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刚从马德里大学毕业的西班牙年轻人胡安·林茨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跨越大西洋的经历似乎成了欧洲学者的独特优势，在此岸思考彼岸总是那样清晰、深刻。在政治学领域，列奥·斯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将古典主义和德意志思维传统结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而林茨则根据母国西班牙以及十余个国家的经历，对民主化这一战后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进行了详实的解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便代表了林茨和他的同事阿尔弗莱德·斯泰潘长期研究民主化问题的顶峰，也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发端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它强调比较视角下的经验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它要求精确的数据、科学的调查和严谨的推导过程，也要求研究者深厚的外语功底。数十年来，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等比较政治学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学的代言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军官激起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次席卷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和东亚的浪潮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民主研究从唐斯的纯学理分析走向具体的政策实践。林茨、斯泰潘、塞缪尔·亨廷顿、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拉里·戴蒙德便是后者的代表。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俨然是一部民主化的国别史，它涉及了第三波民主化中除东亚国家（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作者将民主化分解为“转型”与“巩固”两阶段。因为如果民主转型的成果沦为非民主政体，那么不仅民主的合法性会大打折扣，反民主势力也会从非民主政体复辟中获得巨大收益。而本书作者这样为自己的研究定调，“分析后威权时代民主政体得以巩固的机制”，以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因此严格来讲，“重在参与”这种不负责的精神完全不适合民主化的过程。这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像那些出于国民福祉而推进民主化的精英致敬。
“威权”最早由台湾学者译自英文authoritarian一词。这是一个兼具包容性与宽容性的概念，它摆脱了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冷战思维，可以泛指各种非民主政体。同新制度主义“回归国家”学说类似，民主化研究向政体的回归也表明了古典主义某种程度的复兴。林茨和斯泰潘的研究起点就始于政体的类型学（typology）分析。在民主的对立面，他们区分了威权主义、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和苏丹制四种政体类型。自英国开始，“旧瓶装新酒”一直是许多民主转型国家的共性，也是罗伯特·达尔等学者从学理上一直赞赏的转型方式。即使将“旧瓶”摔碎，它的碎片也会四处散落，继续对新兴的民主政体起着牵制或推进作用。更何况，转型之后的民主巩固还面临着构建“公民社会的自主性”、“政治社会的自主性”、“宪政与法治”、“官僚机构的职业规范与自主性”以及“市场自主性和产权多样性”等艰巨任务。作为负责任的政治科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将民主的态度视为衡量民主转型是否成功、民主政体是否巩固的重要指标。对此，想必在不同类型政体中有过生活经历的林茨有着切身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了“后共产主义欧洲”（既东欧和前苏联东部）的民主转型，作者称之为“最复杂的转型路径和任务”。的确，与南欧和南美相比，后共产主义欧洲交互渗透着历史、民族、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仅仅其中的一项就会令民主化的设计师倍感棘手。况且，作为冷战的一方和“社会主义阵营”“内耗”的始作俑者，“苏联不仅是一种体制，也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中心，而且还是一种主要的乌托邦思想的源头”。波兰的率先行动引起了东欧各国多米诺式的共鸣，当瓦文萨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特别是齐奥赛斯库叛逃未果而被绞刑后，人们不紧感慨，东欧的链条到处都是最薄弱的环节。但是，与东欧地区相比，前苏联诸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之路却异常艰辛。在小国，独立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国家性”问题，然而一旦苏联时代的悲情记忆触动起语言、文化认同等敏感的神经，“非我族类”的极端行为将会对民主化进程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开启民主化后选择放弃或减缓进程，都会面对道义和合法性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在序列与质量之间保持平衡始终是民主化进程不可忽视的问题。
多样化是民主转型与巩固最显著的特征，否则，“比较”的价值就会荡然无存。多样化不仅为生活在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希望和期待，也让秉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左派们闭上了嘴，虽然无知的他们仍将这种多样化意义下的“比较”视为“干涉别国内政”。同时对超过15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进行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两位作者缜密的分析背后，我们仍能体会到各国或风起云涌，或波澜不惊，或动人心弦的民主化历程。苏亚雷斯的热情、梅内姆的强硬、瓦文萨的激荡、齐奥赛斯库的残暴跃然纸上。在这样的研究中，多元化的相对主义至关重要。历史传统、先前政体类型、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差异造就了多种民主转型的路径，并对后来的民主巩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对各国而言，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道路可谓“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但更重要的是，多样化也隐含着以下道理：一国民主化的失败绝对不应成为他国拒绝甚至攻击民主化的理由。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