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密特是一位“想象力发达”的德国公法学家。

　　他的想象力在有关德国问题的焦虑中一览无遗。即使是在交代思想来源的思想史写作中，也无法掩饰过于强烈的现实感和不折不扣的战斗精神。德国问题的实质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这个问题从莱布尼兹开始，途径德国唯心论和浪漫派，直至韦伯和施密特，一直在不断地折腾德国知识精英。施密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重新提出“政治的概念”，他的理论资源既有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也有英国的绝对主义者。霍布斯就是被他重新改造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典型。他用霍布斯的利维坦来阐述“去政治和中立化”时代的前因后果，用自然状态来冲击处于常态中的自由主义政治，他像举起了一把钢锥去刺激沉迷于政治幻想的人们。当然，他无意于为世界立法，他的言说对象最主要的还是当时的德国。

　　《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以十分诚恳的语气去追溯利维坦的形象和来源(第一、二章)，先是宣告了利维坦和犹太-基督文明的亲缘关系：“利维坦发动了对所有政治神学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在用一个源于犹太-基督文明的符号来反对其本身。”(中译本，页51)，然后又把利维坦归于“英国人民的幻象”(页58)。作者要达到的目的，是把利维坦的普遍意义从特定的习俗传统中抽离出来，“霍布斯将笛卡尔的人观，也即人作为带有灵魂的机械结构，转而运用到“巨人”也即国家身上，这样他便把国家变成了一台由主权-代表法人充当灵魂的机器——在我看来，这是他的国家建构的核心。”(页68)

　　施密特发现霍布斯的利维坦更像一个机器，至于其他三种形象，如动物、人、上帝是围绕“机器”这个中心展开的。“国家概念的机械化完成了人的人类学形象的机械化。”(页75)这是施密特断言现代政治日趋中立化的基本论据。恰是作为一台机器，才有了将权力等同于权威，将国家正当性系于自身而无须外求的必然结果，“在国家中吸收了所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它以外的一切都是自然状态。”(页87)国家就是理由，政权就是正义。恰是作为一台机器，才有犹太人斯宾诺莎的不满，要为内在信仰和良知撕开一个口子，把外在行动给国家，把内在思想留给自由。恰是作为一台机器，才能导向法治国家和法律实证主义，才能异常明确地先于常态宪法而制宪，才能毫不留情地剪除中间权力。在文本上，第三章对机器的论述构成了全书的基础，第四章论国家理由，第五章论内在与外在，第六章论制宪权和中间权力，都是在这个逻辑下展开的。

　　施密特通过利维坦揭示了现代政治的本质，但同时也通过改造过的利维坦，遮蔽了现代政治的力量。他所发现的利维坦的四重形象分别是，机器、动物、人、上帝。他并没有等而化之地看待这些形象，他的意图也并不是还原霍布斯的真实想法，而是要根据他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性认识来突出重点，强调现代国家是技术中立化登峰造极的体现。他眼中的霍布斯与其说是在创造一个“分歧终端机”，毋宁说矫枉过正，把现代政治朝向“非人化”甚至“反人化”的道路上越推越远。

　　施密特庆幸自己发现了这一点。“霍布斯既非神话制作者，也不是一个神话，而只是因为利维坦，才接近于一个神话。”(页124)施密特对霍布斯的赞赏是因为利维坦作为一个神话成功了，施密特对霍布斯的抱怨是因为利维坦仅仅是一个神话，还不够成功。其实，如果施密特能够像他的精神导师霍布斯那样冷酷，就不会有那些不合时宜的多愁善感：“霍布斯超前自己那个世纪的重要国家思想并没有在英格兰由英国人民化为现实;而是由欧洲大陆的路上列强化为现实。”(页117)因为施密特要发掘利维坦的影响和后果，要用成败来议论霍布斯的得失，所以《利维坦》的文本必定不是他的关注焦点。利维坦的现实应用，尤其是犹太人的小动作和利维坦德国化过程中的悲喜剧才是施密特心底的痛。所以，对《利维坦》中利维坦真实形象的有意忽略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利维坦在《利维坦》全书中共出场三次，霍布斯对利维坦进行了三次命名。第一次是在导言，利维坦是“人造人”(Artificial Person);第二次是在第十七章，利维坦是“有朽的神”(Mortal God);第三次是在第二十八章，利维坦是“骄傲之王”(King of the Proud)。综合这三个形象，蕴涵着霍布斯对利维坦整体性的理解。先把定语去掉，那么霍布斯所勾勒的利维坦就是兼具人、神、王的一个形象，是人、神、王的三位一体，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现代国家和伟大事业。在西方文明传统中，只有耶稣基督同时具有人、神、王三个身份，而利维坦兼具三者就表明，在耶稣基督将来未来之际，利维坦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霍布斯的新圣经，这就是霍布斯要创造的神话。

　　再看我们省略的定语，“人造”、“有朽”、“骄傲”，综合起来看，表明了利维坦的脆弱。恰因脆弱而需要保护，而需要信念。所以，在用契约论和自然法将现代国家的基石直接建立在每一个公民个体身上时，霍布斯以这样精心编织的神话来告诫人们，利维坦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信仰。利维坦是强大的，因为它集中了所有人的意志和理性;利维坦又是脆弱的，因为它仅仅基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想象”出来的约定，这个约定是如此的不牢靠，如此地不经折腾，以至于必须将“保护和服从之间相互关系的理性原理”刻在心板上。如果说国家是一个神话，必须要植入传统而习以为常地相信;如果说《利维坦》是一部圣经，必须要被全体公民一致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利维坦既是一个神话，对那些异教的民族;又是一个信仰，对基督教世界。

　　施密特急于宣称利维坦的失败，他心里所思所想，是对英国的不忿和对德国的愿景，是作为政治神话的利维坦对作为政治神学的利维坦的反抗。我们越是理解霍布斯，就越是同情施密特。我们越是理解施密特，就越能发现霍布斯作为“伟大政治经验的真正教师”，提供了一些普遍教诲，尽管他“和每个道路开拓者一样孤独”。(页125)领悟这些教诲，对勘利维坦和施密特笔下利维坦的异同，对思考建国六十年的当下中国，对思考中国道路，意义重大。

　　卡尔·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