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中国，“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称谓，他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概念化、范畴化了。在某一历史阶段甚至是今天，他是大家共同认同的“价值中心”，是权威的象征。您能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帮我们理解下“毛泽东现象”吗？
　　 萧延中：我在1988年的小册子中的确曾以“毛泽东现象”这样的副标题冠名。这在当时起码有两个意思：一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一位具备多方面才华的人，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无与伦比。这种影响力，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并不会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有所衰减，甚至有可能反而会在各种角度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强化。如果说一个人的影响力是靠他在世时所拥有的权力或财富得以支撑，那么，在他身后，在这些世俗的东西都消失了以后，他仍然成为被社会舆论强烈关注的对象，甚至仍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敏感”性。这种情况在说明什么？“毛泽东”的这种“缺席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absente），很显然折射和反映出的问题要超出一般的形式逻辑。它说明毛泽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仍然密切相关。由毛泽东本人以及由此牵扯到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我把它叫做“毛泽东现象”；二是，那时，包括我个人在内，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的评价，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矛盾状态，或者说，出于一种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境地。无论对他做出全盘肯定或完全相反的评论，都不会是出于本心的澄明。即使在比较理性的角度考量，也难以得出某种绝对化的结论。这是包括“50后”在内，及其以上的一两代人的精神状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于是我也把这种举棋不定，步履维艰的选择和判断的心态，称作“毛泽东现象”。所以，在上述意义上，我把毛泽东（作为一个人的毛泽东）与“毛泽东”（作为昭示出某种“问题意识”的毛泽东）区别开来。我是在“好奇”、“惊讶”、“费解”、“张力”和“困惑”等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毛泽东现象”的。
　　 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更愿意用“毛泽东问题”这个词，以替代“毛泽东现象”。“问题”（problematique）这个词源于法语，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那里承袭而来的。林同奇先生把它解释为“由相关的议题作为核心所组成的问题丛”。林毓生先生经过再三斟酌则把它译成“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我理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知道的越多，问题也会越多”的普遍现象，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答案。但是，随着问题的增多和复杂性的展开，人们认识问题的层次也将逐渐深入，这就是所谓“富有成果的歧义性”（fruitful ambiguity）。这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有一个类似“铁律”一样的定论，可每一个时代，甚至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多少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毛泽东问题”，人们还会争论下去，但其方向可能会越来越朝着更加理性的深层次发展。
　　 记者：我们注意到，清末民初系列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都有某些以传统反传统的特征，以佛、墨的平等、博爱来对抗僵化的王官学--儒学。毛泽东当时受到这些人的哪些方 面的影响？
　　 萧延中：这是个好问题，可有些却太泛泛了。就我的粗浅体悟来说，要读懂毛泽东，必须先读懂三本书或叫三个主题，它们是《水浒》、王阳明以及法家的书。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说《水浒》。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就说，他不喜欢读《经书》，而特别喜欢偷看旧小说，其中最喜欢的就有《水浒》、《三国》。我们知道，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经书》是提供价值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很少人认同《水浒》也有这方面的功能，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流传民间的故事书。一般来说，学人们认为，《水浒》其实是先秦“墨侠精神”的一种通俗翻版。毛泽东从中汲取的则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气”，所体现的是对“平等”精神的执着追求。这里我们无法展示具体的资料证据，但从早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护着那些无权无势的“小层面”，无论是“小人物”也好，“小国家”也好，反正所谓“受欺负的”、“被压迫者”都是他要帮助，想拯救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老大”或“大哥”的角色。在中国共产革命中如此，在国际共运中也是如此。毛泽东从《水浒》中汲取的最大价值就是“替天行道”。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是年初夏，中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江西省委根据水浒108将的故事，烧制连贯108个“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礼品赠送斯大林。为目的是为充分表达毛泽东赠送瓷盘的深意，中办决定增加了“序诗盘”和“跋尾盘”楷书，共一套110件。这里要注意的是，最后一碟“跋尾盘”所端端正正入的正是“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而毛泽东最瞧不起的角色则是宋江。在临终的前一年，1975年8
　　 月14日他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里，毛泽东更看重造反“义”，而蔑视屈尊的“忠”。他从《水浒》中汲取的是反叛和革命的价值观。
　　 我们再看王阳明。我们知道，阳明“心学”对近代许多重要人物影响都很大，像曾国藩、蒋介石等，毛泽东也是如此。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就曾大段论述过“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的道理。黎锦熙阅毕毛泽东来信后在日记中写道：“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我们可以大致这样说：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的洞见，已成为毛泽东日后指挥战争和治理国家的座右铭。例如，他极其重视思想教育和观念改造的意识形态层面，主张废止肉刑，不杀降兵，尽可能避免针对肉体的“逼供信”，都是很高明的治理术。因为毛泽东明白，那些外在的“折磨”不会使内在的“精神”自动转化，反而会由于失德而渐行渐远。这一点是毛主义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重要特征。所以，笼统地说毛泽东一生反儒，起码是不够全面，只是说毛泽东对虚饰俗儒的讥讽比较苛刻罢了。
　　 最后再谈谈法家。我们现在看到毛泽东最早一篇文稿是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那是毛泽东19岁时所做的一篇命题作文，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毛泽东从《史记·商鞅列传》中一个故事出发，先“叹吾国国民之愚”，再“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最后“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逐一推进，展开论述。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读法家著名的记载似乎并不很多。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接受和运用法家思想是通过评价历史人物而显现的。比如，1963年，毛泽东在会见郭沫若、巴金、周扬、老舍等等老作家时直言不讳地说：“我知道你们中有的人骂我是秦始皇，我很清楚你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要说你们骂我是秦始皇，其实是没骂成我反而夸奖了我。我说你们说的还不对，还不够，我不光是秦始皇，还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还要伟大很多倍！”1973年8月5日，在当时“批林批孔”中，毛泽东让江青抄录自己赞美秦始皇，批判孔夫子的一首诗，转交给曾著有《十批判书》的郭沫若，曰：“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原返文王。”通过对秦始皇和曹操的赞美，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法家开创局面的霸王之气和政治运作的体察入微，是心有灵犀的。
　　 总之，对于毛泽东的整体思想来说，是墨、法、儒杂而有之，并由他称之为以“阶级作斗争”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做总串联，这就形成了人们所说“毛主义的新传统”。
　　 记者：您主编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10卷本，今年已经出齐。请您谈谈这套《译丛》的特色，以及今后的研究打算？
　　 萧延中：译介国外毛泽东研究著述的工作，我们已经进行10多年了。今年精装本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已出版了10卷。目前已经翻译完毕，在做最后审批的著作也已有7、8卷了。我们争取最终以20卷的规模，完成这套《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的译介工作。
　　 我们的基本构想是：由于毛泽东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建树，因此，数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己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上，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基于这样的一种视域和理解，我们精选翻译一批经过历史时间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也在选择范围之例。其实，恰恰是由于知识结构和历史背景不同，在国外学者观念中的毛泽东，可以通过一个“他者”的镜像，透视出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论点和视域，这种不同于“我们”的毛泽东，可能将传递出某些意想不到的信息，从而在比较文化的框架中，启发我们从更加宽阔的多视角理解毛泽东，进而解析当下的中国。
　　 这第一辑的10部书，都出自于美国学术界的名家之手，诸如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和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生涯与思想》（新编本）等，都是在国际学术界具有相当影响的权威作品。
　　 在最近几年中，我们还将完成第二辑的译介工作。其中包括施拉姆《毛泽东》、泰韦斯（Frederick C.Teiwes）《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德里克和哈里（Dirlik and Arif）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威尔逊（Dick Wilson）《历史的天平上的毛泽东》、刘亚伟《毛泽东与美国》、耐特（Nick Knight）《再思毛泽东》、迈斯纳《毛泽东：一个政治与智识的肖像》、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毛泽东》、鲁林（Alain Roux）《毛泽东：猴气与虎气》和齐慕实（Timothy Cheek）主编《剑桥毛泽东研究导论》等著作。这第二辑的特点是，外国学者不仅来自美国，还有英、法、俄、澳的作者们，理论性也会有所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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