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33389 局外人
 

 
    光阴荏苒，耀邦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个年头了，那些年、那些事，依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不免的心酸惆怅，“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耀邦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同样突出的人，热情、冲动、率意、精力旺盛、富有想象力、勇于负责，开拓新局面的时候，这种人是最被需要的。在中共领袖之中，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经受如此多政治运动、政治磨难之后，还具备出众的想象力和某种追求理想的品格。他具备赫鲁晓夫般的热情和精力，但与赫鲁晓夫一样的缺乏审慎，甚至比赫鲁晓夫更加脆弱，缺乏权谋和顽强的挣扎能力。但是，就其一生来说，经历多次危险，均能够化险为夷，堪称奇迹。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也是一个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幸运的人，我想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同情他的郁郁而终，作为一个具有很多缺陷的领袖，他在生前和死后也获得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同情和爱戴，甚至具有了某种偶像的地位。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耀邦很小就参加革命，活泼天真、快人快语、开拓能力强、异常勤快、喜欢读书和钻研问题，特别是对挫折与批评的反应很正面，这些特性使他能够得到上司的欣赏和帮助。纵观他的一生，得到多位“贵人”的喜爱和相助，如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徐向前、彭德怀、张爱萍等。

    早在延安时期，耀邦就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指点，毛在抗大给他连提三级，还为他办的刊物亲自撰写发刊词，甚至在给抗大一大队送行的讲话中，提出要“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学习”云云。在八大上破格指定他当中央委员。作为几个红小鬼之一，他一直被毛泽东重点关注着。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是邓小平、林彪这辈人接班后的主要辅助者或者接班人。文革前夕，已经在考虑提拔他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先后让他兼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期在不同岗位上得到锻炼。

    他与叶剑英具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文革前夕，耀邦出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因为一上任就雷厉风行的开展工作，否定前任的很多处置措施，在西北局受到当地有力人士严厉打击，身心俱疲、万分危难之时，正是叶剑英出手相救，将他用专机带回北京；七七年三月他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叶剑英亲自约谈的结果，在此之前，华国锋、汪东兴找他出来工作，都被他拒绝。叶剑英去世不几个月，他就被罢黜。他曾经感慨说，老帅若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他与罗瑞卿也有比较好的私交。当他在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处受挫、组织的文章受到责难、难以发表的时候，正是时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出手，把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最重要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放在《解放军报》发表。罗瑞卿不幸死于七八年，无疑，耀邦因此缺少了来自军方重要的支持力量。

    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尽人皆知，虽有历史渊源，但主要是工作关系。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搞整顿，他承担了很吃重的角色，特别是后来批邓中他的倔强表现，让他与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征求了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赞同。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不用多说。八三年三月，姚依林等致信邓小平及常委不满耀邦诸作为，邓表示：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胡，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乔木说胡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邓认为过头，对乔木很不高兴。在可随后召开的扩大会上陈云提出批评耀邦的九条意见后，邓表示“到此为止”,与叶剑英联手保胡。

    恰当的时间，恰当的人

    他出任总书记的最大关节，就是在中组部部长任内平反冤假错案。迅速、坚决的平反冤假错案，体现了一流政治家的卓越感觉。许多被平反的高级领导人回北京，他都亲自迎接，他们当时都非常感动、充满感激。但严格说，这不是一个人力挽狂澜，只是顺势而为。首先，重大的平反之事，在中组部复查之前就已经定案，最高层已经达成妥协，做出了决定，平反更多的仅仅是走程序而已，征调胡耀邦代替郭玉峰出任组织部长本身，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其次，平反冤假错案，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考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陆陆续续的解放了一批干部，包括右派的甄别和平反也在进行当中。从事后来看，谁摊上这个差事，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甚至我们可以相信，即便张春桥当政，解放干部，至少大部分干部，都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第三，“干部是财富”,平反冤假错案，是增强现班子合法性的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措施，是扩大同盟者、取代和孤立反对者的最重要的策略。邓小平、陈云之外，作为主要当政者的华国锋、叶剑英的支持力度都很大，只有汪东兴比较消极甚至抵制。汪鼠目寸光、政治感觉低劣，而且是少数。所以，固然应该因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快捷和彻底而钦佩耀邦，但他的执行者而非最后决策者的角色也必须加以考虑。

    刚刚抓捕四人帮后一段时间的中共中央，权威分散，存在各行其是的操作空间，耀邦不管不顾的动员型政治家才能，大显身手，正逢其时。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最能够体现他的特色。当时报纸各行其是的状态前所未有，而在毛泽东时代，报纸的审查之严，这种相当程度上离经叛道的言论是不可能被发表的。这个讨论完全是他一手操办，通过他的大胆推进，促进了党内观念的转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系内的理论依据。到中央三十八号文件出笼，改革开放的调子就被完全确定而不可逆转了。

    在肯定耀邦贡献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分析背景：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特别是乡村，已经基本松弛下来了，政治任务、政治高调、政治斗争，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完全掀不起风浪了，而这厚重的社会就像涟漪下面的水一般，基本不会被扰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干部参加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图景，而且，人们也都认为是这样的图景。这个制度无法再提供资源来奖励积极支持者，同样，对反对者的惩罚也就当然不那么具有执行力了。

    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不足的问题，但这个办法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制造的问题多，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估计费用很高，并不合算。这一切，都预示着变革的必然来临，不论是快还是慢。而且，变革的方向，大致也是确定的，就是放的方向，因为收的成本已经太高。如果大胆的做一个断言，应该可以说，不论谁上台，是四人帮上台还是什么人上台，都不会改变变革的方向，仅仅是方式的不同，时间快慢的不同而已，这与朝鲜乃至苏联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必须克服低效率，甩掉包袱，破产重组，只能如此。

    那么，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是否“后果检验政策”、“过程检验方法”的同义语呢？进而，类似“后果决定政策”、“过程决定方法”的要求就是应有之义了吧？不这样说也会那样说，早不说晚总归要说的。

    耀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敏锐、果断和胆识，而方向本身，已经不可逆转，在这里，“个人是历史的工具”算是恰当的语言。

    动员型政治家

    耀邦因为性格的原因，或者受毛泽东的影响，还有多年共青团工作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他更多地偏重于事物的动员方面，邓力群的说法虽有偏颇但确有其道理：耀邦的“主要精力用在如何让自己的讲话调动人们的情绪，赢得的掌声越多，他越高兴，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不管我们对邓力群怎么看，他是怎么样的人，这段话所体现的洞察力是不得不佩服的。

    动员型政治家的胡耀邦与控制型政治家的邓小平，这个搭配，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非常有效率，动员型政治家善于鼓动、多奇思妙想而有时不着实际、放纵想象力和情感而忽视分寸，控制型政治家作为最高决策者就可以进行约束，就像一个骑着烈马的骑士，既保持攻势又可以控制风险。当然，一旦大局、方向确定，动员型政治家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了。在批胡的民主生活会上，赵紫阳着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老同志把关，耀邦不能随意行动，以后就难说了，不好合作。赵紫阳甚至就党的领导体制问题致信邓小平要求其制定制度，督促执行，显然是冲着耀邦的。实际上，在民族问题上、经济问题上、外交问题上，对待记者的问题上，耀邦屡屡表现不得体。举个小例子：八三年四月，耀邦访问罗马尼亚前夕，把两个发言稿给邓小平审阅，邓批“可以，删去了一些过分的不大得体的语言”;与陆铿的谈话就不用说了。

    当年有关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的争论，具体而言，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当时所设定的框框，现在不知都突破到哪里去了。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当时围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以及为此而导致的领导层的重大变动、造成的严重后果。从结果来看，耀邦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当年维护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当年呼吁宽容的现象，现在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耀邦的很多发言，特别是国内经济政治方面的言论，就当时而言，似乎不当，在现在看来，还显得颇有远见，比如提倡消费、不担心赤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单纯储备黄金不以为然等等。在耀邦那里，高超的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与过度夸张的语言、低劣陈旧的套话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他的特色吧。

    特定条件下的总书记

    耀邦的结局有没有可能避免？

    陈云在通过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首先追述了元老们当时设立书记处的初衷，清楚的说明了总书记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任何老资格的常委都有对他的指令行驶否决权的权能、大政方针的确定是老资格常委们冲突和妥协的产物这些问题。在这之前，胡耀邦与赵紫阳就十三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的谈话也有些价值：赵紫阳提出是否可以不设总书记，让各位常委轮流主持工作（好像类似南斯拉夫的联邦主席团），耀邦表示赞同。我猜测：如果当时把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准确的定在常委会，常委会下设书记处，书记处设常务书记一名和书记若干，书记处仅仅是常委会的一个执行机构，常务书记仅仅是书记处的牵头人，是否可以让耀邦更加低调一些？老同志更加放心一些？从而可以安然度过老同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这一段时光？当然，这个位置作为元老们相互折冲的平台的作用如何估量也是一个问题，在此不多赘述。虽然在中顾委二次会议上耀邦说过：“我吃几碗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我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当这个总书记的”,但他这个明示的领袖、一把手的地位，肯定会影响他以及相关人士的判断和行为。

    另外，在我看来，让耀邦下台的程序，也并非事后所说的那么恶劣，违反党内规范：所谓党内民主生活，党内明示的程序，要么没有，要么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这是一个事实。任何对中共党史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至少到九四年，甚至党的会议、代表大会，其时间、决定职位的程序，几乎从来都是“不正常”的。在正常的和平的环境中也往往如此，不是特例，与相对规范的联共早期的会议程序和规程根本不同。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等等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因为扩大会议本身就不是正常程序，它的参加人、表决人根本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一般来说，从实际的运行规则来看，大的会议是落实小的会议精神、传达小会部署和如何具体加以实施的说明会、动员会。所以，开那个生活会批评耀邦也属正常情况，算不上多么违反党内实际运作的默示规则。

    七八年以后，实际权力掌握在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大约八个元老的手中，不论这是否符合期待。即便常委会、政治局，也不过是执行机构，陈云在批耀邦的会上对此有说明：耀邦领导的这个班子是老一辈因为年老体弱采用的一个权宜之计，就是一个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它不是一个最高决策机构，更不是最终决定人事的选举机构、推举机构。也就是说，党内政治生活，从来没有如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正常”过，它是靠许多默示规则来运行的。必须清楚的理解：党内的权力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它不可能靠个别人的高风亮节而改变，只能通过时间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加以改变。

    （资料来源：《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文章来源：水煮百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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