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路无坦途

邓广


描绘1998年和1999年中国大陆精英知识分子的论战不可避免地要叠映出他们的自份、学术资源、个人经历，社会经济地位等等。譬如，我们发现国内新左派知识分子多有中文系的经历，年岁较轻，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居多；国内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是以历史学、政治学为业；国内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学经济学，许多人从政。历史地描绘一场精英知识分子的论战要注意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包括哪些媒体（是电视、行业报纸、商业报纸、综合性报纸、、文娱性报纸、专业杂志、综合杂志、人文杂志、广播……）以什么样的方式（访谈、长篇学术文章、随笔、讨论会纪要……）发布，发难与回应的频率，牵涉进新人的速度等等。虽然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但在任何情势下我们描述一场知识分子论战时都应该辩析在个人的声音后面有无权力的阴影（山西学者谢泳的几本书提供了这方面很好的证据，值得提醒读者的是当年的教授可能心怀恐惧，今天的教授可能“”）。最后才是倾听论争声音的语气、语态、语调。确切了解上述事实，我们也就基本上把握了一场论争，有时顺时代地叙说倒是一种遮羞的方式，以堂皇而确定的姿态掩盖因信息不完全的种种空白，编造出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历史的样子，笔者尝试另一种叙述策略，旨在显示具体历史情境中诸多犹豫与果敢，彷徨与坚忍，怀疑与坚信，苦苦挣扎与守成安逸。韦伯等社会科学家提出了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具体历史中人在报刊的文艺副刊、周末副刊、读书栏目或有线电视台的读书节目当中出现时，在一场访谈、言讨会、笔谈、口述实录、同仁杂志中是否还能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呢？笔者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学者不仅在大众传媒上甚至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国内、国外）或向领导、企业家上交的报告中无时不刻地不在作秀。价值中立的原则在意图上是好的，在效果上却无从检验、无法达到。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会看到那些貌似价值中立的学术文章背后隐藏了多么大的价值预设。笔者在阅读当代中国的学术文章时时时有此感受，但这不是说价值先设不是当的，而是说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价值中立的学术原则。那就是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发言场合适合时机地摆出自己的价值立场，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和为强势集团张目的人（这里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来功分利益集团这一笼统的概念，大多数农民，城市工人十一亿多人是属庞大的利益集团，但他们的利益得到表达和考虑的机会却比他们人数少得多的企业家、经理集团少得多，因此前者是弱势集团，后者是强势集团。）不摆出自己的价值立场当然有许多好处，虚假的价值立场在传媒时代尤其或以瞒天过海欺骗广大群众于一时9自由主义者担心享有直接民主的民众被人利用也有这层考虑），譬如，撒切尔夫人初上台时，民意支持率很高，虽然她的政经政策十分不利于广大下层人民，但人民被她经济自由的价值说教所蒙蔽，直到十余年后一起吞咽苦涩的果子，撒切尔夫人下台时民意支持率只有20％。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话语权和接受信息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朱学勤先生在1995年10月的《读书》上那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描摹了这种情况的一种结局。“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两种人其实都已“返回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另一种现状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一部分省会级城市的学术资源要比其它地方占优，北京、上海比广州、武汉等一部分在学术资源上较占优的城市更占优。北京、上海或说全国的某些（极少数）学术机构的学术资源比其它地方占优。如此种种决定了前者讨论的问题更具“学术性”，更容易发表，更象“真问题”、“真学问”，后者的关怀则显得朴拙。在描述1998年和1999年中国大陆精英知识分子的论占时应当牢记这种失衡的现实学术资源格局。至少\\以下一些问题是人们感兴趣的。中心讨论的问题对边缘地区是否也是问题？如果是，是心讨论这些问题时，什么样的语气、语调、语态、语速可以使边缘地区更好地理解、认知、把握这些问题，进而找到解决自身“本土”（locally）问题的路径，如果边缘的知识分子能从中心的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一些路径上的提示或指明中心与边缘现实问题起点的异同不是更有益吗？当然，这么提问题是因为笔者相信，虽然中心、边缘有重大不同，但它们毕竟是在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这一共同的蓝天下，所以理论旅行的结果不会是“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吧。正如朱学勤先生在提及“六八年人”时谈到外界环境，学术中心和学术边缘各自享有的外界环境非常不同，这也会使得他们各自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不有一种情形也很有意思：汪丁丁和《中国经济时报》某版编辑。这些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也会决定历史的样子，将来这种作用会更加突现出来。

相约与告别

1999年2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之“思想学术版”发表了韩毓流的“新年答客问”回应1998年12月《南方周末》年终版“阅读98”朱学勤先生的《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韩毓流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怎样评价‘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样的划分？”──时说了句话“学勤先生是我尊重的学长之一”，笔者认为这是理解韩文最重要的线索。韩毓流和朱学勤先生是两代知识分子，所依据的学术渊源有同也有异，但是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那些不同的学术的渊源。朱学勤先生在他的文章伊始先把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国内三种流俗的见解中捡拾出来，这项工作在学术论文中或许是不必要的，但对有着三十万读者和良好口啤的《南方周末》倒是很需要的，因为既使是很有良知的读者也可能由于边缘性的地位对某些耳熟能详的概念作庸俗化地或受教条主义、强权化后的理解。因此，朱学勤先生对自由主义作了下面解说，并扼要回顾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布过程。这些文字也不应看作走过场似的文章作法，而有某种的宣教启蒙之功用。因为中国的读者由于种种原因，对自由主义有清晰了解的人恐怕少得可怜，甚至许多热心弱势团体权益或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未必了解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朱学勤先生对自由主义作了“本质化”的解说。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朱学勤先生这段要言为烦的解说是基于中国读者几十年来无从了解充满误解，李强先生1998年底才出版了本《自由主义》，刘军宁先生1998年中才出版了本《保守主义》的大背景及现实。另一个背景是朱先生本人“六八年人”的精神履历，虽说朱先生把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相比似是一种心理情结固执，但我们们还是可以从《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中看出他对于借某种名义行极权主义之实的痛恨；从而引出对自由主义的推崇，特别对消极自由的鼓吹，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年轻一代的韩毓海先生没有受过革命腥风血雨的洗礼，完全成长在启蒙主义的光晕下及文化帝国主义与宗法社会的两座大山之下的心情自然也就不同。如果朱学勤先生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哲学观是先验的，即便这样，邓正来先生在其清深的研究中华儿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8月号）向我们提示过自由主义思想内部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件东西有矛盾有时并不妨碍我们用，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可能只有它最不坏呢？所以韩、朱两位先生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真正分歧不在自由主义的问题上面。如果我们把目光停留在某些似乎是泾渭分明的词语对峙，不去看其身后那同一片话语场的话，我们就永远有打不完的笔仗，虽然可以领到稿费，恐怕于人于事也无大益。

在笔者看来，至为有趣的一点是朱、韩两位先生都引证或推崇同一位学者（秦晖教授）的研究成果，但作了不太相同的处理。所以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不同方向的努力中有无互相补充的可能性。

朱学勤先生在他那篇文章结尾部分写道：“双方根本分歧不在别处，而在于上述‘手足’之争，自由主义批判卑之无甚高论，始终指向那只‘看得见的脚’，新左派功势义愤填膺，是落在了那只被踩得住的‘手’之上。”之前，朱先生具体解释了这一比喻的含义，“当他们在义愤填膺地批判中国市场经济造成多少人间不公，并由此还迁怒于跨国资本入侵以及全球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他们忘了这里的市场经济并不是那里的市场经济，它还更多地受权力机制牵制，经常是‘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那些被新左派谴责的人间不分，更多地是应归咎于那只蛮横的‘脚’，而不是归咎于那只肮脏的‘手’”。在朱学勤先生为何清涟香港版《现代化的陶阱》所作的序言中有更为透彻的表述。《现代人的陷阱》“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用大量资料数据和事实说明，中国各项旨在为民众计谋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操纵之下，引起的各种事后不良反应及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强烈呼唤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时，必须将人文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发判断相结合，尤其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这里有两点值得说明，九八、九九的精英知识分子论争不是象牙塔里的“俄罗斯方块”，是有明确现实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是真问题；其二，价值判断有两种表现形式，何清涟的政治经济学时刻展示出其人文关怀，新保守派的纯经济学家们没有明示其价值判断，但那不表明他们“没心没肺”，他们也有其利益基础，价值取向，只不过不是平民罢了，没有摆在桌面上，不那么一目了然，这点易让我上当。所以“纯经济理论”从来就不存在。朱学勤先生对新保守主义作了批评（关于新保守主义的说明请参看《天涯》1997年第5期上汪晖先生十分重要的文章《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他说：“由于中国‘新启蒙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着目标上的部分一致性，这个运动的保守方面成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技术官僚或者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的官方理论它”，对这一定义笔者认为的不妥之处在于标示新保守的似乎不在于“体制内”、“官方”，或仍依据“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应在于维护官商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现实得利集团的政经领导权）。朱先生写道：“比如人人都切齿痛恨的腐败问题，很显然已经不是道德领导能够解释的问题了，它是一种结构发腐败，是根源于特定体制、特定改革路径所产生的‘政治之癌’。更可指责的是一部分学者不仅闭眼不看腐败对中国改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还提出‘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论，将腐败列为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腐败是以体制外经济资源赎买体制内权势的方式，它既能使体制内的权势者和平接受一场经济资源的转移，又能使体制内的僵死资源援接到体制外再生，重新进入扩大再生产过程；腐败的结局是新事物消解了旧事物，新体制消蚀了旧体制。”笔者信手拈来的两例是茅于轼教授在1998年一期《经济学消息报》上关于通过赎买腐败的经理人员离开国有企业领导岗位的妙论，茅教授第一步先论证国有企业不是全民所有，也不是工人所有，而是国有，这样一来先把工人的权益完全排除出去；第二步挥起效率、交易费用等利剑就把腐败的国企领导人从法制下救赎出来，并让他们变成 了明正言顺的大款。另一个例子是盛洪的文章《交易的含义》（《读书》1999年第2期），《论社区资产的个人化的途径：“分”与“卖”》（《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盛洪摆出了一副给人们讲经济学的先贤态度，把不同意“卖”的人识成“对‘卖’字深恶痛绝”，似乎真的别人的表述逻辑有些问题，并且很情绪化。在学术常识的名目下，盛洪掩盖了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怎么分，怎么卖？道理人人都懂，关键看你怎么做。“经济学家固然研究‘机制设计’，但只是在抽象层次上，到了每一个具体场合，机制的设计都不再是‘设计’的问题，而变成了摸索和创新的问题。”（汪丁丁语）这里有几层意应该讲透：首先盛洪的学术文章也是一种“摸索与创新”的形式，他根据他所理解的周村经济提炼或变相成他的‘设计’，换句话说，经济学家的研究与农民，工人的实践年楼一样都是设计，当然也有反馈，国家推广的试点、改革也是设计。其二，任何摸索、创新只有相对制度化才能发挥作用，也正因为这样，利益分析在机制设计中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卞悟说盛洪搞的是问题，不是真学问恐怕也就是这个意思。朱学勤先生引用了何清涟书中的一段话：

“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因为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廉兆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构建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的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时过境迁，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映证了何清涟的担心差不多就是现实。1998年11月《财经》月刊吴敬涟，汪丁丁的对谈中讲的裙带资本主义。周其仁在《公共论丛》第五辑《向哪一类市场经济过渡？》的谈话中说“国家权力与商业的力量勾结以后，可能就会推毁经济的底部，比如在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里产生了‘大家族’。”（周其仁依据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对初级市场与上层交换的区分，指出以官商勾结靠特许权驱动的利益增长模式，将会抵制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最终发展出一个靠侵蚀社会底部的上层结构的危险。他的看法与何清的异曲同工这妙自不待言，与崔之元的《“混合宪政”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也可以对照阅读。）另外，1998年第4期《战略与管理》上孙立平、杨帆等人的文章及杨帆的专著《阻击风暴》恐怕都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如果考虑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情况就更除恶。汪晖先生在《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天涯》1997年第5期，笔者以为这是论点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说：“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际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这种腐败渗透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公。即便从纯粹的效率的观点看，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创新发展出遏止这一过程的社会机制的话，这种体制性的腐败对经济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障碍，而与这种腐败相伴随的盲目的消费主义也将迅速地耗竭自然的社会资源。”韩毓海关注到秦晖教授（详见《天平集》、《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于公正的论述：“公开充分的自由市场竞争是保证和实现公正的唯一道路。他们坚持市场竞争在起点和过程中的公正，并把‘真正落实’市场原则作为思想核心。”虽然这样的概括未必能昭示秦晖教授精缜思想的真缔，但至少与朱学勤先生的看法并无二致，其实是一个源头嘛。韩先生“笼统的‘保护私有产权’，是指对财富被少数人垄断保持默许，还是指保护大多数人的财产权、生存权、民主权等基本人权不得以各种形式被剥夺？”的担心也是朱学勤和秦晖教授的担心吧。前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似乎与后二者并无区别。

“看不见的手”

朱学勤由于本章开篇揭示的某些原因处处提妨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情绪化地误读了韩文“社会主义的原版”的提法，有害地吸食了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反讽，指不分时间地点地鼓吹消极自由），更完全忘记了秦晖教授的忠告“要以积极自由争取消极自由”不仅仅是“积极的态度”。韩先生担心“改革的”专制政权，不公正的“自由”是否会以消极自由的张扬而消失；朱先生则担心社会主义资源、本土化知识的利用会不会“导致复旧的”民主运动，反自由的“公正”。朱先生对直接民主等问题的探讨，对新左派应该是有益的。的确好的意图不等于好的结果。笔者更愿意把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看作是追寻自由之路上不同的途径，它们应该有着共同的基础。正因为争取自由的道路充满陷阱，充满明明暗暗的敌人，才需要有新思路，尽管许多问题本不是纸上谈兵的学术问题更有具体操作的实践问题，但需要至少是有纸面上打消历史上同类错误复现的可能。新左派对张颐武“中华性”的批判，对苏力与冯象关于法律本土化资源解说的取舍都表明了他们其实坚持的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接受了新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挑战。“对西方（普遍性）的批判不能简单地导向对本土（特殊性）的回归。”说白了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分析对现实失去效力或变得迟钝的时候，往往不是它依据的主义、派别失去了活力，而是具体的作为个体的理论它没有看清问题的根本。

苏力由秋菊和山杠爷的困惑，参照社群主义的看法批判了普适主义法制。“是否存在一种无语境的、客观普通的权利，并可以毫无疑问地据此建立一个普适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这种权利（特别是那些基本权利：安全、自由和财产）。”苏力的回答是否定的，并由此认为：“在中国的法律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应该说苏力把看过电影的观众科的困惑用法理学家的语言表达出来，颇具洞察力。但是苏力对秋菊故事的叙说中忽视了一个细节：秋菊在村里、家里得不到支持（在山杠爷的故事里就是村民对杠爷有些惧怕）。冯象指出了这点：“在村里人看来，她之所以会‘失去伊甸园’，纯粹是因为她做事太过分，不近人情，像老辈人说的‘头发长见识短’。”这样秋菊成了自发追求个人权利，自发（并不自觉，才有困惑）追求公正“说法”的人。据冯象说，正是这种人民的自发追求是法治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现实中对法律公正的追求也是要靠艰辛的斗争和长期的争取才能取得。韩毓海在他的文章里说到这件事时引用了冯象先生的一段，笔者抄录于下。“法治只能是全体人民社会生活，包括他们的斗争、压迫和解放的产物。在这个继往开来的事业里，每一个秋菊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法盲’身份和位置。法律之手插在谁的口袋里，手心里捏着谁家的正义。从根本上说，不是靠哪一种权利话语的分析的解释能够预料的。法律因此是远比秋菊的‘说法’要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利用，常常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法律，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威权化的思想’，他说了算；有时候，法律干脆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有意思的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刘小枫也注意到了苏力与冯象的区别（见《公共论丛》第五辑，第84、85页）。刘小枫先区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反对普遍性的观点。“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理想尽管源于西方社会，基于对公功理性及其认定的基本正义价值的肯定，具有普遍性，但并不等于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或国家演化中只有一种自由主义宪政的现实形式，要依不同文化传统的现代演化的历史具体来决定。”另一种观点是“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的基本政治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而具体的宪政制度结构（形式规则）历史演化的差异──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刘小枫认为苏力反对后者，冯象反对前者，也可以说苏力坚持前者，冯象坚持后者。按刘小枫的看法，冯象可以算个自由主义者，那么同意冯象观点的韩毓海也是个自由主义者了。（刘小枫的这篇文章及邓正来先生关于哈耶克的论文对认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者之关系有重要作用。西方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社群主义就由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环保运动、黑人运动、少数民族运动、新马克思主义运动等弱势群体实践的政治理论升华而来，对刘邓先生辩析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互动。）

八十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国一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建立，公共空间的达成，来改变原有制度和政经势力对比，甚至由引为契机来争夺文化领导权。然而近十年来的情形表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新型官僚、国企的经营者，体制外的很营企业主，外企投资者、经营者和社会变迁中形成的“新社会空间”都形成了自己的空间，也都赋有经济理性的色彩，受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不同程度的旧宗法社会的双重控制。韩毓海依据马克思对当年社会的观察，指出市民社会只能产生一种“消极的自由”，他们要求政治最少地干预他们的经济领域活动。市民社会的“自组织性”正好深刻说明了这种“消极的自由”，那就是市民社会完全不能自动地导向政治民主化，相反，它不过正好相反地呈现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法权与经济”之间的巨大分裂和脱节。至此，朱学勤先生的困境已经毕现无疑，但朱有一点看得准就是新左派真正反对的是“看不见的手”，新自由主义都难以接受的也正是这点。“单方面对经济领域内的‘消极自由’争取与强调，已经使中国面目不清的某些所谓中产阶级日益在经济领域内变得野心勃勃和贪得无厌的同时，而在政治领域变得日益保守，甚至正在成为与变迁后的旧制度合流的重要而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丹尼尔·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仍然具有意义，即‘消极自由’的强调已经使经济领域成为与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或社会整体相分离的独自领域，封闭在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不但不关心，而且惧怕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变革，反而认为这些变革有违经济领域内的‘效益原则’，投资环境不安全，这样，它就由对‘工具理性’的奉行转变为现存经济的工具。”经济学家有严密的下设模型并且是数理模型来解释为什么市场制度（私有制）更优越，是社会的演化方向。汪丁丁先生的一部分工作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读书》1996年第11期《“效率”所要求的……》），这篇文章象一根红线把汪先生许多为市场制度合法化的努力串联起来。“这里我仅仅从经济效率角度业谈论私有制的涵义。”虽然汪先生用浅显的语言把这个道理说得很透，但是我们忘记这其实仅是一套数学公式、一套模型，并不是现实，不是经验，也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现在世界上最完善的市场制度国家也不是完全的市场制度化。说得白些，经济学的形式理论并不能证明经济学自身的合法性。我们都知道数学的第三次危机，就是数学原有的形式化公理体系被人（罗素）找出了矛盾。经济学的形式化理论或经济学自身可以被用来理解社会现象，服务于某些实际用途（如金融等），但不足以作为社会制度的合法化基础。相反，经济学要去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解释它的现象和变化。象任何一门实证科学一样，经济学永远是开放的，没有终极真理。另一方面，以效率为目标涵数的经济学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有较大差距，公正呢？可持续发展呢？把人类的基本价值目标加进来，经济学恐怕就没有这么自信了吧。至少抛弃制度拜物教和市场意识形态的禁锢，结合人类社会的实际，我们可以说现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区分不一定有什么学理上的意义，它们的对立完全是特定年代的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的臆想之物。退一万步说，效率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应被过分强调，它不应成为我们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目标，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清理经济环境。“‘公平与效率之争’只有在过程公正性已不成其为问题，结果平等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发达国家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正为‘过程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渲染这一‘矛盾’根本就莫名其妙。这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两难选择。公正至上，效率即在其中──这才是我们这类社会应有的呼声。”（秦晖语）

九十年代以来，从国外回来浸淫西方经济学洗礼的经济学家和国内培养出来的深受教条主义政治经济学毒害又心向西方经济学的中式博士们热衷于干的两种事就是论证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渐进改革之路多么好──这才是我们这类社会应有的呼声。”（秦晖语）

左顾右盼

韩毓海在回应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快人快语地提到了《天涯》1999年第1期上任剑涛的文章《解读“新左派”》，应该承认任先生十分努力读了许多文章，这点从他文后的注释就可见一斑，但显然有许多误读，这种误读也不应怪任先生，广州毕竟不同于北京。一开篇任先生说，时下中国思想界由三足鼎立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演变成二元对垒的局面。这种说法其实是误解。笔者只想举一个例子。卞悟先生在《读书》1998年第6期撰文《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引来同年第9期乐钢先生的批评《真问题的背后》，1999年第2期上又刊出了卞悟先生的回马枪《错把杭州作汴州》。如果读者读了上述三篇文章一定会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因为双方似乎在各说各的话，怎么又打得热闹。有趣的是1999年第2期《读书》刊出了盛洪先生的《交易的含义》来承受卞悟先生的责难，当然也不为自己辩护。至此，总算冤有头，债有主，各得其所，尘埃落定。虽然卞悟的批评不一定针对盛洪，因为那种分法实在很势，鼓吹的人也很多，而盛洪的辩护也没有新意，但总算是新保守主义进入阵地的一个标志（即使在新保守主义内部派别也很多，任何一种用主义、派的标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讨论的方便。）

汪晖先生曾回顾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的流变。并对现代性的认知方面作了阐述。这可能是第一次对当代精英知识分子作系统论述，其中包含着高度的自省。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如果说有内在同一性，那就是国家现代化，到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其它的同一性已经分裂了。新权威主义显然打碎了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的共同性。早在九十年代初，国内一些年轻的学者就看到了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许多苍白无力的一面和自我缠绕。譬如，文化反思运动构造出一个古老中国和一个现代中国，并开创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历史叙事模型。文明（工业文明，社会进步）与愚昧（农业经济，传统的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知识分子们理性思考所得，因此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呼唤不断。另一方面情感上对老中国生存的独特韵味、零情醇厚、坚实素朴的迷恋，与对传统道德体系的仇恨，厌恶并置，同时还带着对工业化、商品化进程感受到中国宗法社会两面性的现实，一方面是文化反思、历史寻根的使命感，另一方面是五四文化裂欲、半欧化教育营造的民族文化虚无的现实。1983－1987年知识分子的二难推论一方面出自当时他们没有认知到中国宗法社会两面性的现实，一方面则是出于对传统、文明的想象。八十年代给九十年代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这些东西中有许多限制禁锢了九十年代民众的思想。文化决定论就是一例。把一切实际社会问题归结到教育、民族劣根性、东西方文化差异等。这方面可以参看秦晖教授在《学问中国》一书中的宏文。的确，对八十年代的思想作认真清理是十分必要的。按着文化流布与现实环境的变化，精英文化随着时空推移可能变成大众文化的观念因子，如刚才提到的文化决定论，显然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经过大众文化的强化、固定化，更广泛地传播，成为大众对现实问题思考的一种遮蔽。精英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能忘记它的影响和接受的问题。关于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内部状况，汪晖先生用高度抽象的语言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他同时注意到九十年代初对八十年代用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自身的错位。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后现代主义诞生于一个未死方生的时代，阻隔了两种自由主义也达成了它们的转化。中国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市场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领域的合法化基础。他们自觉地跑到了新保守主义一边。笔者要指出的是由于后现代理论的多样性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危险的博德里亚德。

1990年是一个被历史雾障所笼罩、所阻隔的年头，以失语症命名的精英文化陷于两难困境。八十年代末的震惊体验，使八十年代中其文化反思命题在九十年代失去了强大而热切的社会语境，从而也失去了自信与明晰，而呈现出一派繁芜景象。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直面着裂谷侧畔不无狰狞的文化断层。政治权力的更迭，社会资源的变迁与重新分配造成了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颓坏，而这颓坏与其说是一处知识话语权力的空白，不如说这处空白中充满着远为繁复、丰富的内容，与其说它是一处未死方生的空白与裂隙，不如说它是历史幽灵与现代魔鬼出没同乐的空间。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主要是对历史幽灵的揭露与控诉──传统愚昧，老中国的无主名的“吃人”恶势力对现代文明、进步光明的迫害、肆虐，从而呼唤现代化的到来，新的拯救力量的到来。在这一话语中包含着溢于言表的乐观主义精神，经历百年忧患的中华民族必须或一定能够在屡遭延宕的契机时刻加入人类（其实是西方）线性的历史进程。关于现实充满狂喜的忧患式想象取代了关于历史的一间“万难轰毁的铁屋子”或一处历劫岿然的黄土地的丰满、凝重，充满了细腻层次和无限繁复情感的叙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通过迂迥曲折的文化表述策略试图争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努力，一方面时常受到政治迫害恐怖症的侵扰而自扰，一方面由于受主流话语浸润太深的缘故，终于一步步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其形式与内容与旧的话语体系有某种镜象关系。这些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已经包含在八十年代更年轻一代的文化读书派中某些自觉者的有意识努力中，可惜由于受小时社会语境的制约没有很好地被倾听，甚至汪晖那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也忽略了。八十年代的许多启蒙的价值原则不论其如何不尽如九十年代之愿，但已深深地扎根在九十年代的生长点上。

“今天与昨天有何不同？”经过九十年代头三年的沉寂与失语，中国社会的各基础力量调整着自己的位置：个人、社会与国家的人野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欢呼市民社会的扩展和大众文化难道不是“进步”吗之类的话，无异于甘做“幸福的奴隶”或是表现出知识上的贫困。商品生产和技术，新型利益集团和旧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大众的控制，造成中国人民深刻的精神分裂症，并延宕了社会演化的进程。商品生产和技术统治作为启蒙理性的合理结果，表明“现代性统治”有多种面孔和多重后果。“自由”、“个人”、“民主”、“公正”等价值理念应既包含对前现代宗法共同体社会的批判，也包含对全球资本主义内鄯化现代性统治、大众文化的批判。另外，社会与国家的各自,演化和互动间的具体情况不是自然过程，其间必然有种种结构性、利益性、偶然性的缺失，这些也都在“进步”之外，需要常深入进去，详加辩析与批判反思。令人遗憾的是，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轨迹与此不同，在“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批判激进理想主义的先声中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无视十几亿平民的保守主义话语体系。又由于地方与大城市学术的不平等发展，传统经院哲学的国家主义背景，媒体与学院政治的消极面使大陆学术界结构性畸形发展。全面深入地探讨恐怕不是我们有限的篇幅和写作者的学术洞见所能达到，这里只能就相关问题做简约化地可能并不恰当的批判。这个话语系统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表现为具体的保守主义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它们的方方面面并非彼此完全协调，更非什么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毋宁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或心照不宣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它反倒更能形成某种四面呼应，八方笼罩的文化氛围。有人估计，这种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态，如果说顾准的独立思考为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面子，那么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恐怕只能带着羞辱封存于史册。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话语极大遮蔽了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八十年代具体历史事件、对于阶级段和许多具体境相关历史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

当1995年以后中国知识分界的一部分人为重新发现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论述而欣喜若狂的时候，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相堂而皇之的可以为其辩护的合法性判据──他们忘记了甘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读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最应该反思积极自由的岁月没有反思之声（九十年代最初三年）而在最应该警惕消极自由之时大唱积极自由的挽歌？与九十年代初的沉寂相比，现在的喧嚣显然是拾了自由的余唾。但中国大陆的知识界似乎以为这些自由已经很充分了，而没有更大的嗜求，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优越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怕过多的要求会危及自己现在的既得利益，这里我只能提醒他们注意江泽民同志对世贸组织说的一段话：中国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分别开放音像、传媒、出版市场。与其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姿态，不如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易手与大众传媒、消费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统治。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双重挤压面前依然能气定神闲，无非是找到了吃饭的生计；但同样因为害怕丢掉吃饭的生计，做一名犬儒主义者便是其交换条件。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该清理队伍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一条值得强调的底线是：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更拒绝以中国传统之名或九十年代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之名否定西方启蒙以及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拒绝以王朔、王蒙来否定鲁迅、闻一多。自由是为了高尚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还是允许存在不受他人强制的行为和思想偏好，其实并不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亦或只是个假问题。如果说九十年代头三年中国知识分子群被其特有的政治迫害恐怖症所威胁，那么九十年代中期对“两种自由”的表睐是其身份地位转换的结果，从而演变成革命恐怖症。大部分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官的帮闲，商的帮忙，只有极少数几个人自觉站在民间或人民的立场上。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的想象中染上了激进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实，八十年代是妥协与共谋的时代。不说其主流思想家李泽厚哲学与中国式教条主义哲学有着多么亲和的关系，也不说许多八十年代的行动者多么渴望成为权力的拥有者；“十分明显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启蒙主义话语已经开始沾着自由的逻辑展开：看似下滑，实则突进──‘钱是好的’，‘性是好的’──赚钱和功利主义纳入到人性和人文主义之中”（韩毓海语）。两种自由的重新发现也不是对于法国革命或“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并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他说‘难道谁会认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甘阳语）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有什么疑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站在“五四”启蒙运动一边，站在八十年代思想启蒙一边同时批判其内在的不彻底和思想混乱性。简单地把革命等同于极权或得利集团而不是人民群众，而这种所谓情感司理智的背反可能会使自由主义者很痛苦。说到底，两种自由新论在中意义与伯林提出的意义并没有太多关联，真正的关联是中国传播者们的身份与地位。

关于两种自由的话语遮蔽的另一问题是由秦晖教授最早提出来的，中国现在不是缺少自由主义的理论，而是缺少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实践者。“‘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中国的两种自由论者显然代表了市民社会的主体的意见，他们希望不参与执政的权利，而拥有其他的平等权利，过平等的生活，平等地发财，平等地享乐，平等地从事职业，平等地居住，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积极自由既然不被允许，也极易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而没有什么直接的实惠，反之对许多人并不觉得缺少了什么。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也使消极自由兴盛，使越来越少的人为乌托邦理想牺牲，现世的幸福，使更多更多的人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放弃一切理念。因为“革命后的厌倦，激情的衰退，以及那么多的高尚理念与那么多的巨大希望之被滥用，都已经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极端：在以为我们能把自己造成新人以后，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根本无能改造自己；在过度的自高自大以后，我们现在又陷入过度的自哀自怜；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无所不能，现在我们则认为一切都无能为力；我们由此倾向于认为一切奋斗与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这真是我们时代的大悲哀，这与我们的父辈何等的不同？”（这恰好是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图景，与十九世纪末的末世论宛如隔世。）

九十年代头三年中国知识界出人意料的沉寂与现实真空互为因果。可也就在这时候，一些八十年代就跃跃欲试的“小伙计”开始对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的话语霸权大加挞伐。这三年也是中国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学术新秀占据了话语中心。关于这段换场戏，韩毓海在1998年第3期《读书》上作了九十年代以来最为精当的辩析：“九十年代初文坛上后现代的饶舌，只不过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话式衰败到不忍卒视的一种表征。后现代文坛小伙计们对于学院和文坛政治的热衷，体现的却是对权力的渴望和顺从。（他们不是有话没法好好说）而是黑说白说黑白说，它之所以在一团搅的之后直奔‘话语霸权’的原因，正在于一开始争的就是‘话语霸权’”。其实也谈不上“争”，因为学术新锐的对手早就默不作声了，这完全是场独角戏，有趣的是对于这批人的批评往往是不恰当或十分混乱。譬如，张颐武被海外民主派和国内启蒙精英看成与官方“合谋”的典型，而完全忽视其对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合理批判，也就失去了一次反省自身的机会。把张颐武指认为“合谋”的典型只不过是给他带高帽子，他还承提不起，而那些真正的合谋者早就隐在幕后。不反思的启蒙主义是另一种保守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回溯，这点尤其要区别清楚。因为没有脱离具体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可以一劳永逸成立的理念或命题。现代性的逻辑和现实正当经济环境的两重挤压给启蒙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回避是条死路。

张颐武们所处的学术环境──大学和研究院催化了他们一种新的文体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与八十年代的不同可以称之为修辞学的转换。长句子、欧化句子、从句套从句、繁复的修饰语、短小的概念语词（如“时间的种子”，这些短语可能是中外大师文章中的个案或比喻性警示概括用语，现在被用来再度作为能指）是这种文体的一般特征。刊行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专业性学术刊物的文章则以宏篇巨制为多，行文多蜻蜒点水般地简短引用或转述，给人目不暇接之感，而在这些文字的肩膀上往往有引文的标识，指向一个更为庞大的语义场网络，所以要吃透一篇文章的含义或判断其论题的真伪往往要阅读整个知识库中的文献。学术论文本是要求清晰，现在变得含混和似是而非，这是十人分有趣的。这种含混和似是而非是以一种多重限定词，强调句式来达到的。

“九十年代，一套知识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正在生长和形成。学术规范是知识合法化的喇叭。在知识的市场上，知识的消费，品牌的竞争以及资本的竞争已经很明显。知识分子成了学者，他们沦为大学体制的配件，成为固定的齿轮和螺丝钉，丧失灵性和性情，为了消费而自动生产更多的知识，并通过品牌去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地位。他们忠于既成秩序，他们所忧虑的是找不到学术时尚的韵脚。”（旷新年《读书》1998年第3期第34页），这种学者化现象既有思想上对消极自由的认同，也有以新的学术规范夺取旧有僵死御用学术领导权的意图。可是学者们恰恰忽略了“九十年代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同，那些被八十年代视为向旧秩序迂回进攻的战术、经验、习惯、功利，已经变成了九十年代社会整合与控制（包括将启蒙者自身体制化的社会合理化）的理由，在九十年代，当这些战术的最真诚的发明者（包括顾准在内）也许都不再忍心认出自己当年的发明时，学术洁癖却成了某些学者唯一的追求。”（引文出自韩毓海1998年第3期《读书》第41页。）九十年代热闹了一阵子的“海德格尔纳粹命案”包含着学术与人生分离与结合的困扰，也体现了历史情境错乱的症候。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否因为海氏的纳粹经历而显得不学术了，而包藏危险思想的隐患了呢？回答应该是否。但这是否表明学者的学术可以和他的生活、政治、社会身份剥离呢？回答也是否。其真正的原因是，海氏哲学思想深远，甚至就包含了纳粹问题，海氏是一个极特殊的个例，并不能为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愚昧提供合法性依据。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于学理层面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避免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和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这两段文字是邓正来先生发表于1992年11月香港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的开头。一方面这段文字似乎与1992年中国兴起的自发市民社会建构进程相呼应，另一方面它又隐隐约约指归于八政年代后期某些知识分子行动者的社会想象。虽然市民社会的建构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而不必是学理上的合法性证明，但是知识分子提出自己的理想化方案和在学术上敲敲边鼓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从来没有什么纯学术的社会知识学考察方案，你的学术探讨研究有无创见性往往与你对社会的理解相勾联。这样看来邓先生的市民社会一开始便在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下动作，为什么必须依仗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的力量呢？从苏东的演化来看，似乎并不一定如此。“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是否一定会引起“社会失序和动乱”呢？避免前者是否一定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呢？这些答案恐怕都不一定。社会应该成立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的战略思考无疑很好，但如果这一领域的主体是新老分利集团、企业家、政客、报业集团老总们等等，我觉得对大多数公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所以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建立市民社会，这种自发进程自八十年代以一直未有间断，而是建立一个怎样的良性的市民社会，这恐怕不能在原有社会构架内达成。市民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价值与利益领域的诸种冲突今天已经十分明显。市民社会中的各种价值之间乃是彼此冲突，相互抵牾，难以调和的，因此实现某一价值几乎总是会有损于其它价值，而并非带动和促进其它价值。诸种同等重要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兼容性”首先就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呈现出来。1998年7月份《读书》杂志的“编辑手记”中有这样的句子“在前一期的《读书》中，我们发表了秦晖、樊纲和王希的文章，他们对当代社会进程的理解，对于知识的意义、看法都相当歧异。”更重要的，也是多次强调的，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并不是铁板一块，它的漂移和再定位先于知识分子对其的想象性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必然面对现代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联手挤压。

市民社会是西方十七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现代民主动作所需要的市民社会，是托克维尔提出的“societies”。这个复数的社会指的是民间组合、民间社团，如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媒体、社区自治、教会等。这个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而且能进入政治过程的现代民间社会似乎能，其实未必能克服两项民主的吊诡：一是民主突破了个人君主专制，扩大了行政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将威胁个人自由；二是民主是多数上述概念不同的历史际遇，不具备上述概念中的公共性格。中国今天的社会还是一个宗法共同体式的私性社会。九十年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是贪污、腐化、走后门，是帮会、地方势力等“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温床，几乎一切事物皆须依靠私人或拟拟的私人关系。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公共领域，即人民或公民共同关心的事务和关系得以充分展开的空间，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不必然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改革，关键在于中产阶级在哪些条件下兴起……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很难发展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意识和公共道德……未来的改革大概主要限制在行政方面，结构性的革新，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相当渺茫的。”（林毓生语，转引自朱学勤《从一支烟到一本书》，《读书》1997年第6期第53页。）

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市民社会说有如文化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说呈现着多重面貌。同样，不是去证明财产权（私有制）姓“富”还是姓“穷”，而是如何设计一种财产权制度（必须经过清算）保证广大平民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为了让读者看清保守主义者的面目，我们不妨引用其中的一段：“在财产权受保障的社会中，财产是流动的，财产是永恒的，富人可能变穷，穷人可能变富。在穷人的财产权得不到承认的社会中，财产和财产权都静止地停留在少数权势者手中。由于财富难以流动，结果是富人永远富，穷人永远穷。在财产权成为普遍权利的社会中，即便是无产者仍然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正是这一权利有了保障，仍然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正是这一权利有了保障，我们才有机会听到无数个白手起家，由贫变富的动人故事。”（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公共论从》第四期，第151页）我想刘先生最好还是能拿出些历史资料或调查报告来证明这一宏大叙事吧。

其实，在中国这个病态社会中，普通公民从自己经历中（如王海打假，碰到纠纷不愿打上法庭，不是法制意识淡泊而是因为打官司成本高，法院离老百姓太远。）越来越觉得国家的无动于衷，而国家越来越受到自己内卷的权力动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的左右。政府机关已经与普通公民脱节了。公民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作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国家领导人定期的下基层视察的电视镜头，恰是这种距离的能指。

九十年代对于政治与革命史的文化消费一直经久不衰，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到《交锋》、《呼吸》、《政治中国》、《言论中国》。然而这仅仅是消费官方既定的说法，你可以填加些视听的材料，但绝对没有自己的思想，而读者还能从阅读中获得一种了解内幕，看一真相的快感。文化大革命自七十年代末被官方否定后，这段历史就有了固定的形象，这一形象已经大大取代了这段历史繁芜性本身。奸人作崇导致兄弟间的残杀，领导人的风流帐等等重写历史不但没有以批判态度正视文革提出的问题，反而以大事化小和道德遣责的民间故事手法抹掉对历史事件的记忆。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重新思考。但在九十年代也被忽略了。

　

结语

当下，新自由主义其实是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有三条路可以走。其一，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有自由主义原则的共同基石（第一部分所反复论证的），新自由主义可以成为人民权利的代言人，启发教育帮助有民；其二，坚持自由主义，正象苏文先生指出过的那样，可能会失去而不是获得历史机遇；其三，靠向新保守主义，他们的共同点可以在私有制上找到，但是不是不要强制的完全市场化呢？恐怕就不好说了。新保守主义是最有市场、力量最强大，以至于他们无须在热闹的争论中占据有利地位，他们一直牢靠地掌握着政治 经济、文化的领导权。新左派依据的是实践哲学，他们需要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人是专家并且政治化，但最重要的是他了解人民的需要，能和人民打成一片，而不是受科层制官僚或同构的学术制度、知识生产方式禁锢。现代史上的鲁迅，闻一多甚至胡适都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新左派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未展开，新左派的成功不在于学术上把道理讲透，而在于实践中改变局面。这是条漫漫长路，对于知识分子我们只能呼唤出现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和各行各业的有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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