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绿叶》杂志2009年第7期　　

　 　

“开天辟地大地法”　　

―――在纽约大学中国中心的演讲　

　 　

　 　

演讲者: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翻译者：廖世奇，纽约大学教授　　

　2008年11月18日　，纽约百老汇大街315号，纽约大学中国中心　　

　 　

1，              我们时代的知识状况　　

　 　

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又以191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转型，是“短暂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延续，唯一不同的是：当危机蔓延之时，整个世界都已经丧失了关于新世界的想象，而且，至今也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复活的任何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历史退回到比19世纪更没有希望的特殊时代――而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我们实际上已经告别了“短促的20世纪”，重新回到“漫长的19世纪”很长时间了。而这甚至是一个连19世纪的矛盾生长点都不存在的特殊时代，众所周知，霍布斯鲍姆倾向于把19世纪称为“最激进的时代，同时也是最保守的时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同时也是最绝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过都是穿着21世纪华丽服装的“死人”而已。对中国知识界而言， 1990年代的“告别革命”和1980年代以来的“重新补启蒙和资本主义功课”的主流意识形态交相辉映，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新启蒙”把我们几乎不可逆转地带回“过去”：漫长的19世纪甚至“晚清”。　　

“一切已死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缠绕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的这句话仿佛就是我们时代的的知识状况的控诉，根据这种“过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识，根据这种陈旧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今天“理性”被理解为“计算”、“算计”和操作，所谓“合理的知识”也就是现实的、能带来收益、利益和利润的知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主宰当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它无非意味着我们是作为“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趋利避害（功利主义原则），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点，必须懂规矩、会钻营、会算计（实证主义和理性化原则），今天，“知识”不过是在市场上叫卖的猪肉而已。――显然，这种所谓的“知识”，这种对于“知识”的理解，首先是对中国漫长的知识传统的巨大讽刺――因为在漫长的古代中国，知识意味着对存在的秩序（道）的谦虚聆听，“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说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牺牲生命，而这就是历代中国仁人志士的“知识观”。　　

这种“死人”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标榜自己是“现代的知识”，但是，它却绝非是“现代”的。众所周知，正是在现代知识的视野里，“实践”优于“理论”，而所谓“知性”不过是从属于意志的手段和表象而已。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现代知识的基本态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意味着所谓“知识”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现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对现实存秩序的理解、适应甚至认同。　　

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仿佛是接续着康德的论述这样叙说道：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对于在座的康德的熟练读者来说，这句话当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正是康德提出：所谓认识的过程，就是对现存和现实秩序进行否定和改造的实践过程，这好比用木头加工椅子一样，椅子来源于木头，但制作椅子的过程却是对木头的生命体的否定和改造，而我们在用木头造椅子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一个最简明的回答就是：第一，追求知识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知识是改造和变革现存世界的方式。而这就是人类的知识传统和现代知识的真谛。但是今天，无庸讳言――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却如同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样不可逆转地衰老了，古往今来的圣贤们也仿佛在一瞬间统统离我们远去了，我们确实进入了“大知不如小知”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的知识状况实际上远远不如19世纪。　　

而今天促成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再次重温和聆听人类“短促的20世纪”那开天辟地的悠远历史回声，去重温那已经成为“绝响”的真正的知识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新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　　

让我们通过对一位伟大前人的追随去重温知识的真谛吧――因为这种真正的、正直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恐怕已经绝迹了。而我们今天在此讨论的这位思想家，这位平凡而波澜壮阔的知识分子，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去世32年了，但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留给了我们，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这里跨越时空和国界，能以他生前或许最喜欢的方式来谈论他，――即不是把他作为一位“主席”，而是作为“伟大的导师”来对待，正如瑞贝卡 卡尔教授所说：“我们都是他孜孜不倦的读者和学生”。　　

1972年，毛曾对尼克松总统开玩笑说，希望有一天他能来密西西比河畅游，――那么，就让我们此时此刻在曼哈顿的讨论，成为了却这位伟人遗愿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吧。　　

　 　

59年前的1949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同志们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曾在中国家喻户晓，而现在也许大多被遗忘了，更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他当时为什么会用一个行动、一种“行动描述”――即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来宣告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他的这种描述与我们今天对于知识、对于知识的态度有什么关系？　　

人们之所以很少思考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于人们很少真正去考虑究竟什么才是“行动”。什么是行动？――康德说：“行动，就是指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法来改造现实世界”，而康德这里所说的“行动”，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就是康德那个意义上的、真正的“行动”，正是这种“行动”告诉我们，人们在现实世界、现存秩序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现存秩序的“行动”，对于人类进步、知识进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现代知识”的核心、因而也是“启蒙”的核心――众所周知，康德正是把“启蒙”首先理解为：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式来改造现实世界的“勇敢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改造现实世界的行动”。　　

其次，在毛泽东那里（正如在康德和马克思那里一样），“世界”并非是需要我们去屈服、臣服、理解和认同的“表象”，而是我们必须去努力改造、创造的“对象”。而为了使世界成为我们改造的“对象”，首先就需要我们进行自我改造或者“自律”，而什么是自律？所谓“自律”，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意志”，什么是意志？――康德说：“所谓意志，就是为了使与‘表象’相对应的‘对象’能够产生而进行自我规定的能力”。而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的革命者的自律和意志，为什么要强调：“同志们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个意义上，意志是知的动力，而知性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因为只有“意志”才能够使世界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离开了意志，世界不过就是表象。――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敢于面对的，从来只限于他自己所能解决的课题”，这也就是马尔罗所谓：“人不会通过增加知识来洞悉自己，只有在他面对自己所提出的课题时，他才能够发现自己。”　　

众所周知，所谓“知识的现代基础”完全立足于如下判断：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它因而不是命定的、不是给赐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人们创造世界的知识方式就是通过“批判”，――而所谓“批判”，也就是以否定现存秩序的方式去不断改造世界：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青年毛泽东这些脍炙人口的话，一举道出了康德艰深晦涩的“三大批判”的精髓，正如“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它激越的旋律中也同样闪烁着康德哲学思辩的幽灵一样。而这再次说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想、更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脱胎于一种最高级的知识――因为它来自于“真理”和“真知”。　　

人类的“必死性”决定了：“人类创造的世界”不可能象上帝的造物那样是“永恒的”，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黑格尔去诉诸“历史”――诉诸人类改造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活动的永恒延续。只不过，黑格尔所诉诸的“历史”仅仅是欧洲市民社会的历史，他所说的“意志”也不过是市民个人的“欲望的不满足性”罢了。　　

毛泽东也多次论述过死亡，象黑格尔一样，他也同样诉诸历史，但是，他所说的历史却是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的历史：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的任务是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　　

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十亿人口，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一个崭新而有巨大创造力的学科：现代中国历史与“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美国学院形成了――而在此之前，现代“中国问题”还仅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不具备哲学和思想研究的意义。或者说：在西方世界眼里，现代中国事务不过是历史逻辑之外的轶事和花边新闻而已。是毛泽东的思想改变了这一切，作为开创者之一，美国历史学会主席Frederic Wakeman Jr.[ii]，在出版于1973年的杰作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视角）中这样写道：　　

长期被中共批判和孤立的毛泽东扮演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角色，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实在太晚了，以至于中国共产党未能早日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1935年之后，毛泽东似乎独立开拓了革命，以至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成了他个人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个人的传奇。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有革命性。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个人实现，革命的挫折就是他个人的挫折――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毛泽东曾经担心胜利以后国内出现停滞和倒退，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相反，他确信只要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他的革命业绩永存下去。　　

有趣的是：在　魏斐德　教授看来，在中国、甚至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长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环境、所处时代的严重落后情况，――或者更直率地说：“是由于他同时代人广泛的肤浅无知和自以为是”。毛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的知识，最多无非是“富国强兵”的策略而已，而等而下之的则往往是升官发财和平衡社会矛盾的“治术”罢了，这些治术完全无法与毛泽东的“知识”和“思想”相提并论，因而，毛泽东不仅仅是“思考超前”了，毛泽东所谓的知识，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行动，是指求知者不断自我改造的“意志”，是指把知识服务于人类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的战略――这种知识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所能知道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　　

尽管毛泽东同样生在“大知不如小知”的时代，但是，他却奋起抗争，身体力行，起而与现代中国知识的悲惨状况作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即改造中国知识的悲惨状况，这是他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规定的首要任务和使命。尽管他晚年曾遗憾地说：“我们这个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并的不多”，但是，他不屈不挠的悲壮奋斗依然表明：由于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的思想，由于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历史和现实提高到了“精神”和“真知”的层次，随后才有了保罗 科文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因为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西方的语境中，就是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意志”――即发现“世界精神的历史运动”。　　

而继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发生在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中国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又再一次以出乎意料之外的方式地表明：历史也不会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斯大林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而终结。――“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Maurice Meisner再次以开创性著作“Mao’s China and After”（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揭示出：所谓“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机或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危机，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当然，在西方，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危机，而在东方，则是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危机――这就是现代西方“形而上学”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而毛泽东1960年代以批判国家形态的现代官僚制度为特征的“继续革命”思想，就是对这种现代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正视，并力图从这样的角度去“迈步从头跃”，展望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更新和更高的阶段。魏斐德认为，毛关于“继续革命”的论断让我们再次想起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发出的警醒：改革和革命之所以不能停止，就是为了对抗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但是今天看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毛的批判者们却从反面说出了事实：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依然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毛泽东依然认为他自己的思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有着巨大而深厚的传统，这一博大精深的研究不是产生于欧洲“东方学”式的猎奇，不是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变迁，对历史已经终结、日益陷入平静的西方世界来说，看起来是比“桌子突然自己翩翩起舞起来”还要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神奇事变，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最终凝结为一种思想：它使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史上升为精神的存在，而从这种“世界精神自我运动”的高度去观察，漫长的中国革命既不能被理解为盲目的造反和动乱，也不能如Benjamin L. Schwartz所倡导的那样，仅仅被理解为“寻求富强”的现代化物质冲动。而这种思想，这种意志，这种真正的知识，这个作为“精神的存在”的现代中国，在美国的语境中，当然就是指毛泽东的思想。　　

美国东亚研究的辉煌，也就体现在费正清大师为我们这个学科所奠定的博大深邃的基础之上，而它起初的基本知识逻辑和诉诸的基本价值观，原本是将19世纪以来世界的转变，描述为文明对愚昧、进步对落后、现代（民族国家）对传统（帝国和部落）的胜利，其中还特别表现为西方对于世界（中国）的冲击和中国迟钝的回应。而毛泽东的思想，首先就意味着以一种全新的知识实践，质疑和推翻了上述现代世界史叙述的基本知识逻辑，从而部分的改变了整个世界史的进程、包括它的叙述模式。众所周知，费正清晚年终于修改了这个将现代中国视为“动乱、愚昧和落后”之源的模式，他说：毛主席是在19世纪的历史终结论破灭之后第一个开始思考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比列宁更有革命性。因此，费正清晚年修改了自己的思路，转而将“伟大的中国革命”视为“创造新文明”。在1972年接受哈佛大学名誉博士的仪式上，费正清指出：哈佛学派和美国东亚研究的巨大学术成就首先应该归因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如果可能的话，他最愿意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因为迄今为止，美国的东亚研究的基本动力之源，就在于“与毛泽东主席对话”。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近一个世纪里中美两国互为敌人和竞争对手，但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本人，却一直被美国人民当作值得尊重的精神、思想异端和伟大的竞争对手―――来严肃地对待。正是这一点足以让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感到惭愧，不仅是面对美国学术界这些灿若星辰的丰硕学术成果，更是面对一种在思想、学术，即在精神层面“尊重敌人和对手”的君子风度和辩证法的智慧。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以来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毛泽东无疑有许多的敌人和谩骂者（正如他曾经拥有大量盲目的狂热崇拜者一样），这恰与中国悲惨的知识状况相映成趣，但是，毛却没有一个值得尊重的思想上、知识上――从而是精神层面的敌人和对手，而这同样清楚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知识态度和知识水平。今天看来，这些咒骂者之所以一点也不懂得辩证法，恰恰就在于他们首先就不懂得尊重精神的异端和思想上的敌人，――－甚至他们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敌人和异端，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伟大的“敌人”和异端。　　

一个月前，就是在这里，NYU的China House举办了一场令人失望的公开演讲，演讲者正是这样一位对辩证法的智慧毫无领会的中国名人，他演讲的主题，是通过讴歌林肯和华盛顿的方式，而指毛是“现代中国的秦始皇”。大家知道，Robert Morse教授对那次演讲只做了一句话的评论：“尊敬的先生，我只是提请您不要忘记：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林肯和华盛顿。”　　

在此，我谨向在座的八十高龄的Robert Morse教授致敬。不仅仅因为您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中国经典的杰出译者，也不仅仅因为您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者、阐释者，而是因为您不久前在类似的场合所说的话，作为一句正直的教诲，在这样的时刻，它令人难忘。它提醒我们注意基本的知识逻辑：说“A等于A”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这正如说华盛顿是华盛顿、林肯是林肯、美国是美国完全没有意义一样。而真正的认识方式是：仅仅当A是非A时，A才等于A，这意味着“A能同时等于A，又等于非A”，这种辨证逻辑就在您的一句话中得到精彩的表达――“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华盛顿”，或者“林肯就相当于美国的毛泽东”。而这就叫做必须从矛盾的角度去认识事物，这就叫做从自己的对立面中发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知识界如此热衷于研究和思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就意味着你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重温自己的前人宁肯战死也不甘忍受殖民地处境的理想，就意味着你们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去重现美国人民宁肯牺牲一半人口也不能容忍国家分裂和奴隶制压榨的精神，――而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这也令我们想起贵国当选总统Barack Obama在他的著作“The Audacity of Hope”中所说的几句著名的话。他说：“由美国国父们所奠定的价值观，并非存在于官方文件和历史教科书中，而是依然存活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鼓舞着我们为之骄傲、担当和牺牲。”[iii]――在Obama总统看来，美国人民之所以不能否定美国国家的缔造者、之所以不能否定贵国国父的原因，乃是由于贵国人民不能放弃由这些缔造者们所象征的信念、价值观、世界观，从而你们才不能容忍对于自己宪法中有关美国国父内容的否定。这正如今天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某届政府可以垮台，但“美国的精神”却不能垮台一样。根据这样的理由，我相信任何靠谩骂自己国家缔造者以哗众取宠的人，在大多数正直的美国人民那里都不会真正有市场，因为你们知道：在一个听任“立法者”被肆意攻击、践踏的国家里，法律的尊严一定是荡然无存，而不尊重“立法者”的国民，当然也绝对不可能真正遵守法律，一个随意抛弃自己价值观念、价值虚无、惟利是图的国家当然也不能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国，―――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如此需要精神的力量的时刻和关头，就更是如此。　　

各位尊敬的教授同仁，我再次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使得我在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能够站在这里。因为就是在十几天前的　11月4日　，我有幸和你们一起见证了美国历史的重大进步和转折，目睹了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的诞生。我尤其注意到，许多热情的纽约人身着“Maobama”的衬衫，作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不懈支持者，毛泽东倘如在世，我想，他一定是会赞赏纽约人这一文化创举的。尽管有人把美国的选举看作换汤不换药，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刻，我确实在美国目睹了历史的进步，因为它表明：马丁 路德 　金　博士的“梦”不是假的，它表明世界是可以改变的，它表明人民确实是有自己的意志的，而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不屈斗争，历史是可以进步的――而且，它特别表明：我们所信仰的那种真正的知识并不是虚妄的。　　

正像1787年美国的Founding Father们一样，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当然，他并非仅仅为某一届政府、某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立法，作为“立法者”，毛泽东为现代中国社会立法，他为中国现代价值观奠基。因此，如果要了解和认识今天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价值观念，我们除了到毛那里去寻找答案之外，恐怕别无它途。　　

因此，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对毛的阅读和讨论，也并非简单地研究他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和不断重新阅读现代世界历史和漫长的中国革命，并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和重新认识现实中国，特别是以毛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的方法去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一切，今天，它或许还特别意味着：如何在个人主义的，或者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把我们的经济抛入灾难的世界里，重新发现集体的意识或者集体的意志，如何在这个全球经济危机时刻去重建一种久经挫折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最终通过这一切，来改造我们的知识――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赞赏NYU所一贯倡导的以矛盾和发展的视野来看待事物的学术研究态度，因为任何稍具头脑的人其实都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抽象的集权和专制，正如从来没有存在过抽象的自由和民主。这意味着：除非我们将事物置于矛盾和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观察事物，更不会得出什么有益的见解。而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关于自由还是专制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必须放在封建还是郡县、分裂还是统一、自由放任还是宏观调控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基本矛盾关系及其运动中，才能得到切实的了解。　　

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是马克思所说的：“Understanding of what exists a simultaneous recognition of its negation, its inevitable destruction”[iv]。众所周知――这种辩证法是与西方文明同样古老的智慧。　　

　 　

2，              “百代都行秦法政”　　

　 　

今天，像毛一样，深埋在咸阳地下的那个叫嬴政的古人，实际上再也听不见他身后绵延千年的咒骂或者赞美了，“生前风云草中露，身后声名陌上花”，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引用庄子和鲁迅，将死亡赞美为辩证法的胜利。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秦始皇，也只不过是残暴的春秋战国史自身所呼唤出的消灭这种残暴的暴力本身罢了。而这就是作为“历史意志”体现者和立法者的秦始皇，是历史的辩证法的体现，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对待历史的批判和继承的辩证态度。　　

1970年代，在写于日历边上的一首含意深远的诗中，毛感慨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枇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首诗中所涉及的中国历史典故分别是：唐人章碣“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句，柳宗元（子厚）的《封建论》，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尽管这首诗翻译为英文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想，任何一位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军阀割据，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苦难痛心疾首，从而就会认识到：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尾大不掉和定期崛起，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封建主义”传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的痼疾，也是困扰中国走向现代的瓶颈。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其实也就基本上可以理解毛泽东这首诗的用意所在，理解毛泽东对于秦始皇形象背后的历史意志的理解和洞察。而这里（曼哈顿）谈论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例子，也许是曾经长期任教于纽约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英文著作《16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在这部杰作中，　黄　教授描述了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的根本瓶颈是国家信用的难产，例如：明帝国将田赋征收委之以地方豪强，将盐业专卖委之以商人集团，在长达300多年中竟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税率。在这个意义上，黄认为明帝国乃是个有着庞大的文官官僚集团，但却完全没有统治效率的“失败国家”，有明一代，中国外强中干――正可谓“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在“My Life”这本在中美两国都广有读者的著作中，贵国前总统比尔 克林顿记叙了他一家访问秦始皇的咸阳的经历，他把这次造访描述为从历史进入现实中国的“精神之旅”的开端。――NYU的同学们告诉我说，许多美国民众正是通过克林顿的那次访问知道那个在中国被骂了几千年的秦始皇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郡县制反对封建制的伟大政治家，就是这个秦始皇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战国的时代，统一了中国的行政、货币、税收和财经，结束了封建制，建立了郡县制。无论“儒法斗争”这样的说法是否太过简单化，作为一种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所内涵的问题性的提示、或者“提法”(Problematic)，它表现了一种透视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洞见，表现了将当前问题“历史化”的理论能力。如果不是将其完全庸俗化地运用，就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统一和分裂、自由放任还是宏观调控、放任特权利益阶层还是积极打击地方豪强，这一贯串中国历史的矛盾与斗争，完全是可以采用郡县还是封建、儒家还是法家之间的矛盾框架来表述和解释的。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封建传统”势力，当然是指各种分裂势力、是指各种形式的地方割据、是指特权利益阶层的定期壮大和崛起，而这也至少表明：当代中国许多打着“反封建”、“反专制”旗帜的斗士们，实际上对于究竟什么真实的封建专制主义缺乏了解。因此，如果今天还有人竟然说严格统一国家财政税收就是“专制主义”的话，那么，我想汉弥尔顿和亚伯拉罕 林肯都将成为专制分子，而贵国――美利坚合众国，恐怕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主义国家了。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在美国学术界，许多严肃的学者都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是中国进入“现代”的真正标志。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现代国民经济的形成、现代国家边界的确定、采用政党政治为特征的现代政治运作模式，群众的组织和联合以及在争取就业、养老、医疗等权利中诞生的“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形成统一的货币、统一的财政和统一的税收制度。[v]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倡导以“民众的大联合”的方式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形成民众的广泛意志，以结束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况，从此后他奔走呼号，毕生为此奋斗不已。从大革命到井冈山，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到人民广泛组织起来建设一穷二白的国家，以人民之联合打击特权利益阶层，以人民的广泛团结反对各种分裂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精髓，而关于“十大关系”和协调平衡的思想，关于“矛盾论”的思想，也只有放倒“民众的大联合”的视野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郡县与封建、统一与分裂、自由放任与宏观调控、鼓励利益集团与打击地方豪强，这种历史辩证法不仅属于历史，不仅属于秦始皇或者毛泽东，而且也属于当代的中国与世界。众所周知，贵国当选总统Obama，今天也被他的对立面攻击为“国家主义者”乃至“社会主义者”，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里，这其实也就是指斥他是“当代美国的秦始皇”。实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长期由金融资本主宰、放任华尔街长期骑在美国国家和社会头上的体制中，一个政治家如果被指斥为“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他就等于站在了华尔街的对立面，从而听任别人将自己视为专制主义政策的同情者而置于“自由”的对立面，这正如中国历史上一直将“秦政”置于“仁政”的对立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些攻击者们忘了：使得今天巨大的经济危机之下国家干预政策成为不可避免的，恰恰是长期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正如1950年代以降风靡世界的凯恩斯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它恰恰是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危机本身所呼唤出来，并医治其痼疾的药方，当年，以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为标志，随着长达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对垄断资本进行节制的大政府和强式国家，一度成为全世界最时髦、最正确的体制，起码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根本没有人怀疑和指斥这是什么“国家专制主义”。　　

同样，美国的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打上了“专制主义国家”的标签，从而造成了当代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一种暧昧的形象：――中国究竟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在当今美国学术界，中国一方面被作为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赞美，一方面又被当作国家干预市场的专制主义政权而指斥。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无论在当今的美国还是中国，却几乎没有人指出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我下面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恰恰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治理，才避免了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必然导致的经济危机，才避免了大大小小的华尔街骑在国家和社会头上的不幸局面，从而才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如果说这就是国家专制主义，那么我不得不指出：我们的专制主义不仅是秦始皇的遗产，而是与你们的罗斯福节制垄断资本的“新政”没有什么不同。即这种国家干预政策既是你们曾经实行过的，也是贵国今天准备重新捡起来治理经济危机的武器。　　

或许，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中国最近的一次实例，来为陷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朋友们提供参考。　　

众所周知，1992年对于中国是个特殊年份，在这一年，仿佛是一夜之间，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开始，突然间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健全国家银行的垂直领导系统，没有严格的银行监控系统，所以各省的金融部门和开发银行迅速卷入地方利益中，加之中国人民银行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与地方当局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年的银行投资比上一年度一举增加了45％。如此巨额的投资规模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从1992年下旬到1993年，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7月，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以上，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迫使储户争先恐后从银行取出存款，银行贷款利率随之攀升。但是，针对这种情况，为利益所驱使的地方当局和利益集团，甚至进而以直接扣除职工工资的方式强行集资、发债和强制储蓄，这就是所谓的地方集资、企业集资，――通货膨胀和收入减少使得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它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　　

在经历了15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早已经被各地方、各大中小企业的利益分割为无政府主义的拼盘，而持续的“放权让利”、“三来一补”等花样繁多的临时性税收措施，则瓦解了统一的国家税收体制，而代之以各地方、各大企业与国家间的“合同式”的临时税收体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地方、银行和企业再次被赋予超常的“自主权”，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随意借贷、随意开发，不仅仅意味着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利用被赋予的“自主权”，大规模地卷入集资、擅自扩大税收，也不仅仅意味着各地方、各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形成地区、行业性的市场壁垒，彼此争执不休，所谓的“三角债”不过是冰山一角――更为严峻的现实是：改革初期所采用的“承包制”被错误地应用到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经济和政治关系中――自1978年以来，中央财政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30％一路直线下滑到1993年的10.7％，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甚至认为：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如此的颠倒和不成比例，长此以往，就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分裂和解体――这一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　　

毫无疑问的是：1993年的中国处于一场严峻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和国家财政危机的边缘。而也就是在1993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了毛主席的诞生地韶山，敏感的美国学术界注意到这个重要的事件，Will Hutton在“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这本著作中这样描述说：“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进行了15年之后，江泽民访问韶山并鲜有地讲到了毛的遗产和‘治国理政’经验，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vi]　　

从1993年开始，正是顶着国内外严峻的压力，江泽民和他的率领的领导集体通过以下三个有力措施与中国的金融、财政和社会危机作战：1，加大国家税收抑止经济和投资过热和过快增长，2，加强银行监管，收回地方政府对于银行分支的管理权。3，严厉打击地方集资并禁止军队经商，通过誓言反对腐败，调整地方领导班子。　　

到1994年底，新实行的统一的国家增值税代替了名目繁多、杂乱的地方附加税，而到1995年，中央财政连续15年下滑的局面被制止了，以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为名兴起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被“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所压制，混乱的税收、中央财政的枯竭、多头管理的银行系统，――这一切终于在1995年得到了逆转。事实证明：1993年到1994年期间的中共领导集体，以抑止地方大规模投资和集资、加强银行监管、统一国家税收的宏观调控政策，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国家的能力和中央财政能力，它一方面是将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则形成了新的国家财政的增长方式、新的税收体制、新的市场秩序、新的金融管理规则，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为中国社会下一个阶段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正如Will Hutton恰如其分地指出的，1994年大刀阔斧的宏观调控政策，确实就是毛泽东的“治国理政”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运用，它也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上面那首含意深奥的诗中的一句――“百代都行秦法政”的意义。显而易见的是，1995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比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更加法制化、更加规范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为健康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个时期开始的国家财力的稳步增长、金融监管体制的确立，不但中国无法应对1997年严峻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但会被那场危机所击溃，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但将丧失殆尽，而且――今天中国所采取的扶贫、环保、解决三农问题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也均无法良好实施。对此，Will Hutton认为，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非但不能被理解为“国家专制主义的回归”，而恰恰相反，它是“在危机中拯救国家”（Saving The State），――在这一点上，Hutton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却又是不够的――因为1994年宏观调控的成功，恰恰表明了政治和政府在社会的阶段性危机中所扮演的不仅仅是“救火队”的作用，而是成功地变危机为契机，从而起到了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新的、更高、更健康的阶段迈进的“革命”的作用[vii]。　　

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因为毛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阶段性的，从而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都有其固有的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该历史阶段由产生、兴盛走向危机和衰亡，这正如经济的发展有其周期一样。因而，政治和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在事物发展的衰亡和危机阶段去拯救危机，而是在社会发生阶段性“质变”的时刻，抓住主要矛盾，促使社会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去发展和迈进。――用毛的语言就是：所谓政府和政治的关键性作用，必须表现为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事无巨细，一切都管，―――恰恰相反，根据著名的“量变质变规律”，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必须、实际上也仅仅是出现在社会发生“质变”的那个关键时刻。　　

这也就是Richard Levy所透辟的指出的，在毛看来，一方面，当社会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迈进的“质变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的时候，除了积蓄大量的“量变”，以等待社会“质变”的条件之外，政府政策不应该盲目行动和干预，例如，毛在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强调：只有当农村财富的一半以上是由集体经济创造的时候，才能实行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过渡，而在“质变”还没有形成的时刻，贸然采用政治和政府的手段去强制社会向“下一个阶段”进行转变，这就是他所谓的“左倾”或“极左”，再例如，1972年他曾告诫尼克松总统说：中美两国还应该互相骂一阵，“一下子就倒过来，双方的老百姓反而不好接受”，这也是由于中美关系不可能一下子由长期的冰冻阶段，一跃而进入热月阶段――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时机尚未成熟。　　

但是，另一方面――当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当社会已经发生了新的质变之后，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就绝不能停留在仅仅是处理社会危机，保证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和平衡那种水平，而是应该善于去分析、研究和把握新的历史阶段的矛盾，善于抓住新的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而否则就是“右倾”。――1953年以来他对于中共党内某些保守倾向的批评，他之所以主张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新民主主义”，而应该向下一个不同的阶段迈进――其理由概出于此[viii]。　　

而这或许就是毛泽东思想所能为今天危机中的世界提供的启示，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危机理论”，“量变质变规律”视野下的政府的作用：这种作用远不仅仅是保持社会稳定、在危机中提供社会保障和救助，从而简单地使得社会从危机中重新走向平衡。而是在危机中推动经济社会向新的阶段迈进。例如，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就是面向内需和加强产业升级，使得经济结构更为合理，而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就是结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长期颠倒，推动美国的经济社会进入到一个更为健康的历史阶段。　　

在毛看来，由于政治和政府作用只是在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它起到的应该是促使经济社会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迈进的的“触媒”的作用，这种作用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专制的，因为它是革命的。一个政府是否成功，端赖于它是否能将危机转化为契机的能力，而这就是划分世界上一切政府的“左中右”的尺度，――包括未来的Obama政府在内。　　

　 　

3，              横空出世莽昆仑　　

　 　

在西方世界，现代世界的发生同时也被从空间的角度理解为“海洋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卡尔 施密特，――也许是当代西方最有力量的思想家，曾分别从空间的革命、国际法、战争模式的变迁这三个角度，论述了所谓“西方现代性”的基础，指出西方现代性的空间基础，就是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观”。　　

在《国家主权与自由的海洋》一文中，卡尔 施密特首先指出了海洋世界观的“空间革命”意义。他说：“16世纪时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源于这种（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的空间革命，而并非源于所谓的‘文艺复兴’对于那种19、20世纪大行其道的个体观念的倡导。”　　

其次，海洋时代的降临及其所导致的空间革命，带来的是西方“主权”概念和国际法的变迁，它仿佛意味着无边自由的海洋，淹没了陆地上的有限界限：“在此之前，从空间秩序的视角来看，主权国家的概念乃是一个陆地的观念，即它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概念，国家是以领土划界，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为了争夺领土。――而只有从海洋这个方面出发，那种国家的、封闭的、有疆界的空间观念的对立面才显现出来。那种自由的、也就是摆脱了某种国家空间秩序的束缚、国家疆界无法穿越的海洋，才成为了权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空间观念”[ix]。　　

第三，而随着主权概念和海洋国际法而发生的，乃是现代战争理论的变化。荷兰、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为争夺海权而进行的战争，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争夺领土的战争，而是在宗教战争（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面纱下进行的“争夺世界市场”和贸易垄断权的战争。而且，这尤其意味着，现代海洋战争根本上不同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战争，这里的核心是，现代海战具有典型的“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即利用环境（海洋）为依托，采用先发制人、封锁、骚扰、制裁和突袭式的海盗方式，以小型的、民间的武装采取行动，不以夺取对方领土，而只是以夺取敌方实际财富、夺取市场利益、封锁和垄断海洋贸易商道为目标。这一战争形式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常备军，而只有一个军商合一的全民动员体制。但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海洋战争体制，英国在19世纪崛起为世界霸权。　　

英国所采用的具有现代游击战争特征的海战的上述有效性，在掀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叶的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中国历史学家胡绳在分析鸦片战争英国的战略战术时，不是把清帝国的战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而是归结为英国所采用的新型的、现代海洋游击战争的方式，他这样指出：　　

“英国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足七千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整一个月。以少数的兵力，以小击大，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式的劫掠行为。所以，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上任意选取一点来进攻，但决不永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采取突袭取胜，心理战术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而重新回到广州；占领了厦门、宁波和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但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的目的达到之后，即退出长江。”[x]　　

这种对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分析是使得历史研究变得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因素，但往往却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所不擅长的。卡尔 施密特研究的出发点同样是战争、特别是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形成了他对于现代西方海洋世界观的反思。在著名的《游击战争理论》中，施密特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最终击溃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并把他们从中国、随后是越南驱逐出去的，恰恰就是英国为代表的那种海洋战争模式在大陆上的创造性运用，――而这不过印证了拉岑霍夫一句伟大的格言：“一个不尊重其他国家在海上财产的海洋国家，其领土和公民的财产一旦意外着陆，也将同样无法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实际上正是被另外一种海洋所淹没，这就是陆地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就是现代海洋战争理论和海洋法被扩展到陆地、并被应用于大陆的典范：其穿插于无边界的战场的空间运用，它的声东击西的运动战、心理战技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一城一池为攻击目的的战争手段，――这些其实都属于现代海洋战争的逻辑，而唯一的、但也是根本的不同是，曾经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屏障和支撑的“无边海洋”，现在变成了人民基于反抗而形成的广泛参与、同仇敌忾，即变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毛泽东革命战争理论，就是这种“陆地上的海洋观”的集大成者。　　

由于《游击战争理论》的研究，施密特真正触及到了什么叫“毛泽东式的空间视野”，从而成为通过上述“空间革命”的角度，对毛的思想做出最具爆炸性理解的西方学者，在他看来，如果说西方关于现代世界的构想，是1500年以降从“海洋”这个特定空间的发现与开拓中产生的话，那么，正是海洋看起来是一个整一的、不变的、中立的、自由的或者中性的空间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现代世界既被看作一个1500年以降，西方各民族走向海洋的过程，同时也被视为各民族、各区域在历史中合并为“同一个世界”空间的过程。　　

但是，与上述“海洋世界观”完全不同，施密特认为，毛所代表的却是既不同于单纯的“海洋法则”，但同时又不同于孤立的“大地法则”的新的空间法则，施密特因而把毛的空间思想称为一种“新的大地法”。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现代人类现代历史并不是一个“陆地被海洋所战胜和覆盖”的过程，而是陆地――即毛所说的伟大的“昆仑”――通过自身的裂变和消融，重新划分出陆地与海洋秩序的过程。　　

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毛泽东先是表达了“夏日消融”的时间运动下，大地――“昆仑”解体，一个“海洋时代”、或者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到来的洪荒景象：“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显然，――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并不是海洋的运动最终覆盖了陆地，而是大地昆仑自身的运动（夏日消融），重新划分了海洋和陆地，陆权与海权。或者说，与整一的海洋不同，大地的运动总是升起为陆地和下沉为海洋，并把世界分割为不同的地形地貌。正如河流和山脉把土地联系起来又分隔开来。因而，所谓大地的法则，描述的乃是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空间之间的互相矛盾、依赖、渗透和联系，描述的是由此所建立起来的结构的互动关系。　　

而词的下阙这样写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施密特认为，在这里“倚天抽宝剑”的，就是一种“新的大地法”――与海洋时代相比，它既是真实的现代世界逻辑，也是中国革命的逻辑，更是一切现代革命战争背后所依赖的空间观念。而这种新的大地法的核心在于：“将海洋的逻辑内在于大地”，“将海洋法则内在于大地”，这里的前提就是将“大地”理解为在不断消融、凝聚中变化着的雪山“昆仑”。――套用鲁迅式的说法就是：海洋不过是死去、变化的昆仑，是“昆仑的的精魂”。　　

正是这一崭新的“大地法”瓦解了海洋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普遍进程，把一个普适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改造为一个矛盾运动的结构空间。　1958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对自己所作诗词的批注》中解释《昆仑》这首诗词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到了。”　　

正是从“新大地法”的视野去看海洋和海洋资本主义世界，西方和现代世界就成为一个正在生成和不断瓦解的多重空间，而绝不是一个整体。正如毛的如下论断：西方内部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白人殖民者与其他人种殖民者（如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同一种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矛盾，正是这种多重的、彼此矛盾、联系、互动的空间关系，构成了毛泽东“矛盾论的世界观”。也是按照这样的植根于理解大地的法则， 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解释说：先进的欧美与落后的中国作为矛盾的双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正如海洋对于大地的根深蒂固的依附），这是由于欧美向世界扩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欧美越来越依赖殖民地的过程，而且，毛还进一步说，这种矛盾又是互相转化的，历史不是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时间的直线进步，而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空间的矛盾互动中的彼此转化。在多重世界空间之间的矛盾、依赖和互动中，正像1500年以降的中国逐步由先进演变为落后，欧洲则由落后演变为先进一样，20世纪以降，先进的欧美也完全有可能逐渐转化为落后，而落后的中国当然也有可能转化为先进。　　

现代世界的运动正是这样，如夏日消融的昆仑――旧秩序解体了，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矛盾、联系、秩序却因而形成了。毛泽东说：　　

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核心是战争与革命。以战争和武力的方式创造并维持一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结构，这是资本积累的根本前提，同时，这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结构又为世界革命准备了条件。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正是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而完成的，这包括推翻美国长期支持的国民党官僚军阀政权，驱逐日本军国主义出中国的革命战争，以及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这些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得毛泽东成为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倚天抽宝剑”的战争理论家。今天，类似西点军校这样的机构，一直把毛的著作作为高级教材，不仅仅是西点，正如卡尔 施密特所说：“毛泽东是当代革命战争最伟大的实践者，同时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战争理论家，他的作品是当今西方所有重要军事学校的必读教材”[xi]。　　

一位叫高亨的中国古文字学大师，曾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描述毛的“气魄”，但是“气魄”是个太难于翻译为英文的中国词汇，因此，更为准确和理论化的描述则是施密特关于“新的大地法”的论断。按照这种划时代的描述，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理论实际上是上述空间革命理论的最集中体现，因而，中国革命的逻辑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大地对海洋的斗争，中国对西方的斗争，因为它所遵循的既不是单纯的大陆法则，也不是单纯的海洋法则，而是将海洋法则应用于大陆法则，所谓“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现代战争理论而言――就是指将肇始于海洋的游击战，运用于大陆上的革命战争，它导致了现代战争理论的重大革命，翻转了由海洋帝国主义支配的现代世界的强弱对比，将漫长的19世纪引入了我们的20世纪和21世纪。　　

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去理解现代人类历史运动，并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去理解毛的思想。这种政治哲学告诉我们：现代历史的运动所依据的，不是单纯的陆地法则或者海洋法则，也不是陆地法则与海洋法则的永无休止的对立，而是将海洋的法则内在于陆地的法则，作为这种空间革命的哲学基础，作为一种新的“大地法”，它就是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世界空间革命。而下面我将要说明：这个伟大的空间思想为什么立足于、也必然指向一块“面向四海转动”的辽阔大陆――这就是毛所谓“小小寰球”的题中之意。　　

在这种世界历史的现代运动――或者说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世界革命”的视野中，旧有的边界消失了，但是，在旧的国家、贸易、文化边界消失地方，将会产生新的边界、新的联合。正如一块大陆在海洋中消失了，意味着另外一块大陆的升起，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永远不会停止。　　

因此，所谓的“海洋时代”只不过是“夏日消融的大陆”自我运动的表现形式，而海洋时代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消失一切边界，相反，它只是消除旧有的边界，从而为新的边界、新的陆权和海权的兴起准备条件。现代世界不是一个在自由竞争、自我解构、自我危机中不断消失、消解的无意义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重组的历史结构。在这种结构运动中，消除边界是为了形成新的边界――而这就是作为“最终的善”的历史的意志之体现的“新的大地法”――以它磅礴的力量阻止着“人或为鱼鳖”的世界末日的到来。　　

　 　

4，“小小寰球”　　

　 　

生活在当今世界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正如美国在上世纪初崛起为世界霸权一样，中华民族由长期的衰落走向复兴，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美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复兴，是二十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两大最根本性的事件。当然，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印证了尼采这位西方哲人的洞见，――“不是世界内在于空间，而是空间内在于世界”。　　

正是尼采的这一洞见提醒我们从空间构造的角度去观察现代世界史，从而能够把美国的崛起和中国的复兴理解为一种“空间构造”的必然，理解为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空间革命：一种“向两洋转动的大陆空间形式”在世界大舞台上的升起，――而这就是指处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美国大陆，以及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中国大陆。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要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我们两个国家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为人类现代历史承担更大的责任，从根本上是由于中美两国具有重要的空间相似性：如果从海洋法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岛国”，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会成为当今海洋和世界贸易的主要吞吐地。而从大陆法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则又是巨大的陆地国家，因而具有庞大的内需和生产能力、消费能力，两国都把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立国之本。还有――中美两国都具有来自外层空间的打击能力，“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从而从根本上对世界的安全负有责任。美国人马汉在1900年的《亚洲的问题：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和1910年的《美国的利益》中，预示了同时兼有海洋和大陆国家优势的美国兴起的必然性。而比他更早，中国人魏源则在1847年的《海国图志》中，首次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大陆伸向海洋的“海国”。《 海国图志 圣武记 卷一》的开篇这样描述中国说：“中国山川，其维首在陇蜀，其尾没于碣渤”。――今天看来，他们当年天才的预见正是建立在一种十分相似而崭新的空间视野之上，或者说，他们先后预见了即将到来的世界空间的变迁与革命。　　

20世纪的历史表明，唯一能够把世界从全球动乱的“漫长19世纪”引向相对稳定的，正是这样的空间力量：第一，它是连接海洋与陆地的地理空间，第二，它是向四海转动的陆地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的意思，当然就不是被19世纪欧洲汉学们所妖魔化的“自诩的中央帝国”，而是意味这样一个地理和空间范畴：“居四海之内曰中国”，――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夏日消融”的“昆仑”，这就是“昆仑”的构想，是将海洋的原则内在于大陆的“大地法”。　　

无论近代中国如何在海洋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被叙述为闭关自守、贫穷落后，而世界史的真实却是：在500年漫长的人类现代进程中，第一个在世界上出现的类似的空间，就是亚洲的中国。在1500－1830年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把世界的陆地和海洋联系起来，――以它庞大的物质生产能力、朝贡贸易体系和对逐渐成为世界货币的白银的大规模吸收能力。在这个漫长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创生、成长时期，正是中国（明清两朝）通过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政策，将包括日本、琉球、朝鲜、安南、暹罗、马六甲、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内的这些海洋国家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不断扩大的朝贡贸易体系，也正是当时的中国，通过巨大的白银需求，将亚洲、欧洲和“新发现的”美洲经济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现代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创生。换句话说，在现代世界体系成长时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就类似于20世纪的美国在今天的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世界史研究所证实。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动荡的世界史的新篇章，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的历史学家纷纷断言：中华帝国的崩溃意味着在“陆地与海洋的决战”中，“大陆法则”的最终崩溃，同时它也意味着一个全面的海洋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然而，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却只不过意味着全球动乱的漫长19世纪的开始――当然，近代中国的崩溃确实表明，19世纪的中国的生产和技术能力，已经不足以再继续承担世界上唯一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的重任，与此同时，它也不足以继续支持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日益扩大的贸易需求，特别是，中国军事技术的落伍既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更不能保证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体系是安全的。但是，曾经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华帝国在八个海盗国家的打击下分崩离析，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衰落和中国人民陷入的深重苦难，既表现了世界经济突破它传统秩序外壳这一漫长过程的残忍程度，但同时更表现了伟大的“昆仑”在工业革命“夏日消融”的解体和转化中，最终所能焕发、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因为“夏日消融”的“昆仑”在创造了海洋时代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结构、新的秩序、新的大陆、新的海洋贸易道路。海洋无情地淹没了一块大陆，是为了新的空间结构、新的海权和陆权的兴起和上升。最终，它也预示着毛所谓：“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新的“太平世界”的远景。　　

以1609年荷兰人格劳修斯匿名发表《海洋自由论》为标志，“自由的海洋”时代的降临，其实就是充满竞争、风险和掠夺精神的海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世界的开始。这个以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为宗旨的海洋资本主义世界，正如古斯塔夫 拉岑霍夫在1881年所预示的那样，是一个“无根的世界”：一方面，在没有边界、从而也没有秩序的自由的海洋上，为了利益而互相攻击、互相竞争的海盗伦理，支配着一种彼此无休止攻击的海洋国际法，它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种“自我毁灭”的逻辑，另一方面，突破了其近代外壳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因丧失了其最终的生产基地、消费市场和吸纳货币的蓄水池，从而进入无政府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竞争时代，这使得马克思意义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前者预示着“战争的世界化”，后者则预示着竞争的无政府。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启示，就在于以极其残酷地方式印证了海洋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这种终结，部分地是以二战后美国在海洋资本主义的灰烬中崛起为标志的。　　

众所周知，尽管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却从来就不是英国那样的海洋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在美国国父们为这个国家所制定的蓝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宪法的根基是罗马法这一最典型的大陆法则，所谓“三权分立并互相制约”的权力模式，植根于罗马王权、贵族和民众互相博弈的权力网络(Network of Power)。从地缘政治的视野看，美国其实更类似于一个罗马或者汉唐式的大帝国，正是二战后的美帝国，以其庞大的国内生产能力，领先的技术优势和世界债主的地位，以其凯恩斯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马歇尔的欧洲重建计划，包括以宣扬和推广美国价值观普世性的软力量，重新打造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连接陆地与海洋的20世纪的“新朝贡体系”。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特别还由于美国拥有的空前的武力：掌握着融和陆战和海战一体为的战争技术，特别是控制太空的技术，正是由于美国的超强武力，当年令那些主要的海洋资本主义国家施展其野心的辽阔的海洋，在二战之后就早已经不再如格劳修斯所描绘的那样――是“自由”的了。　　

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之后崛起在两洋之间的美洲大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许最能体会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失落了百年的“中国”感受。作为崛起于四海两洋之间的新大陆，美国的崛起表明了：一个帝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和需求能力有多大，决定了它实际上能够向外走多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在人类的20世纪，“居四海之内者曰美国”，实际上，二战以来，恰恰是以美国这个新“帝国”为对象的现代世界“朝贡体系”，既保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海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稳定，也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应该承认，美国在二战后所扮演的角色，正与1500－1830之间中国所扮演的类似，尽管按照荷兰人麦迪逊（Angus Ma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大清帝国在康乾盛世的生产总量占当时全球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还超过了今天美国居世界经济总量25％的规模。　　

而今天美国不断向西亚的扩张，也使得它越来越像当年的中华大清帝国，――长期军事占领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今天的美国实际上力图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变成它的能源朝贡国，如同当年中亚好战的蒙古游牧部落和惟利是图的海上强国琉球之于当年的中华帝国，――今天的以色列和日本也不过就是美利坚帝国朝贡体系中的模范成员而已。但是，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也不得不说，今天的美国所陷入的危机，与18世纪末康乾盛世末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也同样具有类似性：即今天的美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世界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的重担，越来越难以承受世界主要贸易对象国所带来的庞大赤字，越来越难以为它的主要朝贡国支付军事保护费，――当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再次突破其秩序外壳时，美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当今世界的稳定需要两个、甚至三个“美国”之间的合作才能达成，这意味着：美国如果要度过当前的危机，它起码必须为自己寻求一个稳定世界金融、贸易和战略的伙伴。或许，在今天的许多美国政要看来，这个真正有力的伙伴可能就是在整个19世纪历经劫难，又在20世纪实现了复兴的中国，于是，今天马克思的话可能会再次魔力重现：“我们想起来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　　

然而，我要指出的恰恰是：这个精妙的打算绝不是一个好主意。正如今天美国的金融海啸，不能通过靠上中国这样一块同样被新自由主义政策搞得千疮百孔的“新大陆”所能解决一样。这么说是因为，今天的许多中美政要可能正在盘算着通过一种可谓“屡教不改”的错误策略，来应付当今世界的空前危机，这个错误的政策说穿了就是：通过美国继续发债、中国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或者用一句不太光彩的说法，以“中美联合坐庄或者作局”的方式，以继续操纵虚拟的美国符号――“美国债券”的方式来煽动世界经济。但是，这种长期的错误政策却只能把中美两国――进而把全世界更深入地推向灾难和深渊。　　

实际上，美国今天的危机是从美元不得不与黄金脱钩的1970年代初就开始铸成了，从那时起，美国的战争贩子和华尔街上四处流窜的金融骗子，就联手瓦解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经济体的美国，掏空了美国的，是一种力图取消一切空间的“虚拟经济”逻辑，而这个反罗马法的逻辑就导源于灾难性的19世纪，这个“反大地”的幽灵浑身散发着死亡的19世纪海盗气息，它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全球动乱的19世纪逻辑的死灰复燃和借尸还魂。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崛起、美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英国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就是由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国家，但是，今天的美国却越来越像一个岛国，今天的美国正在成为一个由华尔街上的海盗所支配的国家，由他们所支配的、力图取消一切空间的虚拟经济淹没了北美大陆：美国的根本危机就在于它今天越来越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真实的空间”。　　

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基地，也不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消费市场，――总之，作为一个伟大的陆地国家的美国正不复存在，作为坚实空间的美国大地正在从世界脚下消失。――我再说一遍：这一切就是因为一种海洋和海盗的性格主宰了美国，它特别地体现为华尔街上四处流窜的金融骗子对于美国的长期统治，所以说，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力量，正是他们瓦解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肆无忌惮地掏空了美国和全世界的财富，他们的法则、伦理特别是空间意识与当年那些四处流窜的英国鸦片贩子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后者也曾经幻想将英国掏空后，把英国的首都迁到印度新大陆――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　　

当美国陷入只有靠上一块新大陆才能稳定自己，当美国陷入只有依靠剥削全世界才能苟延残喘的活下去的窘境时，贵国的国父们地下有知，他们将为之感到深深地羞耻，因为这就意味美国大陆的塌陷，意味着作为美国一个空间力量的解体。　　

在今天的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声望出乎意料的低下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媒体对这位伟大人物的理解，正如当代中国媒体对于毛泽东的理解一样，长期停留在鸡零狗碎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阶段。但是，与当今危机中的美国政客们忙于向中国推销垃圾债券不同，这位处于1972年危机中的美国总统却把他的中国之旅定义于“与毛主席讨论哲学问题”。而仅此一点就说明了他的大手笔，因为所谓哲学问题，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在访问北京时所发表的“震动世界”的演讲中，总统先生曾经引用了毛的一首词中的下阙，展示了时间辩证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这首词的上阙则恰恰展示了一种面对危机巍然屹立的空间的力量，展示了一种昆仑式的大地法则：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援槐夸大国，蚍蜉捍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我愿借这首词所表现的伟大空间情怀祝福美国人民，并结束我今天的演讲。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访问贵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玛格丽特 米歇尔抒写美国大陆的作品Gone With the Wind一书，就在那里诞生。众所周知，在那部影响了中美两国几代人的作品结尾，告别了海盗先生的斯嘉丽手捧泥土哭着哭着却又笑了，她这样说：算了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只要脚下的大陆还在，其余的一切就让它随风而去。――而今天，当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美洲大陆，正在为垃圾债券所掩埋的时候，让我们再次重温斯嘉丽那句曾经家喻户晓的格言，然后，用智慧和双手，在虚拟经济崩溃的废墟上，去重建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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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　2008年11月18日　起在纽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作的系列演讲之一。借此机会，感谢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纽约大学爱德华茨副校长，以及纽约大学的同事们对演讲者所提供的帮助和教诲。著名翻译家廖世奇教授迷人的现场口译是使得演讲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ii] 魏斐德，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大师，著有《洪业――清朝开国史》、《大门外的陌生人》等重要著作，生前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伯克利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iii] 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Random House ,2008,p11　　

[iv] Karl Marx，Capital Volume I，p103，意为：“对事物的肯定中同时包涵着否定和自我瓦解的力量”。　　

[v] 提出1949“现代开端说”的不止一人，在中国国内，例如荣孟源广写于1956年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就将1840－1949期间称为中国的近代，而自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称为中国的现代。而在美国，Maurice Meisner的《毛泽东中国及其发展》出版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持这种观点。　　

[vi] Will Hutton，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Free Press，pp115-119　　

[vii]实际上， 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经济一直没有找到摆脱危机，并能够将世界经济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并无根本性的不同，那就是国家调控和市场放任并存，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计划当中有市场，市场里面有计划。这一政策设计的最良好的初衷是：既刺激企业活力和强化竞争，同时又抑止失业和通货膨胀。然而，它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却是那种被今天的经济学家成为“滞胀”的困局：经济停滞与失业、通货膨胀携手而至。而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很可能正是这种令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无法应付的局面。　　

　 　

[viii] Richard Levy，Mao，Marx，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ood question，Poor Answer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pp154-173　　

[ix] C.施密特，《陆地与海洋》，第7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x]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xi] C.施密特，《游击队理论》，《施密特文集第一卷 政治的概念》，第271－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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