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尽管上海金灯台教会经历了目前历时最长的维权式户外聚会，可是，比起成都秋雨之福教会，北京守望教会和上海万邦宣教教会那几家也实施了户外聚会的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该教会可以说是默默无闻。默默无闻是因为普通。2009年10月在上海了解该教会情况时，发现它是一件普通到再也不能普通的家庭教会。但是，唯其普通，上海金灯台教会的户外聚会才具有了远远超过另外三家教会的意义。普通，才普遍，才更代表着目前一般家庭教会的走向。自2009年6月中旬，由于地方政府通过不太体面的方式剥夺了其正常聚会的场所，这个小小的传统家庭教会，在上海虹口区大马路边的一小块公共绿地上开始了户外的主日敬拜。就象那位普普通通的黑人女工因着人的尊严而对强迫她为男性白人让座的人与法律说了“不”，于是就触发了由人之尊严而来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全国运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型传统家庭教会为了持守敬拜上帝的权利而走上街头，不仅代表了家庭教会在这个世代不畏任何牺牲而绝不放弃自我信仰的决心，也表现了家庭教会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争取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先锋与代言。

       上海金灯台教会的户外聚会具有如下两个开创性的意义。第一，开创了传统家庭教会实施维权式户外聚会的先例。由于历史的缘由，以往面对官方逼迫的时候，家庭教会一般采取了“坚持信仰却不坚持权利”的态度。近几年，某些新兴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在坚持信仰的同时也维护与信仰相关的权利。这种变化是因为上帝在历史中准备了这样的社会条件，使得家庭教会可能通过自己的坚守而为信仰赢得权利，并经由这样信仰维权活动而建立新兴的宪政结构。不过，由于不少家庭教会的成员仍然处在圣俗两分的思维模式中，所以，未能看到在这个时代信仰与权利并行的客观必然性，也没有认识到宗教信仰权利的建立是实现福音影响社会全面生活的基本外部条件。一些人认定争取信仰的权利是在搞政治，并将信仰维权的活动视为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标签式特征（即仅仅与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相关的特殊现象），更进一步将信仰维权活动归因到教会中知识分子成分的文化特性以及“民运”与“维权”人士加入教会带来的政治影响。上海金灯台教会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传统家庭教会，由一些普普通通的市民组成，既没有大群的知识分子会众，也没有显赫的民运人士参与其中。正因为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传统家庭教会，于是，其既坚守信仰又坚持权利的户外聚会才更具有普遍性。在坚守信仰的同时也坚持权利，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对家庭教会的托付。这既不是人们主观的谋略，也不是只与一小群人相关的特殊活动，而是教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是整个家庭教会的使命。在2008年5月，北京守望教会与北京锡安教会首先对官方逼迫说“不”时，人们大多认为其维权行为仅仅与个别教会特定的定位和取向有关；当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于2009年6月开始维权式户外聚会，一些人仍然强调该教会行为的政治背景（教会带领者的民运背景）；可是，从2009年6月至10月间，几乎所有被政府违宪干预的家庭教会都采取了维护自我权利的积极态度，上海金灯台教会仅仅是这些普通家庭教会中比较显著的一个代表。“坚持维权态度”不再是城市新兴家庭教会与传统家庭教会之间的分野，而是所有家庭教会普遍具有的一般态度。

       第二，首先开始了结构性的团队支援系统。以往面对官方的逼迫，家庭教会的回应基本以单个教会为单位，各自为战，以维系本教会的生存为首要目的。即使教会之间有彼此的支援，也是仅仅发自一时的感动，没有结构上的意义。所谓“结构性”或“具有结构意义”是说：一种作为不是随机的，偶然的，临时起意的，时有时无的行动，而是出自一个持续并稳定之结构的常规机能。上海金灯台教会与其它三十余间教会具有以祷告为核心的事工连接。在此次户外聚会期间，“联祷会”于代祷，咨询，决策以及其它辅助性活动方面给了金灯台教会许多支持。金灯台教会的户外聚会不再是一间家庭教会的单独行为，而是以“联祷会”为核心的整个团队的集体反应。“联祷会”已经不是一个只是为祷告设立的空泛联盟，而是“道成肉身”，成为维系整个团队实际生命活动的实体结构。联合的祷告依然是核心，不过，与此前不同，此次同心的祷告也在支配同一的实体生命。“为你们教会代祷”不再是一个纯粹灵性的空泛行为，而是能够支配实际生命的实在连接。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早期教会作为地区性的整体而面对罗马政府，就在促成各地方教会的全面连接并最终形成大公教会的结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外有两件相关的事情值得注意。一是上海金灯台教会与临汾教会之间的比较。在金灯台教会实施维权式户外聚会之后，临汾教会以更大规模进行了维护信仰权利的活动。两个教会都是传统家庭教会，都在维权过程中运用了结构性的团队支援系统，但两个教会维权活动的结果却非常不同。在一方面，两个传统家庭教会的维权活动进一步地证明了“在坚守信仰的同时也坚持信仰的权利”是目前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没有临汾教会的维权活动，上海金灯台教会的维权活动就成为个例或孤证），并且结构性的团队支援系统明显优于单个地方教会独立维权活动。在另一方面，相同形式的维权活动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表明：家庭教会的维权活动并不是一个在真空中宣读圣经原则的独白，外部的社会条件与内部的策略选择也是制约这一活动的决定要素。二是外部的关注点与社会的实际发展之间的差异。某个海外政治组织在评选2009年中国十大教案时，并未将上海金灯台教会维权式户外聚会列在其中。可见舆论关注与实际情况不一定成正比。当然，舆论也构成社会公共空间的一个部分，从而，舆论也是一种社会力量，也在影响社会和教会的发展。家庭教会的自我发展以及对社会的作用，毕竟是靠自己活出来；仅仅依靠舆论制造的声势，必定造出泡沫。尽管舆论也对教会的发展具有正面的效益，但舆论的效益毕竟要以教会自身的实际力量为基础。无论舆论里面如何张扬，教会的自我建设才是真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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