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Eva-Lotta Hedman, 2001, “Contesting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Southeast Asian Trajectories”, Modern Asian Studies 35(4): 921-951
　　时间：2009/11/21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公民社会日益强烈的民主呼声势如破竹般席卷了东南亚：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权力”('People Power')革命结束了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长达20年的独裁统治（若从马氏颁布《戒严法》起算，则从1973年开始）；1992年泰国的“倒独裁者”（'No-More-Dictatorship'）运动帮助缔造了泰国真正的民主宪法（1997“人民宪法”）；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改革运动（Reformasi）把执政32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Suharto）赶回了他应去的地方。（不幸的是，印尼华人在这次事件中成了政治牺牲品。所谓的印人反华、排华，若脱离高层政治斗争与经济历史因素，而一味归咎于印尼人的“野蛮”、“残忍”，显然是舍本逐末）；同年，以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财长安华（Anwar Ibrahim）为首的反对派，在安华试图对长期执政的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1981-2003担任总理）及其领导的'国民阵线'执政下的政府进行挑战而遭到莫须有的罪名判决入狱后，发起了以大规模示威、抗议、独立参选议会为特征的改革运动（Reformasi）。虽然马来西亚的改革运动没有在1998年取得有决定意义的成功，但其重要意义在10年后，也就是2008年的大选中已初见分晓：执政的'国民阵线'自1969年来第一次失去了其在议会占2/3多数的席位优势。

　　朋友们，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的近邻。除了“腐败”、“贫弱”、“落后”印象外，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故事又了解多少呢？今日介绍的是Eva-Lotta Hedman发表于2001的一篇期刊论文（Eva-Lotta Hedman, 2001, “Contesting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Southeast Asian Trajectories”, Modern Asian Studies 35(4): 921-951）。Hedman博士是一位研究东南亚比较政治学的专家。她的这篇论文就是针对上述政治历史，旨在解释：为什么在菲律宾、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四国，公民社会在反对专制国家的运动中会有不同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非民主”指的是实质，而不是形式。那些表面上一人一票，按期选举，实质上舞弊盛行、结果被操控、选来选去都是同一领导人/政党执政的国家，都属于Hedman博士说的这种专制国家。

　　既然要比较，首先就要看比较的基础是否存在。好比蚂蚁比大象，虽然都算得上动物，但放在一起总觉得别扭。四国固然都称得上东南亚国家，若仅仅是这单一共性，要放在一起做比，恐怕还是显得牵强。所幸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不止都在中国的南面这一条，罗列在一起，倒也颇为壮观。简言之，这四国“都经历了（直接或间接的）西方殖民入侵，并至少在19世纪中叶就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某种程度的日本占领；都至少自1950年代起成为了独立国家；都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p.922）。故而，把它们放在一块比比，想来是不冤枉的。

　　Hedman认为，决定这四国在民主进程与结果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乃政体性质，二曰阶级构成，三为左翼政治遗产，四是宗教组织。下面试看她是如何详述的。

　　泰国

　　一、政体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泰国的建政基础不是反抗殖民压迫的革命战争，而是专制君主领导下的现代化改革。这个过程从1868年持续到1932年。1932年，在一群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文职官员与军官的和平政变下，国王被剥夺执政权，但保留了大部分的王室尊荣。此后的泰国政治便在一系列的文官与军人轮流当权与接连不断的政变中演进。这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议会政治对弥合军人内部的派系争斗无能为力，而议会政治又为各派系的政治动员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机会。二、阶级构成：华裔泰人早在1960年代就已成功地融入了当地主流社会，而不像东南亚其他国家那样，一直被贴上贱民的标签。这支华裔泰人构成了泰国成功的工商阶级（譬如，2006政变中下台的泰国总理、工商巨贾他信就是我国客家后裔），而且这支工商阶级起步早，独立性高，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力量相对微弱。同时，泰国华裔对主流社会的成功融入减少了种族冲突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泰国的农民阶级也有不同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特点。作为传统的鱼米之乡，泰王国土地富饶充足，农业商业化的进程相对较慢，税负也轻。因此，泰国农民并没有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受剧烈的破产之苦。三、左翼遗产：泰国左翼政治一直不成气候，故而缺乏激进政治的传统、记忆与工具。四、宗教组织：泰国奉小乘佛教为国教，把僧侣置于政府管制之下，且国王亦为佛教徒，其地位之特殊，往往使其在政治冲突中享有最终的裁决权。故而泰国的佛教组织无法为社会动员提供有力的支持。

　　因此，民主化的社会动员在泰国便形成了如下几大特点。第一、成功的反军人专政运动总是在军界高层出现分裂后才会发生。第二，运动以首都曼谷为中心，以都市中产阶级联盟为主力。第三，运动以非暴力示威为手段，其象征资源往往是传统的、保守的--如民族、国王与佛教。最后，泰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取得工人、农民阶级的支持。因为要做到这样的跨阶级联盟需要更激进的运动目标，这是泰国中产阶级不能提供的。综上，泰国中产阶级是否能够应对反民主的挑战，其前景在2001年时看来不太乐观。

　　菲律宾

　　在引入Hedman博士的论点之前，J.Z.R先为朋友们略述一下菲律宾的历史。不同于泰国，菲律宾曾彻底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美西战争后，又成了美国的Commonwealth。这段历史为菲国带来了民主化的两大资源：天主教会和美国人移植的整套议会民主体制。因此，菲律宾是典型的民主选举（形式上）先于经济现代化的国家，这也为此后地方强人垄断地位的形成（当然，还有随之而来的权贵资本主义、权利寻租、腐败猖獗）创造了条件。故而，有subnational authoritarianism一说，即全国形式上民主，地方实质上专制。地方强人与其家族垄断本地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长达数十年的例子举不胜数。因选举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支持，故而中央政府的政客与地方的庇护关系成为该国政治的又一大特色，与拉美各国颇为相似。另外，菲国在二战期间曾沦陷于日军之手，其战争与抵抗运动极其惨烈。1946年，菲律宾在美国的授权下正式独立。

　　了解了这段历史，Hedman博士对四要素的概括便可一目了然。政治上，菲律宾极强的庇护-交换关系和地方强人政治显然是权力制衡的关键所在。即使在马科斯独裁时期，也不可能完全消灭敌对势力。而该国悠久的选举传统使统治者在发生统治危机时往往不得不诉诸大选来巩固统治的合法性，而1986年的大选恢复正是导致马科斯下台的直接原因。阶级构成上，菲律宾华裔融入本地社会较早，也较为顺利。但是，菲律宾的工商阶级显然没有泰国同僚们一样幸运。换言之菲律宾社会不如泰国“和谐”，因为菲国有着深厚的农运与工运传统。正是1980年代早期，农民与工人的反马科斯运动为1986年工商阶级对独裁政权的最后一击铺垫了道路。不过，虽然农运、工运强大，但菲律宾的左翼传统很弱，但是菲律宾的天主教会很早就独立于国家管制，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

　　因此，Hedman博士认为，民主化的社会动员在菲律宾形成了如下特点：动员基础广泛，跨阶级，跨地域，具有高于泰国中产阶级动员的目标。由于马科斯在位时，借国有化之名对制糖业、椰子种植业和伐木业进行疯狂的掠夺，故而农村对马氏的反抗尤为强烈、激进。一言以蔽之，与泰国相比，菲律宾的社会动员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更为激烈。并且，因为斗争的经验、记忆、手段、关系网都具有可传承性，从2001年看来菲律宾社会的抗争越来越活跃。

　　马来西亚

　　Hedman博士认为：政治上，马来西亚曾是英国殖民地，其独立过程最终以协商而非暴力革命完成。故而发达的政党政治、常规的选举和议会制度都是马国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军人地位也较弱。马来西亚的执政权长期被以巫统（政党名称，英文缩写UMNO）领导的'国民阵线'所把持。由于其党派政治成熟，领导人更替稳定，因此比依靠个人统治或军事统治的威权政府更稳定。同时，马国种族问题严峻。华裔工商阶级在马来西亚一直处于被排斥与污名化的地位，未能融入当地社会，自保尚且不易，遑论领导民主运动。（譬如，1969年5月，马来西亚华人即不幸成为了政治权斗的牺牲品。数百人被杀害、数千人无家可归、财物尽毁。历史往往是如此巧合，1969年5月13日发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惨剧竟在2008年的同一天在其邻国印度尼西亚重演！）。从1970年起，国家开始刻意扶植马来族资产阶级，给予马族更多的政治支持与利益输送，华族工商人士的生存更为不易。而马族工商阶级，因其发展仰仗国家支持，也难有独立之精神。在社会下层，种族分割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城市产业工人传统上都是华人与印度人，马来人则多在农村务农。随着工业化的开展，这些马来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于是城市工人与新移民之争就不再只是经济利益之争，同时也是种族之争。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不同，马来西亚共产党早年竟清一色由华人构成。由于种族原因，不难想见，为何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必然失败。至于宗教组织（主要是伊斯兰教），马来西亚对自主性强的宗教活动采取压制措施，同时以国家的名义和资源支持某些宗教活动的开展。不难想见，国家支持的伊斯兰教组织既无法在精神上也无法在组织资源上为公民运动提供支持。因此，民主化的社会动员在马来西亚的路径相对狭窄许多。唯一看来可行的途径就是凭借该国成熟的选举制度走选举动员的道路。

　　印度尼西亚

　　Hedman博士认为：与以上三国都不同，印尼的反殖民斗争为公民社会留下了更复杂多样的遗产。在苏哈托的长期独裁统治下，暴力镇压与选择性的庇护犒赏维系了政权的稳定，但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了苏哈托家族与军政界的矛盾。印尼的阶级构成也有其特点。该国的工商精英主要由华人和权贵组成。华人在印尼社会一直处于受排斥与被污名的地位，华人精英与苏哈托家族之间的利益输送与庇护关系加剧了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而权贵工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肩负起领导其他阶级的任务。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曾经盛极一时，在1950年末至1960年初，其成员曾一度达到2千7百万。但是，印共随着苏加诺的倒台和苏哈托的上任也走到了尽头。1965年对印共的血腥清洗不但铲除了这支政治力量，而且为苏哈托的独裁政府遗留了一套残酷的镇压和监视工具，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种族与宗教冲突。尽管有不利的政治环境，印尼的宗教组织在公民社会动员中较之邻国马来西亚还是扮演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印尼都具有广大信众，这就为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创造了条件，而不会造成国家独尊一教的局面。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对印尼的管理不同于英国同侪对马来西亚的管理。荷兰人的管理是相对松散的，也没有把伊斯兰教纳入国家管制之下。

　　因此，Hedman博士认为，民主化的社会动员在印尼形成了如下特点：一、印尼公民社会的成功动员都是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刻，这尤其是指苏哈托家族和军政要员之间的矛盾。二、在反独裁斗争中，印尼的工商阶级（无论是权贵还是华人）基本置身事外，运动的主要力量是社会各界的宗教与学生组织、人权法律组织、工人和农民阶级。三、残酷的武装革命和反共清洗的影响使印尼的公民运动更易采取激进、暴力的手段。四、伊斯兰教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排除了执政党在苏哈托被迫下台后继续专权的可能性。而华人工商业主也从1998年的反华骚乱中吸取了教训，不再一味谄媚于缺乏军界支持和大众合法性的执政党，开始同时为各党派提供财政资助。

　　Hedman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一个囊括政治、阶级、历史、宗教（文化/组织）四要素的多元结构框架来解释国与国之间公民运动反专制统治的差异。不论你是否喜欢这种分析框架，它无疑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分析工具。简明清晰地像一本中学教科书，却不是每个学者都能用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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