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山居士

     8月11日，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发表《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一文，作出“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的论断，并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更多地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本身所做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二：1，自由主义老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2，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至今为止却仍未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作出有份量的回应。是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提出的是一个伪问题以至于不屑于回答，还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没人敢再出头了？我希望是前者，但又怕是后者。本人既代表不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本文也无意于对郑文作出正式的回应，而只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感想，以期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要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问题，首先得回答“中国是否需要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了。不过从郑文来看，他还是赞同自由主义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并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没落“实在是一大遗憾”。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自由主义在中国被彻底边缘化，那必然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又一轮浩劫，今天所有为自由主义的退潮而欢呼的人都将自食其果。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历史的教训早就证明了的。
    第二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否已经死了？郑文用的是“似乎”，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对此，我不得不说，尽管本人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都不会赞同自由主义已死的论断，但我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现状同样深感悲观。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事实上它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从未成为主流，但如此的低迷恐怕是近几十年来所少有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把中国的自由主义当成主要对手、当成丑恶现实的主要制造者的人，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卑鄙。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什么造成了中国自由主义频临灭绝的后果？谁该对此负责？郑文虽然承认官方的打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转过来就把主要矛头指向了自由主义者本身，认为“官方控制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由主义总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这一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好比法官在判决一件强奸案时对女方说：“强奸是不对的，不过被强奸者也有责任，你如果配合一点，甚至主动跟他上床，他就不会强奸你了嘛！”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屡受打压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本人无意于在此展开控诉。相反，我赞同郑文对中国自由主义的部分批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没落，自由主义者们自己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曾经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那么，今天也许该轮到我们对自由主义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然而自由主义者的失误是否在于郑文所指出的两点呢？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首先，说自由主义者老是站在权威的对立面，严格说来这恐怕得区分一下权力与权威，或者权威的类型，有的权威应该服从，有的则应该反抗。不过本文无意于纠缠这些细节。大而化之，在我看来，与权威（尤其是专制权威）的对立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自由主义的价值所在。如果放弃了这一点，自由主义也就名存实亡了。
    其次，自由主义拒绝中国化。这一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曾经还非常严重，但把近年来自由主义的没落归结于此则是一种错置。事实上，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一些中国化的努力。根据我的概括，近年来国内自由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三种值得注意的趋向。第一就是企图跟中国传统相结合，寻找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体现在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已经成为保守主义者，或至少对保守主义持一种同情的理解，比如说刘军宁、秋风、萧翰、刘海波等。尤其是刘军宁，其所提倡的天道自由主义直接来源于道家，致力于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显而易见。第二，自由主义的宗教化，主要是指将自由主义精神融入到基督教之中，或者反过来说，将基督教的宗教精神注入到自由主义之中，比如说王怡、余杰、范亚峰等人的努力。表面上看，由于基督教来自西方，这样做难免有全盘西化之嫌，但由于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信者颇众，因此他们的努力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国化，至少是民间化。第三种趋势是自由主义的学术化、学院化。这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自由主义学理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一种是抛开宏大叙事，用自由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一些小问题，可以说是一种不谈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总之，口号式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确实已经退潮了，但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已经衰竭，恐怕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最后，回到郑文所提出的“拯救”中国自由主义的药方上来。我觉得他所提出的药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那就是“妥协”：跟官方妥协，跟传统妥协。自由主义不是不讲妥协，马克思主义才是不主张妥协的。但自由主义不应该追求无原则的妥协，不能为了寻求盟友或减少损失而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事实上，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处于弱势，本身还不成熟，一味追求中国化反而很容易使它失去自我，变成一个四不像。至于自由主义的学院化，在我看来更是一条死胡同。因为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在于对现实发言，过于学术化的自由主义事实上是一种逃避。何况自由主义根植于信念与常识，在学理上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以至于被施特劳斯派和部分后现代主义者所轻视，于是一些追新猎奇者转而投向这两派的怀抱，部分自由主义者虽仍然在坚持，但发言也越来越谨慎，被所谓价值中立和学术规范所束缚，失去了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所应有的战斗精神。其实，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尚没有可以从整体上取代自由主义的学说出现，无论是施特劳斯派的玄学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都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的主流地位，自由主义者本不该失去自信的。
    所以，尽管悲观，但还不至于绝望。既然中国需要自由主义，既然还有那么多的自由主义者在默默地坚守，那么它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
    最后，借用百家争鸣网开张公告中的一副对联来作为结尾吧：世界潮流浩荡，日新月异；中华文明危矣？薪尽火传。

首发于争鸣论坛http://www.bjzm.org/bbs/thread-186-1-1.html
本文链接：湘山居士：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前途吗？,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