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历史中走过来，历史影响着今天的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我们。当代人如何对待历史反映着当代人的思想与立场。不同的人将运用不同的手段、选取不同的题材去述说历史、编写历史。不同的人对历史的看法和评价不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人们的思想活动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所以，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深刻指出：“只有现实生活中的兴趣才能使人类研究过去的事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表达了三层含义：一、研究历史总是现实现刻的思想活动；二、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
怎样对待历史将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国家和政府应当想方设法凝聚人心、振奋民族精神、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努力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然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观上。正确地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对待现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未来、把握未来。事实胜于雄辩。唯有尊重事实，直面事实，尊重历史，正视历史，公正地对待历史，才能正确地面对现实，由对历史认识的一致达成从事现实活动的一致；才能完善国民的个性，使国民摆脱愚昧，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明辨是非曲直，防止犯大错误，避免重新犯错误；才能形成共识，缓和矛盾的对立与冲突，营造出宽松和谐的现实。如果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甚至肆意捏造，一些所作所为仍将误导国民。不但不能防止再次形成一种令人生畏的邪恶力量，而且很可能促使矛盾向对立和冲突的方向发展。弄得不好，历史将在现实中重演，灾难再一次降临，这并非危言耸听。
上个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发生的抗战的硝烟已经散去，那段岁月离我们越来越远，日渐尘封，因此，告诉今人和后人真实的历史就极为必要。但是，在公开的图书资料中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史实的地方。比如在现行的大中小学校的历史教材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抗战处于中流砥柱的主要地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则居于次要地位，乃至忽略不计。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共产党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仅凭这一点就绝对不能贬低和歪曲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功勋。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革命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革命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国民革命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共产党的军队取得的平型关大捷只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再次，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错误。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也曾“一溃千里”“一败涂地”。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蔑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最后，在中国战场毙命的日寇将领据统计共129名，其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抗战胜利代表中国对日受降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教科书和官方的宣传一直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不然。
首先，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军队牺牲壮烈。
请看松沪抗战数据：
为了松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全国1/3以上的兵力，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空军第2至第9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甚至连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也拉上前线。
松沪抗战开始后，平均一天就有国民革命军1个师的士兵全部阵亡，第一天多名国民革命军旅长就牺牲在前线，战况十分惨烈。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第98师，在18天的作战中，伤亡62 ％，营级及以下军官阵亡20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8师陶峙岳部作战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人锐减至700人！松沪抗战最激烈时，国民革命军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0分钟内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第3战区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师）不到三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小时死了2/3 。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化了！” 整个松沪抗战，国民革命军消耗85个师，阵亡333500余人。
松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国军250架；日军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100余艘军舰，国民革命军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国民革命军殊死的抗击下，被迫数易主帅。
这事并不遥远，仅仅发生在 68 年以前。
再以长沙会战为例。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这些著名会战应该和所有大陆大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后人永远纪念。我们的今人和后人不能只知道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
其次，抗战极为艰巨困难。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深谋远虑，不能光靠冲动和喊口号。从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看，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无比凶恶的敌人，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非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像共产党要求的那样，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这样做表面显得强硬，显得爱国，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资本和好听名声，但是，国家必将仓促应战，以失败命运告终。
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不应该因为国共内战的原因一笔抹杀。即使对方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也应当尊重历史事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式的历史评说早已过时。抗战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和生命的人们，而绝对不应该为敌对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所玷污。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在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纪念中，应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而任何贬损他们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对中华民族英勇反抗外敌侵略的伟大精神的亵渎，也不符合真实的历史。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抗战史应该抛弃狭隘自私的党派阶级立场和观点，重新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也无法真正赢得海峡对岸的广大台湾同胞的人心，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伟大事业的推进。
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在抗战胜利快七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自己又用什么来纪念和告慰为保家卫国而英勇牺牲的百万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在天之灵呢？
今天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在空中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标柄史册的贡献的外国人。他就是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中国每一部公正的抗战史都应该记载他的英名。
陈纳德生于德克萨斯州,曾作过陆军航空军的战斗机战术训练教官，以上尉衔退役后来到中国志愿服务帮助抗日。1937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几天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当时美国尚未对日宣战。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
1940年中国空军在日军的强力打击下损失殆尽,加上苏联志愿航空队回国,局势更为艰难,陈将军即回美国招募老练而富侠士精神的飞行志士，购买性能良好的美国飞机,在美国上下奔走,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日寇扩张早已警觉并对中国人民独立抗日抱同情态度的罗斯福总统奈于中立法案不能援助中国,秘密指示美方协助中国。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7月和10月，200多人分两批来华。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性格不拘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招募飞行员组成中国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参加淞沪会战。初战国军大胜日军,日本照会美国召回陈将军及他的助手,将军不从,美国驻上海使领馆准备绑架他回国,将军四处躲避的同时在中美报纸上严正声明:“只有日本被驱逐出中国后,他才以愉快的心情回国”。陈将军继续协助中国仅余的空军和日寇战斗。援华航空队成立以后,经陈将军严格训练,同中国空军健儿并肩作战,与横行中国天空的日寇空军展开激战及对敌人的油料仓库、基地、军舰和补给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轰炸。后来，陈纳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敌机空袭昆明,中美空军齐升空,一举击落九架,取得大胜。
在陈纳德组织指挥下，飞虎队在空中将敌机打得狼狈不堪,经常以一比十的战绩取胜,震撼了世界。也让被敌机百般欺侮的中国军民真正地感受到了空中压迫的减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老百姓见到侧面有青天白日徽和机头漆有鲨齿的P40战机飞过，无不惊喜欢呼，亲切地将这空中飞行物叫飞老虎,以后逐渐习惯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称做飞虎队(Flying tiger)。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机名闻天下，“飞虎队”绰号也家喻户晓。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得以公开援华。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人称“驼峰航线”。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运输机飞越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峡谷中穿行，飞行路线起伏，有如驼峰，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飞机飞行时常有强烈的气流变化，遇到意外时，难以找到可以迫降的平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会落入荒无人烟的丛林难以生还，日军飞机的空中拦截也给运输队造成巨大威胁。
在这条航线上，中美双方3年多共向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急需物资，人员33477人。航空队共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
飞虎队后编入空军23大队。陈纳德由上校晋升少将。飞虎队在三年的时间里总共击毁敌机2600架，击沉及损坏223万吨敌人的商船和44艘海军舰艇，以及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艇，击毙66000名日军官兵，摧毁573座桥梁，而自己仅损失500架飞机，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史上未被超过的纪录，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陈纳德被迫辞职。但飞虎队大多数队员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另有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1958年7月,总统艾森豪威尔颁布军令追加一级,陈将军被升为三星上将,27日,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病逝，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1965年台北市树起陈将军的铜像,以纪念他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所做的卓著贡献。中美关系近三十年来得到很大改善，抗战史实在大陆内地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亦重新获得高度评价。
值得载入史册、大书特书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遭受的比原子弹更厉害的轰炸——东京大轰炸。
早在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曾派出16架B-25轰炸机袭击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的油库、工厂和军事设施。当美国成功发展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后，便有能力对日本进行有实质作用的战略轰炸。美军的首轮使用B-29的袭击是在1944年6月15日，47架B-29从中国成都起飞，轰炸位于日本九州岛的八幡钢铁厂。
1945年1月，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少将被任命为第21轰炸机部队司令，2月19日，第20航空军的指挥部发出了将“试验性”燃烧弹空袭提到了优先位置的新命令。美军在1945年2月23日至24日首次对东京采取大规模燃烧弹攻势，当晚174架B-29轰炸机在东京抛下大量凝固汽油弹（Napalm），把东京约2.56万平方千米的地方焚毁。美军在五千到六千尺的低高度间展开夜间轰炸，引发大火来震撼日本国民，破坏散布在居民区的生产零部件和预制件的小作坊，达到彻底瘫痪日本军事工业的目的。
3月9日至3月10日，美军派出334架B-29轰炸机从马利亚纳群岛出发，再次使用凝固汽油弹对东京进行持续2小时的轰炸。每架飞机携带六至八吨燃烧弹，燃烧面积可达6500平方米。大批轰炸机依次进入东京上空投掷燃烧弹，火势迅速蔓延开来，当晚东京出现火灾旋风（Firestorm，大火造成的灼热气浪与冷空气形成强劲对流风），334架B-29共投下了超过2千吨燃烧弹，产生的高温足以市区内所有可燃物（包括人体）烧着，东京约有四分之一被夷为平地，几乎整个市中心被摧毁,其中20%是工业区，63%是商业区，其余是住宅区，26万7千多幢建筑付之一炬，上百万人无家可归，美军3年来一直想要捣毁的22个东京兵工厂被彻底焚毁。据当时日本政府统计，在当晚的轰炸中有约10万人被烧死(另一种说法是8万人)，另有10万人被不同程度烧伤。伤亡人数比广岛或长崎在原子弹爆炸中死亡的人数还多。大火之后日本政府花了25天时间才将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
3月10日以后，火攻东京后不到30小时，B-29轰炸机部队继续对东京以及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大城市进行了持续达3个月之久的燃烧弹轰炸，使其遭受了毁灭性破坏。317架B-29轰炸机夜袭名古屋，使该市的飞机制造中心化成一团火焰。13日，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也遭到了300架B-29的轰炸，使用了1700吨燃烧弹，约20.7平方千米的市区在3小时内焚毁。16日，美军又轰炸神户，使其造船中心被摧毁。美军于四、五、六月又大举空袭日本各大中小城市。4月13日，皇宫与宫殿一部分被焚烧，明治神宫焚毁。当时美军宣布日本已遭受10万吨炸弹的轰炸。至6月中旬，美军将燃烧弹轰炸范围扩大到其他中小城市和交通线。烈火燃遍了整个日本。
美军轰炸过程中许多东京市民逃离出城。李梅将军派美机投下警告传单，通知下一步轰炸的目标，使他们更加恐惧。仅东京就有上百万人逃亡农村，工厂工人的出勤率不到从前的一半。轰炸东京及其它城市使日本战时经济陷入瘫痪。
事实证明, 3月10日的东京大轰炸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空袭，战果远远超过了之前历次所有轰炸的总和。比二次大战中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造成了更多的伤亡，破坏力可以和后来的原子弹爆炸相比，此时的日本遭受的沉重打击在战争史上是任何交战国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之一。回想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重庆以及其它城市进行毫无人性的狂轰滥炸，造成滔天罪恶，这是侵略国应得的惩罚和报应！这是正义的复仇！盟军替中国人民出了气！
我们还有一段应该熟悉的历史。1945年6月18日，美国海军金上将放弃了原定的作战计划，不再进攻福磨萨，新的计划是直接进攻日本最南端的九州。6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进攻九州的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因此，克吕格尔将军指挥的美军第6军将在九州实施两栖登陆。4个月后，美军第8军、第10军进行第二次进攻，并且还要从欧洲抽调一个军。进攻的地点选择在距日本首都东京不远的地方。按照这个计划，要到1946年11月15日，即欧洲战争胜利一年半之后，才能打败日本。这是一项十分庞大的作战计划。届时，战斗一定会非常惨烈，而且人员伤亡也很严重。
如果盟国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日本很可能会继续打下去。美国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牺牲，而且英国也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丘吉尔曾回忆说:“我们只打算用可怕的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打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拼命抵抗，直到战死。不仅是对阵作战如此，而且在每一个洞穴里，每一条壕沟里都是这样。我心中有着冲绳岛的可怕情景，有好几千日本士兵不愿意投降，等他们的指挥官行完切腹礼后，站成一排，拉响手雷炸死。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日军的抵抗，一寸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要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马歇尔将军也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估计，他说在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可能要牺牲50万美国军人的生命。
原子弹出现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决定投放原子弹，从而迫使日本向美国投降。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专门委员会在试爆之前曾建议:“在条件具备时，应立即使用原子弹对付敌人，而且不必向对方发出警告。”至于轰炸目标，委员会建议选择在“能够造成巨大破坏力的地方”。委员会认为原子弹可以从两个方面威胁敌人：一是作为技术上的武器，如在荒岛上投放，以威慑敌方，但这很难结束战争；二是军事上的武器，直接打击敌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用原子弹袭击敌人。”
至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投放原子弹则由美国总统决定。杜鲁门在谈到原子弹的用途时，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武器。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在波茨坦，当杜鲁门把他的这种想法告诉丘吉尔时，这位首相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我主张运用它。”
7月17日凌晨，陆军部长史汀生带着原子弹的机密电报来见国务卿贝尔纳斯，他说:“我们应该向日本人提出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警告，在保留天皇的前提下，促使他们投降。”
7月2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格罗夫斯将军正在这里起草投掷原子弹的指令。
在选择目标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曾主张把京都也列入其中，因为它是日本的军事活动中心。但是，史汀生坚持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和宗教圣地，不同意向那里投放原子弹。史汀生的建议被接受，所以，京都就从轰炸名单上勾掉了。经过讨论，最终确定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四个城市作为轰炸目标。这些城市是按照作为第一次袭击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的，其依据是这些城市所发挥的军事作用的大小，同时考虑到投弹时的气候条件。
目标选定以后，杜鲁门、史汀生、马歇尔、阿诺德就投掷的时间和第一个目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斯帕茨将军指挥的空军战略大队负责按照上述目标进行投弹。7月24日，美国陆军部给斯帕茨将军下达指令:“美国陆军战略空军司令官卡尔·斯帕茨将军:第20航空队509混合大队应于1945年8月3日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条件下，对下列目标之一投放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陆军部要求，在准备就绪后应立即运去投放于目标的炸弹。指令还强调:“一切发布有关对日使用武器的情报均由美国陆军部和总统掌握。非经事先特别批准，司令官不得对此发布公告或透露消息。”
7月25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陆军部的指令，并指示陆军部长史汀生执行这项命令。
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原因。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是苏军出兵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
根据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英盟国达成的协议，苏联在结束欧洲战役之后，立即加紧了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1945年5月，苏联从西线调动大批军队开赴远东地区；到8月初，苏联在远东的总兵力已达170多万人，装备5000多架飞机、50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有苏联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舰队（俄方称阿穆尔舰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蒙古国也派出一支机械化骑兵部队参与对日作战。而日本关东军用来对抗苏军的总兵力只有24个师团、11个独立旅团，大约75万人。另外，还有少量伪满和伪蒙的军队，以及一支小规模的空军和松花江内河舰队。在兵力和装备等各个方面，苏军都拥有绝对的优势。
1945年8月8日下午5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下达苏联对日宣战通告，并当面宣布：从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点钟声过后，苏联红军兵分4路，越过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第1路苏军会同蒙古军队，取道满洲里，越过大兴安岭，突入东北中部平原，直插长春、沈阳，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第2路苏蒙联军向承德、张家口和锦州方向进军；第3路苏军从东面突入东北中部平原，进击牡丹江、敦化地区，随后进攻吉林、长春、哈尔滨；第4路苏军从北部强渡黑龙江、乌苏里江后向齐齐哈尔、哈尔滨进军。
在几路苏军迅猛凌厉的攻势下，日本关东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便被轻易击溃。8月14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广播投降诏书。关东军全线抵抗顷刻瓦解。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东北日军停止作战、向苏军投降。
8月19日，苏军进占齐齐哈尔。8月20日，苏军开进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大连。
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共击毙日军83737人，俘虏日军59．4万人，缴获坦克686辆、飞机861架、大炮和迫击炮4300门。前后3周多的苏联对日作战胜利结束。苏军一举打垮了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上个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大陆内地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对此无法展开叙述和评价。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需要严肃和科学地研究，恢复历史真相，向今人和后人讲述和传授正确的历史知识。这是中国真正进步和走向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拿中国现当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文革不反思，于是又有了今天的严重问题。拒绝反思，所谓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恶性循环。我们一直对日本战败以后既没有向中国赔偿损失，也拒不向中国人民忏悔道歉，甚至连侵略事实都不承认而义愤填膺、耿耿于怀，但是，假如我们对待自己给同胞造成的伤害和罪错的历史的态度不正确，甚至对上述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都成了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长期对历史的真相糊涂无知，黑白颠倒，那么又怎么能够得到世界其他民族的理解和尊重？又怎么可能让日本这个桀骜不驯的邻居口服心服？
历史不是陈年旧事的简单堆砌，时间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往往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甚至是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不像自然规律那样清晰而反复地出现，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性，由此为各种各样的精英人物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是，历史的进程最终要受必然性的支配，这种必然性，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一个有自信和力量的国家和民族，只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才能不让历史成为包袱，成为障碍，成为内部争斗的借口、理由和导火索；才能真正凝聚人心，畅快人心，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充满活力和希望，顺应时代潮流，走向进步、繁荣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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