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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长久以来吸引着我的好奇心，1969年我发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曾对他们有所叙述和分析。分析的案例是咨议局的 1643位议员。不幸那时此一研究遭遇种种困难，即使是议员名录亦不完整，议员的年龄、学历、出身背景等，更是多有残缺，所得实属一鳞半爪。虽然如此，我还是大胆的就仅有的资料作了一个分析。a 我一直不满意此一研究，决心继续搜集资料，冀望有一天再写一篇文章，能把立宪派人的面貌，原原本本的呈献给学术界。年前北京之游，有幸能在故宫第一档案馆阅读史料，在惊喜的情况下发现七省咨议局议员名录及相当完整的出身背景。随后耿云志先生赐寄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议员题名录，加上原先已有的六省资料，合共为十五省，已超过了总数（21省）的三分之二。将新旧资料合并分析，抽样的误差似已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无法求全的情况下写成本文。如果能得方家指正，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将是感激不尽。这是本文的第一个目的。
谈辛亥革命，“立宪派”这个名词一向是含着讽刺意味的。
清末内忧外患严重，国势阽危，亟起献身救国运动者，分为两大流派：革命党与立宪派。从事立宪是在现状下求改革，主张革命则力图推翻现状，两派水火不容。结果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革命党是成功者。立宪派所拥护的现状消失，是失败者。原先两派立于对等的地位，革命后立宪派无有容身之地，深恐他人旧事重提，自此隐姓埋名。革命党人则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的“灿烂光辉”事迹，今天在台北的革命党史库中，保存着革命党人的点点滴滴，应有尽有。加上革命党史家的“发扬光大”，革命党“功在国家”，大家歌颂。而立宪派大江东去，了无踪影，任人嘲笑。本文借叙述立宪派背景之便，研究其性格特征，指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有其性格上的限制。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目的。由于我的训练浅陋，是否带有偏见，敢请同好学者明鉴指正。
二、立宪派的阶级背景
立宪派原先并无组织，服膺君主立宪的人，各自有其主张，偶而借报章杂志互相呼应，没有实际行动。宣统元年（1909）咨议局之设立，立宪派获得了结合的机会。全国二十一个咨议局共计选出 1643 位议员，a 立宪派人大多竞选成为议员，以咨议局作为议论场所。他们发动请愿，逼使清廷将九年预备立宪进程缩短为六年。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卷入了革命的狂潮中，有所影响。
咨议局人士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过去曾就六省议员的背景资料做了初步的分析。现在我的资料增加为十五省，出乎意料，所得结论与旧日者竟是大同小异，兹将原先的结论及统计上的些微修正引述如下：
（一）他们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表一所示，他们 89.13％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 10.87％不具功名背景。各种功名的分配，进士 4.35?%，举人 21.27%，贡生 28.73%，生员 34.78%。依照张仲礼的分法，上层（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占 54.35%?，下层（生员）占 34.78?%?，显示上层绅士为多数，很有势力。二十一省 63 位正副议长，进士有 32? 人，高达 50.79%， 举 人 19? 人，30.16% ； 贡 生 3 人，4.76% ； 生 员 4人，6.35% ；不具功名者 5 人，7.94%，更可得见绅士阵营之强大。a
（二）他们曾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担任职务，多为中级官吏，最高者为监察御史，最低者为州县教谕。没有任官的，多以捐纳方式获得职衔。
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
 资料来源：
奉天：奉天省咨议局第一次报告》， 奉天通志》（民 23 年），155—156 卷。
吉林、黑龙江、直隶、安徽、福建、河南、贵州： 咨议局
议员名录》（北京第一档案馆 · 抄件）。
江苏：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提供）。
浙江：浙江咨议局议员名录（耿云志先生提供）。
湖北： 选举表》，《湖北通志》（民 10 年），10 卷，72—73 页。
山东： 宪政编》，《东方杂志》，宣统元年 7 月号。
陕 西： 选 举 》，《 续 修 陕 西 通 志 稿 》（ 民 23 年 ），43 卷，50—51 页。
四 川： 辛 亥 革 命 回 忆 录 》 第 三 册， 北 京， 文 史 出 版 社，1962 年，146—151 页；又见《四川咨议局筹备处分配议员表》，《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广东：广东省咨议局编： 稽查录》( 宣统二年 )，1—7 页。
说明：包括后补议员在内。
（三）由于时代变迁（废科举、兴学校），部分具有传统功名者，随着转变，曾入新式学堂攻读，或负笈海外。据目前所得资料，1643 人中，167 人（l0.16%）接受了新式教育，本国学堂毕业者 62 人（3.77%)，日本留学者 105 人（6.39%）。一人兼具传统与新式教育，可谓新旧合璧。
（四）他们的家庭多数富有。咨议局选举章程中规定，家有五千元以上资产者，亦可以参加竞选。在当选议员中，仅陕西省议员七人、山东一人、贵州一人以资产资格当选。实际的情形当不止此。科举功名与家庭殷富是不可分的。虽然获科举功名者亦有寒士，究为凤毛麟角。旧日科举，十年寒窗，若非家道殷富，几属不可能。留学海外，更只有富有人家才能做到。
（五）他们大多数是四十三岁上下的中年人。目前所获资料，奉天、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五省议员的年龄记载完整。
平均奉天 45 岁、黑龙江 40 岁、江苏 42 岁、湖南 45 岁、四川42 岁，五省平均为 43 岁。
这五种背景形成了他们既保守又进取的性格。保守的因素在于他们的功名与家庭富有。功名得来不易，有功名进而为官，退则为绅；前者参与政治，后者是地方上的名流领袖。功名既已到手，绝不轻易放弃。科举制度虽已废止，如果清室不亡，既得的利益可以继续享受。家道殷富者最怕社会动荡不安，影响他们的财富。这是常理，可以肯定绅士阶级是保守的。
但新式教育使他们趋向进取。新式教育使他们认识了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性。身为社会的领导阶层，有心起而改革。改革是在现状下为之，是有限度的改革，以不动摇社会的稳定性为原则。因此，他们绝不革命；革命会动摇既有的社会基础，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绅士阶级所畏惧的。
三、立宪派反对革命
有了以上的了解，便不难认识立宪派人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武昌起义之后，何以革命会在短短的一百二十五天就结束了？我曾经为文加以讨论。我认为革命狂潮之迅速消退，是因为革命党中温和型领袖与立宪派中进取型领袖达成协议的结果。革命时期的人物，大别可以分为激进、温和、保守三个类型。所谓激进、温和与保守之分，如果我们试用温度计探测，所显示的就是对于时局反应的冷热之不同。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其热度可能超过了沸点。保守的冷漠改革，可能冷漠到了冰点。只有温和型的人，取的是中庸之道，不过热也不过冷。
一般而言，走极端的少，恃中庸的多。我们用一个菱形◇来表示，其位于上端者，是激进的；位于下端者，是保守的；位于中间者，是温和的，其多寡关系十分明显。其实，激进、温和、保守这三个类型的自身又有程度的不同；激进中更有激进者，保守中更有保守者，温和型的也有或多或少程度上的差异。三个菱形并置，可能有一部分是重叠在一起的，其形状如图 1。
造成激进、温和、保守的因素，除了家庭社会背景之外，教育亦有相当关系。清季之世，儒家文化趋向保守，西方文化强势出击。接受西洋文化者进取，固守儒家文化者保守。革命党人多数羡慕西洋文化，力图效法；保守派固守传统，一成不变；立宪派半新半旧，有进取，有保守。再以三个重叠的菱形表示，以 S?分开传统文化（T?区）与西方文化（W?区）的影响，可以看出三个党派的新旧教育关系（图 2）。当然，并非没有例外，在此不必深论。
革命党与立宪派关系图
 这三个菱形，用以形容辛亥革命时期的三个党派，不难窥其互动关系。革命党中的温和型者，在某种程度上与立宪派中的进取型者是重叠的（图 1A 区）。同样情形，立宪派中的另一部分，又与保守派重叠（图 1B 区），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部分立宪派人与革命党人合流，另一部分则走向反动；汤化龙与林长民倾向于与黄兴、宋教仁等妥协，属与前者（A? 区），甘肃咨议局张林焱等欲迎溥仪西狩建小朝廷，属于后者（B 区）。史家论革命党人物，孙中山、胡汉民属于激进中的激进者，黄兴、宋教仁属于激进中的温和者。黄兴一派的势力在武昌起义后领导着革命党的发展方向，所以南北妥协，迅速达成和议。张林焱的小朝廷思想不能成为事实。辛亥革命狂潮之迅速消退，是革命党中温和型领袖与立宪派中进取型领袖妥协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能获致妥协，是因为他们的进取与保守程度颇为相近之故。a
我们不要以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辛亥革命所获得的成果不多。除了推翻清廷，结束王朝政治之外，革命别无所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尚未成熟，亦无从实现。其“平均地权”观念虽然早已提出，但辛亥革命以前已为“平均人权”所代替。革命后民族的危机依然严重，议会政治昙花一现，社会没有改革，人民的生活较前更为低落。凡此种种均证明辛亥革命的成就极其有限，革命必然再起。
立宪派与革命党妥协，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如果秩序不保，他们的功名、财富、社会地位随之不保，这是他们最感恐惧的。各省咨议局人士致力于阻止革命形势的扩大，稳住了旧有的秩序，他们的既得利益丝毫不受损伤。同意有限度的改革，还可以提升绅士阶级的社会地位，得到更大的利益。基于这些基本的利害因素，很难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
辛亥革命与西方中产阶级革命有实质上的不同。西方社会有贵清末革命分子著名的“四大寇”，由左至右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尢烈，
此四人经常在香港高论时政，倡言推翻满清族与平民之分，在君主专制政治之下，贵族与君主认同。从平民中新兴起来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地位受到压抑。只有革命，才能自君主与贵族的手中争取到权利。而中国的绅士阶级，其功名为皇帝所赏赐，形同贵族，感恩图报，唯恐不及，加上其利益根深蒂固，实没有掀起革命的理由。推动君主立宪，一朝议会政治实现，不仅可以保护既得的利益，更可进而监督政府，获得新的权力，何乐而不为之。反之，如果选择革命，无异舍本逐末。
革命是年轻人的志业。年轻人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冒险。
打抱不平是为了公理，冒险可以创造光明的远景。年轻人有了正义感，必定勇往直前。无论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或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富有号召的革命义旗吸引了年轻人的热情，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统计同盟会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十七八岁至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许多人来自绅士家庭。但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实现理想，不是为了保有父母的财产。年轻人抱着赤忱去革命，只有年轻人才是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鲜有革命者。中年人的体能已不如青年人，闻说要他冒险犯难，立即便有恐惧倦怠之感。中年人在社会上多半已经小有地位，或“薄有田产”，而且拖家带口，他们是不革命的。立宪派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多半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
有人会说，孙中山在辛亥年已是四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还是不改其革命初衷？中山的革命生涯至少要从 1890 年算起，其与陈少白、尢列等高谈革命，始于此时，年方二十三岁。
兴中会组成时（1894)，亦仅二十八岁。自此之后，他走上了不归路，成了一位职业的革命家。但是民国十四年（1925）北上寻求与段祺瑞妥协，年已五十八岁，感叹时不我与。逝世时，口中念念有语： 和平奋斗救中国”，似乎已倦于革命。严格的说，中山的家庭背景与毛泽东相去不远，与其说他是资产阶级，不如说他是无产阶级。中山原先想拉拢绅士阶级，然后者嫌他没有功名，家无恒产，不愿与之为伍。
总而言之，中年以后拥有资产的人不革命，除了少数例外，似乎是不易的常理。
四、绅士阶级亦知识分子
功名绅士固为资产阶级，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简单言之，凡能运作其知识以表达关怀社会之荣枯者即是。旧时教育极不发达，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只有在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读书人”能认识国家社会的处境，能借文字表达他们的关切。这些读书人就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自八世纪初年科举制度建立以来，知识分子的脉络更为明显，科举功名之士为知识分子的正宗，直至 1905 年该一制度废止，知识分子的结构不变。辛亥革命时期，传统的知识分子仍当壮盛之年，主导着社会发展的趋势，故科举功名之士，实同时具有双重身份。
此双重身份有时互相矛盾，有时相辅相成。涉及个人的利害时，可能产生矛盾冲突，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便是如此的。做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中国尽快改革，即使发生革命亦在所不惜。但想到了个人的资产阶级身份，便立即退缩下来，绝不革命。近代以来的几次现代化运动，都是绅士阶级所宣导。
首先是自强运动，魏源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观念，曾国藩、李鸿章等热烈响应，掀起“器物革新”的自强运动。及至中日甲午一战失败，康有为则认为西洋列国除了坚甲利兵之外，“别有所本”。戊戌变法看到了“制度革新”的层面。辛亥革命所要求的还是制度革新，梁启超等一度主张“破坏”、“革命”，但随即感到革命之后建设不易，断然放弃。革命无成，导致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大谈“意识形态”（ideology)?，以为有了理想的目标，便可挽救危亡。中国之走向马列主义就是这样来的。这一连串的现代化运动都是知识分子所倡议。其中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无不是绅士阶级的知识分子运思之结果。只有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运动者稍稍有所不同，是时旧绅士衰微，新知识分子兴起。总而言之，若无知识分子主导，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将无从推展，农工阶级恐怕依旧懵懵然不知所谓权利，遑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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