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儿的故事—也谈公务员加薪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准备给公务员加薪，算是一种针对金融危机、加大投入扩大内需的手段吧。不可避免地，它受到很多的批评。有批评者指出，从今年公务员考试的热门程度，可以看出公务员的地位和收入都相当有吸引力。或者说，公务员比起其他的工作，包括跨国企业的白领工作，可能对大学毕业生来说，都更加有吸引力。大家都不是傻子。从这个角度看，公务员的薪水可能的确不是低了，而是过高了，甚至高到小老百姓们有点怨气的程度。我看了一些网上的发言，基本是一个声音：反对公务员加薪。其理由基本只有一个，就是穷人还很多，还需要救济和帮助，也需要加薪。公务员作为国家的管家和人民的仆人，没有合乎道德的理由率先给自己加薪。用以前的语言就是：“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你们何忍啊！
据说今年公务员考试的一个申论题目，就是怎么看待“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问题。问题提的好。的确，几乎没有一个政策不是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的。有人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如此则公务员应该减薪而不是加薪。因为如果蛋糕体积固定，他们切的多了，其他人切的就少了，而且仆人凭啥随便就能切主人的蛋糕呢？况且，高薪未必能养廉，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因为即使薪酬提高不少，也不一定能满足某些人的胃口。对于那些动辄贪污成百上千万的少数贪官来说，加几千块会有作用吗？这应该是有道理的。片面地独断地给公务员加薪，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显然无异于抢草头百姓的钱。
这些批评很对，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公务员加薪的问题，事实上，我是赞成给公务员加薪的，甚至赞成多加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对政府的依赖，或者说，政府对我们百姓的重要性。我想，历史上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再现了。我们的确需要政府、需要政府官员。从我们出生到死亡，绝大多数的事情都受到国家和政府的控制或影响。即使是西方所谓“有限”政府，它们的权力都是呈增长和集中的趋势的。“夜警国家”早已彻底为“全能国家”所代替，“有限政府”已成为历史。从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所谓“消极权利”对于个体、经济和国家社会的作用，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积极权利”所超越。司法主导的经典英美法治体系早已悄悄转变为立法和行政主导的法治体系。除了部分地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伦理道德和宗教的直接统治力量早已让位于国家法律和政策。可以说，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现代化社会里，政府及其官员对于国民来说都越来越重要。某种程度上，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是相当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制于也有赖于政府和官员的管理，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状态好坏，与政府管理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
现代社会的竞争性使得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竞争使集团变得必须。小舢板往往斗不过大军舰。可能县与县、市与市、省与省之间有竞争，而国与国之间更有竞争。竞争之胜败，与管理者能力的高下有重大关联。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政府，既可以让数千万百姓饿死、让国民经济崩溃，也可以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让国民经济数十年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对我们很重要。这个道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几百年前就说过，他说无论一个人多么高大勇武或者智慧过人，他都无法完全依赖个人的力量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福利。因此我们也不可避免地需要把权力让渡给国家，以便让我们自己的安全、秩序和福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第二，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百姓对政府和政府官员有哪些期待和要求，以及实现这些要求的方法。这个期待很简单，就是政府和政府官员只能做对我们好的事，而不做对我们坏的事。传统上，我们要求中华帝国的官员：明镜高悬、忠君爱民且爱民如子，并且“两袖清风”。在现代社会，如何一方面让政府运用权力促进我们的安全和福利，一方面又限制政府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当然是政治法律各方面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宪政的一个主要标准。授权、赋权和权力限制之间的界限，不但传统上就难以划定，且这种矛盾状态随着社会和国家关系、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更加难以平衡了。
官员=权力，这是比相对论更具有绝对性的规律和真理。我们希望他们有更大的权力行善，同时没有权力去徇私作恶，用的方法不外乎三种：法、德、利，套用古人的言说，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齐之以刑”。法德二因，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一直沿用的，所谓“儒表法里”或“法表儒里”都是一个意思，但效果并不甚佳（当然是有一定效果的，有时候很有效果，但在长时段上总是不令人满意）。清官变成少数派是古代的惯例，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清官戏，包公也不会变成头上长月亮的神明。有时候清官反而变成无能力的代名词，明清时期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战时一死报君恩”其实说的很中肯。朱元璋是最著名的杀官大王，最后也哀叹说，杀的人头满地，贪赃枉法的官还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承平之世，似乎往往出现在“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限政府”啦。可是现代政府必须“有为”啊。可以说，中国古代对待官吏的方法，独缺合法化的、正式的“利”因。
第三，让我们看看这样的要求是否合理并且更重要的是，是否现实。对公务员加薪的批评无不出于正义和良知，但并非所有的正义和良知的诉求都能达到实际上最佳的效果。
首先官不是仆人，古今中外皆是如此。这种说法基本就是属于幻想狂的玩笑。其次即使他们是仆人，也不能仅仅凭法德两样让他们为我们好好服务。官员们也是人，也希望过好生活。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同样适用于公仆，就是我们不能凭借面包师和裁缝的道德感，而只能通过他们的自利冲动来获得面包和衣服。斯密的理论成立于长时段，或者说，道德和强制的确可能在短期内让面包师或裁缝为我们提供免费或不赚钱的面包和衣服，但长期上这不太可能，或者至少不稳定。但即使是不稳定也不行啊，一不稳定，就连温饱都保证不了啦。这不是制度问题，不是法律和道德问题，是人性的问题，没有任何办法解决。所以孟德斯鸠说，有权力的人必定会一直使用它，直到遇到界限为之。但是他只说对了一半。某种程度上，我们要让官有更大的权力行善，同时没有一点权力去徇私作恶，本身就已十分困难，假如再没有可观的合法私人利益，那就如同中国人说的一句俗话：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那谁还想做马呢？ 没有马，我们就变成无政府了，那个很惨。或者好马都不来跑了，或者蠢驴来做马，那几乎一样惨。我们需要马，需要好马，还要让他们加鞭快跑，带我们奔向更高远的地方，就不能光靠鞭子和缰绳，还要有上好的草料。如果你一直让马儿跑，但不给他吃草，那么他一定会自己找草吃，这是马儿的本性，没法改变的。
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乃至政治哲学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在理论上不承认马儿是要吃草的（不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对官员的法律控制，其实这种控制举世无匹，可以说很多严刑峻法都更多针对官员而不是百姓），或者说，只要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并循循善诱，马儿是可以不吃草的。其结果就是马儿到处乱吃草。这种情况下，由于不能把所有的马都杀掉，马倌只好挑几只特别不听话的马杀掉，其他的一哄而散，然后又慢慢聚拢来，然后再杀掉几匹，如此循环往复。
古代的失败教训之一，就是朝廷希望所有的官员都变成包公那个模式，也希望所有的百姓都相信，所有的官员都是包公那样的，并且用所有的法律和道德手段来达到这一效果。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表面上看，这的确不是朝廷的错和百姓的错，而是官员的错。但百姓和官员又何尝不是一直要求每个皇帝都像尧舜禹汤文王周公汉文帝唐太宗那样呢，而不管这种要求是否可能长期稳定地实现？我们习惯用过高的标准要求别人，让他们做“又跑又不吃草”的完“马”，达不到就冠之以“无法无天”或“道德沦丧”，殊不知换我们上去，可能更加糟糕。
第四，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现实可行的态度。首先，不要把官员当神，当天使，也不能要求他们是神，是天使。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好，或比我们更坏。我们也许有理由要求他们爱民如子，条件是我们对他们也有相应的关爱和尊重。爱是相互的，儒家最后把仁爱变成强制和制度，就丧失了仁爱的前提和内在本质，不可避免地走向荒唐的反面。我们有理由要求他们“两袖清风”，条件是我们能让他们合法地吃饱吃好，不用拿袖子去卷不该卷的东西。中国人用了两千年的时间反复试验这样一个假设，即可以用道德感召、严刑峻法、层层控制和牵制，连太监外戚和“请君入瓮”都用上了，来让官员清正廉明、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最后证明是失败的。我们的历史一直把帽子戴到官员的道德本身、皇帝的昏庸、封建制度的落后头上，殊不知这些官员都是2000年来中国人中的佼佼者，我们的无知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才“逼良为娼”。
其次，要改变“蛋糕体积固定论”的意识。针对公务员加薪的批评都有一个前提预设：蛋糕体积固定。于是公务员分的多了百姓就分的少了，这就是典型的“与民争利”啊！可以说中国的古代王朝最需要遏制的就是这种冲动，因为它减损了小民的福祉从而蚕食了统治的合法性，最后不免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一治一乱”的轮回宿命。现代社会的财政却没有这么简单，而且恰恰相反，现代社会和优秀政府的标志，就是要将蛋糕越做越大，而不是静止地分蛋糕。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是外在的表现，政治改革是内在的，其核心特点之一是政府和官员的职责改为做蛋糕、做大蛋糕，用功利主义哲学的语汇来说，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的表现形式大多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所谓自上而下，就是由高层政府发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做蛋糕的手艺，举世无双，无可辩驳。30年的高速度成长，让中国在整体上富裕强大了，让绝大多数人享受到了迅速达到温饱、小康、富裕的生活，让贫穷人口显著地减少，这显然不是一帮蠢才能干的事。政治是高难度的艺术，甚至可能是最高难度的艺术。我们不能仅仅盯住做蛋糕的人是不是比我分的更多，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他们是否在致力于将蛋糕做大了，是不是让我们也比以前分的更多了，难道不是吗？为什么一定要盯死公务员？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某种程度上来源于邓小平的那几句大白话对一种意识形态的突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然让更多的人感到差距感带来的不爽，但如果其结果是让最大多数的人受益，那这种暂时的不爽就是合理的、有效的、应该的。古代中国的理念“不患寡，患不均”不能绝对地适用于现代中国，那是基于蛋糕固定假设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不应该具有那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
全中国每个成年男人一个月有30斤粮票，其中大米5斤其他粮食25斤，谁也不可以多吃，谁也不会少给；豆腐一个月每人能吃五块，每户可以一年吃一只鸡；没有人能买得起汽车大家都骑笨重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是最平等的，没有人有太多优越感。在那个时代里，富裕可能是极度可耻的东西。没有经历过这样生活的人，很难了解其中的感受。历史证明，绝大多数中国人最后并不喜欢这种生活和感受。
过去的失误并不代表平等一定是个幻想甚至是个坏东西。但是静止的平等被证明不太理想，所以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是让大家都富起来。这个简单到底的道理，我们不可以忘记，但不幸的是我们经常忘记，包括很快富起来的人和富得慢的人。
要让大家都好起来，就不能光顾着分蛋糕，而是要做蛋糕。要把蛋糕做大，就不能不让糕点师傅吃饱吃好。旧上海的蛋糕店有一个惯例，就是让刚从乡下来的店员在店里放开胃口吃三天，想吃什么吃什么。结果往往是好的，就是他们不再偷偷地吃蛋糕了，老板的长期损失反而更小。这是一种必要的智慧。
当代的中国官员，我感觉相当多的人都很能干、很聪明、很忙、很辛苦。他们应该属于中国人中的精英人才。北大的张维迎教授说，中国最聪明的人在做官和做生意（当然我不喜欢听这个话，因为太现实太自然主义，而且我自己既不做官也不做生意）。他们做的好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成长。公务员考试的极端热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工作正在吸引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去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制度服务，而我相信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怀着报国热诚。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何等英明！
但是如果这些最优秀的人才当了官以后，仍然没有多少草可以吃，或者吃不饱吃不好，他们想必也会自己找些草吃。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越是能跑的马，越需要也越希望多吃草吃好草。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不少贪墨的人，可能正是最有能力的优秀人才。当我们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应当奋蹄的千里马杀掉或关进牢里，岂不令人痛惜！为他们痛惜，也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痛惜！
如果这些马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么结论很简单，就是必须让他们吃好吃饱，不要嫉妒不要说空话，因为让他们吃饱吃好，是为了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让我们吃的更好。或者如果我也想做马儿，我也有能耐，那我也拉出去遛遛，也可以吃饱吃好。
说到这里，如果就此打住，一定会有无数的砖头砸向我，虽然我的话很对，但绝大多数人会不爱听。我想我应该提出一个更好的理由为公务员加薪。
第五，让我们来谈谈公务员加薪对于政治生态和宪政的好处。加薪的好处，第一在于维持、吸引优秀人才，在于鼓励积极的有为政治，在于保持廉洁。第二，可能高薪不会把所有的官都养廉，但是可能会改造一点生态，让出轨者的比例逐渐降低，从而摆脱恶性循环，也让法律道德和利益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在一定的利益基础上讲法律和道德，比空谈法律和道德更加有力。换句话说，我们不怕一小部分人贪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存在让大部分人有贪墨冲动的土壤，它将使制裁无效、使环境恶化、使潜规则横行。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以下的这个方面：它可能逐渐然而根本地改变一种不让马儿吃草的意识和马儿乱吃草的状态之间的恶性循环和对立局面，让官民生态绿色化，从而产生出有机的彼此依赖、彼此信任和彼此尊重。
它不仅需要百姓能够意识到，只有有了好马，我才能驰骋千里，否则我可能寸步难行，同时更重要的是，逐渐让官员能够认识到，是谁给了我充足的草料，养活了我，是谁给我了体面的生活，让我愉快地施展千里之蹄，不是皇上不是朝廷，而是百姓。让官员能够逐渐认识到，百姓不是随意取食的草芥，而是真正的衣食父母。对纳税人负责，对人民负责，不仅出于道德和法律，从此更出自自身利益。古代中国，官员被称为百姓之“牧”，就是放养之人，或者“父母官”，因为官员之一切福利荣耀，不直接来自百姓而来自朝廷。百姓之惧怕、憎恶官员以及对官府政务的消极抵制乃至暴力对抗，又何尝不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完全不存在这种互相依赖、互相理解与信任、互相尊重的生态关系？当官员的职务是朝廷所封、升迁由上司所定、钱袋通过乱吃草而鼓，他们哪里需要看百姓的脸色？
经过百姓（或其代表）有限度的、适当程序下的同意的制度，比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财政委员会的动议，经过听证和社会讨论形成地方法规或决议，给公务员加薪，或者逐步地加薪，也就解决了加薪的合法性问题，同时很可能会慢慢营造这种官民绿色生态，可以为和谐社会宪政国家之一跬步。
冯川—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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