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社会重建’”研讨会的议题，是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提出的“社会溃败说”。孙教授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主张推动中国社会重建。以下是本人的点评发言。
     
    章立凡：（说到元宵观火）我就有点像立平说的那种幸灾乐祸派，是因为看到了现世报，但忧虑也是有的。从去年以来我就不大写时论了，觉得建言没什么用，善意已经很难正常表达了，只剩下恶搞，最近也就写点打油诗而已。当然学术探讨是另一回事，社会溃败还有没有可能挽救？我基本上是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近期内看不到什么希望。  
    刚才子明谈到了历史上的溃败以及毛时代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这两天在看吴江先生最近发表的《世人争谈“中国模式”》，也看到1300多条网友的跟贴，大部分不同意他的观点，觉得现在的腐败已经没治了。  

    至于溃败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溃败和动荡可能是互动的关系，现在很难说哪一种就最终会居于主导地位，是不是就一定不动荡或者不溃败了？很可能这两个东西会互动，加剧整个形势的发展。  

    说说治理模式，我前几天又在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王朝中有两个最自私，一是元，二是清，这两个王朝都是部族政权，是少数民族以一个族群行使统治，和传统上的“家天下”不太一样，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就是“族天下”。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联想：靠一个利益集团统治国家，不是单凭皇帝一人作主，一旦要想变法改革的时候，必定触动整个集团的既得利益，八旗亲贵们对皇帝的制约是很大的。一条龙能治水，龙多了不治水。这种情况也可作某种类比，即便最高领导人想要搞一些改革，也是受到庞大利益集团的牵制。  

    治理模式归结到税负，历史上的王朝税负，只要养活皇上一家和一个政府，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如今要养活两套以上的班子，政府一套，党务也有一套。我以前多次说过，人民负担比历代王朝都要重，党务干部也归入吃皇粮的公务员系列，不从党费开支，行政成本是双倍的，这种情况在现代民主国家是不可能有的，搞得民不堪命，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这个问题现在也很难解决。  

    这么多年来，一党执政体制越来越削弱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统治团体之外，没有其他有力的监督能够起作用；团体之内都是领导者，形成很多“小国之君”，各层各部门从上到下各自为政，越到下面越明显，什么党纪国法都不在话下，就是我说了算。这种情况确实就是行政溃败或政权失控，中央对地方、高层对中层以下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很多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了。执政能力本身在削弱，这就是子明说的行政溃败，我认同他这个提法。  

    关于政府信用的问题，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前提之下，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不讲信用，每个王朝在夺取政权以前，都会提出若干承诺，刘邦就有“约法三章”。只不过西方最后归结到宪政制度上，所以能够相对稳定；中国最后归结到人治上，所以就会有周期性的动荡，也就是我们常说“历史周期律”。  

    翻翻笑蜀编的《历史的先声》那本书，可以看到共产党在执政以前也有很多的承诺，这些承诺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究竟兑现了多少？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信用问题，还有没有信用？执政党的信用，从毛的时代就已经透支得差不多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看到一点希望，希望还能有一个“中兴”，但那是20多年前的心态，现在基本上不抱希望了。  

    政权信用丧失的同时，是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我知道章伯钧57年以后曾经讲过，现在是闭关锁国，大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所以还能维持，将来一旦开放国门，所有的资讯和生活方式的封锁被突破以后，必将是人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社会了。传统的封建道德以及资本主义道德，都已经被“文革”摧毁了，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也没有建立，现在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想重新提振儒学来补救，已经为时太晚。无诚信的社会怎么造成的？要问责的话，就从毛泽东开始问责吧，这个清算远远不够。  

    政府现在奉行的是“技治主义”，就是靠技术控制社会，有财力，有军队，有科技手段，有高度的动员能力，既不是制度的控制，也不是理念的控制。过去推行某项举措还要讲一番理想、道理，然后证明自己的正确，现在不跟你讲了，直接下手就干了，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科学发展观是必要的，但是往往被曲解了，把很多东西庸俗化、技术化了，技术化的后果往往是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只顾解决眼前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了葫芦起了瓢，接着再按……没有长远的思维。“技治主义”的背后是极度的不自信，导致政府经常反应过度。20年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应过度引起的，现在反省起来，那时候如果能够以平常心正确对待民间提出的要求，就不会做出非常意气用事的决断，但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历史了。  

    至于能否建立良性的机制来挽回溃败，我觉得相当困难，因为已经积重难返了。如果将社会问题制成图表，我们可以画出三条线，一是经济这条线，二是政治这条线，三是社会这条线，看这几条线是不是同时到临界点。如果这三条线之间有点“时间差”，这条到了那条没到，或许可以解释为溃败，如果三条线同时到临界点，我觉得就不是溃败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动荡。
  
    费正清在中共刚刚执政的时候有一个预言，中国共产党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没有说错。为什么找不到长治久安之策？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创造力了。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个人确实不抱什么太多的幻想。我们开会的目的仍是建设性的，希望能找出一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可能真的没有时间了，最好的改革和社会重建的时机已经错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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