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华

安东尼·吉登斯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本人以结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holistic view）而闻名。

记者：结构化理论明显综合了各种理论要素，如结构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解释社会学有关行动、权力等的分析，此外还有海德格尔的时间，弗洛伊德、埃里克松等人的心理分析等，您能否用一种更加简明的方式，说明一下您是如何把这些完全不同的因素调和在一起的？
     吉登斯：的确，如你所言，结构化理论是一种综合了非常多观点的理论。但实际上，所有这些要素都与一个核心的主题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刚刚讲到过的社会再生产。这一主题包括：社会再生产如何进行和发生变化；权力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与社会再生产交织在一起；文明如何转型。它们是社会再生产中的三大基本问题，我把它们与不同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你也知道，对于这一主题的论述不可能不联系到这些理论或者思想家。就如当我们谈到权力理论时，若想理解什么是权力，便可以从列维-施特劳斯那里找到非常有趣的论述，戈夫曼的著作也同样如此，尽管权力在后者那里并不是那么重要。同时，你还可以考察权力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经典思想家那里是如何得到阐述的。实际上，在论述社会再生产中的权力和社会转型等问题时，我近来的著作并没有太多引用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观点，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了晚近思想家身上，当然不是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列维-施特劳斯、欧文.戈夫曼和帕森斯等人。
    记者：权力是结构化理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同时，在您有关国家类型和民族国家的论述中，权力也是其中的基础性概念之一，您把权力的时空伸延程度作为划分国家类型的依据，把无所不在的行政监控作为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您把“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分别看作是权力的基础。不难看出，前者某种程度上受马克思权力观的影响，但您为什么会把配置性资源单列出来作为权力的基础呢？它是否也受特定思想家的影响？
    吉登斯：配置性资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列维-施特劳斯，其中最核心的则是其有关书写的思想。因为书写使你（的能力）可以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形成伸延，因此，书写不仅仅是写一本书或者讲一个故事那么简单，而是权力的媒介。列维-施特劳斯对于这一点的论述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在我看来，他把不同文明的演进与交往方式联系在一起也非常中肯。我有关权力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列维-施特劳斯，我只是以一种更加概括化的方式进行了论述。
    而对于交往方式，因为如果我们从印刷的角度加以思考的话，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来说无疑极为重要，我不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可以不跟印刷发生联系。当然，后来随着摩尔斯电码的发明，人类的交往方式开始与电子通讯技术联系在一起，可以与远距离的人进行即时性交流，这是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重要革命，它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而且还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催生了现代工业化战争。随后，人类发明了收音机、电视、互联网等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这是人类交往史上的另一次重要革命，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之间的交往，而且实际上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组织。对于这些影响，列维-施特劳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尽管其研究针对的主要是那些没有书写的社会。
    其他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也可以从他那里推导出来，那就是时间的发明。他对于时间问题也写作过一些著名的作品。当日历出现以后，人们形成了某种线性的时间观念。但是，只有在存在书写的前提下，你才可以编订日历，才能绘制星象图，才能对事件进行有序的规划。我认为，这些仍然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使是后来当我写作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著作的时候，我还是主张，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更为交往革命所驱使，而不仅仅是市场的扩张，后者是一种后来(later-day)才出现的延展(extension)。
    在许多人看来，列维-施特劳斯与戈夫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或许并不是如此差异迥然，因为他们两者都是人类学家，而且都深受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影响——布朗则是一位深受涂尔干影响的英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写作了大量有关仪式的文献，对无文字社会进行过大量的分析，而仪式同时也是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题。因此，我的确认为这两大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某些知识关联，并且尽可能把他们的思想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因为戈夫曼在解释社会再生产方面无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没有类似的分析，也就无所谓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如何可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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