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兴 

    虽然在政治和出版自由方面，中国大陆还落后台湾一段距离；但学术社群在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上，却超前台湾许多。去年台北出版的艾茵˙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便改自重庆先一年出版的简体字版。究其因，固然是大陆的学术社群拥有庞大的人口数，但我理解的另一原因则是：他们对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经济的期盼远较台湾热切。因此，奥地利学派许多论述自由经济的名著，中文译本也只有简体版。然而，米塞斯 (L. Mises) 这本巨着《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台湾翻译为《人的行为》）却是异数：英文版问世已经超过半世纪，台湾也有了两次译本，在大陆却迟到今年，几乎等到所有自由经济名著都完成中译之后。

    不过，这样也好，毕竟米塞斯的自由经济理论较傅利德曼 (M. Friedman)、科斯（R. Coase）、哈耶克 (F. Hayek)等自由主义学者都还彻底，若是太早曝光，或许也只会夭折。自由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太伟大了：打从改革开放开始，大陆学术社群引进了还不算自由开放的凯因斯理论，先把计划经济体制推向政府能调控的“受束缚的市场机制”（米塞斯的用语）；接着再引进科斯的交易成本与制度学说，提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各种放权让利的体制改革有个说得通的理论说法；到了上世纪末，引进的哈耶克市场理论又呼应着民营企业的快速蓬勃发展。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转型必须先发生在人们的观念和自发行为，其后的政府政策才会成功；这点，的确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获得验证。

    然而，上世纪末也同时引进了周旋在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间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这学派缺欠对经济结构和市场过程的深刻认识，当它垄断执政者的观念和政策制订后，注定要带给中国的经济社会不少结构性的困难，如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结构扭曲、地区发展失衡等。而这些结构性困难，都是米塞斯这本巨着的主要章节。他严谨地论述其发生的原因，也说明如何矫正的原则。这巨着的确来得迟，却来得巧。我期待它能成为大陆发展自由经济的第四波思潮和转型。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亚当斯密不同于重商主义之处，在于他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市场下的分工和专业化，因为这可以全面地让工人薪资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升。十九世纪兴起的奥地利学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理念，反对以政策扭曲经济社会结构的方式去追求经济增长。譬如，对台湾经济发展贡献甚大的蒋硕杰，在1970年代曾持奥地利学派理论反对低利率政策。他称低利率政策为“五鬼搬运”，让富人在神不知鬼不觉下“搬走”穷人辛苦累积的财产，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为此，富人组织的工商团体排斥他，台湾的政府也没采纳他的建议。不幸地，台湾的吉尼（Gini）系数自此日渐恶化。

    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而哈耶克可以说是米塞斯的学生。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大师，这本巨着是该学派体系最完整的教本。根据柯兹奈 (I. M. Kirzner) 的说法，在一战后，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虽然承袭着孟格 (C. Menger) 的传统，却普遍说不出自己和华拉斯 (L. Walras) 传统的差异。当时，后者正以均衡分析取代增长过程的理论传统，而这改变提供了计划经济者亟需的理论武器。由于奥地利学派反对计划经济以强制的均化政策去伤害经济增长，因此遭受社会主义者恶意地丑化成“富人阶级的帮凶”。奥地利学派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因为政府除了可能以“社会公平”为名重创经济成长外，也可能以“经济增长”为名重创社会公平，就如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

    每个社会的区域或部门之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甚至区域或部门之内也存在着差异。换言之，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是以结构的形式存在于社会，而这结构会随着人的行为和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而不断调和与发展，因为“人的行为先天就是朝向于降低自己的不幸”，而“市场机制提供平台让他们以行动去改善自己的幸福”。奥地利学派关心的是推动这结构不断调和与发展的背后力量，也就是人的行为和市场机制不要受到干预与伤害。一旦人的行为与市场机制受到束缚，调和与发展的力量便将受挫，这将导致结构性差异的僵固化。其结果若不是重创经济增长，就是重创社会公平。 

    米塞斯写这本书，是为了让知识社群能理解政府强制干预人的行为与市场机制的严重后果，因此，他要建立一套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严谨逻辑体系。他在〈序言〉中写道：“经济思想的体系必须建构地经得起那些来自无理性说、历史自足主义、泛物理主义、行为主义以及所有各种变相的多逻辑说的任何批评。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的行为通论，或行为学（praxeology）的坚实基础上，建立交换学（catallatics）的理论。”（HA, p.7）书中，米塞斯以“行为学”和“交换学”替代俗称的人的行为和市场交易。不过，书名是《人的行为》，不是行为学，原因是後者的范围较广。于是，他附加一个副标题：“关于经济学的专论”(A Treatise on Economics)，明确界定书的范围。在米塞斯眼中，经济学虽只是行为学的一部份，却是行为学的科学基础。他认为：“缺欠经济学知识是无法理解自由主义的，因为自由主义是应用经济学——基于科学基础的社会与政治政策。”（见《古典傳統的自由主義》）这里的科学基础，就是经济学。

    米塞斯用前几章建构了行为学体系：从一套永恒为真、具有实证内容的先验前提出发，然后以逻辑演绎出一些推论。只要先验前提为真而逻辑演绎又无误，则推论必然为真并具有实证内容。換言之，這些推论不再需要去验证或否证。（奧地利學派也有不同主張的方法論。）接着，第四篇以半本书的篇幅讨论交换学的内容，包括有名的景气波动理论。他认为这部份描述的是未受政府干预之前的市场运作状态。以此為參照，他另外讨论了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两篇。 

    在计划经济的章节中，他重述“社会计划不可能论”。在政府干预的章节中，他强调政府干预如走在一条滑向计划经济的斜坡，因为政府干预的本质是逐渐自我强化，最后被终将吸纳到计划经济的黑洞。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哈耶克约略同时其出版的《到奴役之路》。这两位奥地利学派的大师共同担心的，就是政府将虚构的经济效益凌驾在真实的人的行动之自由与权利之上。当前政府的作法就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或总体效率为名，允许政府以特例方式就个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其后果是不断地侵蚀人的行动与市场机制的运作范围与自由。

    在计划经济下，个人没有私有产权，因此政府政策的效益净值在理论上还是要进入国库。但当前的干预政策是在私有产权体制下运作的，米塞斯在书中指出：这时的政策效益净值大部分会流进私人口袋，而其获利率也会随时间递减。那么，是那些人会获利？又那些人会优先获利？米塞斯的答案是：跟政治核心愈接近的人，愈能在早期获得愈大的私人利润。由于这些人原本就是权贵的圈内人，毫不惊讶地，政府每一次的政策干预都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

    限于字数，我想，讨论至此已经足够了。大陆走出计划经济以来，已引进三波的自由经济理论，而每一次都带来经济增长。不幸地，在这过程中因为徘徊而过度拥抱新古典经济论述，逐陷入结构性的困境。或许米塞斯这本巨着能带来继续朝向自由经济的第四波转型，为这些困境找到一些解套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