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09022期封面

“网前网后”的参政前景

韩咏红

启动电脑，联网，点击打开国内外一系列新闻门户网站，博客、推特。看新闻，阅读网络社会对热点话题的讨论，是笔者每日开工时的标准动作。

这几年间，紧贴互联网工作应该是大多数在中国运作的媒体人的基本状态特质。互联网的功能与重要性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社会活力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到今天，没有互联网的日子已经不可想象。这个结果的背后，有中国人使用信息技术的高度天分与热情，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多年来一再为网络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更与受管制的正规传媒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与舆论表达权有关。

而在此时，在网络新闻与言论欣欣向荣的时候，也有一股抵制力量在限制互联网继续发展的空间，中国网络发展有可能面对1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2009年7月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以后，因避免网络成为境内外恐怖势力传播煽动性言论的工具，占据中国1/6国土面积的新疆地区已经断网将近4个月。据悉，除了天山网这样极少数例外，新疆居民登陆不了其他网址，以及BBS、论坛、QQ、电子邮件等网上沟通工具。互联网作为“老百姓自编的报纸”与民间议论平台的重要意义皆被废了武功。至今，新疆互联网什么时候解封依然未有定数。

微博客Twitter，饭否，以及网上社交工具等服务被屏蔽已数月，在刚过去的“十一”国庆前，跟帖这一项网络的标志性功能明显受限。尖锐话题基本不让跟帖，或者跟帖不得超过5页。

自从1994年中国连入互联网以来，互联网出现飞跃性变化，从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务模式的形成，到2008年青年利用互联网反击西方媒体的不实对华报道，网络反腐概念诞生，官方抢夺网络主动权，以至近期官方对互联网的态度变得模糊。这一系列的变化，凸显出民众利用互联网介入公共事务愿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政府因时制宜调整网络管理手法的过程中，官、民关系与边界不断调整，由此体现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

往下看，中国是否会一如既往支持网络发展，还是转向消极，这一决策将透露出现政府是否依然有充分能力与信心去迎战与适应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形势与挑战。

从一封邮件到华南虎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资料，中国第一次与外界的网络沟通，是1987年9月北京市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对德国学术机构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写着“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实验性短信，代表了研究人员的雄心壮志。不过，在这个试探式起步后，中国又经历了6年等待，才冲破技术与政治性的壁垒实现了真正连网。

最早的互联网使用者是大学校园与科研机构。1988年至1989年间，清华大学校园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先行者逐步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实验伙伴的远程联网与电子邮件通信。

1989年10月，国家计委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项目“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世界银行命名为“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简称NCFC)正式启动，1992年底，NCFC的3个实施机构——清华、北大、中科院建设完成了各自的校园网与院网。隔年，从中国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第一条64K专线正式开通，但是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只允许这条专线进入美国能源网而不能连接到其它地方。

此后，NCFC专家们利用各种会议机会为中国连网清除政治障碍，最终中国连入互联网的要求在1994年4月初于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上得到认可。

1994年4月20日，中国终于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全球连接互联网的第77个国家。在下一年，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由此真正揭开序幕。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进入交融，加上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增长期，构成了互联网使用率与影响力扩大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对互联网不受当局管制的传播特性持警觉态度，1990年代初政治状况较敏感的日子里，特殊题材与网址被当局严格封锁。到了2002年左右，互联网再引入关键字过滤的系统。不过，事实证明互联网的冲击并不只因为互联网可能触及特殊敏感议题，而是在更广泛的方面，受影响的也不限于中央政府。官僚群体的廉洁程度、执法水平、诚信等，在网络时代经受的是多方位的挑战。

2005年初，中国网民逼近1亿人，互联网对政治的冲击开始显性化。

当年5月，《纽约时报》原驻华资深记者纪思道举出舆论监督网站创办人李新德的故事来表明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公开的环境，是如何对官员构成压力。李新德在网上发布“下跪副市长”向警察求饶的照片，又揭露农村妇女被计划生育官员绑架、囚禁与强制安装宫内节育器的情节，导致一名贪污的副市长被逮捕，以及相关计生官员被判刑一年。

从两个例子总结出执政党地位将受到威胁，纪思道的超前判断没有获得很多人信服。但他的确是见微知著地捕捉到网络参政的最初趋势。这个2005年开始冒头的网络监督与网络防腐现象，在一两年后，变成网络潮流。

全国范围里，网络舆论逼迫政府官员认错的第一件轰动性大事，发生在2007年底。与纪思道2005年发现的例子有别，2007年“年画华南虎”最终迫使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下台，不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揭黑勇气，而是信息技术所整合出来的社会集体力量。“年画华南虎”事件的背后是4个关键字：人肉搜索。

说起来，“人肉搜索”网络活动的出现，原本与政治无关。它起源于一种游行性质的网络活动。网络中经常有人问东问西，寻求解答，在国内的猫扑论坛上，渐渐形成有人以虚拟货币Mp作为赏金答谢解答人的做法。提问者悬赏Mp寻求某个答案，一些以赚取Mp为乐的“赏金猎人”争先恐后提供最准确的答案，于是形成了之后被称为人肉搜索引擎的机制。

这个模式大约在2006年3、4月出现后，最早介入的社会事件多属于旁枝末节的小事，而且颇有执行私法、侵犯个人隐私的嫌疑。例如搜出偷情事件男女主角、虐猫护士身份等。直到“华南虎”事件时，人肉搜索的政治作用突然得到释放——质疑陕西省林业厅所谓有人拍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实性的网民，在网上发起人肉搜索，结果找出虎照的年画“真身”，为破获真相立下大功。

2008-2009年：网络参政风起云涌

是这样吗？评论家的乐观看来是有依据的，但是抵制网民参政的力量也在增强，两者间拔河日益激烈。

2008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一年：西藏骚乱、民众抵制家乐福、四川地震、瓮安骚乱、北京奥运、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甘肃陇南群体性事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波及中国等等。事后总结，上述每一个新闻大事中，都有中国网民的高度投入或直接参与。这一年，政府第一次发现互联网中的爱国、护国热情能够为己所用，也看到互联网更加速成为难以驯服的力量。

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再次展现其让人瞠目结舌的发展能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2008年6月底已经达到2.53亿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在2.53亿网民中，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在网络应用中排名跃升至第二位，网络新闻阅读率比去年12月增加了8.8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拥有个人博客/空间的网民比例达42.3%，用户规模已达1.07亿人。半年内更新过博客/个人空间的用户规模超过7000万人。另据业内人士反映，2008年网络发展还有一个特征，即高端、高学历的博客比例上升。

官方的论述并不否定网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作用，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说，在2008年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独特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力，显然远远不止于信息传播。到了此时，网络作为公众舆论平台的“下情上达”、“民情普达”作用得到了有力呈现。

众多网络参政、网民介入公共事务的案例难以一一尽述。在很大程度上，网民介入社会议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当西方媒体纷纷在西藏问题上责难中国，当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阻，政府就乐见网民“揭网而起”，利用互联网这种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代政府反击西方舆论。在四川大地震全国抗震救灾行动中，网民与门户网站利用博客来发布救灾信息，组织救援行动，发动捐款，互联网的贡献获得了表彰。

从政府的角度说，中国民众团结一致抵抗外辱，援助受难同胞的民气可用，但激起的公众热情对政府来说，也迅速成为新的治理难题。

2008年以来被网络议论拉下马的官员是接二连三，包括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10月29日涉嫌猥亵女童的视频被放到网上而丢官；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人到北京抓记者遭曝光，结果在3月引咎辞职；张志国11月25日“复出”被网友揭发后引起舆论哗然，《南方都市报》将这则新闻报出第二天，铁岭市赶紧出面否认。

年底，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在房价问题上发表言论激怒了网民，网民对其“人肉搜索”，揭露出他抽“天价烟”、戴“天价表”的照片，周久耕在今年3月因涉嫌受贿“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有一段时间，网络成了舆论监督利器，网络BBS也成为信访民众贴状纸的告示板。有迹象显示，官方密切留意网络的发展，采取策略反客为主，抢占网络舆论主动权。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6月20日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并在人民网同网友进行短暂的在线交流。

胡锦涛肯定互联网为“信息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要求“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后，官员设立博客蔚然成风，还有官员开设QQ号，接受网友的建言献策。

官方因时制宜调整管理方法，但民意与网络的内在动力，总是会使其发展超出外在限制。在2007年“年画华南虎事件”，2008年网络舆论将数名官员拉下马以后，2009年互联网参政的最新进展是网民活动空间从虚拟过渡到现实，从言论发展到行动。一个以互联网为依据的公民社会，正悄然成型。

今年5月的湖北邓玉娇案是网络参政向现实过渡的标志，网民组织了后援团到湖北支援邓玉娇，迫使当地政府封锁巴东港口以阻挡大量涌入的记者与支援者。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用修脚刀杀死求欢官员的邓玉娇被免除刑事处罚，释放回家。

但与此同时，网络的迅猛发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网络与公民社会的结合成了一些主管者不安与施加限制的理由。

在互联网舆论与公民社会、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之间，依然存在一条不允许逾越的红线。国内很多人将新疆的持续性断网，微博客长久被屏蔽看到官方态度可能转向的信号。在过去多年来，官方始终坚持积极发展互联网的政策导向，高层领导曾多次要求各级官员接受“网络监督”。2009年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据悉领导层还处在观望阶段，中国“网事”前景估计要到明年“两会”才会明朗化。

(作者为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记者)

开始介入现实的“新意见群体”

笑 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周瑞金老先生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喜看新意见阶层崛起》。

现在，从老百姓到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党政领导，对于互联网言论的评价之高、希望之高都超过最初的想象。

全民性喜好

笔者认为，“新意见阶层”这个提法，虽然影响大，但可能不是太严谨，因为“新意见阶层”它不构成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独立的阶层，而是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当中，各个阶层都有，它不像一个企业家阶层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这样，后者有严格的属性，有相对的独立性。更准确地讲是“新意见群体”。

所谓的新意见，主要是一种基于个人立场，尤其是公民立场，为了公共利益，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的意见。所谓新意见群体，当然主要就是发表这样一种意见的群体。

这样一个新意见群体，它是怎么来的？有很多背景。首先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的进程跟新意见群体在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二者几乎是完全同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无所谓新意见群体。那个时候我们的意见都发表到传统媒体上，而传统媒体基本上都是官办媒体，官办媒体基本上都是起喉舌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意见市场可言，更谈不上新意见群体。新意见群体，在笔者个人印象当中，应该是从21世纪开始，也就是从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

互联网一进入中国，它的主要的社会意义就是言论的意义。这也是笔者的一种个人体验，因为笔者大概是1999年就开始上网，当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言，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但当时的网民还比较精英化，人数极少，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影响。那么相应的，当时互联网的言论跟今天相比，自由空间当然也大得多，给笔者的印象，那个时代的互联网就跟1910年到1920年中国的言论状况差不多，随时可以办杂志，随时可以办出版社，基本上不会有政府的力量干预。互联网刚进入中国时大致也是这样，一个小时之内，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重新开一家BBS，然后吆喝一帮人上去谈天说地，这就是刚开始的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网民规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据说已经多达3.3亿。更重要的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就是说互联网言论已经成了中国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言论场之一。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互联网言论都不可能这么繁荣，这么强大！这是一种言论上的中国特色，这样一种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怎么形成的？打个比喻，就是说传统媒体的言论就像地面战场，在这个地面上，各种险关要碍都已经被体制的力量分兵把守，已经切割完毕，比较自由的那种言论已经是插翅难飞。那么互联网就像空军。目前来看，政府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制空权基本上仍然还是在民间言论里边，它的自由本性仍然没有被消除，这是为什么互联网那么繁荣的一个原因。

就像上访一样，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到政府上访，政府信访上访部门不处理，结果很多人就往北京跑，然后北京就只好截访。那么互联网也是，传统媒体找不到发表空间，就都往互联网挤，在互联网中，想截访就没那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技术上可能会难度越来越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发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新技术，然后就可能有一种新的软件来对抗。如果对付不了的话，中国的网络言论对现实可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就很难预测了。

到互联网上去发言这个喜好，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喜好。笔者认为它就好像是一个众议院，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议员。网络言论的最根本的正面作用就在这儿，它是以整个社会集体的力量，来为我们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议程的力量就是一种多元的力量，这种多元之多，它的变数之多，它的变量之多，完全到了人工根本无法操纵的地步，不是任何单方面的力量所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单去讲控制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流，因势利导。

两个对接

新意见群体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属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力量之一。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和成长了。那么是什么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主要的还是一种言论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具有现实力量意义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是比较初级的，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力量主要是表现在言论上，尤其是互联网言论上。在互联网上早就形成一个公共舆论场，也就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形，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主要还局限于互联网，局限于虚拟阶段。但是这个情况现在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它越来越从空中，从天上挪到地面，越来越与现实的力量对接，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力量。

这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来起作用，就是它有两个对接。

第一个对接就是互联网的言论，也就是新意见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影响现实。通过影响高层来影响公共政策，转化为一种现实的力量，这是第一个对接。每个高层部门现在都有舆情部门，舆情主要就是搜集互联网言论，互联网言论主要就是新意见。那么搜集以后，会导致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这是第一种对接。

第二个对接就是新意见，包括互联网言论，包括一些市场化媒体的言论，与公民行动的对接。原来很多公民、很多新意见群体是只说不做，我到网上去发泄一通，只是为了发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既要说，更要做，说和做对接，虚拟世界的言论跟现实中的行动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慢慢开始产生一个新的阶层，不同于原本的新意见群体，就是一个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原来还是虚拟想象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实体化。

这个中产阶层已经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还有闲，更重要的是他有教养、有见识、有公共关怀。如果没有公共关怀，有钱有闲之后可能就只是单纯的“户外”；如果有一点公共关怀，这个“户外”变成了公民行动，也可以说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户外”。

这种“户外”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中国的公民行动开始了。有着同样目的，有着同样关怀的那么一群人自由聚合起来，联合起来，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来了。一个事件发生就产生一种聚合，这种聚合就产生一个临时性的群体，然后就定点起作用，“精确打击”。这个事件完了，聚合就完成了，这个临时性的群体就消失了。这些人可能从哪儿来？这些人可能向哪儿去？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谁都想不到，谁都不知道，谁都无法预测，管理部门也无法预测，因为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预测。这么一群有钱有闲，有公共关怀的人，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都有，甚至包括公务员阶层。

于是新意见群体就变成一个新行动群体，它就不限于意见了，出现了“新意见领袖”。他们又具备较高的、较深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了解现实体制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的行动是现在的管制力量很难应付的。

新意见群体这个群体本身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向行动这个方面靠拢。这标志着，中国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它的素质有了提高。

应对之道

互联网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是一个广场效应，广场效应有它的正面性，但是也有它的负面性。它的可管理性、可控性不是太大，因此要将互联网的言论变做一种负责任的、完全像传统媒体的言论是困难的，尽管管理部门一再强调要实行所谓实名制，但是也只有威慑作用，没什么实际作用。

一方面是要善待公民，成为公民之友。这是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善待意见领袖，成为意见领袖之友。用传统的政治术语来讲就叫做搞统战，要学会跟他们搞统战，但这个统战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战，跟意见领袖打交道，过去传统的统战思路是没有效果的。意见领袖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才成其为意见领袖。如果抹杀了他的个性，抹杀了他的价值和立场，他就一钱不值了。对于意见领袖最大的期待，应该是期待他们理性地发言，而不是硬要他们站到我这一边来，为我说话，把他变成一个网评员。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存异求同。

另一方面是要允许平面媒体跟互联网言论竞争。传统媒体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可管理的言论。如果是到互联网上去，匿名发言，纯粹就是为了发泄，什么话不能说？虽然可以追踪IP，但是法不责众，真的要惩治也只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这种可能一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网民普遍持有的心态。为什么网络的言论会比较偏激？原因就在这儿，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网络长城筑得再高都没有用。

互联网的言论需要分流，怎么来分流呢？就是用传统媒体来分流。要允许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展开竞争，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的落差要尽可能缩小，传统媒体才有竞争力可言，才可能在意见市场上有地位，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则，互联网言论那种畸形的繁荣也就无从遏制，在有正面作用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很难消减，对互联网管制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互联网言论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广场效应的负面效应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点，就是国家的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起作用。比如说，怎么解决上访问题，应该是让国家的基础制度设施正常运转，该起作用的部门要起作用，该起作用的渠道要起作用，然后把上访的那些人都分流到应该去的部门，应该走的渠道。

国家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不是价值意义上的，而是功能意义上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这些制度。比方说税收，比方说海关，比方说法院，比方说警署，诸如此类的，它都不属于价值层面，都属于基本功能层面，一个国家如果基础性的制度设施没有了，失效了，那么这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功能也就失效了。就像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些基础性的设施，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同样，一个国家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也需要有基础性的制度设施。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正常，国家与社会关系要正常化，第一个政府要容忍，要扶持公民社会成长；另外一个是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正常运转，要能够把那些上访的人，那些上街的人，那些上网发泄的人吸引过去，把他们拉回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

(本文来源：南风窗 ) 

 

网络社群的崛起

胡 泳

无论中外，谈到中国的互联网，人们都会不断追问一个问题：“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笔者曾经在《众声喧哗》一书中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我的观点是，与那些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在对政治自由有严重限制的国家中，互联网的政治作用存在较大的不同。

在前者中，互联网介入了选举政治，网络为政治候选人提供了发表政纲、筹资、招募志愿者等等功用；同时，网络成为讨论更加广泛的政治议题的场所，例如，少数群体的议题现在可以获得更大的听众，一些不被重视的议题也得到了浮出水面的机会。总的来说，主要政治机构把互联网当作旧的、一对多的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体的新版本来使用，它们也的确在政治传播上实现了一些显著的创新，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在其他沟通渠道众多的情况下，互联网只是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又一个信息传播和动员的有效出口而已。

而在政治自由有限的国家中，互联网拥有相对较大的民主潜力。在这些国家里，互联网不只是在传统媒体之外的信息传播和动员的又一个出口，当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缩紧时，互联网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国而言，这种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它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介从来不是独立的政府制衡机构，相反，政府把媒介看作创造国家统一和政治认同的核心工具，对媒介实施高度垄断。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新的Web 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法国学者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

第三，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2005年“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在全国多个城市协调发起的支持自己喜爱的明星的活动，还是2009年网民针对“绿坝”展开的集体抗议行动，都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就是网络社群。在这方面，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契合全球势不可挡的趋势——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将揭开互联网发展的新的一幕。

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啸中，公民们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摄影记者更完备的记录。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由管理甚少的参与者们撰写的。白俄罗斯的青少年发起了一场政治抗议，国家却无力阻止……

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东欧的政治抗议、一部集众人之力的百科全书、公民报道者的传奇，这些事情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们乃至更多事情的影响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全球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

如同印刷机放大了个人的头脑，电话加强了双向沟通，一系列新工具如即时通信、移动电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也强化了群体交流。因为人类天生就擅长群体工作，所有能够强化群体努力的东西终会改变社会。

群体行动赋予人类社会以特殊的性质，任何对群体做事的方式的改变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变化不会不发生，也不会一切都不变。任何既定机构发现自身不得不变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变化全部来自于一个深刻的根源：具备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它们的工作无需遵循传统的管理规则，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历史性逼仄。在世界上所有允许群体走到一起实现某种目标的地方，这样的变化都会在那里造就新貌，这将意味着，没有这些变化触及不到的地方。

加拿大的电脑科学家西巴·帕克特提出一个表述，叫做“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互联网的价值绝大多数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维·里德的名字命名，内容为：“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

我们最近的通讯网络——互联网和手机——正是形成群体的平台；为这些网络开发的很多工具，从邮件列表到可拍照手机，则视群体构建为理所当然，且各有不同的延展。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十分重要，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由于形成群体已经从困难变得极其简单，我们正在看到，短时间里涌现出来大量有关新的群体类别的试验。

群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动更难开展，而一旦开始，也更难阻止。如美国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所言：“对密谋的处罚与对个体犯罪行为的处罚是分开的，而且，对前者的处罚也更严厉，即便密谋者未能实现其目的。原因在于，如果一个群体存在某种非法企图，事态要比个体拥有同样的非法企图危险得多。”不光在犯罪企图方面是这样，在许许多多的领域，群体能够施加一种迥异于个体的力量。

在群体行动中，存在一种“共享的认识”(shared awareness)，它指的是许多不同的人和群体了解一种情形、并了解还有谁拥有相同的了解的能力。如果我看到一场火起，并发现你也看到了，那么我们也许会更容易协调我们的行动——你给119打电话，我抓起一部灭火器。而如果我还要告诉你着火了，或者我不确定你会在火灾面前会有何反应，那么协调行动就要困难得多。共享的认识使得本来互不协调的群体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有效的方式共同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了简单的社会工具，随着这类工具带来更快的沟通，群体行动的速度也在加快。

网络与社会动员

所谓群体行动指的是许多个人或团体，基于推广特定观念，或针对反对力量所采取的一种集体目标行动。在每一样态的群体行动中，互联网都可以同时扮演主动性及支持性两种角色。例如，在网络上主动发起网络签名、游说、请愿、不服从等说服性的行为(可同时诉诸个别和集体对象)，而网络的支持性角色则在协助真实的群体行动，传播相关信息并动员群众参与，从而提高群体行动的社会压力。如Twitter在伊朗大选中名声大噪，但其实它所扮演的只是支持性角色。伊朗改革派领袖及支持者决定发动游行后，通过不同管道散发消息，没有证据显示人们借彼此发送Twitter信息组织游行，毕竟Twitter作为公共平台，就行动规划方面并非很有效，因为政府也会看到这些信息。此时，网络只是众多传播工具中的一环。

使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事者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从团体到个人应有尽有，其扩散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广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举。例如，2005年初，中国与日本两国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二次大战教科书及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议题而关系紧张，中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4月间在数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活动，而推升的助力之一是一群在美国的中国年轻人发起网络联名请愿活动，希望募集100万个签名，然后向中国政府要求阻止日本成为安理会成员。结果，在手机短信的协助下，上网联名人数短时间内便高达2200万人次。

美国的霍华德·莱因戈德在《聪明行动帮》一书中则记录了发生在菲律宾的一个事件。当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的政府行使否决权以对总统贪污案从轻处置，数千名愤怒的公民迅速地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菲律宾人互相转发短信，告知要去的地址，并劝诫大家穿黑色衣服以示对于正义的哀悼。迅速集合起来的数千名菲律宾人占据了街道，这使得政府决定审判继续进行，埃斯特拉达最终被控有罪。

“有印刷机的人才有新闻自由”，这句老话指出了新的变化的重大意义。如今在线上讲话即是出版，网上出版即是与他人关联。有了全球范围接入的出版，言论自由就成了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就成了集会自由。很自然地，新的自由源所带来的变化在较不自由的环境里将更为显著。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

飞流直下的单人皮划子

总有人在使用某种新的社会性工具，每天达百万次之多；有人在莫桑比克得到一部新手机，有人在上海查看维基百科的中文版本，有人在白俄罗斯听到“快闪”抗议的消息，有人在巴西参加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

世界上许多的人今天都能使用这些工具，10年之内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当简单到傻瓜程度的群体构建普及开去，我们的社会可能将发生什么变化？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将会有比过往曾经存在的多得多的群体出现。这是件好事情吗？用新的工具追逐新的承诺的群体大爆发将会使社会获得利益吗？如美国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克莱·舍基所说，即便承认群体行动将给许多现存的组织造成痛苦，以及它会产生坏的和好的影响，仍然可以得出两条论断，显示我们所经历的各种变化将是有益的。第一个论断是基于群体行动的净价值，群体行动新增的灵活性和力量的好处将压倒其不利之处；第二个则是基于政治性的假定，当前的变化是好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说话和做事的自由，自由是社会应该追求的东西。

考虑净价值有一个微妙的弱点就是，好和坏的变化并不总是可比的。当讨论仅仅与技术性的改进有关时，净价值是好的工具——不含铅的汽油比含铅的好，快的火车比慢的好，等等。然而说社会被印刷机或者电报改观了容易，声称社会从而变得更好却较难。

不过，即便支持自由的论点也存在某种危险，即夸大了我们对群体能力的新变化能拥有的控制程度。“我们应该允许这些社会性工具的普及吗？”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打个比方，社会对于使用核能的控制就好像我们用汽油、刹车和倒车档对于汽车驾驶进行控制一样。我们对于汽车行进的线路和速度都有很大的控制权。我们的社会性工具的普及却完全不像这样。每当有人买了一部移动电话(可谓今天人们能作出的最常规的技术性选择之一)，他们就接入了社会性工具的网格之中。社会性工具的戏剧化改进使我们对于它们的控制更像是驾驶一条单人皮划子，我们被推动着沿大体由技术环境决定的路线飞流直下。我们对于这些工具的传播有较小程度的控制，但那不包括我们能使船调头、停下或者根本性地改变我们前进的方向。

因此，我们的首要挑战不在于决定我们想去哪里而是在去的过程中能够扶好坐直。帮助群体形成的那些工具的发明不太像是普通的技术变革，而更像已经开始的一场运动。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工具是否会普及或改造社会，而在于它们将怎样做到这一点。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台湾民主政治的网络角色

特约记者 沈惠娜

在台湾，网络正在显现其特有的政治潜能。

至去年底，台湾网络使用人口约为1400万，其中35岁以下的人口使用率在九成以上，到了45岁，仍然有将近六成的上网人口。从这个数据不难看出，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网络社会”，而且，网络的影响力正在逐年增大，甚至有人预言，台湾未来选举的决胜点会在网络上。

为因应网络时代来临，马英九的“治国周记”于今年7月首播。马表示，当年他参选台北市长时，是经常使用网络的唯一候选人。如今，他先从 “治国周记”开始，每周花几分钟向网友报告一个主题，希望能多和网友互动，也让民众藉此更了解他的施政理念。

民进党也设有自己的“噗浪”(Plurk，微型网络博客)，四大天王和党主席蔡英文也都有自己的博客，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更被认为是在经营网络方面，冲得最厉害的一个，最近，他举行了首次网聚，笼络了不少人气。他也花钱请噗友们看台湾本土影片《不能没有你》，消息一传出，100个座位在半小时内就被一抢而空，这更让他惊呼网络的威力。

网络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何影响？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网络担当了怎样的角色？长期观察政治与电视及网络传播文化的台大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王泰俐有其独到见解，本刊特约记者就此对她进行了专访。

政治人物，走进网络

《南风窗》：茫茫网海，政治人物为何踏入？台湾的情形又是如何？

王泰俐：网络可以招募义工、串连支持者、征求创意点子、募集小额捐款，因而不必过度依赖财团、桩脚或派阀大老，这是奥巴马胜选经验告诉我们的事。

网络也可以用以征询民意、沟通对话、政策试温、让政府组织更开放、让人事及信息更透明，甚至能把重大争议政策直接诉诸民众，藉此向利益团体或政客施压，这是奥巴马入主白宫至今告诉我们的事。

应该说，奥巴马主政之前，他的竞选团队很好地掌握了网络的趋势，并予充分运用。但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网民对他的期望下降了，觉得有些中看不中用，尤其是近期，他面对着美国的健保改革、芝加哥申奥失败，甚至是他刚刚得到的诺贝尔和平奖等，网民都对他提出质疑的声音。“民意如潮水”啊，所以，网络这东西，亦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说，网络的影响及此，有心的政治人物自然不能漠视。几年前，台湾的政治人物就纷纷开设了“部落格”(博客)，有的找来专业写手，有的挑选正妹小秘书，有的还通过儿女出面，不仅希望借助网络打出更大的知名度，还希望以此拉近与年轻族群的距离。

《南风窗》：当网络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最大的公民意见出口时，政治人物“懂不懂网民的心”？也就是说，与网民沟通顺畅吗？包括思想、语系、态度等等。

王泰俐：网络的特性是互动有趣，网民不喜欢单方面地听政治人物训导，但是政治人物却希望去操控它，想要塞东西给年轻人，那是没有用的。

像马英九那样的方式，显然操刀的人，思维没有改变过来。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基本上他们还是把互联网视为一个文宣的媒介，害怕互动，可是在互联网上，你不可能看到单面式的歌功颂德。

相较于奥巴马，马英九和吕秀莲似乎还没抓住网民的心。马英九正经八百的发言，完全忽视了网络的平等性和互动性，而本身设有“噗浪”的吕秀莲则因批评政治人物玩噗浪“不求上进”，“一天在网络上你好我好没有意义”，而被网民炮轰。结果，两人都被舆论指为“装年轻”、“不懂网民的心”。

有网民就说：“你在开始写博客、玩推特之前，读过多元的网友意见吗？在你兴致勃勃的开始自说自话之前，你有聆听吗？你曾有一刻暂时放下政党包袱跟选举预估的心态，发自真心的觉得‘我热爱网络’吗？你有从博客、推特、噗浪或任何网站上得到任何信息、批评、启发、点子，然后认真对待，并给予网友credit(功劳)吗？”

《南风窗》：所以说，当这些政治人物插上网络线，就必须以更网络的思维、更网络的沟通模式，面对这群主动、有机、多向的草根民意，进而产生共鸣？

王泰俐：是这样。他们应该“多谈些年轻人关心的议题，多用他们的语言，多了解他们的想法”。从陈水扁的“阿扁电子报” 、“阿扁传真”到马英九的“治国周记”以及绿营天王玩“噗浪”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单向的文字宣传已经无法满足Web2.0时代的需求。

拉拢年轻人的战场

《南风窗》：现实是不是这样：台湾政治人物拉拢年轻人的战场，从现实场景延伸到虚拟网络？

王泰俐：差不多，虽然距离2012年“总统”选举还有很长一段日子，但政治借助网络搭起沟通平台、抢年轻票源的趋势似乎已经成型。

台湾的蓝绿双方，对于年轻组群的选票，两党都不敢忽视，特别是年轻人不看电视，也根本不看平面媒体，消息都是从互联网来，如何在互联网抢占先机是很重要的。

因为经济不景，年轻族群的支持意向和投票率，会是影响选举的关键因素之一。跟过去选举比较不同的一点是，经济从没有这么差过。过去他们可能没有很大的动机去投票，可是这一波不景气，失业率影响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些年轻人。因而，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成为他们打发时间，发泄情绪，表达看法的管道。

《南风窗》：在台湾，好像有这样的说法，“政治要讲高科技，选举要用互联网”，怎么来理解？

王泰俐：网络从上世纪90年代中便介入台湾选举政治。1994年台北市长竞选，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三党候选人设立BBS站点进行助选；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竞选，三党又建立各自的WWW网站；此后历次选战的战火都燃上了互联网。

民进党因为没有党产，在传播上比较弱势，广告经费也比较不足，所以长期就是靠很多年轻义工不断提供网络点子，从2000年过后，民进党都比国民党善用网络。2008年总统选举，20岁至29岁年轻世代投给民进党的比率超过56%。

每次的选举中，各阵营专设的助选网站都为自己的候选人大造声势，媒体等各类大网站亦纷纷推出相关频道、专栏，不仅第一时间发布动态信息，且推出网上民调、模拟投票、寄送贺卡等无所不包的服务。甚至网友打开自己的邮箱，也会发现拉票或散布谣言的信件。

“真诚、参与感”

《南风窗》：理解“网络读者不再只是一群受众，而是具有群众智慧的社群”，以此心态，是不是更能打开言路，让网络意见成为自己政治判断的基础？

王泰俐：台湾政治人物的最大问题是“从不相信群众智能”，即使在网络上，还是希望“大家听我讲”。然而，网络是双向对话、形成自发组织的场域，“真诚、参与感”才是网络政治的先决要件。

许多政治人物拼命想学奥巴马，却忽略了“奥巴马本来就是黑莓机、网络的重度使用者”，因此，他能以网络人的思考模式，去决定选战或治国策略；传统政治人物若只学到皮毛，很难让人觉得有新意。

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打进网络世界，想要跟上潮流，但一来心态不对，二来姿态不对。

“心态”不对的地方是：心里有选票，眼里无网友。这出发点一旦不纯正，就导致“姿态”也出了问题。像马英九和吕秀莲，虽然颜色不同、个性不同、历练不同，但说穿了都是自认精英的人物，搞不清楚“网络世界无贵贱”的规则，下意识地，那种“作之君作之师”的气味和身段就跑出来了。马英九努力表现亲民，吕秀莲不忘谆谆教诲，网友可不吃这一套的。

《南风窗》：网络世界很无情，虚拟却不虚伪。此话怎讲？

王泰俐：任何人都可以选择以虚拟的身份进入网络，但一旦进入，就要按那个虚拟角色真实演出。而政治人物进网络多是为了营销去的，没有虚拟角色可演，且习惯了老式的政治推销手法，堆着微笑说些场面话，忠孝节义忧国忧民一类的，谁理你呀！

政治免不了虚矫的手段，甚至免不了欺诈的性质，现实世界里用道貌岸然的外衣裹一裹也就算了，大家心知肚明仍行礼如仪。可这一套在网络世界是行不通的。其实，网络世界的规则，网友的心其实不难懂，简单说吧，非诚勿扰。

《南风窗》：网络社群对台湾政治有何影响？

王泰俐：我是觉得，现在台湾的网络社群还处在“串联力量”的阶段，不论是运动还是选举，网络本身的影响力远不及主流的电视或平面媒体。眼前的事实，是很多的主流媒体一改过去不信任或质疑网络信息的做法，他们也时常直接“原汁原味”地引用网络的话音和资讯，而这些资讯搬上主流的版面和画面之后，传播的效果就很厉害了。

说实在的，台湾这次的“8·8风灾”，马英九的声望下跌，马团队陷于被动，均于网络直接引发和发酵，后由主流媒体跟进。从这点看，我要强调的是，网络社群的力量，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机会、或是挑战”

《南风窗》：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对于传统政治人物的要求有何不同？

王泰俐：出于政治或选举的需要，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想笼络年轻选民，但从年轻人来讲，他们当然期待这些政治人物能够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诉求愿望，希望他们不仅说得好听，还要做到做好，也就是要有真正的实在的政治行动力。

年轻人喜欢真诚、不造作的政治人物，喜欢愿意直接利用新科技与他们沟通、而非透过电视演说的政治人物，喜欢尊重新世代智能并乐意对话的政治人物，喜欢想做出真正改变、而非重复选举标语的政治人物。

《南风窗》：不少运动参与者也在反思“工具”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些科技新工具？

王泰俐：这里面反映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现实世界的政治人物想要获得虚拟世界的网民的心，关键一点，就是要真实地做自己，回归做人的本质，毕竟，网络只是一种科技，一种渠道而已。

《南风窗》：《时代》周刊曾形容，网络新世代“不相信由上而下的信息，宁愿接收网络同侪信息”，这对当代政治是机会或是挑战？

王泰俐：我以为这是一种挑战。现代选战的基本方法，是由一堆专家决定哪些标语与信息会受欢迎，然后花大钱去散布这些信息。如果新世代能够彼此对话，旧式的选战方法就可能被淘汰，政治人物将被迫去满足新生代的需求，否则他们将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南风窗》：政治人物纷纷投入Twitter或Plurk，你的提醒与建议为何？

王泰俐：一句话，回归真诚。 (本文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