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公法评论网：中华政制之道

2014年第11期炎黄春秋杂志

周恩来、林彪与毛泽东在一起

林彪与叶群

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自己随手写的和口述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许多重要决策是在这种思考中形成的。如关于“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关于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关于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造人造山的建议，关于加强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军事训练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命令，以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等，都是踱步中做出的，考虑成熟就口述下来，然后制成正式文件，下发落实。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叶群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我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我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

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散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写道：“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我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那里还有叶群的追记——《一〇一笔记》，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林彪的言论，叶群就追记在这个笔记本里。

每当整理“散记”，叶群都会让我去帮忙。一般的是把林彪亲笔写的制成卡片，存入“一〇一”卡片专柜；把林彪与叶群聊天时说的，记在《一〇一笔记》里；也有林彪亲笔写的一张张散纸，被原封不动地存进“一〇一”“手迹”专柜里。

叶群做事不专一，时常边整理边打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多小时，一句“那就这样吧”不知重复多少次才会把电话撂下。所以，每次整理“散记”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读过我给他抄写的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听文件”

林彪不参加会议、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接触群众，又很少会客，获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听秘书讲两次文件，每次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外就是听叶群给他“说事”，或者是听儿女给他讲点事情，远远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两次听文件也坚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天都及时把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进行初选、分类，然后分送给分管秘书，由他们向林彪报告。秘书也不是逢文必讲，凡事必报，还要精挑细选，分析综合，归纳整理，以便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少的时间，把国内外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报告给林彪。因为半小时实在讲不了多少东西，所以不少时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件讲给他听。林彪如果出汗了，传阅件也讲不下去，不论文件上有没有“急件”“特急件”的标签都得等着。秘书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讲件”越积越多，只好天天“挤水分”，把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一压再压，精而又精，只要听到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到林彪那里去。

秘书给林彪讲过的文件都会打一个“√”，与我收到的文件数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实在是寥寥无几。

秘书给林彪讲文件需要有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要能从大量的、零碎的情况反映中抓住苗头性、方向性、本质性的东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报告那些重要的、复杂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离开文件随意发挥，还要吐字清楚，举止自然。秘书赵根生就因为爱皱眉头多次被叶群批评。

林彪对怎样讲文件曾经向秘书提出过明确要求。他说：“为了节省精力，你们要侧重于方向性、政治性的内容，给我讲也主要讲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针方面的、原则性的东西。少讲数字、比例。这些东西是常改动、变动的，记也记不住，而方向性的东西则是管一个时期的。太专门性、太专业性的内容可大大省略。”

叶群也经常交代秘书给林彪讲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针对秘书“怕误事”的心理，经常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有我和首长顶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书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来，甚至忙里偷闲，下棋、打乒乓球、扯闲篇。

林彪之所以不亲自看文件，不拿处理公文当作一回事，源于他的身体，也源于他对文件的看法。他写的“散记”里就有这样的话：“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抛到九霄云外。人——活的，大有启发，闲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头掩尾，修饰打扮，不易看出重点、本质”，所以“勿听演讲、文件，作文，而应聊天，有一针见血（本质），开门见山之效”。

由于林彪对文件的消极态度，给叶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叶群经常对秘书说：“首长今天身体不好，有什么事给我说说吧。”如此这般，许多本来应该由林彪当家的事情便由叶群擅自做主了，许多本来应该让林彪了解的重要情况也被叶群“贪污”了。即便如此，叶群还命令秘书“不要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从而又使林彪丧失了许多事情的知情权。

叶群为什么告诫秘书不要从“右边”往林彪耳朵里吹风呢？这起源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关心了一阵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把毛泽东像撕碎踩在脚下的《快报》送给毛泽东。林彪写道：“送主席阅。西北情况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泽东对局势的重视，不料毛泽东批示道：“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遭冲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毛泽东看后也批道：“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那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在那里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兴。”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呈送文件的批语都在中央内部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是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说“不”的人。她曾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直陈己见，毫不掩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宋庆龄的声音，秘书认为应该让林彪听到，却被叶群阻拦。她教训秘书说：“宋庆龄是什么人？她说什么都可以，可你们的脑子就不能是大镜面、大漏斗，来什么报什么。你们要做过滤器、加工机，要过滤，要加工。哪些该给首长讲，哪些不该讲，要心里有数。你们不能从右边往首长耳朵里吹风，不能让首长犯右的错误。”就这样，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唤被叶群这个“过滤器”过滤掉了。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

林彪与叶群之间的关系用林彪给叶群的一幅题词概括也许是恰当的，那就是1970年初林彪写给叶群的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后来，林彪又把后一句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幅题词中，林彪称叶群为“爱妻”。这是在林彪写给叶群的诸多题词中第一次使用“爱妻”这个词。

叶群对林彪这个题词甚为珍视，叫人装裱后挂在墙上，后来又镌刻在砚盒上。不久，叶群回赠林彪一幅：“为有恩情报不尽，他年相随到黄泉”。

林彪以往给叶群的题词，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都是告诫叶群要严格约束自己，不要逾越规矩，唯独这次对叶群说及生死，叶群也马上回应定将相随黄泉。

从林彪、叶群1942年7月结婚到1971年9月13日同机身亡异国他乡，两人做夫妻二十九年。但叶群不止一次流露，她跟林彪“并不幸福”。林立衡骂叶群是坏人，但也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女人，叶群也是不幸的。”

战争年代的林彪一心关注战争，精心指挥打仗，心无旁骛，对叶群的冷落不言而喻。1938年那次负伤，林彪捡回了一条命，但却造成了终生不愈的病痛，怕这怕那，又讳疾忌医，加上性情孤傲，不善交际，与性格活泼、不甘寂寞的叶群形成鲜明对照。1964年年底我到上海后，渐渐发现林彪与叶群并不同居一室。林彪住楼下，叶群住楼上，而那时林彪刚五十七岁，叶群才四十四岁。不久搬到苏州南园，林彪住南，叶群住北，后来叶群干脆搬到另一栋楼房去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各自的卧室分别在工字房的东西两端，中间隔着几十米远的数重房间。

林彪、叶群各自有自己的作息时间。林彪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晚上9点多钟睡觉，一年四季，按时作息，从不熬夜，且只要躺下，便不许打扰。叶群却是“夜猫子”，上午10点以前不起床，凌晨2点以前不睡觉。赶上开会，清晨四五点钟才睡下，中午十一二点才起床。躺在床上还要王淑媛给她做头部按摩，陪她“瞎”聊，时常聊得王淑媛打瞌睡，脑门磕在叶群脑门上。

林彪的饭菜单调乏味，从不讲究。叶群每餐四菜一汤，花样常新。山珍海味，南北佳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在大连住时，一天她特地把饭菜端到林彪客厅，边吃边对林彪说：“这里的扇贝很有名，我叫他们给你做点鲜贝肉尝尝怎么样？”林彪摇摇脑袋说：“你吃吧，我不行。”

林彪一家四口人从不吃一个锅里的饭，人人有自己的食谱，人人有自己的餐桌，人人有自己的饭点。我从没有见过林彪一家人在一起吃过饭。偶尔见林立衡或林立果端着饭碗在林彪跟前边吃边聊。林立衡、林立果都很尊敬林彪，“爸爸”叫得很甜，但对叶群却不那么亲近。他俩跟工作人员一样，只叫叶群“主任”或“叶主任”，从不叫叶群“妈妈”。林立果背后称叶群为“叶胖子”，甚至“他妈的，叶老胖”。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和叶群走到了一起。

林彪从不游山玩水，从不穿行于闹市，叶群却爱动爱玩。她跟随林彪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出门走一走，看一看，景区、商场都是她爱去的地方。上海、苏州、杭州的景点都被她看遍了。1965年4月到无锡只住了一个星期，她也抽时间到梅园、蠡园、鼋头渚去玩。每次游览回来她都会到林彪那里滔滔不绝，把看到的、听到的讲给林彪听。林彪不反感叶群说这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林彪喜欢叶群活泼开朗，叶群给林彪讲笑话常使林彪乐不可支。但林彪又受不了叶群“说事”时的唆，常常制止叶群说话，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许叶群见面。林彪相信叶群的精明，一些文件放手让叶群“把关”，但是又不喜欢叶群的张扬，限制她外出，限制她串门，限制她开会。1967年至1970年几年间，林彪除时常口头训诫叶群外，还多次口授“座右铭”让我写下来挂在叶群床头。比如“少吃多餐”；“开朗、愉快、活泼”；“说话莫唆，做事莫越权”。在叶群被“假党员”困扰时，给叶群写“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庐山会议后，又给叶群鼓气：“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都充分表现出林彪对叶群既喜又烦、既亲又疏、既放又管的心态。

庐山会议后与林彪的几次见面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们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那天叶群把我找去，见到我，一反过去颐指气使的神态，一副异乎寻常和蔼可亲的样子，忙从沙发里站起身主动跟我握手，招呼我坐下，问这问那，还问我身体怎么样，对象谈得怎么样。这种反常举动使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叶群绕了一个大弯子后说：“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出事了，他搞的一个材料捅了娄子，主席批评了他，首长和我也批评了他。陈伯达是个文人，爱写文章，难免出差错，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以后你若是听到什么，不要紧张，只管安心做好工作，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最后叶群问我：“你那里保存有陈伯达的书信、题词吗？”我答：“没有。”叶群说：“好吧。如果发现陈伯达的信件、题词直接交给我。”当时，我揣摩叶群的心思，是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那天，我发现陈伯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已经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消失了。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过了新年，林彪把我找去，对我说“你写句话挂到叶群卧室”，接着口述道：“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当我照林彪吩咐去叶群那里取条幅准备写字时，叶群说：“不用写了。告诉首长，我知道了。”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那时，林彪就让我给叶群写过“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不要着急”这样的话。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又向叶群传达类似的信息，说明在1971年到来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我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我把文件送到时，她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当我退出的时候，只听林彪厉声吼叶群：“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当时我感觉，叶群是在林彪面前搬弄是非惹得林彪不耐烦，实际上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九十九人参加的“批陈整风”汇报会，除继续揭发批判陈伯达外，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个人的错误进行批评。会议进行期间，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但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总结。他指出：“军委办事组五同志所犯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就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把我找去交代说：“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我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当这些文件、电报再回到我手里时，我从上面看不到任何向林彪报告过的标志。

一天我给叶群送文件，只听她在电话里对人说：“林彪同志最近身体不好，人很憔悴，每天晚上要吃两次安眠药，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了……是啊，历史上都是支持的……没有想到啊……”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我回到办公室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我把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我想，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不知道周恩来看到林彪突然张贴在门口的三句口号有何感想。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

林彪认为，经过五年文化大革命和“批陈整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

林彪要求，把这一规定传达到卫戍区每个士兵，隔几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此外，林彪还建议把三十八军调离华北，等等。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我最后一次见林彪是1971年7月1日，那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上午10点钟左右，我和爱人去见林彪和叶群，叶群会见后带着我们去见林彪。林彪正在客厅踱步，见我们进门便迎了过来。叶群轻轻拍着我爱人的肩膀向林彪介绍说：“这就是小李的爱人小刘。今天他们结婚，特地过来看看你。你看看，好不好呀？”林彪一边伸出手来与我爱人握手，一边连声说：“好，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当林彪听说我爱人的父亲是开滦煤矿井下采煤工人时说：“小李是农民家庭，你是工人家庭，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好，好！”这天，我看见林彪又消瘦了一些，但精神还不错，胡子刮得很干净，说话也有底气。

1971年7月16日，林彪又去了北戴河，从此踏上不归路。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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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足行遍天地路，一肩担尽古今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砥砺意志,澡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