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文明主导国际关系¬¬— 巴以冲突中的全球意识

王   子   仪
自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表，香港《二十一世纪》首发以此为题的中文译文以来，将近十年了。对照世界局势，检验这个理论，澄清一些误判，吸取和发展其中合理性的思想成分也是时候了。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明与国际政治》（1995年）一书，辑录了一些中国学者，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学者的评论文章，大都批评亨廷顿文中关于儒教文明（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联手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将导致国际冲突的主要威胁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他从‘文明冲突’的前提出发，预测中国可能同西方对抗，提醒西方警惕中国。”①其实自毛泽东以来，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一直是批儒、反儒的，与“敬天”和“仁”字当关的儒家核心价值观是对立的。因此把现代大陆中国列为“儒教文明圈”，或以此自诩，都是一种误判。还有些儒家承传的，基本上是海外学人和所谓“新儒家”，硕果仅存的是台湾，而台湾从传统意义和现实意义上都是西方文明的盟友，根本不可能与伊斯兰文明联手与之对抗。但“联手”的有没有？联手的是法西斯主义与伊斯兰反以恐怖联盟。亨廷顿在《驳对〈文明的冲突〉的批评》一文中，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他说：“这场历时四分之一世纪的文明的纠纷，其代价已经达到了双方力不能支的程度。这次停战及达成协议，与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具有相似的性质，无疑属于‘文明的冲突’之范畴”。②美苏冲突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一党极权专制制度，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是与共产主义公开鼓吹以暴力“改造世界”，以“无产阶级”的血肉，谋取特权集团私利的图谋的对抗。这显然并不是基督教文明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冲突。因为众所周知，在联共中央治下的苏联，东正教会是被压迫的，不少和平信徒是残害的对象。东正教文明在苏联并没有地位，更无对抗的资格。暴力不是文明，而是和平的对立物。中华古人对“文明”的概括极为精到，四字以蔽之：“睿哲文明”。文明就是智慧明哲之意，愚昧野蛮何能冠以“文明”？巴以冲突中，对手无寸铁，全然无备的无辜百姓，甚至包括在以中国工人实施恐怖暴力，以争所谓“国家主权”的恐怖组织，与支持恐怖暴行的国际教唆者之间的   联手，其思维逻辑与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和民族罪人对民族同胞大屠杀的法西斯主义，一脉相承，都是残害人民的敌人法西斯魔鬼及其犬类与普世文明冲突的延伸。普世文明是什么？是超越西方、东方，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超越犹太教和伊斯兰，超越国家主义和主权主义……与《圣经》相协调，以上帝为至高者，反对残害人民，以爱心连天下的生命普世价值观，就是对坚持不法杀害无辜百姓以谋取特权为模式的杀人犯、刽子手及国际上法西斯罪恶支持者的同仇敌忾。靠着历史层级上至高者上帝的能力，为无辜百姓辨屈伸张正义，也就是拯救人类生命免于法西斯魔鬼的残害和出离被诱的罪恶不致灭亡。顾天下大势，对一国人民的持续的、大规模的、系统性残害，当视为就是对人类的残害，既不能漠然置之，更不能附恶不义，而要顺从上帝，追究与人民对立的魔鬼样式不法国家的责任。法国史学家基佐说：“在每个世纪当中，从每种形态的文明当中，把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即普遍采用的原则——分理出来，因为正是它们给受制于其威力的几代人或则带来福耻，或则造成不幸，甚且影响及于后代人的命运。”③“生命高于金钱”，在各种文明中当起支配作用，因为生命源自上帝，是否弃世界价值观   颠倒，被黑暗蒙蔽造成人类不幸的时候了。在人类历史中，上帝审视国家道德决定变革存亡。因此单以国家利益、权力平衡的主权主义为世界格局的支柱，以国家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而不关注信仰自由，思想良心自由、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处境，纵容邪恶政权危害和威胁人类生命，败坏世界的局面已经不再。从这一视角来看，巴以冲突是并未消失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扼杀以色列的生存权的长期图谋的继续，是充当法西斯魔鬼的工具，谋取残害人民的政治权力和扩张教唆者的国际影响，与尊崇上帝的应许，复兴以色列的历史计划的对抗。这样，就使巴以冲突赋予超越地域的全球意识和以色列盼望“弥赛亚”干预的“末世论”意味。亨廷顿的文章写作当时，还无法预见巴以冲突的后续发展，台海还无导弹部署，他当然也想不到伊斯兰“文明”竟以9•11方式挑战西方文明，所以他的卒章显志，是在调和文明冲突，防卫文明冲突，并不在冲突的显性化。但时局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挑起冲突者拒绝放弃暴力，并且是以对无辜平民百姓的恐怖暴力威胁人类生命的方式来谋取政治目的，早越出文明范围，是本质上法西斯主义与普世文明的对抗。在他认为普世文明，尚未形成之时，二十一世纪以上帝为至高者，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关爱人类生命高于“主权主义”的普世文明主导国际关系却已显端倪。因此上帝所怜恤的“人”、百姓和为义受逼迫者，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就明显上升，且日益强劲。那种不尊崇上帝、残害人民、压制真理，拒不改正自己错误的法西斯主义、主权主义就成为国际关系全球化中的战略敌人。所以巴以冲突也是国际战略之争。巴以和平的实现，除了尊崇上帝和尊重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外，放弃以残害无辜人民、自害害人的暴力，为求狂妄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别无他途。

2002年5月10日
注：①《文明与国际政治》P33
②日本《中央公论》1993年12月号，转引自《文明与国际政治》P164
③[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文明史》，转引自《文明与国际政治》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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