信息力

　　托夫勒指出,权力有三根支柱:暴力、财富、知识。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权力的支柱是暴力和财富。而在当今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一跃成为最重要的支柱。奈认为,权力正从资本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传播自由信息的途径的普及,增加了世界政治中说服的潜力。一国能更加容易地影响他国人们的信念,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自由信息能改变对自我利益的理解并因此改变硬权力和战略信息的使用。

　　(五)国民的整体素质与民族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是指一个统一的民族在社会秩序和文化理念方面团结聚合、相对稳定的精神力量,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取向的一致认同。民族凝聚力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团结就是力量。林肯有句名言“合则存,分则亡”(United,we stand;divided,we fall)。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提出了一个有名的综合国力计算公式,即Pp:(c+E+M)x(s+w),其中Pp表示可感知的力量即综合国力,c表示基本实体即面积、资源和人口,E表示经济能力,M表示军事能力,s表示战略,w代表意志。w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民族的凝聚力。日本综合研究所则把综合国力设计为三大方面,即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强制力量,其中每一方面又可细分为许多个要素,比如在生存能力中就包含了“国民精神”等要素。

　　(六)政治领导力

　　国家决策者的政治领导力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美这对冤家夙敌关系开始解冻,逐步相互靠近联合抗苏,从而摆脱了险境。毛泽东主席这样一位强烈反帝反美的领导人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决策水平,这种政治领导力无疑是综合国力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四、“软权力”的基本特点

　　(一)软权力通过非强制性的方式发挥作用

　　顾名思义,软权力强调文化、价值观念和国际机制的吸引、感召、感染、同化效果,通过比较隐蔽的、软性的、非强制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和扩散,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日益增大的相互依存性,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往往代价太大,甚至得不偿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在维护和扩张一国的国家利益方面的作用明显减弱。因为凭借软权力,他们可以不用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取得很大收益,于是西方国家转而日益注重通过高科技手段,把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物化在商品里,以隐形的软的方式向外输出,既实现输出价值,又获取经济利益。

　　(二)软权力具有较大的非垄断性和扩散性

　　软权力资源多数不能被某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垄断,它具有很强的扩散性。不象核武器被少数大国垄断,很小的国家都有自己的软权力,甚至很大的软权力。例如,弹丸之国教皇国梵蒂冈即如此。中国最早研究软权力的学者王沪宁说,文化是一种广义的信息,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

　　(三)软权力的影响是无形而深刻的

　　硬权力的作用通过威慑、强制产生,往往立竿见影,来得直接有形,但是它的使用经常导致国家的仇恨并带来强烈的反抗,只能“治标”无法“治本”。软权力可以通过文化、价值观、国际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吸引、感染,潜移默化,逐渐而无形地塑造甚至同化对方,巧妙地实现己方的战略目标,同时让他国“心服”达到“治本”。

　　(四)软权力的有效运用常常需要硬权力的支持

　　军事、经济实力的强大通常会有助于一国主导或者参与主导国际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它国对该国文化、价值观、社会体制的主动效仿追随。所以说,硬权力往往支持软权力。但要注意,“当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说经济和军事的失败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时,他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软权力仅仅依靠硬权力的基础则是错误的”。硬权力不是软权力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上面所说的教皇国梵蒂冈人口、土地等硬权力资源微乎其微,但它在基督教世界里却有较大的软权力。日本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军事力量也不小,虽然如此,日本 对其它国家的吸引力、感召力、同化力却不大。

　　五、“软权力”理论的局限性

　　“软权力”理论大致有三个缺陷。首先,软权力是相对硬权力而言的,这是奈教授人为的划分。那么二者之间是何种关系,在范围的界线上是否是泾渭分明呢?迄今为止,尽管他对此做了很多努力和修补完善,也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其次,软权力的大小难以具体衡量测定。尽管奈在软权力资源的量化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统计数字和资料,但是其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软权力对一国的对外行为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这点还需清晰化。最后,软权力的构成要素在奈的著述里前后提法有出入,也不太完备,甚至有些要素之间有重叠之嫌。例如,奈常常混用几个概念“意识形态”(ideology)、“理念”(ideas)、“政治价值观”(political values)。而且,似乎“理念”、“政治价值观”应该可以归入“文化”的范畴,“文化”是个宽泛弥散的概念。

　　六、“软权力”理论的现实意义

　　尽管存在上述一些缺陷和不足,“软权力”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仍然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传统的国力分析对软力量重视不足,过分突出诸如自然资源、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物质性因素。“软权力”理论提出了更加全面合理的分析范式,它同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模式已经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很强的反响和共鸣,积累了一定的软权力,但是同美国等国家相比还有相当距离。“软权力”理论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发展自己的软权力,有助于全面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国在发展硬实力时切不可忽视软实力的重要作用,“软硬失衡”势必引起国家影响力的下降。

　　其二,软权力因素正在直接影响或参与外交决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的自我定位、对外阐释以及辐射范围。重视发挥软权力的优势,有助于国家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的目标。这是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文明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目标的途径。例如中国在巴黎举办传统中国文化年,让欧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增强对中国的信任度,促进中欧经贸往来、政治协作、互利双赢,取得了良好效果。

　　其三,大力加强软权力建设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的助推器。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先生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历史经验和时代特征都要求中国必须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而和平崛起战略的实现需要中国发展和运用软权力。中国发展软权力客观上则要求展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行睦邻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制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例如,在外交上中国大力提倡“和而不同”,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中法文化年,中俄目前也正在互办文化年,中国还倡导建立了博鳌亚洲论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还积极参加了在包括印度洋海啸受灾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提升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减少甚至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推动中国和平崛起。

　　其四,软权力是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数。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大国,仅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并非足够,还要具有较大的软权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它的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其军事实力也相当强大,但是众所周知,它被称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据《参考消息》报道,日本因得不到国际社会足够的支持而已暂时放弃了“入常”计划。日本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崛起。崛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就是看它是否占有十分重要的国际地位。比如,二战后的美国大力发展构建了主导国际机制这样一种软权力,它主导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机制和组织,从而使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际政治议程,影响其它国家的行为和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显赫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软权力是一国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和强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同样道理,要衡量判断中国是否崛起,必须要看中国是否享有足够强大的软权力。

　　其五,中国正处于市场开放、观念更新、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塑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某些国家的软权力由此获得了向中国渗透的有利时机。强化对软权力的认识和重视,有助于防止它国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渗透和吞噬。这种文化渗透与其它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冲击政局的稳定、削弱综合国力,导致中国的崛起战略流产。约瑟夫·奈说,美国在冷战中获胜是靠硬的军事力量遏制苏联侵略,但同时也借助于交流计划和向“铁幕”之内进行灌输美国价值观的广播宣传这类形式的软力量。这些见解真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