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很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所以《人民日报》指控他--“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1974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重要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报道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15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生今年90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1920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1949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潮的中心。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80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思潮，并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1989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89民运壮丽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么“六四”的血腥杀戮是许先生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多少知识分子或改弦易辙，或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说真话、直指真相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上有点迂的一个，所以他多次说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1992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六四”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章。1993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这个“祸”还是日本记者首先发现的，文中将邓小平与希特勒相比，说，人是经济动物，纳粹上台，纳粹上台后，德国经济每年增长11%，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们搞的也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这些看上去似乎寻常的结论，不是象牙塔中得来的抽象原则，而是他从风风雨雨中一点点悟出来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启发。1994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1995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1996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许先生迄今走过的90年，见证了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几乎已完全融入时代的命运中，抗战背景下的流亡大学，国共地下斗争，胜利的欢呼声，拍案而起的反右运动，颠倒山河的“文革”，曾经抱有希望的改革10年，89风云，“六四”的血腥……我常常想，通过他这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清晰而具体而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定，看到家国命运的坎坷曲折，看到热血如何被亵渎，青年如何被忽悠，他们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正直无畏的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本民族的命运，无论在何等黑暗、残酷的年代，都没有被征服，而是坚持独立的思考，最终回顾人类文明的正道。这正是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比什么惊世的功业、藏之名山传至不朽的名作都要可贵。通过许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许先生对民主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与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与胡绩伟、刘绪贻、李锐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证明他的坦率、真诚和认真，他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直言不讳，这样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欢许先生，因为他太直了，有时直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90岁的许先生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天性，没有被政治扭曲，也没有被变态的社会污染，他活得真实，活得坦然。他没有任何面具，没有任何装饰，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于自然。每一次到中关村看到许先生，总觉得他没有变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踏实，那么笃定，因为他的世界是确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说，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这样的话他也无数次地对我说过。他自己做到了，从少年到白头，他几乎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从没有因为自己理想的高远，或知识上的优越，而在内心产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态。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建成要靠民主观念的普及，而不是靠个别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个平凡的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时有激情，有时还会有愤怒，说到开心时笑得很纯真。说到种种人事的评价，他都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90岁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在“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说到底，就是人们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会算计、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环境有了压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线，纷纷转向，四处分流。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良英先生对年轻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告别得早，而且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宾雁先生有分歧，与其他许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信仰在1974年起发生转折，1987年开始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1988年，他在一次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公开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会后李锐先生当面责备他批判马克思，在日记中还说他“偏激”。他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2008年），李锐亲口告诉他：“现在我和你一样。”这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离开了他们热忱信仰过的主义，这是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道路，这条路满布伤痕和创口，至今未能愈合。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晰，他可以用20多年时间来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现在还在跋涉中。这一点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多处看到张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民主要义”八条，后来才知出自先生的笔下。他在逐步摒弃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重建了对民主的信仰，从来没有因为现实的令人失望而有所动摇。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许先生很意外，布什竟然引用他的话，当我问及这句话是他在哪里说的，他也记不得了，因为长期以来，同样的话说过多次。其实，这句话源自《纽约时报》2006年8月22日一篇题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采访报道。布什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可能与他此前不久（2008年4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有关，这个学会拥有4万4千位成员，来自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是物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这是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在民主、人权方面努力的肯定。尽管在自己的祖国，许先生数十年来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结果，但是他总是乐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2010年5月31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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