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之所以围绕中国海权发展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观点，从国际方面看，体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如何判断中国海权发展及其影响的战略困惑;从国内方面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中所出现的战略迷茫。因此，科学规划和安排海权发展战略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追求海权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同样的海权追求导致了国运盛衰久暂的天壤之别，其根源无疑值得进行深刻的反思。

　　讲演者小传

　　刘中民

　　1968年生，河北省迁西县人。1991年和1994年于河北师范大学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任教，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政治、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外交。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100余篇;著有《世界海洋政治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合著)、《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合著)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等课题多项。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

　　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日趋复杂，中国的海军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积极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实现了海军首次走出国门赴亚丁湾巡航。

　　当前国际和国内社会，围绕中国海权发展动向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均产生了激烈的争议，“中国海权威胁论”大有甚嚣尘上之势。以美国为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中美海上冲突论”，断言海上冲突将成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重要形式。新世纪以来，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先提出“中美陆权-海权平衡论”，暗示作为传统陆权国家的中国只有不去挑战美国海权，东亚才能维持一种奇妙的“和平地理学”;2009年他又提出“中国海军民族主义论”，断言以“发展航母”、“扩充海军”为手段，以“洗刷近代耻辱”、“收复失地”、“突破岛链封锁”为目标的“中国海军民族主义”，将导致“美中之间代价巨大的关系紧张”。近年来，西方媒体还不断炒作中国的海上“珍珠链战略”，称中国“正在从中东到南海的海上通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缅甸实兑港、斯里兰卡的卡汉班托特港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构成了“珍珠链战略”的“海上安全战略三角”。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海域巡航更是引发了西方的无穷猜忌。

　　在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围绕中国海权发展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有学者疾呼中国发展海权，并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也有学者从地缘政治制约性、综合国力的支撑能力、与霸权国冲突的风险等角度，主张要避免进入“海权的误区”，尤其要避免重演历史上德国挑战英国海洋霸权而遭失败的历史悲剧。

　　国内外之所以围绕中国海权发展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观点，从国际方面看，体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如何判断中国海权发展及其影响的战略困惑;从国内方面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中所出现的战略迷茫。因此，科学规划和安排海权发展战略的确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5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国追求的目标，然而其追求海权的历史命运则截然不同。有的国家通过发展海权实现了国家长久的强盛(英、美);有的国家则惨遭失败乃至国运衰落(法、德);有的国家的海权保持了长久的存在(英、美)，有的则很快完成了从崛起到衰落的蜕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有的国家的海权追求一方面促进了国家崛起，但过度追求又埋下了国家衰落的根源(如俄-苏)。同样的海权追求导致了国运盛衰久暂的天壤之别，其根源无疑值得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与支撑要素

　　资本扩张与更新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同时，技术与制度创新能力、产业主导能力也是决定海权盛衰的重要支撑性要素。

　　海权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机遇在于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地理大发现，不同国家面对海洋的不同选择，尤其是东西方国家对历史机遇的不同把握，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欧洲国家抓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国家崛起，而东方国家尤其是创造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奇迹的中国，却与近代世界权势变革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美国学者斯塔夫利亚诺斯的一连串发问深刻地说明了明代中国与西方对海洋的不同认识和选择：“明朝的这些远航(指郑和下西洋)，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生产商业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

　　世界海权兴衰的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更新能力既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考察西方海权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其发展的历史线路是：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商业资本扩张(荷兰)—工业资本扩张(英国、美国)。其中，殖民地、海军构成了其重要的支撑，但最根本的历史动力及其支撑因素无疑是资本扩张的能力。

　　世界历史还表明，技术与制度创新能力、产业主导能力也是决定海权盛衰的重要支撑性要素。在历史上，海上霸权国都分别主导了各自时代的技术革新，如葡萄牙的多桅帆船、荷兰的麦卡托航海图、英国的战列舰、美国的海军航空学等。世界霸权国不仅是世界海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经济领先产业的主导国。由此可见，海权国家要成就世界霸权，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海军，而且还必须是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必须主导世界经济的领先产业。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尤其要摆脱那种强调大国崛起离不开海权支撑，而忽视海权背后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的简单化思维。

　　二、海权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

　　地理因素对于海权发展的影响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于地理因素利弊的战略处理和安排。

　　客观地讲，海权发展的地缘政治条件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相关的地理环境因素是否有利于海权的发展。就海权发展战略而言，地理因素对于海权发展的影响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于地理因素利弊的战略处理和安排。这一问题对于英美等海洋国家相对容易，而对于兼具海洋与大陆属性的陆海复合国家如法国、德国、中国等则十分困难，其原因就在于陆海复合国家的国家战略始终深受其地缘环境双重属性的制约。

　　我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先生认为，陆海复合国家面临的难题，一是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第二，海上和陆上的双重易受伤害性，克服这一弱点需要极高的外交谋略;第三，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必须努力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第四，陆海复合对一国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历史上，陆海复合国家地缘战略选择的经验与教训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处理陆海兼顾与平衡。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德国都因未能有效处理这一问题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第二，如何做到陆海兼顾中有重点。濒海强国在陆海兼顾时，一般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在兼顾的同时，注意根据威胁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内或侧重陆地方向，或侧重海洋方向。但是，在现实中如何把握时机和幅度需要高超的战略智慧。第三，如何防止海陆强国联合包围。历史上所有的濒海强国都是被海陆强国联盟打败的，因此濒海强国应把防止海陆强国结盟作为重要战略任务。第四，保持军队结构平衡。由于濒海强国的主要威胁时常摇摆于陆地海洋间，因此在和平时期就要注意保持陆海军平衡，建立一支比例合理、结构均衡的军队。海军建设周期长、丧失容易恢复难，更应放在长远的历史时期内加以规划，循序渐进、逐步增强。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仍然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影响和制约，并在战略选择上出现偏差与错误，进而影响国家的安全乃至国际地位，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国家与近代中国的衰落均与未能有效处理海权与陆权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海权发展的限度：俄苏个案

　　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长远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

　　从16世纪开始，俄罗斯沿西、南、东三个方向走上全面追求海权的道路。在数百年的争夺中，海权的扩张固然构成了俄苏崛起的一个因素，但长远来看，对海权的过度追求又构成了俄苏走向衰落的根源之一。

　　俄苏海权扩张的西线是西进波罗的海，进而进入大西洋，这是俄海洋战略最成功的部分，它直接促进了俄罗斯的崛起。西向扩张使其通过圣彼得堡的建立具有了海权国家的特性，避免了在西欧海权崛起后从属于西方的命运，而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窃取更建立了其抵御西方的“缓冲地带”。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看来，这甚至是当时俄国避免跌入第三世界的原因之一。

　　俄苏海权扩张的南线是南下印度洋。彼得大帝确立了俄南下地中海、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三条扩张路线，深刻影响了俄苏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由于受到英美等海权国家的遏制而深受挫折，除早年在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争夺中在黑海有所收获外，后来在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阿富汗三线都遭遇沉重打击。

　　俄苏海权扩张的东线是东进太平洋战略。俄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而取得了通向太平洋的入海口海参崴，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太平洋舰队，成为俄苏在远东地区施加影响的主要砝码。但是东向扩张先是在日俄战争中惨遭败绩，而后在与美国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同时其过分贪婪的欲望，尤其是谋求通过建立联合舰队控制中国海军的无理要求，直接恶化了中苏关系。

　　从俄苏海权扩张取得的成果来看，三个方向的海权扩张，除南下目标没有实现外，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俄苏都打开了通向海洋的通道，从而使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政治缺陷得以改变，这也许是俄罗斯在近代以来的权势争夺中占据重要一席的原因之一。

　　但是，过分的海权扩张对俄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和消极影响，甚至说埋下了走向衰落的历史隐患：第一，受内陆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以及过于贪婪的海权扩张野心的制约，俄苏背上了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的沉重负担，力不从心、难堪重负。第二，由于多方位的海权扩张，使得俄苏在战略上树敌太多而疲于应付，其经济与军事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第三，地处欧亚内陆的俄苏，在许多地区需要征服并跨越数个陆权国家和地区才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海洋，导致其不断将异族纳入帝国版图，造成地缘政治结构的异常复杂。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形成了一种悖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扩张的结果却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新的种族地域集团的增加和新的可渗透边疆的增加。

　　四、新兴海权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

　　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中，海权构成了许多国家的战略诉求，但盛衰成败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

　　在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中，海权构成了许多国家的战略诉求，但盛衰成败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兴海权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关系的模式不同。

　　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和组织上的突破，可以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并对国际体系力量格局、秩序、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过程就是人们通常所言的大国崛起。在历史上，与大国崛起相伴随的往往是国际体系的动荡和战争。西方关于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的理论认为，首先，崛起国家有扩张的本性，“崛起国家”之所以会扮演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国家”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其次，“崛起大国挑战现有霸权”造成国际体系的动荡。第三，新兴大国挑战既有领导者的霸权导致全球战争，具有周期性的特点。第四，大陆霸权更容易因追求包括海权在内的世界霸权而扮演挑战海洋霸权的角色。这里需要我们思考和质疑的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新兴的陆权国家是否更具有易于扮演既有海洋霸权挑战者角色的倾向。就历史来看，法英冲突、德英冲突、俄英对亚洲的争夺乃至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固然具有陆权与海权对抗的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只有陆权国家构成霸权的挑战者，事实上近代早期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与葡萄牙、英国与荷兰之间对世界霸权的争夺，20世纪日本在东亚与英美的矛盾冲突都是在海权国家之间展开的，海权国家同样可以充当霸权挑战者的角色。因此在世界霸权挑战者的角色问题上，并不存在陆权国家固定充当挑战者的历史铁律。

　　第二，新兴的海权国家是否具有和平崛起，进而避免与现存霸权冲突的可能。尽管德国对海权的追求确实酿成了世界性的冲突，但是美国海权的崛起在总体上并没有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而是通过总体的、循序渐进的外交战略完成的，基本上可以定位于和平崛起。因此，新兴国家的海权崛起并非只有暴力方式一种历史路径。德、美作为新兴国家在处理与传统海洋霸权关系上的不同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新兴海权国家与既有海洋霸权冲突的历史必然，其关键取决于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选择，即挑战既有霸权体系，还是融入国际体系并通过灵活的手段实现和平崛起。

　　五、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

　　近年来，学界与舆论界围绕中国海权发展战略一直存在尖锐的思想分歧。如何走出困境，无疑是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

　　1、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要科学统筹海陆两个发展方向

　　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海陆的双重易受伤害性构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弱点，决定了中国必须努力在海陆发展上保持平衡，并在国家大战略上选择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历史上，应对陆疆的压力始终是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历代王朝的防务重心，明朝中叶以来，中国才开始面对来自陆海的双重压力，并在清朝演变成日趋严重的“塞防”与“海防”危机并存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然深受陆海复合国家双重易受伤害性的困扰，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陆海方向的双重挤压，国家的安全环境极其恶劣。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得到了极大改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我国北部陆疆的安全环境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目前，中国与南亚陆上周边国家虽然仍然有中印等边界问题，但总体态势是好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北和西南陆疆的安全环境是建国以后甚至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而也为中国相对集中力量发展海权提供了较好的战略机遇期。

　　陆上安全环境相对改善的同时，中国在海洋方向面临的现实与潜在威胁却不断上升。因此，中国未来应该在继续经营陆缘战略的同时，对海上战略加以平衡甚至一定的倾斜。从捍卫领土完整的基本主权需求来看，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几个问题。此外，从西北太平洋区域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的国家”，突出体现在中国处于西太平洋岛链的包围之中。中国海区呈半封闭状，外有岛链环抱，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数为岛链遮断，进出大洋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战时很有可能被敌方拦腰堵截。从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而言，中国不需要一支像美国那样的全球性海军，但是中国海军也要有适当的全球作战能力，并在总体上保持地区性海军的定位。未来中国海军战略运用的范围必须从近海向前延伸至太平洋西北部，必须具有前往关系到中国战略安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水域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

　　当前，中国强调利用国际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断强调“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从而为捕捉和利用机遇推进中国海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国海权发展应与海洋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国防能力能否为海权发展提供经济与技术支撑，这的确是中国海权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发展需要较大的投入,但从海权与综合国力的互动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发展态势表明，未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强盛同样需要海权力量的保障，以及从海洋发展中寻求综合国力的发展潜力。

　　近代以来，海权发展与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一直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乏力的固有弊端，并且对中国经略海洋的思维观念造成消极影响。因此需要转换思路，不是如何盘算降低本来已经非常低的海军国防投入，而是应该寻找思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它的综合国力贡献率，进而为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发展提供动力。

　　此外，中国海权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发展不应该是一个彼此割裂、存在先后顺序的过程。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还是军事国防角度，中国如何加强海洋经略都应该纳入到中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并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中国海权的发展不会走历史上海洋霸权国家建设全球性海军力量的老路，这自然决定了海权力量建设和投入的有限性，从而避免了美苏争夺包括海洋霸权在内的世界霸权、进而导致国家综合国力衰微的历史教训。

　　3、中国海权发展不会妨碍中国的和平崛起

　　人们最为担忧的是中国海权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与周边国家以及现存霸权国家美国的冲突，并阻碍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是什么?必要的海权力量究竟是中国避免冲突进而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力保障，还是会激化矛盾甚至导致与周边国家乃至美国发生冲突的催化剂?

　　中国发展海权力量会否导致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在实质上也就是会否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与日本和东南亚发生冲突。毫无疑问，“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仍将是未来中国处理海洋权益争端的基本原则，但真正实现相关各方的配合，恰恰需要中国有足够的海权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支撑。因此，中国海权发展，并不意味着与和平崛起外交战略追求的矛盾，相反恰恰是确保中国内政与外交保持稳定，避免内乱和地区冲突的基础和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海权是否会导致与现存霸权国家美国的冲突?有限的冲突与有限的合作并存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未来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台湾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有限的海权力量并不会构成导致中美冲突的结构性因素，这不仅因为中国的海权力量发展在于主权诉求，在于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和维护海洋权益增加谈判的砝码，在于形成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有一定存在的有限力量，而且取决于中国海权力量即使在现存的基础上取得一定发展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中国海权力量的有限发展在主观上不会也不可能以美国海权作为挑战对象，也不可能是放弃陆缘安全及其战略安排而选择全球性海权战略，而仅仅是在谋求满足主权需求和一定海洋空间的有限的海权战略。

　　围绕中国海权发展战略一直存在尖锐的思想分歧。如何走出困境，无疑是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