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穜观点，认为在一九六八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或者到一九六九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历史叙述还是想延续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和随后毛泽东的去世、江青集圃的覆灭，而把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视为文革后期。文革后期的特黠，一是上层逐渐陷入了权力斗争，一是底层以“民间思想村落”为中心的民间思潮的空前活跃。我以为，文革后期民间思潮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一、对中国现行社舍主羲体制的政治和经济批判；二、社舍主羲民主舆法制，思想启蒙的呼吁舆思考；三、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农村体制的呼吁舆思考。
 
　　邓小平吸收了七十年代民间思想
 
　　我们可以对七十年代以来，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作两点小桔。
 
　　首先，当时以林彪外逃为标志，形成了文革巨大的社会舆精神危机，所有人都觉得，文革难以为继，中国需要一个转机。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一个思考的中心。民间思想者对此作出了不同回答，大体上提出了未来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的路向。一是以陈尔晋、徐水良为代表，要求推进以“防止官僚特权，保障劳动者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根被改革；二是以李一哲。卢叔宁为代表，以推进民主、法治和启蒙作为中国的出路；三是以顾凖、张木生、陈一谘、王申酉唯代表，主张以发展生产力唯第一要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民间思想的设想，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所提出的民生、法治、启蒙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农村体制改革入手的改革路线，不同程度上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所接受，事实上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的基本内容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确实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他们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但作进一步考察，也不难发现，民间思想者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思想和要求，如李一哲、卢叔宁所提出的“人民主宪法”，卢叔宁所强调的“使人民成为自觉的社会成员，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中心的启蒙理想，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启蒙运动中事实上都是被忽略了。当然，更为严重的是，民间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份，即陈尔晋等所提出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事实上被搁置了，民间思想者在这方面提供的宝贵的批判资源，也完全被强迫遗忘，这些思想先驱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令人叹息。而这样的搁置于遗忘的结果，就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当年早已经提出的特权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利问题，都更加突出且严重，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这里所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是足以使我们警醒与深思的。
 
　　毛泽东真的成为孤家寡人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后期所有民间思考，都涉及毛泽东，斗都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体制的质疑与背离。我们刚才说过，这实际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的民心、人心、党心的变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那些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文革的依靠对象，那些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以至支持毛泽东主义者，都对毛泽东的革命产生怀疑，对他所建立的革命秩序表示不满，充满了变革的要求。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毛泽东始终把党的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农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现在，所有被他玩弄、制服，因而绝对服从他的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他的对立面，成为怀疑他、抵制他，以至反抗他的力量。他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几句：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由周恩来去世而引发的天安门群众抗议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当时群众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四人帮，而且也有像我和我周围的朋友这样的人，还在坚持毛泽东主义，因而对“四五运动”背后的邓小平，即党官僚的影响，仍然心怀警惕，但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四五运动的群众呼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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